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宋代官员的公务旅行主要有公差、出使、赴任或离职三类。欧阳修《于役志》是宋代第一部记录赴任旅程的日记体游记，受到后继官员的仿行。通过《于役志》及现存宋人赴任或离职旅行日记可见宋代官员此类公务旅行多携带家小，以水路交通为主，亦有水陆相接的行程。船舶是旅行的主要交通工具，轻便的小舟常用于途中的游览，轿子也常在旅行或游览中运用。官员们旅途中的主要活动有交游、观览、祭祀等。公务旅行是宋代官员交游酬答，积累阅历，验证知识的重要机会，“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也正是宋代士大夫知行风范养成的重要过程。
［关键词］宋代； 官员； 公务旅行； 《于役志》
《于役志》是欧阳修记录其景祐三年( 1036) 自开封赴夷陵令之任时的行程，是宋代第一篇除外交使节行程录外的官员旅行日记，开创了一个新的文体( 日记体) ，其后官僚纷纷效仿，今天仍留有多篇宋人旅行日记。这些旅行日记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记录了当时官员生活、交通、社情、环境等情况，为后人留下了第一手资料。目前对这些旅行日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学意义及旅游地理的讨论，对宋代官员旅行活动本身却缺乏关注。本文以欧阳修《于役志》为线索，参以其它旅行日记，探讨宋代官员赴任或离职时公务旅行中的活动和交通情况。
一、《于役志》及其影响
宋代文人官僚常见的长途公务旅行一是调换任所，如赴任、离职，二是职务行为的公差，如出巡、押纲等； 三是临时差遣，如出使境外等。现在文献中留存下多种宋代文人官僚调换任所和出使境外的旅行日记。出使官员必须撰写行程录( 又称语录)，作为工作报告递交枢密院。外交出使是特种公务旅行，有路线和日程规定，特别是贺正旦、贺圣辰等常使，有具体时限，入出使国后又有对方伴使陪同，使臣身负外交使命和搜集境外情报的责任，现存的使臣行程录除楼钥《北行日录》外，几乎都是记载出境后的见闻，略记甚至不记本国境内的活动和见闻。公差和出使可使用驿站设施，且多为团队行动。外交使团使副三节人等往往达数十人。另如郑刚中绍兴九年( 1139) 作为从官，随签书枢密院事楼炤往陕西公差，宣谕德意，一众官员有 15人。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上述两种公务旅行有所不同。赴任或离职的官员行程相对宽松，且多拖家携口，他们的旅行反映的信息具有自身特点。本文仅讨论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
宋代官员调换任所时的旅行日记始于欧阳修作《于役志》。《于役志》全稿 1774 字，不分卷，记录景祐三年( 1036) 欧阳修被贬为夷陵令的赴任行程。当时以范仲淹为首的中青年官员与宰相吕夷简政争，范仲淹、尹洙、欧阳修等多名官员被贬，欧阳修由馆阁校勘贬为夷陵令。《于役志》按时间顺序记事，记录了被贬谪前数日的活动，以及五月二十四日启程离京，九月十七日抵公安渡的行程。欧阳修“十月二十六日到( 夷陵) 县”，全程共用时五个月零两天。
