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年七月入藏清华大学的战国竹简，性质主要是经、史一类书籍。其中有一种保存良好的史书，暂题为《系年》，一共有一百三十八支简，分成二十三章，记述了从周武王伐纣一直到战国前期的史事，将作为竹简的整理报告《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第二辑发表。作者在整理过程中发现，《系年》有许多可以补充或者修正传世史籍的地方，有时确应称为填补历史的空白，关于秦人始源的记载，就是其中之一。
大家都知道，西周覆亡，周室东迁以后，秦人雄起西方，先是称霸西戎，随之逐步东进，终于兼并列国，建立秦朝，成就统一大业。秦朝存在的时间虽然短促，对后世的影响却相当深远。特别是秦人的文化，有其独具的特点，伴随着秦人的扩张发展，广被于全国各地。研究中国的传统文化，在很多方面不能不追溯到秦人，而秦人是从哪里来的，其文化有怎样的历史背景，历来有种种看法，是学术界争论已久的问题。
关于这一问题，长期以来的主流意见，是秦人出自西方。司马迁在《史记·秦本纪》及《赵世家》中，曾经详述秦的先世，讲到商朝晚期有戎胥轩，娶郦山之女，生中谲，“在西戎，保西垂”，看来秦人当时已在西方，并且与戎人有密切关系。蒙文通先生的《周秦少数民族研究》便据此认为“秦为戎族”。
然而也有一些学者持不同意见，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主张“秦之先世本在东方，为殷诸侯，及中谲始西迁”。这是由于《秦本纪》提到:“秦之先为嬴姓，其后分封，以国为姓，有徐氏、郯氏、黄氏、终黎氏、运奄氏、菟裘氏、将梁氏、黄氏、江氏、脩鱼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这些国族，凡可考定的都在东方。近年这种东方说的代表作，是林剑鸣先生的《秦史稿》一书。出版于1981年的这本书，以为中谲只是“曾率一部分秦人替殷商奴隶主保卫西方的边垂”，不能说明秦人即是戎族。
中谲的儿子是飞(或作蜚)廉，飞廉的儿子是恶来，父子三代都是商朝末年的著名人物。《秦本纪》说:“恶来有力，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殷纣。”他们助纣为虐，史有明文，但他们给秦人带来怎样的命运，却没有文献记载。
清华简《系年》的第三章，具体回答了这方面的疑问。简文叙述了周武王死后发现三监之乱，周成王伐商邑平叛:
飞(廉)东逃于商盍(葢)氏。成王伐商盍(葢)，杀飞(廉)，西迁商盍(葢)之民于邾，以御奴之戎，是秦先人。
“飞”就是飞廉，“”字从“甘”声，“廉”字从“兼”声，古音相近通假。“商盍氏”即《墨子·耕柱篇》、《韩非子·说林上》的“商葢”，也便是称作“商奄”的奄。关于飞廉、恶来，《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并杀恶来。是时蜚廉为纣石(使)北方，……死，遂葬于霍太山。”这和《系年》所记不同。
《系年》的记载，可以参看《孟子·滕文公下》:“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和《系年》一样，是说飞廉最后死在东方。
飞廉参与三监之乱，失败后东逃到奄。奄也即是《秦本纪》讲的运奄氏，属于嬴姓，飞廉向那里投靠，正是由于同一族姓。当时今山东到苏北的嬴姓国族都是反周的，《逸周书·作雒篇》说:“周公立，相天子，三叔(管叔、蔡叔、霍叔)及殷、东、徐、奄及熊盈(嬴)以畔(叛)。……二年，又作师旅，临卫政(征)殷，殷大震溃。……凡所征熊盈(嬴)族十有七国，俘维九邑。”这充分讲明了嬴姓国族在这场战乱中的地位。
奄是东方大国，是商王朝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根据古本《竹书纪年》，商王献庚、阳甲都曾建都于奄，然后盘庚才迁到今河南安阳的殷。奄之所以称为“商奄”，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据《左传》，周初封鲁，“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虚”，杜预注:“商奄，国名也。少皞之虚，曲阜也。”传统上认为奄国即在今山东曲阜。不过奄的国境范围肯定要大得多，有学者主张奄相当周朝的鲁国，同奄一起反周的蒲姑相当周朝的齐国，可能是差不多的。
