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华夏民族的活动范围西起渭水流域，东至黄河下游，南到长江中下游流域，北达蓟辽地区，在这广阔的地域上，并立着秦、楚、赵、齐、魏、韩、燕等七个诸侯大国，此外，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宋、鲁、赵、周等次要诸侯国。这些大小诸侯国还分别形成了四个大的文化类型，即：三晋文化、荆楚文化、燕齐文化、邹鲁文化，而以三晋文化为主导。由于周、宋、鲁等小国对当时战略格局的演变没有太大的影响，所以我们分析论述战国时期的兵要地理，当以七雄为具体的对象。
一流与准一流
战国七雄中，以秦、楚、齐为头等强国。秦是所谓的“虎狼之国”，“有吞天下之心”（《战国策·楚策一》）。楚国的实力也很可观，“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交争，其势不两立”（同上），有“横成则秦帝，纵成则楚王”之说。齐国自西周以来始终为东方大国，战国中期更一跃而为第一流强国，史称齐湣王为东帝、秦昭王为西帝即是证明。魏与赵为第二等强国，“魏王拥土千里，带甲三十六万”，“秦王恐之，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战国策·齐策五》）。至于赵国，则是“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其不同的是，魏国强盛于战国之初，赵国崛起于战国中后期。韩与燕相对较为弱小，史称韩国的战略地位是“今天下散而事秦，则韩最轻矣；天下合而离秦，则韩最弱矣”（《战国策·韩策三》）。又称燕国“燕固弱国，不足畏也”（《战国策·赵策二》）。均说明韩、燕在七雄竞争中处于软弱无力的境地。
“执牛耳”的超一流强国：秦国。
秦是春秋四强之一，据有今陕西省大部和甘肃省一部，即东距黄河桃林、崤函之塞，南接秦岭，西依陇山，北抵平凉、泾川附近。但由于强晋在崤函一带设防，扼其咽喉，使其长期无法东出逐鹿中原，“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史记》卷五《秦本纪》）。
然而，到了战国，历史为秦国提供了新的机遇，强晋分裂为魏、韩、赵三国，力量大大削弱，秦国遂把握时机，重新启动东进的战略。而秦孝公任用商鞅进行变法，开阡陌，废井田，致力耕战，推行“尚首功”的政策，遂使秦国迅速强盛起来，为秦国夺得山东六国的战略优势，并进而兼并天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此基础上秦国又实施连横策略以破合纵联盟、远交近攻等一系列正确的策略方针，为达到其战略目标开辟了道路。至战国中期，秦国的实力已俨然驾乎山东任何一国之上：“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险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明以严，将智以武，虽无出甲，席卷常山之险，必折天下之脊，天下有后服者先亡”（《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尤其是秦国的民风尚武乐战，骁勇强悍，“怯于私斗而勇于公仇”，所以秦国的军队战斗力在七雄中为最强，“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荀子·议兵》）；“秦性强，其地险，其政严，其赏罚信，其人不让，皆有斗心，故散而自战”（《吴子·料敌》）。这样的军队在作战中自然是所向披靡，攻守皆宜了：“山东之士披甲蒙胄以会战，秦人捐甲徒裼以趋敌，左挈人头，右挟生虏。夫秦卒与山东之卒，犹孟贲之与怯夫；以重力相压，犹乌获之与婴儿”（《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秦国战略优势地位的确定，是与其兵要地理环境优越相密切联系的。班固尝云：“秦地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居什六”（《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特别是秦统治中心关中地区的地理条件更是十分优越，它作为四塞之地，“带山阻河，地势便利”，处于进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地位，占有了它，对敌便拥有主动和行动的自由。兼之它土地肥饶，水利灌溉系统发达，特产丰富，“号称陆海，为九州膏腴”，“沃野千里，民以富饶”（《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活动，故一直成为秦国实施兼并统一战略的有力保障。