日记体游记的发端被追溯到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唐代有李翱的《来南录》，尚是日记体游记的雏形。前引王雨容《宋代日记体游记的文体特征》认为日记体内容自欧阳修《于役志》开始丰富起来，将《于役志》列为宋代第一部长篇日记体游记，但作者漏录了张舜民的《郴行录》。前引梅新林《张舜民〈郴行录〉考论》则认为《郴行录》对《入蜀记》等有导夫先路的作用，是日记体游记臻于成熟的奠基之作。明人贺复征称《于役志》是第一部日记，开创了新的文体： “日记者逐日所书，随意命笔，正以琐屑毕备为妙，始于欧公《于役志》、陆放翁《入蜀记》，至萧伯玉《诸录》而玄心远韵大似晋人，各录数段，以备一体。”大概认为《封禅仪记》和《来南录》皆偶出，且内容简单，而以《于役志》为日记体之始。四库馆臣说： “《郴行录》乃( 张舜民) 谪监( 郴州) 酒税时纪行之书，体例颇与欧阳修《于役志》相似。”《郴行录》显然受了《于役志》的影响。不仅如此，作为宋代第一篇官员赴任旅行日记，加之欧阳修一代文宗的地位，《于役志》被后来的官员纷纷效仿，涌现了一批日记体游记，可知梅文为强调《郴行录》而降低了《于役志》的首倡地位。
《于役志》以日叙事，记载内容主要包括交游宴饮、对沿途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以及对名胜典故的考证。这一叙述方式成为此后官员旅行日记的基本体例，并不断得到丰富。陆游显然阅读过《于役志》，其《入蜀记》所记自两浙经长江入蜀行程，运河与长江交汇点以西至夷陵的行程与欧阳修赴夷陵任相同。《入蜀记》谈到长江有地名“大信口，欧阳文忠公《于役志》谓之带星口，未详孰是”。《入蜀记》按日叙事，记载交游会友，以及对名胜古迹和社情风俗的观感，显然仿行了《于役志》。范成大的《骖鸾录》和《吴船录》两书的体例和内容也仿行《于役志》。《骖鸾录》记录范成大乾道八年( 1172) 自平江府赴知静江府任的行程，历时三个月零七天。《吴船录》记录范成大于淳熙四年( 1177) 自四川制置使召还，取水程赴临安的行程，历时四月余。
周必大的多篇旅行日记体例也同于《于役志》。《乾道庚寅奏事录》记录其乾道六年( 1170) 赴权发遣南剑州阙前，自家乡庐陵赴杭州奏事的行程，历时 83 日。《归庐陵日记》与《乾道壬辰南归录》记录其两次罢官归里，自杭州回庐陵的行程，体例皆与《于役志》一样，按日叙事，记录沿途交游观览情况。有些公差旅行日记和部分外交使节行程录也受到《于役志》的影响。如郑刚中的《西征道里记》就是按日记事，不记公务，只记观览。郑刚中称“其本末次序属吏不敢私录，至于所过道里则集而记之。虽搜览不能周尽，而耳目所及亦可以验遗踪而知往古。与夫兵火凋落之后人事兴衰，物情向背，时有可得而窥者”，“自吴逾淮，道京入洛，至关陕，其所经历得于闻见者靡不具载”，体例完全与《于役志》相同。外交使节行程录写作目的主要是记录境外信息和稽查使节言行，因而主要记录出境后的见闻和言行，但也有楼钥《北行日录》按日记录了宋朝境内的行程及见闻。王十朋《西征》诗中有“岁云莫矣却归来，捉笔书为《于役志》”之句，说明《于役志》已成为旅行日记的代名词，具有广泛影响。
二、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交通方式
( 一) 《于役志》所记欧阳修赴夷陵行程
夷陵与开封陆路直行相距 2600 里。自开封赴夷陵，最近的道路可开封西南陆行经颍昌府至唐州，顺汉水支流至襄州和郢州，再陆行至夷陵，或自襄州直接陆行至夷陵。与欧阳修前后被贬至郢州的尹洙走的就是这条路。欧阳修在鄂州“见家兄，言有人见师鲁( 即尹洙) 过襄州，计今在郢久矣”。此时是八月二十七日，尹洙抵郢州已久。欧阳修在荆州“问荆人，云去郢止两程”。而且郢州还可直达夷陵，“夷陵有一路，只数日可至郢”。嘉祐四年( 1059) 苏轼与苏洵、苏辙三人携家小赴京，取水路出川，“自荆门出陆，由宜城、襄、邓、唐、许、尉氏至京”。襄州以北所奏应与尹洙相同。苏轼自南而北，逆汉水而行，所以主要走陆路。欧阳修如果选择此路，自唐州即可改水路。但欧阳修选择了水路，“沿汴绝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才至荆南”。欧阳修取水路赴夷陵，经运河入长江，溯江而上，直抵夷陵，显然要比陆路废时。
