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中国历史发展的不同时期，中原农耕社会与北方游牧社会是并存于华夏境域社会形态，两者的南北“逐鹿中原”与“兄弟阋于墙”的争雄，在某种程度上体现出了中国历史历史上统一与割据的变迁进程。从宏观上考察，自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二十六年）秦统一中国（中原）以来，在华夏与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上，大的南北“逐鹿中原”、博弈天下的互动交往有“四波”：
一、中原秦汉与北方匈奴的博弈
北方草原的匈奴单于帝国与中原地区的秦、汉两朝的博弈，是历史上中国“逐鹿中原”争雄的“第一波”。
匈奴于公元前3世纪兴起于北方草原地带。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原时，匈奴已占据北方草原，惟东有东胡人，西有游牧于今河套以西的月支人，尚需进一步实施区域整合。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使蒙恬统兵30万北伐匈奴，开启了与匈奴“逐鹿中原”的“天下”之争；匈奴单于“头曼不胜秦，北徙。”
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汗位，东败东胡，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迅速统一了北方草原，控地东尽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西伯利亚、南接中原；拥有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号称与汉帝并立的“天所立匈奴大单于；” 初步形成华夏大地南北对峙的格局。
西汉初年，匈奴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公元前201年（汉高帝六年），冒顿单于引兵至晋阳，引发著名的“平城之役”，双方对峙，汉高祖刘邦被困七日，无奈之际，双方议和。高祖认同与匈奴冒顿单于同为天下共主，“两主不相戹”。又往结和亲约，约匈奴为昆弟，以女妻单于等。双方议定均以华夏大一统之天子自称，中原汉帝为君天下之天子，草原单于为天所立匈奴大单于并为天下共主。“两国之民若一家子，”“独朕（汉帝）与单于为之父母。” 武帝即位，汉、匈争雄重起，逐鹿之争凡40余年，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公元前89年（汉征和四年），双方对峙如初，再次议和，愿仍如故约，以天下为二。致书称：“南有大汉，北有强胡（匈奴）；胡者，天之骄子也。今欲与汉闿大关，愿如故约。”
公元前58年（汉神爵四年），匈奴分化，五单于并立，内讧连起，势力渐衰，在“逐鹿中原”中已明显处于劣势。单于呼韩邪遂决意奉行“事汉则安存，不事则危亡。”的汉、匈一统政策。这是历史上由北方草原匈奴领袖发出的愿中国南、北大一统之先声；而历史上中国南北一统进程也是始于匈奴单于呼韩邪与汉宣帝刘询两位决策者。公元前51年（汉甘露三年），呼韩邪单于亲至中原汉朝都城长安觐见宣帝，奉国珍朝拜。匈奴单于乡风慕化，奉珍朝贺，自古未之有也；汉以厚礼相待，“外夷稽首称藩，中国（原）让而不臣。”诏准：“宠以殊礼，位在诸侯王之上，赞谒称臣而不名。”此举“打破了‘三代’以降‘胡、越不与受正朔’的旧传统。”此后汉、匈虽也时有争斗，但北、南一统逐步在历史上中国政治社会的演进中占据了主流。公元48年（东汉建武二十四年），匈奴分为南、北两部。南匈奴在持续奉行“事汉则安存”的南北一统政策中，归附中原汉朝，“诎体称臣，列为北藩，遣使朝贺，无有二心”。
87年（东汉章和元年），北匈奴内乱，所属五十八部、20 余万部众南下附入中原东汉王朝，所余诸部也多欲内顾。已多年归附事汉的南匈奴单于屯屠何上书，提出愿与汉朝合力，“破北成南，并为一国。”其“并为一国”，一方面是指南匈奴对北方草原的统一，更大的意义在于匈奴与汉朝之间的北、南统一，这是历史上北方草原的匈奴领袖再次发出的历史上中国北、南大一统的呼吁。
公元91年（东汉永元三年），北匈奴单于率大部西迁，北方草原为汉之藩部南匈奴掌控，以中原汉朝为主导，历史上的中国第一次实现了南、北大一统。自公元前215年（秦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北伐匈奴至91年（东汉永元三年）北匈奴大部西迁，第一波南北逐鹿中原、“兄弟阋于墙”的博弈持续了300余年。
二、中原隋唐与北方突厥的争雄
北方草原的突厥汗国对中原地区的隋、唐两朝的博弈，是历史上中国“逐鹿中原”争雄的“第二波”。
552年（西魏元钦元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破柔然，建立突厥汗国，号伊利可汗。555年，破柔然余部，统一北方草原；平胡国，领有西域。汗国全盛时，“东起辽海（今辽河以西），西至西海（今咸海；一说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今贝加尔湖）五六千里”。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割据之后，突厥率先统一草原，领有了华夏的整个北方地区。
