“运动时代”的重要特色或标志之一是，凡“运动”一来，人人都要表态，没有沉默权；而且必须按照统一部署、统一态度来“表态”。所以，如何表态、怎样表态，十分简单。但如果自己略有“想法”，如何表态、怎样表态却是大有“讲究”。
建国之初，在“思想改造”、“批胡适”运动之后，更严厉的“肃清胡风反党反革命集团”运动在1955年暮春接踵而来。在这次运动中，《文艺报》起了重要作用。然而，据《文艺报》当时的负责人康濯在《“文艺报”与胡风冤案》（《文艺报》1989年11月4日、18日）中回忆，他们对胡风的批判是从1954年底开始的，但只到1955年5月中旬以前，对他的批判还是集中批判他的文艺思想，认为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思想，他标榜的是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宣传唯心主义。但是，1955年5月13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和《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这一《材料》是胡风写给舒芜的一批私人信件，按性质分类编列，并附有舒芜的注释。胡风《我的自我批判》则在文前加有“《人民日报》编者按”，这篇八百字的按语，是毛泽东亲笔所写，报上排出的字体也比正文字体大一号。由此，胡风的“问题”突然由“思想问题”上升为“反党集团”，立即又进一步上升为“反革命集团”。
由于“胡风集团”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变化，《文艺报》原来组织、准备的从文艺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批判胡风的文章便不能用了。康濯回忆说，这以后他们们主要只组织发表了三类文章。一是政治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带有表态性质。二是揭发胡风集团的一些人在各个单位和各种工作岗位上的“反革命活动”的。三是分析批判胡风的思想发展和哲学根源的，“其中有的称胡风思想为反动思想或反革命思想，乃至国民党的法西斯哲学。还有的系统揭露、批判了胡风反革命理论的前前后后。”
运动之初，最急迫的当然是“主要带有表态性质”的“政治揭露和批判”的文章。《文艺报》自不例外，紧急组织了一批这类文章，康濯认为：“这些文章有的也写得不错，有的还揭发了一些胡风的材料，不过这些材料最多也就是对党和党的个别负责同志不满，讲的话很难听，但总谈不上反革命性质。于是这类文章就只好骂胡风恶毒、凶狠、疯狂、阴险等等，以致弄得编辑部的同志都纷纷诉苦”；他承认，自己在修改这一类文章时也感到很难办。这一类文章他们发了六、七十篇，从郭沫若、茅盾、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曹孟君、梅兰芳直到刘绍棠、李学鳌以及几位少数民族作家和一些读者来信，还转给了因来不及而没组织到更多表态稿件的《人民日报》几十篇以及《人民文学》几篇。这些“表态文章”，《文艺报》发了四期，到十三期就打止，转而发表第二、三类文章。
因为事发突然，原本准备好的《文艺报》1955年第9期只得暂停，与第10期合刊于5月30日出版。这期《文艺报》发表了近三十篇“表态文章”，这些文章最长的不到两千字，多数不到一千，是名符其实的“表态文章”。作者多为文化、学术、艺术界名人，依发表顺序为叶圣陶、梅兰芳、楚图南、钱伟长、沈兹九、白朗、曹孟君、贺麟、冯友兰、钟敬文、焦菊隐、罗烽、叶浅予、田华、吴运铎等等，还有在文学创作方面刚露头角的李学鳌、刘绍棠等。
这些“表态”都是“急就章”（编辑部5月中旬才约稿，5月底就刊出），是作者们在第一时间的反应。但，尽管都是“千篇一律”义正辞严的谴责、批判、谩骂，其中某些文章还是表现出一些不同的“特色”。
冯友兰文章的特点是其较有“理论色彩”，在这篇名为“胡风和胡适‘异曲同工’”的短文中，他列举并简要分析了胡风和胡适的几个重要概念，得出了“胡风底思想本来就是最腐朽的主观唯心论。胡风底思想跟胡适底思想在本质上是致的”结论。如胡适讲“无所不包”的经验，胡风讲“主观精神”。胡适的实用主义哲学是反理性的盲目行动主观唯心论，而“胡风底思想也正是这一类的东西。他们底思想来源，一部分可以上溯到德国法西斯所崇拜的哲学家尼采。胡风底思想更多一些尼采底神秘的意味。”他进一步说：“胡适底思想所披的外衣是‘科学’。胡风底思想所披的外衣是‘马克思主义’。”胡适言必称杜威，胡风言必称马恩列斯。但是，胡适说他信奉杜威是真的，胡风说他信仰马恩列斯是假的，所以“在这一点上，胡风比胡适更为恶毒”。
