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故事”是字面的意思：旧事。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法的存在。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时代，在法先王向后看的传统压倒一切的时代，应用故事，会使士大夫的施事进言显得典雅博学，有据有力。
首先正音，我讲的“故事”，“事”字不读轻声，而是读第四声。次以释义，这个“故事”不是通常所说的意思，即不是《现代汉语词典》解释的“真实的或虚构的用做讲述对象的事情”，而是字面的意思：旧事。但这个旧事在古代有着特别的意思。
祖宗法是本朝所行先例，故事是以前所行先例。二者有重合之处，又不尽相同。以圆形来表示，故事是大圆，祖宗法则是大圆中处于中心位置的小圆。
祖宗法由于是本朝先帝时期的行事与立法，便戴上了神圣的光环。同时，又由于时代切近，与现实切合者多，实用价值大，所以在光环之下，备受重视。在形态上，尽管不属于权力，却体现了一种难以抗拒的权威。
然而，祖宗法并不能包治百病，因为只有祖宗朝既行之事，方可查检比照，难以包罗万象，涵盖一切。
当祖宗法所无之时，具体操作的官僚士大夫首先想到的，也不是创例出新，而是法先王，将目光超越本朝，投向历史全域，来为眼前的问题寻找相应的法理依据。这就是应用故事。
狭义的宋代祖宗法，只涵盖太祖、太宗两朝，至多加上真宗朝。广义的祖宗法，则泛指当朝以前的所有先帝时期的行事。可供官僚士大夫们引经据典的祖宗法，要远远少于上千年积蓄的故事。而故事则是内容丰富，从无匮乏。
因此，故事就成了官僚士大夫的卷帙浩瀚的百科全书，就成了得心应手的武库粮仓，现成的先例应有尽有。熟读典籍的官僚应用故事，直如囊中取物。
故事，对于宋朝的官僚士大夫来讲，是仅次于祖宗法的存在。讲求故事，会近追隋唐，远溯秦汉，在方方面面，把故事运用得淋漓尽致。
在《宋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讲求故事的事例。
《真宗纪》于天禧五年十月壬子载：“依汉唐故事，五日一受朝。遇庆会，皇太子押班。”这是皇帝把故事作为执行礼仪制度法理依据的事例。
《李昉传》载：“会边警益急，诏文武群臣各进策备御，昉又引汉唐故事，深以屈己修好、弭兵息民为言。时论称之。”这是宰相处理国防事务时引据故事的事例。
《苏颂传》载：“乞诏史官采新旧《唐书》中君臣所行，日进数事，以备圣览。遂诏经筵官遇非讲读日，进汉唐故事二条。颂每进可为规戒有补时事者，必述己意，反覆言之。”这是士大夫以故事教育君主，而君主又主动接受故事教育的事例。
《选举志》载：“咸平间，秘书丞陈彭年请用唐故事，举官自代。”经过缜密检讨后，举官自代于天水一朝遂成定制。这是故事在制度建设层面的贡献。
南宋初年，面对财政困难，楼炤建议“参仿唐制，使户部长贰兼领诸路漕权”，“诏三省相度措置，卒施行之”。事见《楼炤传》。这是故事在财政领域应用的事例。
至于在法律方面，应用故事则俯拾皆是。一部《宋刑统》，就是唐律的翻版。引起我写这篇短文的，正是《宋会要辑稿·刑法》中的一段记载。知制诰柴成务对死囚复审提出异议，“事下大理寺详定”。大理寺在讨论后提出报告：
检会《刑统》，唐长庆元年十一月五日敕，应犯罪临决称冤，已经三度断结，不在重推之限。自今以后有此色，不问台与府县及外州县，但通计都经三度推勘，每度推官不同，囚徒皆有伏状，及经三度断结，更有论诉，一切不在重推问之限。其中纵有进状敕下，如已经三度结断者，亦许执奏。如告本推官典受赂，推勘不平，及称冤，事状有据验者，即与重推。如所告及称冤无理者，除本犯死刑外，余罪于本条加一等。如官典取受有实者，亦于本罪外加罪一等。如囚徒冤屈不虚者，其第三度推事官典本法外加等贬责，第二度、第一度官典节级科处。今详《刑统》内虽有此条，承前官吏因循，不能申明，自今请依成务起请施行。
大理寺的报告首先从《宋刑统》中全文引述了唐朝敕文，然后才据之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这是宋代官僚依据唐朝法律文书的一个极为普通的事例。