由《系年》简文知道，商朝覆灭之后，飞廉由商都向东，逃奔商奄。奄国等嬴姓东方国族的反周，飞廉肯定起了促动的作用。乱事失败以后，周朝将周公长子伯禽封到原来奄国的地方，建立鲁国，统治“商奄之民”，同时据《尚书序》讲，把奄君迁往蒲姑，估计是看管起来。但在《系年》发现以前，没有人晓得，还有“商奄之民”被周人强迫西迁，而这些“商奄之民”正是秦的先人，这真是令人惊异的事。
秦国先人“商奄之民”在周成王时西迁，性质用后世的话说便是谪戍。其所以把他们遣送到西方，无疑也和飞廉一家有关，因为飞廉的父亲中谲正有为商朝“在西戎，保西垂”的经历，并且与戎人有一定的姻亲关系。中谲、飞廉一家，本来也是自东方出身的。周朝命令“商奄之民”远赴西方御戎，完全不是偶然的决定。
认识到秦的先人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以前与秦人始源相关的一系列问题都得到解释，例如:
在文献方面，《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其牲駵驹、黄牛、羝羊各一云。”秦襄公为什么自称主少皞之神，是由于少皞嬴姓，《说文》:“嬴，帝少皞氏之姓也。”《左传》讲得很清楚，封鲁的奄国之地又称做“少皞之虚”，秦襄公只是没有忘记国族的来源而已。
在金文方面，西周中期的询簋和师酉簋都提到“秦夷”，还有“戍秦人”，来自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裔自可称“夷”，其作为戍边之人又可称“戍秦人”。
在简帛方面，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苏秦谓燕王章”云:“自复而足，楚将又出沮漳，秦将不出商阉(奄)，齐不出吕隧，燕将不出屋注。”所说是指各国的始出居地。秦出自商奄，正与《系年》所记吻合。这几句话后世的人们不懂，所以传世本《战国策》把“商奄”等都错误地改掉了。
《系年》的记载还有一点十分重要，就是明确指出周成王把商奄之民西迁到“邾”这个地点，这也就是秦人最早居住的地方。“”在战国楚文字中常通读为“吾”，因此“邾”即是《尚书·禹贡》雍州的“朱圉”，《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冀县南梧中聚，可确定在今甘肃甘谷县西南。
西周初秦人的最早居地在这样的地方，由近年考古工作看，是非常合理的。甘谷西南，即今礼县西北，正为早期秦文化可能的发源地。2004年以来，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一带西汉水上游进行了遗址普查。2005年—2006年，又做了有针对性的调查，确认或发现了西山、大堡子山和山坪三座周代城址，见该队《甘肃礼县三座周代城址调查报告》(《古代文明》第7卷)。其中西山的时代相对较早，从遗址来说，其秦文化出现的时间约为西周中期，城的使用年代则在西周东周之际。2005年以来，在西山的发掘成果丰富，见《中国文物报》2008年4月4日所刊《甘肃礼县西山遗址发掘取得重要收获》一文。
西山位于礼县县城西侧，西汉水北岸的山坡上，还不是最早的秦文化遗址。由这里往北，没有多远便是“邾”的可能位置，有待勘查探检，这为今后的考古研究提供了珍贵的线索。
既然秦人本来是自东方迁来的商奄之民，最早的秦文化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系，希望这一点今后会得到考古研究的验证。学生记者 潘可佳 张元智