公元581年（隋开皇元年），隋朝继而统一中原，形成南北对峙争雄之势。次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发兵40万南下，隋军以8路北上出塞，开启了华夏南北“逐鹿中原”的第二波。首战隋占上风，583年初夏，沙钵略败走漠北。此时，突厥汗国也以阿尔泰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越二年，东突厥沙钵略可汗上表隋朝，愿臣属于隋，“永为藩附。”初期的南北统一并不牢固，其间双方有统有分，有和有战。
自598年（开皇十八年）至614年（隋大业十年），隋朝先后多次出征高句丽，国力虚耗，社会动荡，各地举义，群雄并立。北南对峙之势逆转，突厥乘机再次南下“逐鹿中原”。615年（大业十一年），隋炀帝北巡，会突厥始毕可汗率大军南下，被围于雁门，几近被擒。
在隋末农民大起义中，中原北部各方割据势力，如雁门刘武周、朔方梁师都、榆林郭子和、金城（今兰州）薛举、河北窦建德、武威李轨、沧州高开道、河南王世充等，纷纷往结北方突厥势力以自强，或北附结好、或俯首称臣。突厥势力则趁机直接进入中原，投身“逐鹿”。619年（唐武德二年），始毕可汗亲率兵渡黄河南下，汇合在夏州（今陕西省代县）梁师都；又分兵联手雁门刘武周。不幸始毕可汗病故，突厥撤军，丧失了一次可能统一华夏的良机。
620年（武德三年），新即位的处罗可汗将已崩溃的中原隋朝宗室迎至突厥牙帐，立为隋王，进而奉隋王与中原新立的唐朝展开“逐鹿”。626年（武德九年），突厥颉利可汗统兵10余万至距唐都城20余里的渭水便桥（西渭桥），太宗甫经即位，长安城内空虚。但最终斩白马于便桥，北、南盟誓议和。628年（唐贞观二年），突利可汗请入中原觐见，归附唐朝；越二年，擒颉利可汗，东突厥汗国亡。
650年（唐永徽元年），唐平定位于金山（今阿尔泰山）的突厥阿史那斛勃可汗，将原东突厥故地悉入唐朝版图。657年（唐显庆二年），唐平西突厥汗国，统一金山以西天山南北原突厥故地。
第二波突厥与隋唐北、南逐鹿之争仍以中原唐朝为主导再次实现了华夏的大一统。自582年（隋开皇二年）突厥沙钵略可汗发兵南下至唐平西突厥汗国，第二波南北“逐鹿中原”的争雄持续了75年。
三、北方蒙古帝国与中原南宋、西夏、金三朝的争雄
北方草原的蒙古帝国对中原的南宋、西夏、金三朝割据政权的博弈，是历史上中国“逐鹿中原”争雄的“第三波”。
公元1206年（南宋开禧二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被推为全蒙古部落的大汗，尊号“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次年，成吉思汗便挥师南下“逐鹿中原”。时中原处于南宋、西夏、金三朝割据，成吉思汗先是于1207年至1209年两次出征西夏，1227年（南宋宝庆三年）破西夏国。1211年至1215年又多次出征金，后联合南宋于1234年（金天兴三年）灭金国。1235年，乘胜出兵攻南宋。此前，于1218年（南宋嘉定十一年）以长子术赤率偏师破占据西域的西辽国（包括高昌回鹘；阿力麻里哈喇鲁、即葛逻禄。）。1246年（淳祐六年）占据青藏高原的吐蕃政权归顺蒙古；1253年（宝祐元年）灭偏据西南一隅的大理国。至此，蒙古人已领有了大半个中国，在“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争雄中，北方北方草原已占据了上风。1260年（元始祖中统元年），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东）即位蒙古大汗，定年号为“中统”，接统蒙古。
1261年，忽必烈在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的斗争中取得胜利。此时的忽必烈已意在一统中国，“思大有为于天下”了。1267年（至元三年），忽必烈将都城南迁至中原北方重镇燕京（今北京），又放弃大蒙古国号，改国号为“大元”。统一整合中国的最后一步也随之展开，最终于1279年（至元十六年）灭南宋朝，
“既定海内”。
“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争雄，是在北方草原的蒙古人的主导下完成的；自1207年（南宋开禧二年）成吉思汗南下逐鹿中原至1279年（至元十六年）南宋最终灭亡，第三波南北“逐鹿中原”的争雄持续了72年。
由于青藏高原吐蕃政权的归顺，元朝实现了历史上中国空前的、更高层次上的大一统。一改前两波“逐鹿中原”的争雄天下由中原主导的态势，第三波是由北方草原区域蒙古民族政权入主中原，使华夏大一统的历史得以传承沿袭；其建立王朝的正统地位，得到了历史上中华各民族的认同。诚如后世明朝所言：“华夷异统，势分南北。奈何宋君失政，金主不仁，天择元君，起于草野，勘定朔方，抚有中夏，混一南北。” 并认为“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
四、后金与北元联手对中原明朝的博弈
地处东北的后金汗国与退守漠北草原的“北元”汗国联手，对中原明王朝的博弈，是历史上中国“逐鹿中原”争雄的“第四波”。
明朝建立后，200余年间与退往草原的北元势力争夺正统的博弈，是第四波南北“逐鹿中原”争雄前期的重头戏。1371年（明洪武四年）3月，明朝统一东北大部，北元被迫退往漠北故都和林，改元“宣光”，力图重振国威，与明再争中原。次年，明军分三路大举北进，北元诱敌深入漠北，重创明军，赢得了防守的重大胜利。1388年（洪武二十一年）4月，明军再征北元，两军在捕鱼儿海（今内蒙古贝尔湖）遭遇，北元失利，主力被歼。惨败加内讧，使北元一跌不振，进而分为东(鞑靼）、西（瓦喇）两部。
