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于《最是高处不胜寒:黄朴民解读历史人物》
诸葛亮的确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但是就其在政治、军事上的建树来说，历史上能与其相侔甚至超越者并不乏人，同时代的曹操和他相比就毫不逊色。他之所以被历史的大潮推上神圣的彼岸，名播天下，誉满古今，睥视群雄，超凡人圣，成为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其谜底就是在他身上几乎集中了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所固有的全部美德，是封建社会理想人格的真正化身。这种理想人格，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即：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今谨分述如次。
1．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
价值取向，是人生追求的起点，也是人格塑造的基础。在中国封建社会中，价值取向在表现形式上，区分为“入世”和“出世”两大主流；而在内在性质上，则又可划分为“兼善天下”和损人利己两个范畴。中国是一个以儒家伦理规范为社会政治生活支柱的国度，中华民族是一个渗透着实用理性精神的民族。因此“入世”是得到肯定的人生选择，“兼善天下”是受到推崇的理想追求。诸葛亮的人生价值取向从根本上满足了这两个基本要求，从而为其塑造理想人格奠定了最坚实的基础。
诸葛亮所处的历史环境，正是政治腐败、经济凋敝、战乱不已、社会动乱的黑暗时代。统治集团用倒行逆施、高压箝制的统治思想控制百姓。汉代儒学本身的弊端丛生、迂阔荒诞，使得当时士人的价值观念发生严重的危机，缺乏信仰、丧失理想、放弃追求、逃避现实，就像毒素一般在士人阶层中迅速散布蔓延。众多士人在绝望中沉沦了，价值取向在混乱中颠倒了，整个社会弥漫着一种世纪末的颓废。
这种正统价值观念分崩离析的现象，在异化了的儒林人士身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大致而言，当时的儒林可以划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为长期礼教所熏陶而造就的虚伪者。在这类人身上，毫无人格可言，也不存在着任何正确的价值取向。第二类是消极遁世者。这类士人目睹社会的黑暗现状，不胜愤慨和悲哀。可是又认为自己无法改变这一现实，于是就试图躲开这一切，以不与肮脏事物同流合污为自己的人生追求。面对社会和人生，他们软弱地阖上双眼，而忘却了自己应尽的责任。这虽是一种价值取向，但性质却是错误消极的。第三类，是一群有其志而无其才的狷介儒士。他们既不像礼教异化者那样的虚伪卑鄙，也不像消极遁世者那样的委曲求全。而是试图拯救社会，恢复纲常。可惜的是他们思想僵化，才能不逮，仅富有善良的愿望，而无卓越的匡世济民本领，终究不能有大的作为。虽有可敬佩的价值取向，却无能力实现自己的初衷。
反观诸葛亮，则与上述三类士人有本质的不同。他的价值取向是积极的，他的理想追求是明确的，他实现价值取向的途径是可行的，因此他的人格是完美的。
他的积极价值取向，首先表现为“入世”态度。尽管他早年曾隐居隆中，躬耕田亩，自己也曾表白：“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出师表》）但这不过是其等待时机，以求一显身手的过渡。从本质上说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他以“管仲、乐毅自比”，就是证明。因为以管仲、乐毅自比，表明他始终没有忘怀灾难深重的社会现实，始终没有终老山林的打算，而是希望审时度势，把握机遇，有朝一日走向社会、施展才能。就像当年管仲辅佐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就一代霸业；乐毅辅佐燕昭王破齐兴燕，扬名天下。正是在这种价值取向的规范下，诸葛亮早年在形式上虽有一段隐居躬耕的经历，但实质上却一直留心观察当时社会的变化，了解政治、军事形势的发展，故一旦遇上明主，就能提出《隆中对》这样高屋建瓴的战略指导方针，并“遂许先帝以驱驰”。而一旦投身于现实政治，又能“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出师表》），认准目标，义无反顾奋斗到底。
诸葛亮的积极价值取向，其次还表现为他在当时社会背景下所能达到的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做到“入世”并不难，儒林虚伪者是入世的，可他们所汲汲牟取的仅是一己之私利；曹操也是“入世”的，可他“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的处世准则却令人齿冷。可诸葛亮却完全不同，他入世的宗旨是安邦定国、匡世济民。是出于公心，而非满足私欲。虽说其具体追求是“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弩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但贯穿于其一生实践活动和理论构筑的红线，却是儒学的民本理想精神。其目的就是要达到“仁者无敌”，使普天下民众“箪食壶浆以迎将军”的境界，从而扫平群雄，一统天下，拯民于水火之中。这种匡世济民的价值取向，在封建社会中具有永恒的魅力，它即符合下层民众对清明政治的心理渴求，又符合统治者的长远利益，所以受到整个社会的普遍认同。而诸葛亮本人也因此受到各阶级各阶层人士的共同尊崇，被视为理想人格的光辉象征。