欧阳修给尹洙的信中说到他舍近取远，选择水路的原因： “始谋陆赴夷陵，以大暑，又无马，乃作此行。”信中还说“所幸者，老幼无恙。老母旧不饮酒，到此( 指夷陵) 来，日能饮五七杯，随时甘脆足以尽欢。”“老幼无恙”之幼是指他的第一个夫人胥氏明道二年( 1033) 所生之子。这是欧阳修第一个孩子，赴夷陵时，此子三岁，但宝元元年( 1038) 夭折了。胥氏生子未逾月即去世。他此行扶老携幼，除母亲和幼子外，应该还有照顾老幼的家人随行。陆路跋涉，时值盛暑，老幼随行无马当然不能陆行。水路虽然道里更远，但有舟船代步。
苏轼《赴英州乞舟行状》也谈到携带家小，特别有身体孱弱的老幼同行，陆行较水行更为艰难。绍圣元年( 1094) ，苏轼年近六十，被贬往英州，“带家属数人前去”，本人已“忧悸成疾，两目昏障，仅分道路。左手不仁，右臂缓弱”。而且“若强衰病之余生，犯三伏之毒暑，陆走灾荒四千余里，则僵仆中途，死于逆旅之下理在不疑”。只有“辄为舟行之计”，才能“尚延晷刻于舟中，毕余生于治所”。苏轼嘉祐元年( 1056) 和嘉祐四年( 1059) 两次出川的路线选择也说明携带家小选择水路为主。第一次苏轼父子三人赴京赶考，由陆路出剑门，经关中到开封。第二次携带家小赴京时选择了水路，“自蜀至于楚，舟行六十日”。
范成大赴广西静江府任时也携带家小，自苏州、湖州、德清县至余杭县皆水行。余杭取捷径入浙江只能陆行到富阳，其间仅一日程。但“乳母徐自登舟，病喘甚，气息绵惙，若以登陆行，则速其绝”。范成大在余杭滞留五日，“达晓不寐”，“计无所出”，最后还是把乳母留给在当地做官的亲属，然后陆行。这也说明对携带家小的长途旅行而言，水路是最安全的选择。水路可能也是更省钱的交通方式。苏轼说到“本作陆行，日夜奔驰，速于赴任，而疾病若此，资用不继，英州接人卒未能至，定州送人不肯前去，雇人买马之资无所从出”。欧阳修选择水路，既因扶老携幼，水行更轻松，也因“临行，台吏催苛百端”，“使人惶迫不知所为”，贬谪令下三日内即被催促启程，无充分时间置换财产，雇人买马。欧阳修家境贫寒，自幼而孤，天圣八年( 1030) 中进士，次年任西京推官，进入仕途，到景祐三年( 1036) 被贬，为官不过五年，家庭屡遭变故，两任夫人先后去世，此时官品又低，手头一定不宽裕。
隆兴元年( 1163) 周必大自杭州回庐陵，因要到宁都看望姐姐，自贵溪南下金溪、南城、南丰、广昌、宁都，再经赣水北行，迂回数百里，多选择行程更快的陆行。他先把妻孥送至宜兴的外舅家，然后率诸仆南行。他也说到陆行之艰难，本计划自余杭“欲便道趋桐庐”，“值盛暑，雇夫懦弱，数步一息，急改涂之富阳县，少休于接待院，为舟行计”。在寿昌县“终日冒大雨，皆告惫”。在南丰县“极暑，疲惫，几不能出语”。乾道六年( 1170) 周必大自庐陵赴杭州，“挈家泛舟入浙”，就选择了顺赣水入鄱阳，经长江转运河的水路。
( 二) 宋代官员公务旅行的交通工具
欧阳修此行的交通工具就是船只。他未说及船只大小。在宿州，“舟失水道，败柂”。船有舵，应属中等船。且欧阳修曾“见安道于舟中”、“小饮舟中”、“与元均小饮仓北门舟中”、“具酒为寿于舟中”、而且偶有来客“遂宿舟中”，船中还可置酒摆宴，办生日宴席，甚至能留宿客人，也说明这艘船只不小。