明朝既已主政中国，也有与北边蒙古和解之意。1402年（建文四年）曾致书北元，希望“可汗能遣使通好，同为一家。”1409年（永乐七年）5月，再次致书北元，约定双方“相与和好。朕生（主）中国，可汗王朔漠，彼此永远相安于无事。”但此时北元大汗新立，内部不稳，中原明朝顺势调整了策略。双方对峙攻伐，互有胜负。至1570年，俺答汗请册封；次年4月，诏封俺答汗为顺义王，册封以下首领百十二人；又“颁（明）大统历”，以奉正朔；改国号“大明金国”。历经200余年，明朝始统一了北方草原蒙古大部，南北争夺“正统”的斗争始告终结。
明末，蒙古各部之间的割据性不断增强。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东部蒙古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继承了蒙古大汗的汗位，大有仿成吉思汗一统天下的雄心。他一方面整合蒙古内部，拓展和巩固大汗权力；同时，又图谋继续向东、向南扩展势力。1615年（万历四十三年），林丹汗又以
“共主”的身份，三次率蒙古铁骑进攻明朝广宁至锦州一线。林丹汗虽为蒙古大汗，但科尔沁、内喀尔喀各部等对其只是名义上的“附属”，
对林丹汗的权力多采取观望态度，故南下逐鹿往往力不从心。
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后金汗国建立。经1621年（天启元年）的“辽沈之战”、次年的“广宁之战”，后金已领有辽河以西的东北地区，进逼山海关，拥有了“逐鹿中原”的根据地，然而尚缺乏独自南下“逐鹿中原”的实力。
处于相对“弱势”的后金与北元的关系决定着“逐鹿中原”实力的对比。早在此之前，努尔哈赤已率先以“满蒙联姻”，启动了对蒙古部的分化、笼络和争取政策。1614年（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之子大贝勒代善率先迎娶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贝勒女为妻，科尔沁贝勒孔果尔以女妻努尔哈赤，通过“联姻通好”结成的满蒙政治同盟逐渐发展。是年底，双方举行了隆重的会盟大会。1624年（天启四年），东部蒙古的重要力量科尔沁部表示对后金的臣服，认可努尔哈赤为“普天共主之英明皇帝”。同年，后金政权着手编组“蒙古八旗”（初为五牛录）。1632年（崇祯五年），后金与科尔沁合力击溃察哈尔林丹汗，漠南纳入后金的势力范围。1635年（崇祯八年），改国号“后金”为“清”，年号“崇德”；由此形成了历史上中国东北与北方联手，再一次决胜中原的态势。
1644年（崇祯十七年）5月，清军进占北京。10月，颁诏天下，建立中原（中央）统治王朝。此后历经百余年的努力，最终于1759年统一中国全境版图。自1618年（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誓师伐明，至1644年（崇祯十七年）清入主中原，第四波南北“逐鹿中原”的争雄持续了26年。
五、简短的结论
南北“兄弟阋于墙”的逐鹿中原，构成了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割据交替攀升发展的局面：割据并立，分而不离；逐鹿归一，统合天下。每一次割据后的统一，都是对此前统一格局的发展和提升。南北“逐鹿中原”的结局是二比二，即“第三波”和“第四波”分别是中原以外（处于边疆）的北方草原和东北与北方草原的联手最终获胜，构建了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的元朝和清朝。
中国历史上的大一统可以分为前后两个大的阶过程：大一统的第一个过程是不同地方区域的局部整合与统一。先民们在华夏境域的不同区域内分别发展，各自进行着区域内的局部整合与统一，先民们所从事的局部整合与统一实际上都是中国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前期工作”，而局部区域的统一是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前提与基础。
大一统的第二个过程是从不同区域的局部统一到华夏境域的整体的大一统。由于中原与北部草原在局部整合与统一中具有较好的经济基础与社会条件，在区域局部整合与统一中处于“领先”，成为先行实现了局部统一的地方区域；其他不同的区域则在内部的整合与统一中占用了过多的时间和精力，大多错过了入主中原争雄的最佳历史机遇。中原与北部草原率先投入并主导了“逐鹿中原”的争雄博弈，进而带动了其他不同区域，在反复、长时间的交往与“逐鹿中原”的整合中，持续不断地推动着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整体的大一统。国家与民族的大一统是聚集在华夏境域内先民们的共同“大业”，区域的局部统一是国家大一统的前提和基础；虽然不同区域对大一统整体参与的程度不一，但通过各地区的局部统一，都在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的构建不断“增砖添瓦”，彰显了边疆与中原共同推动历史上中国与中华民族实现大一统的史实，印证了历史上各民族携手创造中国与中华民族历史的规律。
（文中注释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