1925年，汇聚了四大国学导师的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成立。在2005年的这个早春时节，国学研究院80周年纪念日已悄然临近。随着第六届人文知识竞赛热火朝天的开展，清华园内又掀起了一场国学之风。带着对清华文科复兴的热忱与信念，三位学生记者近日采访了著名历史学家、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李学勤先生，请他讲述自己难忘的治学经历。一个个真实、动人的故事，给我们展示出一条清晰的与清华渊源不断的脉络…… 少年书生意气时 ??李学勤先生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从幼年起，读书就成为李学勤最大的嗜好。 ??李学勤读书不为学科所囿，尤其不拘泥于文科或者理科。从七、八岁起他便成了《科学画报》的忠实读者。上中学后，李学勤的阅读面更是广阔了许多。英国大主教巴克来、经济学家庇古、德国哲学家康德等人的英文原版著作都成了李学勤高中时掌中所捧的必读书目。 ??“我有个爱好，就是看符号，越是看不懂我就越喜欢看。”李学勤这个奇怪的爱好，让他独具发现之眼，伴随着他获得了一次次的成功与辉煌。 ??1950年，17岁的李学勤开始对甲骨文感兴趣。那一串串未知的符号的确切含义，那一层层隐藏在龟甲背后的先人的思维，如同魔法一般召唤李学勤。当时位于文津街上的北京市图书馆成为李学勤研究甲骨文的大本营。一有空这个清瘦的年轻人便会一头扎进书堆里，去寻找甲骨文带给自己的精神上的欢愉。 ??一个很偶然的场合，李学勤看到了金岳霖先生为中国引进西方数理逻辑的第一部书--《逻辑》。“一看满书都是我不认识的符号，我的兴趣立刻就来了。”从头到尾把书看完了之后，李学勤开始真正沉迷于数理逻辑了。而这对李学勤的最大影响便是1951年他决定报考清华大学，理由很简单——师从金岳霖。 ??“其实我来清华的时候并不是学习文史，而是学习哲学。因为金岳霖先生所教的专业是哲学。”与现在满满一教室学生面对一个老师相比，师从金岳霖的那段难忘时光无疑更给李学勤的学习生活增添了许多情趣。“那时候我们就几个学生，经常就跟着金先生到他家里去。到他家我们就是聊天，金先生点起一袋烟，我们就在他的烟袋跟前聊一整天。学问也就是这么才做出来的。跟从金先生学习，不光是学他的知识，也要在他的烟袋跟前学习做人。” ??复建文科，我愿意回来！ ??“我是建国以后入学的学生，1951年入清华哲学系，院系调整以前就离开了清华，所以我是属于清华老文科的最后一班学生，1952年的夏天我就调走了，进入中科院的历史研究所工作。虽然我在清华时间并不长，可是清华给我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我在这里念书，认识了许多老师，向他们请教学习。实际上我研究甲骨文，还是从王国维这个传统来的。应该说，我整个的学术知识道路，都是从清华这个系统来，所以我对清华的感情是很深的。可是后来清华变成了一个工科大学，不但文科没有，理科也没有了，所以那时候到清华来的机会就很少。” ??埃及人有着这样一句俗谚，喝过尼罗河水的人，必将回到尼罗河来。从荷塘边走出去的清华人，也都怀揣着清华情结，他们总是渴望回来，哪怕只为母校尽一点力。李老师也是如是。 ??1983年，真正的文科筹备终于如有识之士期待的那样开始了。当时有一些学者给中央上书，希望恢复清华综合大学的体制，时任校长刘达先生着手组织恢复清华的文科理科。“1985年，清华建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又复建了中文系，之后，刘鄂培和羊涤生两位教授就来找我，问我愿意不愿意回学校，我说愿意，可我当时做不到，实际上我从1985年开始是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到了1991年我做所长，这段时间我不可能离开社科院的岗位。” ??等啊等，机会终于来了，“1992年的一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现在我记不太清了，好像是南方的一所大学，建立了一个没有编制的研究所，人都是外面的，用外面的力量来建设大学里没有的学科，我觉得这个做法很好。所以当时就通过学校的一些朋友反映了这个意见。