值得注意的是，秦国长期贯彻拓土开疆，扩展战略纵深，巩固战略后方，争夺战略要枢的方针，先后攻占河西、上郡、陕等地，完全控制黄河天险与崤函要塞，向南灭亡巴蜀，夺取汉中，向西北攻灭义渠，并进而占领黔中、陶邑、南阳、河内等战略要地，几乎将主要的兵家必争的战略形胜地区大部分都划入了自己的疆域，进一步占有了地理环境上的优势，为展开席卷天下、统一六国的战略行动创造了非常有利的条件。用苏秦的话说，就是“秦四塞之国，被山带渭，东有关河，西有汉中，南有巴蜀，北有代马，此天府也。以秦士民之众，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称帝而治”（《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
“纵则楚王”的楚国
楚国在战国七雄中疆域最大，全盛时其地奄有今湖北、湖南、安徽三省之全部以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之一部。楚文化滋生于江汉流域，具有其独特的风格，很少受周礼传统文化的束缚，故自其立国以来，始终以兼并小国、逐鹿中原为战略上的根本选择，并取得了重大的成果，成为能与秦国相全面抗衡的唯一强国：“秦之所害莫如楚，楚强则秦弱，秦强则楚弱，其势不两立”（同上）。在战国时期，楚国扮演了合纵抗秦之中坚的角色，曾多次出面组织合纵阵线，扼制秦国咄咄逼人的进攻势头。
楚国之所以能发挥这样的作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和它地大物博、人口众庶、军力充足、兵要地理条件有利直接相关的。众所周知，在战国大部分时间里，楚国的统治中心在郢（今湖北江陵），它地处南北中枢，北据汉沔，襟带江湖，东连吴会，西通巴蜀，远接陕秦，且内阻山河之险，易守难攻。故苏秦有云：“楚，天下之强国也；王（指楚威王），天下之贤王也。西有黔中、巫郡，东有夏州、海阳，南有洞庭、苍梧，北有陉塞、郇阳，地方五千里，带甲百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资也。夫以楚之强与王之贤，天下莫能当也”（同上）。
然而，楚国在地缘战略上的优势，却随着其政治的腐朽、外交的失败而渐渐消磨殆尽。在战国时期，楚国旧的宗族贵族势力始终强盛，政治黑暗，吏治腐败，上下离心，民怨沸腾，除了楚悼王任用吴起进行改革，稍有振作之外，楚国长期走下坡路，直到走向灭亡。对此，秦将白起曾有准确的分析：“楚王恃其国大，不恤其政，而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魏策一》）。吴起也指出楚军的弱点：“楚性弱，其地广，其政骚，其民疲，故整而不久”（《吴子·料敌》）。尤为致命的是，楚国在外交事务上也屡犯错误，虽然组织和参加合纵抗秦，却往往瞻前顾后、虎头蛇尾，没有能真心全力以赴。又听信纵横家张仪之言，企图与秦国约为“兄弟之国”，轻率地“闭关绝约于齐”，瓦解了与齐国的战略同盟，终陷于孤立挨打的处境。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楚国地虽广，人虽众，兵虽多，地理环境虽优越，也不能不江河日下，危亡必至了。等到秦国据有汉中、巴蜀、黔中之地，“起两军，一军出武关，一军下黔中”（《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对楚国形成两路夹击之势后，楚国就大势尽去，只能坐以待亡了。
东方领袖齐国
战国中期，齐威王发愤图强，改革吏治，任用邹忌、田忌、孙膑等贤能之士，发展农业生产，增强军事实力，在战国七雄中崭露头角，“齐，负海之国也。地广民众，兵强士勇”（《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及至宣王、湣王之世，“齐之强，天下不能当”（《战国策·齐策一》）。短短近百年内，齐国先后大破魏军于桂陵和马陵，终结了魏国的霸权；伐燕灭宋，张扬齐国声威于天下，左右着当时的战略局势，齐国进入了国势最鼎盛的阶段，“齐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粟如丘山。三军之良，五家之兵，进如锋矢，战如雷霆，解如风雨”（《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但是到了乐毅率五国联军伐齐之后，齐虽凭藉田单即墨保卫战的胜利而免于覆灭，但实力已受根本性的损伤，难以重振雄风，更无法对战国历史的进程施加决定性的影响了。
齐国在战国期间的兴衰存亡，固然与其政治的得失、军事的成败、经济的利弊、外交的正误直接有关，但也不能不看到地理环境、民风习俗所起的作用，换言之，在齐国所选择的基本国策、所制定的军事战略或外交斗争方针的背后，蕴含有齐国特定的地理环境以及民风习俗的深层次因素。
齐国擅有渔盐之利，农业发达，工商业繁荣，民众生活比较富裕，这一点司马迁在其《史记·货殖列传》中曾有概括的描述：“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临淄亦海岱之间一都会也。其俗宽缓阔达，而足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优裕的生活环境，使得齐国民众不乐意于耕战，这直接导致齐国军队战斗力不强，所谓“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荀子·议兵》）；“夫齐性刚，其国富，君臣骄奢而简于细民，其政宽而禄不均，一陈两心，前重后轻，故（齐阵）重而不坚”（《吴子·料敌》）云云，正反映了齐军缺乏战斗力的特点。