2．睿智卓越的处事能力
积极的价值取向是塑造理想人格的起点，但并不等于理想人格的全部。只有动机与效果的高度统一，积极的价值取向才能升华，实现经世致用的飞跃。而沟通动机与效果之间联系的媒介，就在于其人实际处事能力的大小。有睿智杰出的处事能力，而无正确的价值取向，则流于奸滑；有积极的价值取向，但无卓越高明的处事能力，则不免迂腐。唯有两者融合一致，才是真正识时务的“俊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在诸葛亮身上，高尚志向和卓越才能这两者是高度统一的。他具备着杰出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应变能力。审时度势、通权达变、驾驭全局、关照细节是他处事接物方面的主要特征。“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正是对他才能的最好写照。正由于诸葛亮具备着这一基本素质，他才成为大家心目中一致公认的智慧化身、天才代称。即使是他的敌人，也不得不称道他为“天下奇才”。
这里我仅想通过对诸葛亮天才军事艺术的透视，来展示其处事待物的风采襟度。
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中曾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诸葛亮“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才，优于将略。”又说诸葛亮北伐“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后代有些人受这种说法的影响，认为诸葛亮长于政略而短于军事，其实这纯属误解。
平心而论，和其政治能力一样，诸葛亮的军事才华也非常突出。这集中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具有洞察全局、预见胜负的战略眼光。诸葛亮军事谋略最高明之处，在于他重视对天下形势的观察和分析，善于从复杂纷乱的现象中认识和把握事物的本质，洞察历史发展的进程，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正确的战略方针和具体的策略步骤。“隆中对策”可以说是这方面的典范。它的提出，表明诸葛亮在运筹战略全局问题上具有超乎常人的远见卓识，是他军事智慧的集中体现。
其次，诸葛亮具有因情制敌、指挥若定的用兵天才。①善于根据《隆中对》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和策略步骤来决定展开军事行动的时机、规模、方向，实施高明的作战部署。无论是收川之战，还是平定南中或北伐中原，都是《隆中对》战略方针指导下的产物，都是战略全局中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作用指导上，他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由点及面，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积小胜为大胜。②善于将军事进攻与政治攻心结合起来，以较小的代价换取较大的胜利。这一点在平定南中叛乱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采纳马谡“攻心为上”策略，在对叛乱势力展开军事打击的同时，及时进行政治攻势，使得当地“纲纪粗定，夷汉粗安”，巩固了蜀汉的战略后方。③善于料敌察机，乘隙蹈虚，通过迅速猛烈的行动，打开局面，奠定胜利。这在入川作战中有着突出的表现。当时刘备与刘璋双方主力正相持于雒城之下，益州大部地区呈现空虚状态。诸葛亮把握这一时机，兵贵神速，迅速推进，打得西川守军措手不及，望风披靡，很快攻克巴东，进占军事重镇江州，终于协助刘备顺利地取得收川之战的全胜。④先发制人，力争主动，以少胜多，以弱制强，以主动出击摆脱被动地位，制人而不制于人。北伐中原，平定天下，既是蜀汉政权的最高战略目标和诸葛亮的壮志夙愿，也是当时蜀汉政权争取战略主动权，改变被动处境的唯一出路。诸葛亮认为魏蜀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只有先发制人，打乱敌方的战略部署，方可进可攻，退可守。出于这样的认识，诸葛亮适时发动了北伐战争，把战略主动权率先掌握到自己手中。
历史青睐有志者，人们敬仰栋梁材。青史上留下诸葛亮伟岸的身影，人心中树起诸葛亮巍峨的丰碑，这绝非偶然。因为在人们心灵深处，伟大的理想家与卓越的实践者，在诸葛亮身上是和谐统一的，诸葛亮作为理想人格的象征是不可替代的。
3．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