那时候徐葆耕老师是中文系的系主任，他听说这个事情就向时任校长张孝文报告，张校长非常支持，在校务会上正式通过之后，就由我来牵头建立一个‘国际汉学研究所’。在1992年，这还是非常罕见的事情。我在这里建立国际汉学研究所，实际上是这个学科的发端。” ??这以后，李学勤老师、徐葆耕老师和历史系的葛兆光老师一起开始了这方面的工作。成立之初的国际汉学研究所虽然挂靠在中文系，实际却是个“三无研究所”，“没有编制，没有房子，没有钱，可是我们在三无条件之下，还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翻译编著了很多汉学书籍，
像《国际汉学名著提要》，《国际汉学漫步》，在辽宁教育出版社出了《国际汉学名著译丛》，还出版了《法国汉学》，这套书出了十辑，到现在还在继续出版，还和欧洲、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的很多相关单位建立了联系，现在汉学变成了一个专门的学科，我们也成了国际汉学方面的带头的单位。在我们之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才纷纷建立了专门的研究机构。从那时候开始，最初我是作为兼任教授，后来是双聘教授，双聘就算一个正式的名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的主要工作还是在社科院，从1991年到1998年，我一直担任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所长，1996年开始我又做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组长，工作非常繁重，所以我在清华的时间不是太多，但是我每周都会过来，很多会议我都参加，怎么说呢，应该说我非常羡慕清华，非常爱清华，所以只要有时间我就回来，我能够做的，我一定会做。” ??“我在这里做的工作，不只是国际汉学研究所。今天我们的人文学院有十多个系所，是很大的机构；今天我们的历史系也不比北大的历史系小。可是那时候不一样，那时候还是和科技结合的，比如办了编双--科技编辑专业，当时很受欢迎。那时候还有传媒专业，也是跟科技相结合的。所以那个时候的文科，是在工科大学里面建立的文科，跟我们设想的文科还不太一样。” ??对于清华文科的复建，李学勤老师所做的，还有很多。他还曾经担任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所长。思想所初建，学校请来学术泰斗张岱年先生兼任这个所的所长，张岱年先生受业于清华，对清华的感情很深，很愿意做这个事情，可他毕竟岁数大了。“所以当时由钱逊先生（国学大家钱穆先生的长子）来辅助他工作，张先生和钱先生都退休之后，就由我来接替这个工作，我们这个所当时有二十多人。2003年下半年，历史系和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这是为了发展我们的历史学科。 ??“那几年我工作岗位不在这里，但是我经常回来开讲座，我办了一个系列讲座叫《简帛与学术史》，当时我承担了‘985’课题，研究新出土的简牍帛书，特别是和学术史有很大关系，我和廖名春老师一起做这个事情。” ??文科复建二十年，硕果累累 ??如今，清华大学正朝着建设综合性、研究型、开放式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进。为实现这一目标，清华文科力量亟待壮大。遵循“古今贯通、中西融会、文理渗透、综合创新”的学术范式，打好基础，突出应用，注重交叉——今天的清华文科正在形成自己的特色。“咱们学校文科的完全复兴或许还需要整整一代人的努力。但我相信，在2011年咱们百年校庆的时候，文科发展的成绩会相当显著。”李学勤这样说道。 ??“清华并不是中国现代大学中最早的一个，北京大学、山西大学、河南大学，这些大学都比清华早。所以说，清华从传统上并不是最早的，在早期它的文科也并不突出。