从战略地理环境来看，齐国处于中原争战之地的边缘，既可西进，雄霸诸侯；亦可退守，固据山川形势，自成格局。即如古人所云：“济清河浊，足以为限，背有勃海之利，地方二千里，持戟百万，悬隔千里之外”（《读史方舆纪要》卷三十）。在较长的时间里，强秦的兵锋对齐国并不构成太大的威胁，齐国自能御土自守，南面称孤，“今秦之攻齐则不然。倍韩、魏之地，过卫阳晋之道，径乎亢父之险，车不得方轨，骑不得比行，百人守险，千人不敢过也。秦虽欲深入，则狼顾，恐韩、魏之议其后也。是故恫疑虚猲，骄矜而不敢进，则秦之不能害齐亦明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但是正由于齐国拥有“悬隔千里之外”的兵要地理环境，它遂丧失了主动进攻的积极态度，在强秦面前，甘于做“自守之国”，不受兵达四十余年，到了战国末年，更朝秦输诚，坐视秦国连年攻打三晋以及楚、燕，使得秦能够逐一灭掉五国。五国既亡，秦军大举伐齐，兵入临淄，齐终于未能逃脱彻底覆灭的命运。
陷入“四战之地”泥淖而难以自拔的魏国
魏国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一个诸侯国。地方千里，经济发达，“南有鸿沟、陈、许、郾、昆阳、召陵、舞阳、新都、新郪 ，东有淮、颍、煮枣、无胥，西有长城之界，北有河外、卷、衍、酸枣，地方千里。地名虽小，然而田舍庐庑，曾无所刍牧。人民之众，车马之多，日夜行不绝，輷輷殷殷，若有三军之众”（《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魏文侯在位时，礼贤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等儒家人物，重用吴起、李悝、西门豹等才能之士，实行改革，富国强兵，先后伐秦、攻打中山。使魏国在战国初年率先崛起，称霸中原。传至其孙魏惠王时，魏国势力达到极盛，史称“梁君伐楚胜齐，制赵、韩之兵，驱十二诸侯以朝天子于孟津”（《战国策·秦策五》），就是魏国强盛，号令诸侯的具体写照。魏国的军队数量庞大、战斗力强劲，在当时也是遐迩闻名，仅吴起为西河守期间，魏军在吴起统率下，“与诸侯大战七十六，全胜六十四，余则钧解，辟土四面，拓地千里”（《吴子·图国》）。故世人有云：“魏，天下之强国也。”
然而，从兵要地理环境角度考察，魏国的处境十分不利。它生存空间比较狭窄，战略回旋余地局促，这主要表现为其地四通八达，多面受敌，无险要可供守御，为兵家所必争，在战略上陷于内线作战的被动局面，这一点张仪曾有扼要的评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过三十万。地四平，诸侯四通辐辏，无名山大川之限。从郑至梁二百余里，车驰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与楚境，西与韩境，北与赵境，东与齐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万。梁之地势，
固战场也。梁南与楚而不与齐，则齐攻其东；东与齐而不与赵，则赵攻其北；不合与韩，则韩攻其西；不亲于楚，则楚攻其南。此所谓四分五裂之道也”（《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张仪所言，虽或有夸张之处，但基本上是准确的。
魏国的这一地理形势特点，决定它只能成为兼并战争的主战场，兵连祸结，内外交困，以致严重限制了其经济发展、政治稳定和军事强盛，加上它选择了错误的四面出击战略方针，导致河西之地失守于秦，桂陵、马陵之战惨败于齐，更加加速了其由盛转衰的步伐。
令天下忌惮的北方强国：赵国
赵国亦是从晋国分裂出来的诸侯国。其疆域，北邻林胡、楼烦，东北与燕、东胡接界，东与中山、齐为邻，南与卫、魏、韩交错，西亦与魏、韩毗连。赵建国伊始，赵烈侯即任用牛畜、荀欣、徐赵、公仲等贤能之士，初行改革，国内称治。赵武灵王在位时，更推行胡服骑射为标志的大规模改革，使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取得了攻灭中山，北逐楼烦、东胡的重大胜利，成为七雄中后起的强国，“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如赵强。赵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粟支十年”（《战国策·赵策二》）。赵国强盛之后，多次充当合纵抗秦的首领，成为抵抗秦国东进的头号对手，“收率天下以宾（摈）秦，秦兵不敢出函谷关十五年”（《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