贺麟这篇文章名为“剥去伪装”，其特点是在一千多字的篇幅中有三分之一是作严厉的“自我批判”。他检讨说：“在解放初期，我也曾经误认思想进步得很快而其思想转变过程又为我所不了解的人为‘投机’。在有一段期间，我也曾错认党中负责同志为‘有权有势’的人，而不愿靠拢他们，以避免‘趋炎附势’，当然更不愿响应党的号召写‘千篇一律’的‘应酬’文字了。”“现在想来，有过这些阻碍我进步、使得我工作受损害的错误思想，实不胜愧悔。因此我感到我们一定要提高警惕，坚决和胡风思想划清界限，老老实实、勤勤恳恳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愉快地接受思想上的社会主义改造，坚决和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作斗争。”如此这般，反映了不久前“思想改造”的深刻影响。
梅兰芳的“伪善的假面具和恶毒的真面目”虽只五百来字，但传统偏见所谓“伶人”、“戏子”也要对毫不相干的胡风案表态，本身就说明了时代的根本性变化，“演员”成为“干部”，独立的“戏班子”不复存在。梅文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承认：“胡风的文章很难读，最初我看了许多批评他的论著，还以为只是文艺思想的问题；听完了杨献珍、孙定国诸同志的报告，我才清楚地了解到他的反党思想的本质。读了舒芜的揭露的那些信件，我更感到以前的相法，是太天真了。”
但最有特色的，却是排在首篇的叶圣陶的表态文章。文章的题目就与众不同，非常中性：“看了五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关于胡风的材料”，几乎不能叫做“题目”。用“看”而不用“读”，或因“看”远不如“读”那样严肃认真吧；且与其他文章那些慷慨激昂、义愤填膺的题目，如“暗藏的狼”（楚图南）、“绝不容许胡风继续欺骗人民”（钱伟长）、“凶恶的敌人”（白朗）、“一个疯狂的反党的野心家”（叶浅予）、“提高警惕，揭穿胡风反革命的阴谋”（田华）……形成鲜明对照。
更令人惊讶、甚至令人叫绝的，还是他“表态”的“艺术”。这篇文章不过千把字，但一开始，他就用足足三分之一的篇幅如此“铺垫”一番：“我看不懂胡风的文章。一个个字全认得，说的什么意思可不明白，只好放下不看。文章既然看不懂，他的哲学和文艺理论也就完全不了解。”“几个月来听了几次报告，读了报刊上批判胡风的文章。报告和文章里都引了许多胡风的语句，我看不懂的语句。经报告人和文章作者一分析，我才懂得胡风的哲学和文艺理论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前天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胡风的‘我的自我批判’和舒芜的‘关于胡风反党集团的一些材料’。‘我的自我批判’我还是看不大明白，不明白的地方在他今天到底怎样想。所谓‘材料’是胡风给舒芜的一些信，因为舒芜给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我大体看得懂。我看了这些信，不由得又骇怪又愤怒。”随后的几百字，当然也是把胡风严批一番。
梅兰芳认为胡风的文章很难读当在情理之中，叶圣陶可是公认的“语文”大家呀！他如此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自己看不懂胡的文章，是“经报告人和文章作者一分析”后才懂得胡风的哲学和文艺理论；而且，这些“所谓”“材料”其实是胡风给舒芜的一些信，似乎唯恐人误会，他还更进一步强调就是这些信件自己也是“因为舒芜给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后才大体看得懂（梅兰芳都看得懂），收信人对信的解释自然具有“权威性”，在在说明叶此表态用心颇深，意在告诉人们、也是告诉历史：他的看法、批判完全是根据这些报告、提要、按语、注释得出的。附提一下，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百年潮》杂志在1998年第4期发表了《胡风的私人通信如何成了罪证》长文，详细说明了这些信件的真实含意，以及它们是如何在先定性后取证的情况下被“加工”，即叶圣陶所说“加上了提要，按语，注释”后，“顺理成章”地成为“反革命”罪证的。
叶圣陶不愧是著名的“语文”大家，文字浅近易懂、明白如水，却暗藏玄机。当然，如此表态不仅需要“艺术”，其实更需要“胆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