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生在明朝中后期的张居正改革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改革之一，作为一场以改善财政和经济状况为目标和任务的改革，改革的设计者张居正却在官员体系整治上用力最多、费时最久，然而它一样取得了公认的经济成效。
经济改革
中国古代的改革大体上分为三种情况：一是王朝更替之际的改革，通过改革实现社会更新；二是王朝初兴时期的改革，通过改革恢复社会经济、奠定百年基业；三是王朝中后期的改革，通过改革清除积弊、化解危机。张居正改革发生在明朝中后期，属最后一种类型。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苦，最了解基层社会和农民，他同时又是个充满智慧的人，建立大明王朝后很重视总结历代政策得失和帝王统治经验，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制定出一整套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文化方面的政策制度，其中既有《皇明祖训》等治国之道，又有《大明律》《诸司执掌》等法律法规，还有《洪武礼制》《教民榜文》等经济文化事典，内容丰富、涵盖广泛，朱元璋认为后世子孙只要严格遵守他制定的这些东西，就可保大明朝的社稷长盛不衰，所以要求“凡我子孙，钦承联命，无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由于有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改革在相当长时间里就成了大明王朝一件忌讳的事。但“祖制”解决不了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当经济社会不断发生变化时，任何一成不变的制度都将成为发展的绊脚石。明朝中期以后出现了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经济层面表现最为直观，由于政策陈旧落后，使经济缺乏活力，继而影响到朝廷的收入，朝廷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危机。
明朝中期以前实行实物征税，洪武年间每年可征米2400余万石、麦470余万石，到正德年间降为米2200余万石、麦460余万石，嘉靖时征麦虽能保持在460余万石的水平，但征米急降至1800余万石。朝廷收入逐年下降，可支出却无法减少，随着北方少数民族的崛起，修边的费用不断增长，到嘉靖时每年的饷银超过500万两，加上赈济、官俸等大宗开支，每年财政支出超过1300万两。在收入方面，把朝廷税收折算成银两，再加上盐税、商税等收入，每年至多不过900万两，形成了数百万两的财政赤字，严重入不敷出。
不改革便难以为继，这是张居正改革的历史背景。隆庆元年（1567）张居正升任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这一年太仓存银只有130万两，而要支付的款项包括俸银135万两、饷银236万两以及年例银182万两，仅这3项大宗支出就高达553万两。为解决这个难题，张居正上《陈六事疏》，提出了改革的初步构想。万历元年（1573），年仅10岁的明神宗朱翊钧继位，张居正升任内阁首辅，掌握了朝政大权，改革的条件进一步成熟了。
吏治先行
改革是充满阵痛的过程，往往都是逼出来的。
历代经济改革的重心无不是经济问题，无外乎税赋标准的调整、收税方式的改变以及增收节支措施的改进等，或为强国或为富民，或二者兼有。摆在张居正面前最棘手的本来也是经济问题，尤其是如何增加朝廷财政收入问题，但这场改革最先和最重的一刀却砍向了“干部队伍建设”上。
这是因为，在张居正眼里，财政问题只是表象，改革还面临着更多的深层次问题，这些问题被他总结为宗室骄恣、庶官瘝旷、吏治因循、边备未修、财用大匮等“五大积弊”。
“宗室骄恣”主要指土地兼并，明朝是土地兼并最严重的时期之一，皇室、大臣以恩赏方式得到大量土地，福王在河南封藩一次就得到赏赐200万亩，周边的土地不够用，还“并取山东、湖广田益之”。在皇室、官员以外，地主也大量兼并土地，一个普通地主拥有几十户佃农是常事，浙江、福建这些地方有自己土地的农民竟然只剩一成。权贵和地主占有大量土地和财富，不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公平正义，而且通过隐瞒的办法少交税，致使国家税收减少。
