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微信号“ 灌茶家”。
战略方向，按现代军事学理论的释义，是指对战争全局有重要影响的作战方向。它是指向战略目标，有一定纵深和宽度，包括地面及相关空域、海域、太空交织的多维空间。通常是根据敌对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地理、群众条件等因素的对比和相互关系以及所要完成的战略任务而确定的。这中间，主要战略方向是指对战争全局影响最大或具有决定意义的方向，是敌我双方矛盾斗争的焦点，战略力量集中使用的重点和从事战略指导的关键点。因此，战略方向尤其是主要战略方向的选择正确与否，直接影响着战争的进程和结局。
中国历史上那些处于崛起过程中的势力或国家，在其事业起步阶段，所面临的战略形势往往是十分混沌的，错综复杂并且充满变数。他所要对付的敌手通常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时候如何正确区分主要对手和次要对手，确定优先所要打击的对象，对于战略决策者而言，无疑是非常严峻的考验。因为，在多个武装势力并峙对立的局面下，用兵的最大顾忌，便是四面出击，多线作战，平均使用力量，导致“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孙子·虚实篇》）的被动，它的严重后果往往会葬送事业发展的前程，使自己在中原逐鹿的残酷斗争中丧失主动权，早早出局，成为命运的失败者，所谓“夫钝兵挫锐，屈力殚货，则诸侯乘其弊而起，虽有智者，不能善其后矣”（《孙子·作战篇》）。
这方面战国时期魏惠王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上发生严重失误，导致魏国霸权的中衰，早早地在战国七雄兼并统一战争中黯然出局，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反面例子。
公元前453年，韩、魏、赵三家分晋，揭开了战国历史的帷幕。在当时的七雄之中，魏文侯第一个实行改革，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名流贤达，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俊能士，行“地力之教”，施“平籴之法”，创“武卒之制”，建“《法经》之治”，励精图治，富国强兵。充当三晋老大，联合韩、赵诸国，先后西伐秦，占秦之河西之地；南击楚，夺楚国诸多战略要地；东攻齐，入齐长城；北征中山，一度占有其地。使得魏国在当时率先崛起，称霸中原。继起的魏武侯“萧规曹随”，保证了魏国的霸业得以平稳维持并有所发展。等到魏惠王即位时，魏国已是战国七雄中的头号强国，如果战略决策正确，俟以时日，未尝不能成为统一天下的承担者。
然而，魏惠王(即梁惠王)的好大喜功心态以及随之而来的战略主攻方向抉择上的失误，最终使魏国的大好战略形势发生逆转，其进一步发展并进而统一天下的机遇彻底丧失。
从战国兵要地理考察，魏国北邻赵，西接秦，南连楚、韩，东毗齐、宋，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处于四战之地的战略内线地位，这决定了魏国的中原霸权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内在脆弱性。所以，魏惠王上台后最应该做的，是如何凭借已有的实力地位，恰当正确地选择战略主攻方向，避免四面出击，到处树敌。就当时的实际情况看，他的正确选择无疑应该为东守而西攻，即据有河西之地，乘秦国退守洛水的有利形势向西发展，夺占泾、渭，控制崤、函，争取战略上的主动，为日后兼并列强，统一国家创造条件。
遗憾的是，魏惠王本人是彻头彻尾的战略短视者，他所追求的是表面上的风光，贪图的是虚幻意义的荣耀。在他看来，秦国“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完全不配当自己的对手，胜之不武，服之无名，激发不起自己的兴趣。相反，控制三晋，压服齐、楚，才是煌煌伟业，才是号令天下、颜面上有光彩的象征。在这种自高自大的心理的驱使下，他轻率地作出了战略方向东移的选择，西守而东攻。为此，他干脆把都城从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北)搬迁到了大梁(今河南开封)，自以为居天下之中．便理所当然地成了天下的领袖。