到真州，欧阳修移“入客舟”。客舟即商船。北宋前期汴船多止于真州，官府漕运“汴船不入江，江船不入汴”，因船形水情各异。看来真州官府并未为这位贬谪官员配发官船，他只能搭乘商船西行。行至岳州，“夷陵县吏来接，泊城外”。“假舟于邵暧”。这位邵暧别无记载，不得其详，大概是岳州的一位官员。欧阳修一行成功地借到了官船，乃“入官舟”。曹家齐的研究表明宋代官员出行，非公差或出行者地位显赫，一般多雇民船，北宋汴河段往来船多，或可借官船，南方则普遍雇民船。欧阳修搭乘商船亦是正常状况。
陆游自杭州赴夔州通判任时，逆长江而上，初入长江，“江面浩渺，白浪如山，所乘二千斛舟揺兀掀舞才如一叶”。这样的船“檣高五丈六尺，帆二十六幅”。船上有仓室，开窗可观景，陆游在途中“开南窗观溪”，“晚晴，开船窗观月”。进入川江后，换了更小的船只，“所乘千六百斛舟，凡用樯六枝、百丈两车”。“百丈以巨竹四破为之，大如人臂”，( 百里荒) “无挽路舟人，以小舟引百丈”。可见百丈就是竹制缆绳。
从官员旅行日记可见，在长江及运河等河道航行的船只，顺风则扬帆，逆行无风、逆风或遇滩头则拉纤。陆游“离瓜洲，便风，挂帆，晚至真州……风便，解缆挂帆，发真州……早出建康城至石头，得便风，张帆而行”。“便风，张帆，舟行甚速”。周必大在富阳县舟行，“偶遇上水风，夜半至桐庐县”。范成大赴广西，船行赣江，在江西丰城县境得顺风，“风驶尽帆力，舟如飞”。
但风向时常变幻。如周必大赴杭州，在鄱阳湖中“早，阴霾，风逆，行二十余里而晴，风色亦顺，扬帆颇驶”。一日在长江，初“风正，扬帆而下”，午后却“风猛而横”，次日又“北风未止”。一次在赣江吉水县境南行，“早微有北风，舟人卜方击鼓挂帆，得未曾有，仅行两箭地已转南熏矣”。所以内河航行主要还是依靠船工篙师，
逆行则常须拉纤。长江上遇“逆风挽船，自平旦至日昳，才行十五六里”。张舜民赴郴州任时在长江逆行，一日“风逆，循北岸纤行”。次日仍“循丁家洲北岸牵行”。铜陵以上逆风“牵行可四十里”，池州又逆风，“循东岸挽行可四十里”。进入湘江，一日“无风，发潭州，循西岸牵行”。次日“晴，无风，抛东岸牵行”。周必大船行运河中遇“南风打头，牵挽者泥淖没骭”，“逆风牵挽进寸退尺”。遇险滩则“舟人束手”，依靠当地专门在“船上执色倡道”的“滩子”。这些滩子，“官舟过者击鼓呼之，实时来集舟上”。范成大称归州新滩“石乱水汹”，“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旅程中官员们还常用到小舟和轿子。官员水行途中常游览名胜，就需要更便捷的小舟，登山则需轿子。张舜民在虹县，“与辛大观以小舟游定林寺”，在润州“趋金山寺，自南岸登小舟”。而登衡山“以转轴轿子迤逦挽行，路皆直上，略无盘曲，一轿至十余夫方可举而前”。
陆游曾“买小舟泛西湖”。在归州，“以小舟渡江南，登山，至江渎南庙”。一日见隔江一溪“水品色碧如黛，呼小舟以渡”。陆游“过白狗峡，泊舟兴山口，肩舆游玉虚洞”。在三峡“过达洞滩，滩恶，与骨肉皆乘轿陆行过滩”。周必大赴杭州途中，“肩舆过简寂观”游览。官员陆行则多乘轿。范成大赴广西，“陆行，发余杭”，亲戚送别者“呜泣且遮道，不肯令肩舆遂行”。显然是乘轿。途经江西宜春，“舆夫行泥中，则浆深汩没； 行石上，则不可着脚”，举步维艰。到湖南储州市乃“舍舆泝江”。范成大自成都任满回杭州，途中游峨嵋山，“单骑入峨眉”，也使用马，但此情形并不多见。
三、官员们在旅途中的活动
官员赴任或离职的旅行与公差和出使不同在于行程时限相对宽松，官员们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会友、游览。这也成为他们积累阅历，增长识见的重要机会。
( 一) 访友宴乐
