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苏联剧变是20 世纪影响世界的大事，其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社会主义实践出了问题。经过70多年的探索，苏共并没有找到适合苏联特点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因此，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发展成改向，在抛弃斯大林模式的同时，也放弃了社会主义道路。这一教训值得共产党人深刻总结，但把苏联剧变的主要原因归为信仰虚无主义危机，是本末倒置。苏联剧变不是信仰虚无主义的问题，是放弃对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的信仰，转而信仰其他选择的问题。发生这一切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公开性、民主化，而在于原有的信仰空洞无物，未给民众带来实惠。
苏联剧变 20 多年来，我国学术界探讨苏联剧变原因的文章很多，学者们从多个方面探讨了苏联存在的问题和导致苏联剧变的原因。《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 年第 3 期发表的杨金华的《论苏联剧变中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一文，从信仰危机的角度探讨了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原因，并认为：“改革‘新思维’背叛了马克思主义信仰，抛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引发了全面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从而瓦解了社会主义信仰的合法性基础，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信仰的指导价值，导致苏共意识形态全线崩溃。信仰虚无主义的催化剂效应，形成一股又一股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浪潮，为国外敌对势力西化苏联提供了可乘之机，最终瓦解了苏共，毁灭了苏联。”这种把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完全归之于思想意识的做法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也是与苏联的实际不相符的。文章所用的“信仰虚无主义危机”也不准确，没有信仰，或者信仰危机都说得通，两者加在一起，就难以理解。从该文的论述来看，苏共并不是没有信仰，不是信仰虚无主义，而是改变了信仰。
一、研究苏联剧变，要遵从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原则
我们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时，讲得头头是道，强调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强调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观察问题，强调内因是变化的根本，强调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但在具体谈到苏联剧变的原因时，却常常听到这样的声音：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否定斯大林，否定社会主义，造成思想混乱，导致社会主义失败和苏联瓦解；说戈尔巴乔夫搞“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背叛了科学社会主义，导致了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思想和学说确实有很大的力量，马克思主义从最初少数人信仰的思想变成了多国的实践，但在其中起作用的并不只是思想的正确性，更重要的还在于存在适合这种思想的土壤，中国、苏联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取得革命的胜利，根本原因还在于这些国家存在深刻的社会矛盾，而又没有调解这些矛盾的机制。共产主义学说和政党在欧美发达国家可以存在，为什么那里并没有发生制度的根本改变，就是这个道理。
1890 年，恩格斯在《致越 • 布洛赫》的信中写道： “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1］恩格斯的论述，道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真谛！苏共亡党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当然也跳不出恩格斯的论述。作为当事人的前苏联总理雷日科夫承认：“改革的悲剧结局是一系列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包括：时代的特点，公开提出的和暗中隐藏的目标以及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品质等等。”［2］戈尔巴乔夫在改革中提出的许多主张，诸如：
民主化、公开性、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一切权力归苏维埃等等，都不是他心血来潮的产物，也是受到许多党员和民众认可的，在党的各种会议上得到多数拥护的，其实质也是在为处于危机中的苏联社会主义寻找出路，不能简单地给他加上一顶反马克思主义的帽子了事。