“庶官瘝旷”和“吏治因循”指的是官员的庸懒和贪腐，由于吏治不清，官场上充满了各种形式主义，免责、扯皮、虚饰成为官场常态，造成行政的低效，朝廷诏令无法贯彻施行，而普遍存在的贪赃枉法又侵入到整个官员队伍的肌体内部。
由于以上这三个问题，造成了后面的“边备未修”和“财用大匮”，前面是原因，后面才是结果。通过对问题的剖析，张居正抓住了要害，所以有针对性地提出了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等六项改革措施：“省议论”讲的是避免空谈，讲求实际；“振纲纪”讲的是整顿纪律，加强风纪；“重诏令”讲的是提高办事效率，严禁推诿扯皮；“核名实”讲的是加强官员的考核和监督；“固邦本”讲的是调整赋税，发展经济；“饬武备”讲的是加强军队和边防建设。
这六项措施中有四项涉及“干部队伍建设”，这是张居正改革区别于历史上其他经济改革的鲜明特色。没有一支过硬的干部队伍，再好的改革措施也难以落实到位，张居正比其他一些改革家更为老练、成熟，原因正在于此。
在加强“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措施上，张居正推出了考成法，“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强化行政监督，以六科监察六部，加大官员的考核和奖惩，提高官员的素质，改善工作作风，在此基础上又提出减汰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不仅减少了财政支出，还提高了办事效率，同时打击了腐败，进一步扭转了官场风气。
官风、政风的改善为其他改革措施的推行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张居正推出了“一条鞭法”，清理丈量全国土地，清量漏税的田产、追缴欠款，在此基础上统一役法，把原来的里甲、均徭、杂泛等项徭役合并为一项，统一按白银征收，这项措施减少了各种积弊，又使朝廷的税收得到明显增加。
后世谈论张居正改革往往说“一条鞭法”的重要性，但清查土地、追缴欠款这种需要极大工作力度和组织纪律才能完成的事，如果没有一支相对过硬的官员队伍去执行，恐怕也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或者像北宋熙宁变法的“青苗法”那样被底下一念就走样，再好的政策也出不了朝堂。
成败比较
张居正改革虽是一场经济改革，但除“一条鞭法”外，在经济领域里大刀阔斧的措施并不多，整顿吏治反而占了改革的重要篇幅，但这场改革在经济上一样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经过改革，太仆寺和太仓的存银多达700万两，太仓储备的粮食达1300余万石，“足支八年”，朝廷多年里收入不够支出的状况得到彻底扭转。虽然张居正后来因为个人原因又经历了一番浮沉，但并不意味着这场改革是失败的。
张居正死后虽被万历皇帝清算，但在万历本朝就有人为张居正鸣冤，其中不乏当初改革的反对者。有个叫赵锦的官员曾被张居正罢官，张居正死后他得以复职，但是他一上任就替张居正鸣不平，要求为其平反。还有一个叫邹元标的官员，曾因故被张居正罚了80廷杖，以致被打残，但他仍评价张居正“功在社稷”，直到天启年间仍为张居正昭雪而奔走。
政见可以不同，功过自在人心。正是张居正改革力挽狂澜，极大地改善了朝廷的经济、尤其是财政状况，大明王朝才得以又延祚了数十年。天启二年(1622)，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承认张居正是朝廷的功臣，给予复官复荫，崇祯皇帝继位后为张居正彻底平反。梁启超称张居正为“明代唯一的大政治家”。近代学者黎东方认为，“以施政的成绩而论，他不仅是明朝的唯一大政治家，也是汉朝以来所少有的。诸葛亮和王安石二人，勉强可以与他相比。”
面对复杂的改革局面，必须抓住各种问题的要害，在众多矛盾中找出哪些是因、哪些是果，从而避免舍本求末，有针对性地推进改革。就张居正所面临的改革形势看，如果只就经济问题而改革经济，势必受限于技术主义的狭隘，改革方案设计得再好，改革设计者的决心再大、个人素质再高，没有一支能执行的干部队伍，一切也都无从谈起。
也许张居正在改革之初就想到了王安石，正是汲取了前人失败的教训，他才把改革的重点由纯粹的技术层面转向“人”的改革，把更多的改革资源用于吏治重整，从而抓住了改革的要害，保证了改革的正确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