欧阳修说夷陵之行： “行虽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亲旧留连，又不遇恶风水，老母用术者言，果以此行为幸。”与亲朋旧友的交游使漫长的旅途成为愉快的经历。《于役志》不长的篇幅中记载最多的就是与亲朋旧友的交游宴乐。以至于王慎中曰： “此( 《于役志》) 公酒肉帐簿也，亦见史笔。”欧阳修在沿途大部分州县都有停留，有些地方会盘桓数日，如在泗州停留 5 天，扬州和江宁都停留 7 日，在楚州停留17 天，而未记入《于役志》的荆州则停留一月余，几乎天天会饮，或奕棋泛月，或看雨赏荷。在楚州的 17 天主要为田况( 元均) 盘桓滞留。田况是欧阳修天圣八年( 1030) 同年进士，此时任楚州判官，专程出楚州于道中迎接欧阳修，在楚州几乎天天陪同欧阳修宴饮游览，形影不离。
《于役志》所载欧阳修旅程中交游的亲友有姓名者达 53 位。这些人大体可分为四类： 当地官员、旧友、新知、亲戚。蔡襄、王拱辰、叶清臣等都是在京城为官的同僚。欧阳修领贬谪令启程( 五月二十四日) 的四日内，这些同僚旧友纷纷来送别。二十四日在公期家饮酒，二十五日欧阳修出东水门，损之来奕棋饮酒，二十六日君贶、公期、道滋、君谟等十三位同僚来会，烹茶、鼓琴、奕棋、饮酒，君谟、景纯、穆之、寿昌遂留宿。二十七日子野、秀才、韩杰来会，君贶、公期、道滋复来，作诗、击方响、弹琴、会饮。当晚除子野回家外，余皆留宿。途中所会也有一些是其旧友，如在洪泽所见同年黄孝恭、楚州所见同年田况等。
迎来送往本是地方官员的一个职责且有专门的费用( 公使钱)，欧阳修虽为贬官，但文章名闻天下，地方官乐而与之交往。如在南京，留守推官石介、应天推官谢郛、右军巡判官赵衮、曹州观察推官蒋安石“来小饮于河亭，余疾不饮，客皆醉以归”。在楚州，知州陈亚在魏公亭与欧阳修置酒赏荷。在扬州，在此任官的王君玉、许元、唐诏、苏仪甫等轮流宴请欧阳修。此外，欧阳修与沣阳县令赵师道、丹棱知县范佑、蕲春主簿郭公美、黄州知州夏屯田等都有交游。欧阳修与有些人是初识，如在泗州始见春卿，在洪泽始识李惇裕，在鄂州始与令狐修已相识。在鄂州他还与哥哥相见。
张舜民、周必大、范成大、陆游等人在赴任或离职的旅途中未有不会见官员、访问亲朋的。此不一一枚举。
( 二) 游历观览
观景访胜也是欧阳修旅途中的重要活动。《于役志》记载详于与友人的交游，对游览活动也有着笔，如五月乙巳“午次陈留，登庾庙”。六月庚戌“晩次灵壁，独游损之园”。六月乙丑“与隐甫及高继隆、焦宗庆小饮水陆院东亭，看雨，始见荷花”。六月甲戌“知州陈亚小饮魏公亭，看荷花”。七月甲申“与君玉饮寿宁寺。寺本徐知诰故第，李氏建国以为孝先寺，太平兴国改今名”。他在楚州及江宁多日滞留也一定游览胜迹。
张舜民《郴行录》、范成大《骖鸾录》、《吴船录》、陆游《入蜀记》、周必大《乾道庚寅奏事录》的主要篇幅都是记载沿途的游览观感。在特有的风光里愉悦心身，在往古的遗迹中追怀历史，在身临其境时体验前人的诗文，官员们在旅途中藉以增长阅历，验证知识。
张舜民赴郴州途中，每泊一地皆有游览： 宿州符离北郭刘氏园、洪泽口龟山寺、泗州普照寺、淮南太平兴国观、山阳紫极宫、召伯埭召伯祠、润州甘露寺、江宁府石头城、岳州岳阳楼、潭州岳麓书院、衡州衡山等名胜无不观览。
范成大自杭州赴广西及自成都赴杭州的旅途中也是一路游览，游滕王阁、登南岳衡山，观乐山大佛，登峨嵋山，在叙州看黄山谷笔迹，在夷陵县看欧阳修祠堂，在东坡雪堂追怀苏轼的足迹……。
《入蜀记》记载了陆游游览沿途名胜如西湖、金山寺、庐山、东坡雪堂、黄鹤楼等的活动，且多访寻典故，详加记录。