在探讨苏联剧变的原因时，恩格斯对 1848年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可以作为我们的参照，他指出：“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那种迷信的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动荡，其背后必然有某种社会要求，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需要研究革命必然爆发又必然失败的原因，“这些原因不应该从一些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动荡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3］。恩格斯这段精彩的论述同样可以用来指导对苏联剧变原因的探究。为什么苏共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理论未能经受住公开性的冲击？苏联的意识形态会发生一夜之变，为什么民众那么容易就接受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为什么政治控制一放松，社会组织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根本原因还在于日益僵化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已经失去了信誉，苏联各阶层普遍存在不满。历史给了苏共 70多年的时间，他们没有让一个世界上资源最丰富的大国的人民过上富裕的生活，而是捧着金饭碗要饭，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排队购买日常用品成了苏联社会一大特色和景观，这样的社会主义能有吸引力吗！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不能过高地估计意识形态的作用。杨文把苏共的失败归结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失误是不正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确实十分重要。但是，价值观、意识形态属于社会上层建筑，它们取决于社会经济基础。从整个苏联历史发展看，它的意识形态工作抓得很紧，长期由党的第二把手主管。但是苏共的宣传教育只会板着面孔教训人，宣传的苏联社会与实际的苏联社会相距甚远。所以民间流行的说法是“《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苏联模式靠思想文化和舆论打造的神圣光环所维持，不去掉这层光环，没办法进行改革。公开性，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改革必须先迈出的一步，这跟当年中国破除“两个凡是”，解放思想是一个道理。苏联之所以发生剧变，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改变苏联经济停滞不前、让民众摆脱生活困苦之路，没有让民众从改革中得到实惠，而不是什么“信仰虚无主义”。
二、苏联剧变源于体制的危机
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存在言论结社的自由，比苏联的“公开性”要公开得多，为什么没有发生制度的更迭，而一放开舆论，苏联的制度就垮台了？
其中的原因，还应该到苏联“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去寻找。苏联发生的不是什么信仰危机，而是人们早就不相信苏联的社会主义了，需要探索新的社会主义之路，新的让民众过上富裕生活之路。这就需要改革。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经济开始的。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提出了“加速战略”，旨在改变苏联经济的停滞局面，结果收效甚微。改革政治体制，放开舆论限制，让苏联人民能够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共同探索改革之路，势在必行。1987年1月中央全会结束两周后，戈尔巴乔夫召集大众媒体和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开会，他在讲话中强调，一月全会的主要思想是发扬民主，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发扬民主。报刊“拥有批评、公开性和宣传好经验这样一些强有力的手段，因而在这方面可以而且应当做许多事情。”“我同意，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文学中不应该有被遗忘的名字和空白点。否则就不是历史，不是文学，而是人为的应景之作。”“让我们把一切都放回到其自己的位置上。”［4］这一讲话后来被称为“公开性宣言”。此后，公开性开始迅速发展。
从理论上说，公开性鼓励思想言论的自由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也可以说是恢复了被歪曲的马克思主义。1842年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说：“你们赞美大自然悦人心目的千变万化和无穷无尽的丰富宝藏，你们并不要求玫瑰花和紫罗兰散发出同样的芳香，但你们为什么却要求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精神只能有一种存在形式呢？”［5］1889年恩格斯在批评丹麦工人党将持有不同观点的党员开除的做法时，曾经指出：“工人运动的基础是最尖锐地批评现存社会。批评是工人运动生命的要素，工人运动本身怎么能避免批评，想要禁止争论呢？难道我们要求别人给自己以言论自由，仅仅是为了在我们自己队伍中又消灭言论自由吗？”［6］戈尔巴乔夫想通过公开性，让民众向不愿改革的官僚施压。1987 年 6月30日，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了《全民讨论国家生活重要问题法》和《对公职人员损害公民权利的不合法行为向法院起诉法》，旨在促进公民参与有关国家和社会生活重要问题决策的讨论和制定，公民有权要求法院保护他们的个人、财产、家庭、劳动、住房及其他权利与自由，可以起诉损害其利益的公职人员。