诸葛亮之所以成为理想人格的象征，又一个重要因素，是他身上充沛着知难而进、锲而不舍的人格力量。主观动机与客观条件之间无法逾越的鸿沟，理想追求与实际事物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决定了诸葛亮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悲剧。“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五》）杜甫的浩叹，正道出了诸葛亮悲剧命运的必然性。
平心而论，诸葛亮预定的追求目标，本来就是遥远而很难企及的。他所辅佐的刘备集团，势力弱小，根基薄弱，要从无立锥之地发展壮大为混同天下的局面，虽有可能，但却并无必然。《隆中对》中所提出的“跨有荆、益”两州的设想，在实际生活中很难真正行得通。因为荆州地处中枢，利之攸关，势必成为吴蜀双方相争的焦点，蜀汉要在保有荆州的前提下，维持与东吴的联盟关系，几乎是一厢情愿。而一旦失去荆州，北伐中原、完成统一也就丧失了胜利的充分条件。更何况即使在两州同时出兵发动钳形攻势的情况下，也需要先具备“天下有变”的条件，而“天下有变”又恰恰是一个最难确定的变数。所以，尽管有种种客观因素加速了荆州之失事件的过早发生，但从根本上说，吴蜀联盟的破裂乃是时间上的迟早问题，而处于相对劣势地位的蜀汉要长期保有荆州，也是可能性甚微的。
一旦“委弃荆州，退入边蜀”，诸葛亮事业成功的可能性就几乎不复存在了。因为巴蜀毕竟是一隅之地，这就决定了蜀汉的人力、物力处于劣势。用张俨《默记》的话说，就是“孔明起巴蜀之地，蹈一州之土，方之大国，其战士人民，盖有九分之一也。”这一点诸葛亮本人也是非常清醒的：“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而其主要对手曹魏，却占有压倒性优势，“据天下十倍之地”，“据牢城，拥精锐。”真可谓是“众寡不侔，攻守异体。”更为不幸的是，诸葛亮所面临的敌方统帅恰恰又是同样具有雄才大略的司马懿，“所与对敌，或值人杰。” （《三国志•诸葛亮传》）客观形势的不利和所遇对手的强悍，使得诸葛亮的北伐战略之举只开花不结果，“虽连年动众，未能有克。”（《三国志•诸葛亮传》）
然而诸葛亮人格的伟大，恰恰在于他勇于向悲剧性命运挑战，决不向困难和绝望低头，集中体现了不计成败、知难而进、锲而不舍、舍生求义、临危不惧、虽死不悔的道德情操。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己，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为此他“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为几无希望的北定中原、兴复汉室的前途而努力。一息尚存，进取不止。
在悲剧冲突中完善了自己的理想人格塑造。
从更深的层次考察、诸葛亮知难而进的人格力量是和我们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文化传统和民族精神相吻合一致的。在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虽然也洋溢着实用主义的精神，提倡“知难而退，见可而进”。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却更为推崇“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想主义原则。历史上往往是集事业上的不幸与理想的崇高为一身的人，才拥有英雄的称号，成为后人发自内心凭吊纪念的对象。从孔子、屈原、岳飞、文天祥到史可法、张煌言等，均复如此。他们对自己所认定的追求锲而不舍、百折不挠、义无反顾、虽死不悔：“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对事业的成败利钝置之度外，永远抱着“尽人事而听天命”的乐观心态，用王安石在《游褒禅山记》中的话讲，即“尽吾力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因此能够泰然对待挫折，从容面临死亡。文天祥唱出：“孔曰求仁，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自今而后，庶几无愧”这样的慷慨强音。正是这种根深柢固的文化传统，塑造了无数志士仁人的高尚人格，磨砺了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自强精神，规范了后世人们的理想追求，注入了社会发展的勃勃生机。
诸葛亮知难而进的人生态度，渊源于这种历时弥久、生机盎然的文化传统，而他“鞠躬尽瘁，死而后己”的悲壮实践，又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这一文化传统。人们热爱他、崇敬他，既是出于对他匡世济民价值取向的肯走和睿智卓越处事能力的钦仰，更是对他知难而进、不计成败人格力量的敬慕。
4．高风亮节的道德懿范