赵国能够支撑战国后期抗秦大局，同样是与其民风习俗与兵要地理环境相联系的。赵地居北，“地薄人众”，其民风“丈夫相聚游戏，悲歌亢慨”，“矜夸功名，报仇过直”，“好气为奸，不事农商，自全晋时，已患其剽悍，而武灵王又益厉之”，“其民鄙朴，少礼文，好射猎”（《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总之其特点是“号为难治”。这样的民风，决定了赵国的军队拥有十分强大的战斗力，造就了廉颇、李牧、赵奢等一代名将，从而在兼并战争中战胜攻取、拓土开疆。就兵要地理环境而言，赵国也处于有利的位置，“西有常山，南有河漳，东有清河，北有燕国”（《战国策·赵策二》），居高临下，难攻易守。
秦国对赵国的强盛和抗秦威胁是心中有数的，它看到“天下之士，众纵相聚于赵，而欲攻秦”（《战国策·秦策三》），是自己兼并天下的巨大障碍，所以必然要以赵国为新的主要打击对象。于是它适时改变出豫西通道以东进的战略方针，改由出晋南豫北通道以攻击赵国，它先是“举安邑而塞女戟，韩之太原绝；下轵道、南阳、高，伐魏绝韩，包二周，即赵自消烁矣”（《战国策·赵策二》），对赵构成战略包围之势，“断赵之右臂”。待时机成熟后，又直接给赵国以凌厉的打击。赵虽利用地势之便，且殊死抗衡，也曾取得过阏与之战等胜利，但终因实力不逮，攻守异势，而处于战略被动的境地，长平一战，赵军主力悉被歼灭，其亡国绝祚，也就指日可待了。地理形势之胜，终竟未能挽救赵国。
弱势的雄强：韩国
韩国作为三晋之一，在战国七雄中国力较为薄弱，地瘠民贫，又四战之地，处境极为艰难。张仪尝言：“韩地险恶山居，五谷所生，非菽而麦，民之食大抵菽饭藿羹。一岁不收，民不厌糟糠。地不过九百里，无二岁之食”（《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应该说，这是符合韩国实际情况的描述。
然而韩国的兵要地理环境也有其优长之处，其疆域虽然不广，但是“北有巩、成皋之固，西有宜阳、商阪之塞，东有宛、穰、洧水，南有陉山，地方九百余里，带甲数十万”（《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形势亦堪称险要。尤其是韩国的兵器驰名天下，“天下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其剑戟）皆陆断牛马，水截鹄雁，当敌则斩坚甲铁幕”（同上）。其军队的战斗力也随之而非常强劲，“以韩卒之勇，被坚甲，蹠劲弩，带利剑，一人当百，不足言也”（同上）。加上韩昭侯在位时，曾任用申不害进行改革，“内修政教，外应诸侯，十五年终申子之身，国治兵强，无侵韩者”（《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
地理环境的有利条件，兼之其他因素，使韩国能够在七雄争战中坚持很长一段时间，这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了。然而，韩国毕竟弱小，暂时的抗争并不能改变日益削弱的趋势。等到秦军一旦“下甲据宜阳，断韩之上土，东取成皋、荥阳”（《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割裂韩国为两部，韩国所剩下的唯有坐以待毙而已。
中原逐鹿的搅局者：燕国
燕国都蓟（今北京市西南），其疆域“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在春秋时期，燕僻处中原北陲，其战略地位并不显得十分重要。进入战国后，燕国真正开始崛起，与秦楚等六国并驱而争先，“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车六百乘，骑六千匹，粟支数年。南有碣石、雁门之饶，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佃作而足于枣栗矣。此所谓天府者也”（同上）。尤其是燕昭王任用乐毅五路伐齐，大获全胜，更使燕国声威远播，震动诸侯。
但是燕国毕竟是战国七雄中最弱小的一国，其军队的战斗力从总体上说也不算强，“燕性悫，其民慎，好勇义，寡诈谋，故守而不走”（《吴子·料敌》）。它得以后亡，主要原因是僻在边陲，远离强秦的兵锋，兵要地理环境对其生存有利。对秦国来说，其主要的打击目标是三晋和楚国；而对山东诸国来说，其当务之急，也是设法与强秦抗衡，僻处北方的燕国并不是它们的攻击对象，这诚如苏秦所言，“夫燕之所以不犯被甲兵者，以赵之为蔽其南矣……且夫秦之攻燕也，逾云中、九原，过代、上谷，弥地数千里，虽得燕城，秦计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史记》卷六十九《苏秦列传》）。燕国正是凭借这一有利的兵要地理形势，在强国的争战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然而一旦秦国灭亡了三晋，燕国便水到渠成变为秦国刀俎上的鱼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