戈尔巴乔夫提倡公开性后，报刊改变了原来板着面孔教训人的局面，开始注意社会存在的问题，揭露苏联历史长期被掩盖的真相，受到了民众的欢迎。《真理报》、《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论据与事实》周刊等的发行量都从以百万计发展到以千万计，反映斯大林时代社会现实的小说也大受欢迎，新闻检查机关曾想阻止这一进程，但已无能为力。
在苏共长期掩盖历史、粉饰现实的背景下，一步到位地过渡到没有限制的公开性确实是矫枉过正，对社会的冲击力无疑是巨大的，也是苏共领导人始料不及的。正如美国学者所评价的：“关于苏联过去阴暗面的铺天盖地的公开讨论不仅没有带来有关改革的新乐观精神，反而引发了对社会主义计划全部构想的嘲笑。”“不管在媒体上还是在日常交谈中，公开性没有带来对改革这一伟大事业的乐观和责任感，只带来了对现在和过去不断堆积的愤怒和冷言嘲讽，尤其是对领导人的政治辞令和允诺的不满。”［7］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恰恰是苏共没有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以往的失误，长期掩盖社会阴暗面，特别是没有彻底清算斯大林时期大清洗的错误，许多十月革命的著名领袖仍然背着叛国者、阴谋家、杀人犯的恶名，正因为如此，人们有权利了解历史的真相，而历史的真相一下子被揭开，对苏共造成了难以承受的冲击。
戈尔巴乔夫上任后重新开始平反工作，到1990年初为斯大林时期大镇压受害者平反的工作基本完成，总共为根据“三人小组”、“两人小组”和“特别会议”的决定被镇压的 80. 7万人平反，还为根据法院和检察机关决定而被镇压的 31342 人恢复了名誉，为在卫国战争时期因其他罪行受惩罚的 21333人恢复名誉，当时审查的主要是还活着的人的案件。而在1917－1990 年间因犯危害国家罪被判刑的有3085. 39 万人，其中 82. 7995万人被处死，还应加上被驱逐出境的 200. 3万人，更不用说还有因饥饿和其他原因损失的人。［8］为受害者平反，重新审视苏联历史中这沉重的一页，实是苏共争取民心之举，但规模如此之大，出乎当政者的预料，更让许多民众无法接受。
公开性政策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其倡导者的初衷，没有达到解放思想、形成改革共识的目的，没有与实行改革政策的当局紧密配合，推动改革的深化与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苏联的历史包袱太沉重了，人民中积聚了太多的不满需要释放。这一政策当时受到了普遍欢迎，被认为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人们不再信仰苏共长期宣传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因在于这种社会主义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原则，并没有为民众带来实惠。马、恩创立共产主义学说，对未来社会主义提出构想，根本原则是要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更公平、公正，更尊重劳动者权利的社会，但苏共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却剥夺了农民土地所有权和支配自己劳动果实的权利，剥夺知识分子独立思考和发表自己意见的权利，工人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尽管苏联社会对民众流行的称呼是“公民”，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公民权，官员不是由他们选举的，也不受他们的监督。“不管是工人阶级，还是苏联人民，总体上并没有掌握苏联体制。权力滞留于党—国制度的最高层。从拟订经济计划，直到做个人生意，工人们都无权制定涉及该制度应如何运行的经济决策。”［9］贪污腐败、权力私用成风，勃列日涅夫的儿子是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女婿是内务部副部长，连襟领导着机器制造部。拉希多夫在乌兹别克斯坦当政20 多年，该共和国的党、政、经和政法部门全部都是他的亲信，仅在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中央机关，他的亲属就达 14人之多。在苏联的体制下，“中央组织部只是大致定出苏共的结构、它的关键部门，具体事情都由地方领导去做。出于自身的利益，他们挑选的‘侍从’都是首先能够帮助他们在例行的党的选举中保住职位的人，思想性、诚实、不妥协精神等常常被置于次要地位。人们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对那些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常常被突然提升为‘领导’感到气愤，
由此产生的后果是许多党组织的威信下降，对许多共产党员形成了不好的看法。”［10］1896－1913 年，俄国曾是世界上粮食出口最多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却养活不了自己的居民。苏联从 1963年开始进口粮食，进口量逐年增加，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1907－1913 年俄国在世界粮食出口中所占份额为 45% ，1980 － 1990年苏联在世界粮食进口的份额中占16. 4% 。［11］1984 年苏联从西方购买了 4550 万吨谷物及其制品，48. 4 万吨肉及肉制品，超过100万吨的动植物油，以及其他用自由兑换外汇购买的粮食。［12］苏联的农业实际上已经崩溃，从美国进口的粮食要比苏联自己生产的粮食便宜一半。