官员们旅行日记还从置身水上的特殊视角记录了所见景观和人物。陆游过东流县江段，见“江南群山苍翠万迭，如列屏障，凡数十里不绝”，如流动的画卷。范成大在富阳江上，“坐船头纵观”，见“雪满千山，江色沈碧”，江水“不胜清绝”。陆游在太平州泛舟姑熟溪，还见“溪中绝多鱼，时裂水面跃出，斜日映之，有如银刀”。在长江又见“江中江豚十数出没，色或黑或黄”。
江上看人也别有一景。陆游在运河航行，看到岸边“妇人足踏水车，手犹绩麻”，在江中停留时有“小舟叩舷卖鱼”。又一日见岸上“有道人半醉立悬崖峭绝处，下观行舟，望之使人寒心”。在沙市出发时，“击鼓鸣钲，舟人皆大噪，拥堤观者如堵墙”。范成大船“至郫县，观者塞途”，“自是而西，州县皆然”。在叙州对江诸夷“盛暑犹荷毡，以观客舟之过江”。人在旅途，方有机会身临其境地体验前人诗词中的景色。在长江大信口，见两山夹江，亲身感受了李白诗云“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的景象。范成大过黄州赤壁却未能寻觅到苏轼词中景色，“未见所谓‘乱石穿空’及‘蒙茸’、‘巉岩’之境，东坡词赋微夸焉”。
欧阳修诗中曾写三峡中黄牛峡： “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并引当地谚语“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李白诗亦曾及之。范成大过此地却没有欧阳修的感受：“古语云： ‘朝发黄牛，暮宿黄牛，三朝三暮，黄牛如故’……欧阳公诗中亦引用此语。然余顺流而下，回首即望断”。他认为“‘如故’之语亦好事者之言耳”。因为他顺流而下，倏忽过之。陆游逆流而上，体会到了欧阳修诗中的情景。他九日到黄牛山下，十一日仍绕山而行，对李白和欧阳修之言深有认同： “太白诗云‘三朝上黄牛，三暮行太迟。三朝又三暮，不觉鬓成丝’。欧阳公云‘朝朝暮暮见黄牛，徒使行人过此愁。山高更远望犹见，不是黄牛滞客舟’。盖谚谓‘朝见黄牛，暮见黄牛，一朝一暮黄牛如故’。故二公皆及之。”
官员们的旅行日记还记载了诸多社会状况，不仅充实了他们的知识视野，也为后人保留了可贵的第一手材料。如张舜民在湖北见“万石船。船形制圆短，如三间大屋，户出其背，中甚华饰，登降以梯级，非甚大风不行。钱载二千万贯，米载一万二千石”。又如，范成大见到自徽州而来的杉木在严州江上被课重税，使本来甚贱的杉木贩运至杭州价钱大增，“婺至衢皆砖街”，因“两州各有一富人，作姻家，欲便往来，共甃此路”。在江西见“缘岸居人烟火相望”，“带江悉是橘林，翠樾照水，行终日不绝。林中竹篱瓦屋不类村墟，疑皆得种橘之利”。在四川长江沿线见自眉州、犍为、嘉州、叙州至万州皆产荔枝。他还谈到鄱阳湖邬子口“名为盗区，非便风张帆及有船伴不可过”。荆江河段和洞庭湖口也是盗区，“客舟非结伴作气不可行”。他还说到乐山大佛有“楼十三层，自头面以及其足”； 重庆( 恭州) 已是火炉，“热亦不可逃”； 长江主流之水“水色黄浊”，自成都以下皆然； 三峡航道的管理，滟滪之顶有“帅司遣卒执旗，次第立山之上下，一舟平安，则簸旗以招后船”，“每一舟入峡数里，后舟方敢续发”。陆游在长江上见“一木栰，广十余丈，长五十余丈，上有三四十家。妻子、鸡犬、臼碓皆具中，为阡陌相往来，亦有神祠……舟人云： 此尚其小者耳，大者于栰上铺土作蔬圃，或作酒肆，皆不复能入夹，但行大江而已”。这俨然就是漂浮在水上的村落。此类的见闻不一而足。
( 三) 祈祷祭祀