不过，故事是个杂货铺。士大夫援引故事，是为了达到自己目的而拿出佐证。朝廷纷纭或政治斗争的背景之下，作为例证所提出的故事，有时会遭到抵制。比如，在北宋，仁宗在吕夷简的怂恿下要废掉郭皇后，遭到范仲淹等一大批言官的强烈反对。这时，吕夷简就抬出了故事，说：“废后有汉唐故事。”结果遭到了孔道辅的驳斥：“人臣当道君以尧舜，岂得引汉唐失德为法邪？”有力的反驳让吕夷简语塞。事见《孔道辅传》。
还有士大夫出于结党营私而引用故事，而被皇帝本人抵制的例子。《张洎传》载：“尤善事内官，在翰林日，引唐故事，奏内供奉官蓝敏政为学士使，内侍裴愈副之。上览奏谓曰：此唐室弊政，朕安可踵此覆辙？卿言过也。洎惭而退。”作为文人的张洎，巴结宦官也要引用故事。
苏轼在讨论科举制度的上奏中，对有人“欲举唐故事采誉望而罢封弥”进行了批驳。此见于《选举志》的记载。
也有皇帝引用故事，却遭遇士大夫抵制的情况。有件事情，苏轼正是当事人。《苏轼传》载：
英宗自藩邸闻其名，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知制诰。宰相韩琦曰：“轼之才，远大器也，他日自当为天下用。要在朝廷培养之，使天下之士莫不畏慕降伏，皆欲朝廷进用，然后取而用之，则人人无复异辞矣。今骤用之，则天下之士未必以为然，适足以累之也。”英宗曰：“且与记注如何？”琦曰：“记注与制诰为邻，未可遽授。不若于馆阁中近上帖职与之，且请召试。”英宗曰：“试之未知其能否？如轼有不能邪？”琦犹不可。及试二论，复入三等，得直史馆。轼闻琦语，曰：“公可谓爱人以德矣。”
这段记载很值得玩味。英宗还是在皇子时代便已久仰苏轼大名，即位之后，就想引用唐朝故事，直接提拔苏轼为知制诰，担任他的秘书官。在宋代，知制诰再进一步就是翰林学士，是精英中的精英，宰相与执政大臣多由此出。不过，皇帝引用故事的提案，却遭到宰相韩琦的反对。他认为这样提拔过快。犹今日所言，是坐直升飞机。韩琦说，这样不但不会给其他士人做出榜样，反倒还会害了他。英宗达不到这个目的，又提议让苏轼担任记注，韩琦又反对，说这跟担任知制诰差不多，不如给个帖职。即使是这样提议，韩琦也还是附加了条件的，让苏轼参加考试。英宗很担心苏轼考不好，但韩琦却固执地坚持。英宗只得依从宰相韩琦。结果，苏轼考得还真不怎么好，得了个三等，勉强过关当了直史馆。后来，苏轼还自我解嘲地对人说，宰相韩琦这是为我好。
从上述宰相与皇帝的博弈中，可以窥见在一定时期内中央政治权力消长之一斑。处于弱势的皇帝，即使是搬出故事，也难达目的。
援引故事，古为今用，这是拥有知识优势的士大夫的擅长。在崇尚典籍、尊重文化的时代，在法先王向后看的传统压倒一切的时代，应用故事，会使士大夫的施事进言显得典雅博学，有据有力。这便形成一种别致的压迫，使人难以不从不听。即便不从不听，也一定要有充分的理由。
不过，故事的应用也具有多目的、多背景。在很多状况下，也成为了政治角力、权力博弈的工具，发生着正面或是负面的影响。应用故事传统让古代的史学变得格外发达，《资治通鉴》就是故事集大成的范本。不过，故事不光只起到镜子的作用，而具有工具效能。
这背后可以揭示出的秘密是，悠悠千年，无论如何江山鼎革换代改朝，无论如何“城头变幻大王旗”，帝国只有一个，直到20世纪初叶，都未曾消失。尽管有变异，而更多的则是遗传。
政策的延续性，不仅让官僚认同，也让老百姓深信不疑，而不管皇帝赵钱孙李姓甚名谁。举个明显的例子。秦始皇在公元前213年发布挟书令，嗣后焚书坑儒。到了公元前191年，汉王朝已经矗立了13年，才将挟书令废止。在这道前朝政令废除之前，民间深藏的“诗书百家语”一直不敢拿出，埋在地下，砌在夹壁墙中。政令废除，古书纷出，才有了千年不息的今古文之争。
超越了王朝，政策的延续，让故事一直不故，推陈出新，就像一种西药名字：长效磺胺。
（作者为四川大学讲座教授、日本学习院大学研究员。本文原载《文汇学人》2015年11月27日刊，原题《宋朝如何运用“故事”》，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