苏联的工业化取得了巨大成绩，但也只是几项关乎国家安全的指标繁荣而已，苏联可以把人送上太空，却解决不了卫生纸不足的问题。苏联可以制造高精尖的各种武器，却解决不了居民衣物鞋帽不足的问题，美丽的俄罗斯姑娘没有与之相配的服饰。当人们在电影里、电视上看到西方国家橱窗中琳琅满目的商品时，他们不能不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表示怀疑。
公开性政策使戈尔巴乔夫和苏共尝到了几十年政策失误结出的苦果，人们把不满和怨恨都发泄到了要改变这一体制者的身上，没有给他们时间来修正历史的错误。
三、研究苏联剧变，要弄清史实
研究苏联剧变问题，不应该从理论到理论，应该先弄清苏联历史发展脉络。杨文从四个方面论证信仰虚无主义导致苏联剧变：人道主义思想路线瓦解马列主义信仰合法性、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不顾苏联政策出台的背景和实际情况，一味进行批判和否定。
杨文从批判赫鲁晓夫开始，否定“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这一理念，批判“全民国家”、“全民党”、“人道主义”、“全人类价值优先”，认为这造就了苏联“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革命”，无非是说苏共领导人“不分阶级、不讲专政”。苏联1936 年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苏联社会只有工人、农民两个阶级和知识分子一个阶层。那么在这样的国家里，难道苏联共产党和苏联国家不应该代表全民吗？没有资产阶级还要硬找资产阶级，搞阶级斗争，就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吗？斯大林确实没有按“全民国家”、“全民党”来建设苏联的社会主义，他在宣布建成了社会主义以后，仍搞了大清洗，强调阶级斗争尖锐化，无数生灵遭涂炭，成为苏联社会难以愈合的伤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步苏联的后尘，在掌握了政权后仍不断进行“清洗”、“革命”，造成了什么样的后果我们都十分清楚。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对于危害社会的犯罪分子自有法律制裁，在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后，仍把一部分人打入另类，搞阶级斗争，显然不符合实际。全民国家、全民党是苏联社会发展的必然，遗憾的是由于缺少民主机制，苏联社会并没有成为全民的，人民并不是主人。
关于“全人类价值优先”的问题，作者不看戈尔巴乔夫这一论断的具体所指，而是乱批一通。苏联的外交长期从埋葬资本主义出发，强调阶级原则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实质是与美国争夺世界霸权。戈尔巴乔夫现实地看到，苏联这个社会主义代替不了资本主义，为了改善苏联的国际环境，他强调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他认识到，由于科学技术的高速发展，世界已经形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多样性的统一体，人类面临着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因此，他承认全人类价值优先于民族、阶级等价值。新思维外交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价值观的优先地位，说得更确切些──承认人类的生存。”［13］这并不是不要苏联的民族利益，而是有条件的，即在核战争的威胁面前，“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这并没有什么错。在20 世纪 80年代初美苏尖锐对抗的条件下，核战争的危险是存在的，一旦爆发核战争，其后果不堪设想。正是看到了这样的后果，戈尔巴乔夫主动退出了冷战，使世界不再有核大战之忧，对此，邓小平在接见戈尔巴乔夫时曾予以充分肯定。
戈尔巴乔夫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在公开性发展起来后，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已经威信扫地，为了挽救社会主义，他针对苏联式社会主义既不人道，也不民主，提出了要建设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在1990 年 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才作为纲领正式提交即将召开的苏共二十八大，苏共二十八大确定为苏共的正式纲领，而此时离苏共被解散只有一年时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辞藻再漂亮，民众从改革中得不到实惠，也是枉然。苏联的失败，源于改革方针选择失当，没有让民众得到实惠，经济危机日益加重，到1990 年苏联已经沦落到了满世界乞讨的地步，这样的国家自然难以为继了。