水上世界会面临陆上所没有，甚至是无法理解的危险，在人们心理促生莫名的恐惧和敬畏。不用说随时可能船毁人亡的三峡和险滩令“摇舻者汗手死心，皆面无人色”，“旁观皆神惊”，就是寻常的江段，大风一起也会夺人性命。周必大在长江亲眼见到邻近的一艘船被大风倾覆沉没。在余干江口行船又见“有小蛇昂首引舟，扺岸乃回”。这被视为江神的指引和保佑： “万顷湖光似镜平，蜿蜒特特导舟行。从来仕路风波恶，却是江神不世情。”陆游航行在长江马当河段，顿遇险情，“舟至石壁下，忽昼晦，风势横甚。舟人大恐失色，急下帆趋小港，竭力牵挽，仅能入港系缆，同泊者四五舟皆来助牵”。在随时面临不测之险，人们常常把一些奇异的现象视为预兆，就在这次险情发生前，“忽有大鱼正绿，腹下赤如丹，跃起柂旁，高三尺许。人皆异之。是晚果折樯破帆，几不能全，亦可怪也”。而在这个石壁上就有一神庙，“依峭崖架空为阁”，“江上神祠惟此最佳”。遇到险情，人们自然会去求助于神灵。
欧阳修的旅程平安，“不遇恶风水”，但也曾几次祭拜神灵。八月丙辰，在江州“祷小姑山神”； 八月癸亥，“次新冶，祷江神”； 八月丁丑“次昭化港，夜大风，舟不得泊，祷江神”。可见祈祷神灵是水上航行生活的组成部分。张舜民的郴州之行就多次祷告神灵。在南京，“拜双庙”( 即张巡、许远祠) 。在洞庭湖口有忠洁侯庙和青草庙，“乘舟人当有酒肉之赐”。“夜船上不敢打更提举。舟人云： ‘庙中自打更报牌也’”。在潭州“舣舟王公亭，奠南岳行祠”。在衡山拜岳祠，又“谒北门侍郎神位”。
范成大在邬子口泊舟龙王庙，“雪甚，风横。祷于龙神”。在三峡，将入峡时“同行皆往瞿唐祀白帝”。陆游的入蜀之行当然也少不了祭祀神灵。在镇江“以一豨壶酒谒英灵助顺王祠，所谓下元水府也。祠属金山寺，寺常以二僧守之，无他祝史”。有趣的是僧人在祠旁有告示云： “赛祭猪头例归本庙”。前往祭祀的人看了无不发笑。在江州陆游一行见到“夜有大灯球数百，自湓浦蔽江而下，至江面广处分散渐远，赫然如繁星丽天。土人云： ‘此乃一家放五百碗以禳灾祈福’。盖江乡旧俗云”。他们还“至富池昭勇庙，以壶酒特豕谒昭毅武惠遗爱灵显王神。神，吴大帝时折冲将军甘兴霸也”。该庙“祭享之盛，以夜继日。庙祝岁输官钱千二百缗。则神之灵可知也。舟人云若精虔致祷，则神能分风以应往来之舟”。在黄州，“舟人焚香祈神”。在沙市，“舟人祀峡神屠一豨”。修船毕，将入新船，又“祭江渎庙，用壶酒特豕”。进峡前，船泊桂林湾，“舟人杀猪十余口祭神，谓之开头”。在三峡，刲羊酾酒，祭黄牛神。又“以特豕壶酒祭灵感庙”。过巫山，“谒妙用真人祠。真人即世所谓巫山神女也”。
四、结 论
欧阳修《于役志》是宋代第一部官员赴任或离职日记体游记，按日叙事，记载旅程经历和见闻，受到后继官员的仿行，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存宋人张舜民、周必大、陆游、范成大等的赴任或离职时的旅行日记的体例皆与《于役志》相同。这些行记提供了靠察宋代官员赴任或离职旅行活动的第一手材料。
官员赴任或离职的长途公务旅行，一般携带家小，以水路交通为主，水路不能直达，也尽可能选择水陆相接的行程。旅行的交通工具以船舶为主，轻便的小舟常常用着途中游览的交通工具，轿子也常在旅行或游览中运用。
官员们旅途中的主要活动一是交游，会见亲友故旧及沿途官员，结识新知； 二是游览，官员一般都沿途参观名胜古迹，观察社情民情； 三是祭祀，行走在充满未知险情的水上世界，祭祀神灵成为旅途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官员赴任及离职的公务旅行程限宽松，有比较充分的时间交游观览。公务旅行也成为官员们积累阅历，验证知识，增长识见的重要途径。宋人说： “不行一万里，不读万卷书，不可看杜诗”。宋代士大夫的知行风范正是在这“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过程中养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