但是上个世纪20年代以后，特别是1925年建立国学研究院之后，再确切一些是1928年，清华改成国立大学以后，我们的文科迅速地兴盛起来。从1928年到1937年抗战爆发，这十年之中，清华的文科一跃成为全国最好的文科，变成了整个学科的前沿，这个原因，就是当时梅贻琦校长说的，有大师！这话真是不错，清华在网罗人才，强调人才培养，注重教师发挥作用方面，做得特别好，所以特别有成就，好多中国的学科实际上是从清华的文科开始的，是在清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考古学、教育史、法学、人类学、少数民族历史、中外文化比较甚至是美术史，比如中央美院美术史系的创始人王逊就是清华出身，我念书的时候他就在清华教书，是文物馆的馆长。所以我说清华文科的优势不仅仅是有悠久传统，而且是有特色的传统，传统加上特色，这才构成了清华文科的重要性。 ??“清华的文科传统之所以能够保存，今天还能够恢复，我想有几个条件在里面。一个是物质条件，就是清华虽然通过院系调整变成一个工科院校，可是图书馆并没有去掉，在清华本身的教育里面，还保留了一些文科的内容。有一些教授，比如钱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清华，这些都让清华的人文系统没有断绝。清华的文科能够迅速地恢复，一点是有赖清华文科的传统和特色，一点是清华的校友们都非常团结，在母校恢复文科的工作中都愿意支持，这样的话，就有很好的基础。另外在物质上，清华没有把图书馆之类的文科设备资源放弃。前些日子我到图书馆去，在书库里走走，我发现即使在学校纯工科的时期，也购置了一些文科书籍，这点也很可贵，可见当时的老校长们对这方面还是很重视的。” ??回来，就是想为母校做点事 ??从2004年的秋季学期开始，李学勤老师开始给文科实验班的本科生开课。在社科院的五十年，基本没有教学任务，带研究生也和本科生不同，但李老师特别喜欢也特别注重和学生交流。他说：“带研究生最重要的是启发他自己的观点，我愿意让他自己摸索一个题目，而不是在自己的研究领域里切一块给他。我带学生，以启迪为主，我觉得本科生教学也应该这样，所以我们设立文科讲座，从各方面请专家来，我们已经请过北大考古系的李伯谦、社科院的庞朴、北师大世界史专家刘家和……”名单网罗了中国社会科学领域的各方中流砥柱，奢侈无比，如果没有李老师亲自出面相邀，很难一一落实。 ??“上个礼拜我应学生的要求开了一个讨论课，我觉得效果还是很好的，交流比较多。现在的学生和我们那时候完全不一样，我们念书时候的学习生活是家庭式的，那时候的文科，一个系超过十个学生就了不得了，有一年我们哲学系只有一个学生，一个学生毕业也专门举行仪式。那时候我们和教授的关系不像现在，我们可以去教授家里上课，所以那时候教授讲的是心得，在这里面沟通很重要，学生不但学到了知识，还学到了治学的方法和做人的道理，今天不是我们不愿意做，而是不可能，比如文科实验班，一百多个人往这里一坐，再加上旁听的同学，整天就等于上大课，所以我跟同学们讲，你们不能像中学时候那样学习，不能只念课本，上大学就不能这样，要找到一个自己学习研究的方法。从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来说，现在的大学生和中学差不多了，而研究生像在上大学似的，这种培养方式不够理想。上大课的时候，几十个人几百个人，还要用扩音器，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交流就不够活跃。” ??即使如今名满天下，李老师也喜欢去听各类演讲报告，“我觉得现在最好的讲座是高等研究中心会议厅举办的报告，可惜没有很多同学知道。我觉得这个是很不足的。在基础课之外，老师和学生还能有广泛的学术交流，这是我最希望形成的一种风气。我在剑桥大学的时候，剑桥大学有自己的晚报，十二个便士，很厚的一沓，每一天有一整版在介绍今天的各种演讲，都是免费的，四点钟下课以后，谁想去就可以去，多方便。知识多了，你需要的面就更广泛，这样你才能有更多的创新。”
转自《新清华》
编辑 文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