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写：南方都市报记者 陈晓勤
实习生常先凤 陈朝丽
“今天我们的教育从体制到内容都出现很多问题，特别在精神层面上。教材应该怎样教授孩子睁眼看世界、提炼有价值的东西？当年的教材可提供参照系。”——— 傅国涌
从晚清到民国将近半个世纪，1903年到1949年，这是中国新教育的起点，也是最好的时期。1902年后出现了中国新式教育后，中国人才开始自己编课本。
最早的一套比较成熟的教科书叫《最新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1904年出的，它用两年时间把小学初小、高小的各门学科都出齐了。那时中国教材编写主要受日本的影响，得到日本文部省的帮助。
1912年，清朝垮台，商务印书馆管教科书的编辑陆费逵辞职离开商务印书馆，带走一批骨干，创办中华书局，出版了第一套民国教科书。他带走的其中一个骨干沈知方后来创办了世界书局，出版了一套适合新的共和体制的教科书。这使得商务印书馆意识到自己的落伍，两三个月后也陆续出了一套完整的《共和国教科书》，包括初小、高小和中学部分。
民国时期最好的教科书其实是1922年胡适等知识分子编的、1924年出版的《新学制教科书》，它确立了今天还在沿用的“六三三学制”，即小学读六年，初中读三年，高中读三年。后来比较流行的是《复兴教科书》，它在“九一八”事变，特别是上海“一二八”事变以后比较受欢迎，用了多年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世界书局这四个出版社，当年基本瓜分了整个教科书市场。政府在很长一个时期都没有插足教科书，甚至没有垄断教科书。1928年后，国民党在编写内容上限制民营出版社，本身并没有编写教科书。直至1942年撤到重庆，才建立官办出版社正中书局，开始插手教科书编写。当时国民党出了一套"国定本"，整合了商务、中华、世界、开明、大东等7家最大民营出版社，让它们负责印刷、发行，由国民党教育部门和宣传部门审定，陈立夫、陈布雷、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等专家或有文化的官员都参与编撰 .
当时民营出版社虽一度受民国党限制，教科书多被要求加入其意识形态，比如增加“三民主义”，但由于整个社会的独立性强，受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不深。那时的中小学教科书，相当程度保留了汉语的纯粹性，特别是叶圣陶和丰子恺编写的《开明国语课本》，到现在还非常流行。
总体来说，1902年到1949年这近半个世纪，中国经历了清朝、北洋时代、袁世凯复辟，到北洋时期，再到国民党统治时代，无论风云怎么变幻，中国的教科书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并没有删掉《国文》、《常识》、《公民》、《历史》等带有普世价值的科目。哪怕是一直用到1949年的国民党正中书局的国定本，也是按照教育规律来编订。况且那个时代教材可以选择，中小学可拒绝使用国定本，比如1947至1949年，温州永嘉的永昌小学校长王人驹就没有选用国定本，仍然用《开明国语课本》。
当时很长一段时间内，商务印书馆的教材占到整个市场的60%左右。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很多套教科书，最初是《最新教科书》，第二套是《共和国教科书》，第三套《新撰教科书》，还有《新学制教科书》、《复兴教科书》等。
这些教科书的目标是养成人、建造人，它始终围绕人性来编，这是一个根本特点。因而它特别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世界的关系。
（根据受访者口述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