杨文时间混乱，说“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这完全不符合苏联的实际。在戈尔巴乔夫头脑中，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念影响深远，他一直把私有制、商品经济当成属于资本主义的，在改革之初并没有鼓励个人成为私有者，更反对私有制。苏联经济改革主要方向是经济分权、权力下放，经济改革纲领中没有提出向市场经济过渡和非国有化的问题，直到1988 年年中才通过允许开办私人企业的法令。虽然如此，但在观念上，戈尔巴乔夫仍然排斥私人所有制。1988 年 11月戈尔巴乔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批评爱沙尼亚同志说：“私有制，很清楚，这是人剥削人的基础，而我们的革命完全是为了消除剥削，把它们完全转交给人民所有。试图恢复私有制意味着后退，这是极其错误的决定。”［14］1989年3 月苏共中央全会才决定解散苏联国家农业综合体，放弃对土地过分集权化的管理，中止同个人副业的斗争，确定五种土地经营形式：国营农场、集体农庄、土地联合企业、合作社、农户( 农场)经济是平等的。而此时，中国的个体经济、私有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商品不足、粮食不够的问题基本解决了。在苏联经济危机严重，不得不转向市场经济时，才提出了私有化的问题，这已经是1990年了。当时的情况是，日用消费品短缺情况严重，在日常生活的基本消费品中，95% 以上的商品供应经常短缺，在 211 种食品中有188种不能自由买卖，几乎所有的大中城市都实行凭票供应制。“1990年春天，经过六年的改革之后，实际上被迫推行票证制度。我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七十多年艰辛劳作，无尽的磨难和千百万人牺牲，结局竟是如此令人失望！……”［15］1990 年 3 月 6 日，最高苏维埃通过《苏联所有制法》，规定： “苏联的所有制形式有：苏联公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在苏联可以存在外国所有制、国际组织所有制、外国法人和外国公民所有制。”“国家为各种不同所有制形式创造必要的发展条件，并保证它们受到保护。”这一法律的颁布取消了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垄断地位，承认了公民个人财产所有权，确认可以通过对国有资产进行租赁、赎买、股份化改制建立集体所有制，承认国家、集体、公民私人可以组成联营、合营的集体所有制。这一法律为新经济主体财产的合法化提供了制度保障，有利于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该法律通过后，戈尔巴乔夫让阿巴尔金负责制定新的经济计划，60 名专家在阿巴尔金领导下开始拟定详细的经济改革构想。1990 年 5 月 24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在第三次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关于国家经济状况和向可调节市场经济过渡的构想》的报告。1990 年 5 月 29日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后，他并不理会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而是另组班子在俄罗斯政府办公大楼里拟定自己的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计划，即“沙塔林—亚夫林斯基”方案，这个被称为“500天计划”的方案基础是在所有生产要素中确立私有制，其中包括土地，提出一些反垄断和企业私有化的措施，大幅度削减国家开支等，同时要求中央把广泛的权利交给各个共和国。“500天计划”受到了媒体的热捧。于是，雷日科夫—阿巴尔金方案与叶利钦提出的“500天计划”开始进行激烈斗争，戈尔巴乔夫试图把他们调和在一起，双方都不接受，经济改革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因此，当时并不存在私有化浪潮导致社会主义信仰迷失的问题，有的是经济观念落后导致的经济改革失败和经济危机加剧。苏联的经济困难也不是杨文所说的“私有化的经济改革”造成的，恰恰是长期排斥私有化的结果；称“私有化泛滥也打开了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大门”更是前后倒置，苏联是先有意识形态多元化的。
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也不像杨文所说的政治改革“新思维”引发自由主义信仰泛滥，而是政治体制改革方针措施选择失当。我曾在《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1 年第1 期发表过《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及其教训———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体制的确立与影响》一文，对此有详细论述，此处不再赘述。
杨文认为，自由化舆论宣传滋生多元理想信念，这并不错。确实，公开性政策打开了表达不同政见的大门，但是，不能因此得出“最终也打开了始料不及的社会动乱的大门”。苏联的社会动乱原因是多方面的，70年积累的矛盾与问题在改革的背景下来了个总爆发，其中最重要的是民族主义运动和民族分离主义运动，也有矿工争取改善生活条件的罢工。这些问题的根子在经济，而不是思想，理想信念不可能建立在沙滩上。当今的俄罗斯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也没有发生动乱，而是社会日趋稳定，根源在于普京的政策改善了民众的生活，得到了民众的信任。作者在论述问题时，不少引证没有出处，在材料的使用上也缺少有权威的论著和史料，结论难以令人信服。作者所用的所谓“新自由主义”等概念，在苏联当时是没有的。
总之，我们研究苏联问题，不要从固有的观念出发，应该从苏联的实际出发，把苏联的政策措施放到当时的大背景下进行考察，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得出结论，不要追风赶潮，妄下断言。（参考文献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