意识深处的霸主心态越是强烈，表现在行动上的乖张轻妄也就越是极端。它使得魏惠王在当时的军事外交上变本加厉推行“单边主义”，动辄对其他诸侯国付诸武力，用戈戟而不是用樽俎来发言。这样一来，长期形成的魏、韩、赵三晋联合阵线破裂了，与齐、楚等大国的关系恶化了，至于与秦国的矛盾也丝毫未因迁都大梁而有所缓解。一句话，魏惠王终于因自己的好大喜功，锋芒毕露，四面出击，战略方向选择错误而陷入了战略上的极大被动。
尤为可悲的是，魏惠王始终不曾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殆，反而沾沾自喜，继续在那里营造“慕虚名而取实祸”的“形象工程”。而他的对手恰好利用这一点，推波助澜，兴风作浪，诱使他在失败的道路上死不旋踵地走下去。自视甚高实际头脑简单的魏惠王果然中计，进入人家预设的圈套。
这方面的典型事例是魏惠王接受商鞅的献策，释秦而攻宋，自称为王。商鞅入秦主政之后，敏锐地看到秦、魏争霸中互为死敌的本质，认为魏是秦的“腹心之疾”，是秦国在统一斗争道路上第一个要克服的对手，“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于是处心积虑“借刀杀人”，以图削弱乃至摧毁魏国的实力地位。为此，他出使魏国，实施祸水东引，坐收渔利之策。一到魏国，他便当面给魏惠王戴高帽子，灌迷魂汤：“大王之功大矣，令行天下矣”（《战国策·齐策五》）。爱面子的魏惠王当然听得满心舒坦，整个身子飘飘然起来。
商鞅见招术奏效，进而居心叵测地建议魏惠王“先行王服，然后图齐、楚”（《战国策·齐策五》），即鼓动魏惠王公开称王，然后联合秦国，用兵齐、楚。“王”是当时的最高称号．地位在诸侯之上，魏惠王对这个名号早已朝思暮想、垂涎已久，只是担心他国的反对才不敢仓促行事。现在既然得到秦国的“鼎力支持”，那也就不必再半抱琵琶，讲什么客气了。于是乎，魏惠王兴致勃勃按照周天子的礼制准备舆服仪仗，修筑宫殿，在周显王二十五年(前344年)正式加冕称王。同时以霸主的身份召集诸侯会盟，把场面撑得大大的：宋、卫、邹、鲁诸国国君应邀与会，秦国也派使节到会捧场。这时候的魏惠王真的是挣足了面子，摆够了威风。殊不知这种利令智昏的举动，恰恰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陷于孤立的困境，到头来为一时面子上的光鲜付出惨重的代价：“于是齐、楚怒，诸侯奔齐，齐人伐魏，杀其太子，覆其十万之军”（参见《战国策·秦策五》、《战国策·齐策五》）。以桂陵、马陵之战为标志，魏国的霸权宣告终结，由魏来统一天下的可能性被彻底的排除。
《老子》上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老子·三十三章》），魏惠王的可悲，正在于他既不知人，更不自知．好高骛远，忘乎所以，稍有资本便要炫耀，一旦得势便要摆谱，在战略主攻方向的选择上犯了无可弥补的大错。更让人可叹的是，他至死也不曾悟出自己之所以倒楣、魏国之所以中衰的原因，而只知道一味抱怨命运的不济，怪罪天道的不公。这从他和孟子的谈话中反映得非常清楚：“晋困，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于齐，长子死焉；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寡人耻之”（《孟子·梁惠王上》）。一点也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根本不曾反省那明摆着的事实，魏国的中衰，根源在于战略主攻方向选择上的错误。魏惠王不虚心、不自重到了这种地步，魏国国势的下坠，也的的确确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了。
魏惠王因战略方向选择错误而导致全盘皆输的史例，从反面证实了正确选择战略方向对于夺取战争最终胜利的重要意义。因此，历史上任何一位成功的略指导者，他之所以能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笑到最后，尽管有种种因素和机缘，但是正确判断战略形势，合适选择战略方向，则是他军事战略实施启动时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个步骤．直接关系着他未来的政治命运与战略前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