诸葛亮成为千百载来无可替代的理想人格象征，其个人品德的高风亮节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诸葛亮的身上，几乎集中了封建政治人物的全部美德，堪称为封建社会中的道德楷模、精神偶象（改为像）。大致而言，诸葛亮的懿范美德集中体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1）忠君爱国，矢志不渝。“臣事君以忠”，这是儒家所提倡的为臣大节。诸葛亮作为一代名臣，身体力行地践履了这一原则。他一生忠贞谋国，志在匡复汉室，吊抚黎元，矢志不渝尽忠于刘备父子。他曾明确表白自己的心迹，即自己一生的奋斗是出于对汉室的忠诚，对刘备父子的效命，无论是筹划三分，还是平定南中、北伐中原，其动机都是“报先帝”、“忠陛下”。所以，尽管在个别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刘备对诸葛亮宠信和作（改为任）用似乎并未真正竭尽其才，仅仅让他承担一些“调其赋税，以充军实”、“足食足兵”之类的后勤保障工作，两入（改为人）关系也似乎并未真正进入鱼水相契的境界。但是却从未见诸葛亮有丝毫的怨嗟之意，而是毫无条件地服从大局，勤勤恳恳地奋发进取。由此可见，在诸葛亮身上，忠君与爱国是高度统一的，公心和私德是融汇一体的。这作为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无疑要受到后人的推崇和仰慕。
（2）严于律己，淡泊廉洁。诸葛亮的高风亮节也表现为他严于律己，光明磊落。诸葛亮出山辅佐刘备父子，先后任军师中郎将、军师将军、丞相等要职，可谓身居高位，大权在握。尤其是在辅佐刘禅期间，他是蜀汉政权实际上的领导人，“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可是诸葛亮却从不为自己谋取私利，而是始终严于律已，为人表率。他谦虚谨慎，虚怀若谷，“集众思，广忠益”，善于听取不同的意见，集思广益，“明其不疑于直言也”。他对自己处处严格要求，正己而后教人，从不文过饰非，推诿搪塞自己的不足和错误。他要求属下敢于进谏，勤攻己阙，“诸有忠虑于国，但勤攻吾之阙”。（《三国志•诸葛亮传》）他清心寡欲，为官清廉，生活俭朴，洁身自好，从不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势为自己添置财产，做到“蓄财无余，妾无副服”，“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至“志决身歼军务劳”之日，全部的家产仅为桑树八百棵，薄田十五顷。临终前又遗命薄葬：“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三国志•诸葛亮传》）所有这一切，都反映了他清廉自奉、忠心为国的道德情操，作为身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一国丞相，能够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正是由于诸葛亮在各方面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大家树立了道德的楷模，才造成了蜀国上下政通人和、官清吏廉、精诚团结、励精图治的良好风尚和兴旺景象，与此同时也凸显了诸葛亮睥睨古今的人格魅力。
（3）兼容搏来（改为博采），“任长之术”。诸葛亮懿范美德的又一个重要的内涵，是他重视读书学习，善于博采众家之长，实行“住（改为任）长之术”，不断充实自己，提高自己的处事应变能力。具体地说，他在坚持儒学的基本立场前提下，兼容博采其他学派的长处，致力于沟通理论和实践的关系，既有所侧重，又照顾全面。在他的身上，儒家的德治仁政原则、道家的豁达人生态度、法家的法治思想、名家的辨名析理观念、墨家的献身精神、阴阳家的变化理论、纵横家的外交才干、兵家的尚智本色，得到了天衣无缝的融汇贯通。这种兼容博采的文化精神，既是与汉末社会思潮的基本特征相吻合的，即对“变通”观的肯定和对僵化理解“仁义礼乐”的鄙薄；同时也是和古代文化建设的根本要求相一致的。所谓“百家皆有所可，时有所用”；“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体也。譬如丝竹金石之合乐同也，其曲异而不失于礼。”如果宥于（改为囿于）一曲，不免沦为“陋儒”、“辟儒”。只有博采兼融，择善而从，方能成其宏大，遂其所欲。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首先具备博大的胸怀，超越的人格。从这个意义上说，博采兼融的文化精神，同样是构成诸葛亮理想人格的有机组成部分。
总之，诸葛亮一生的历史活动，表现了忠诚、勤勉、开明、务实、智慧、坚定、高尚、博大。这些美德，是人类文明的结晶，是理想人格的风范，因而能超越时空，万古常青。因此，他作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得到整个民族的普遍认同，不仅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推崇和赞扬，而且也深受着普通民众的景仰和爱戴，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其匹的。斗换星移，人间沧桑。今天，社会面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的观念、价值取向也有了新的特色和追求，然而，作为一种文化现象，诸葛亮的高大形象将永远留驻在人们的脑海之中。人们将从他身上理解智慧的内涵，认识奋斗的意义，进而去开创更为美好的生活。从这一点上说，诸葛亮是不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