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在整个近代中国的地位是独特的，如果说近代中国确实在经历着“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话，那么，上海无疑是这种剧烈变化的第一站。作为通商口岸城市，上海和内地的风气相差，已足以形成两个不同的“世界”，罗志田引用内陆省份山西举人刘大鹏的说法加以描述：“中国渐成洋世界” ，而这“洋”世界，最先也是最集中地反映在上海的城市发展和文学想象中。1842年，上海开埠，自此它的命运变得颇为耐人寻味：它是东西方两个世界的相遇点，也是两种文明的碰撞之处。很快，它成为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在与西方的不断接触中，重新塑造自己的城市面貌。
当同乡好友向《新上海》的叙事者陆士谔提出“来上海逛一回子”的要求时，陆士谔回信说：“上海时髦世界，似吾兄这样古道，恐未必相宜。”在陆士谔看来，“不慕荣利，不求闻达”的中国传统士人与上海的现代气质格格不入，果然，他这位好友在上海游历一番之后，“气也气死了”，只好逃回家乡。 而《文明小史》里的劳航芥，一位香港开业的华人律师，应聘到安徽当官，却偏偏要在上海停留几天，因为“中国地方，只有上海经过外国人一番陶育，还有点文明气象；过此以往，一入内地，但是野蛮所居，这种好世界是没了”。 按照清人孙宝瑄的说法，上海周边内地城市与上海的风气差别，几乎达到五十年之久，而内地北方与上海的差异，足足有一百年。
李欧梵在他的著作中以“摩登”来标识上海这座城市的独特性，“上海摩登”的面相相当丰富，在他看来，标志着西方霸权的建筑在这里层出不穷：银行和办公大楼、饭店、教堂、俱乐部、电影院、咖啡馆、餐馆、豪华公寓及跑马场等等，“它们不仅在地理上是一种标记，而且也是西方物质文明的具体象征，象征着几乎一个世纪的中西接触所留下的印记和变化”。 这种亲密接触对文学的影响显而易见，“城市体验”成为这个城市作家的文学母题之一。有意味的是，为这些精彩的城市文本提供最基础的物质依托的——现代印刷术和近现代出版业、传媒业，也是西方文明所赐。
唐振常在总结上海人对西方现代性的物质形式的接受时，得出这样的规律：“初则惊，继则异，再继则羡，后继则效。” 上海的城市文学似也经历了类似的经验变化，从清末民初小说中对“西洋景”的“震惊”体验，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新感觉派作家以欣赏、羡慕的眼光展示上海的摩登面；再到20世纪40年代，成熟的海派作家在小说中有意识地将西洋元素作为建构城市品格的素材之一，加以复制和利用。这些文本，特别是丰富的小说文本，共同构建出了精彩的“上海传奇”。
清末民初，如果你是一个外地的游客，第一次来到上海，当地亲友为你安排的节目中必定包含以下几项：吃西餐、逛租界、坐马车，时间凑巧的话，看赛马会和水龙会（“西人水龙会每年夏秋间举行一次，是夜齐集浦滩，各水龙排定次序，居前者为灭火龙……” ）也必不可少。这些旅游项目都是典型的“西洋景”，当一个上海人带着外地人游走于这些西洋景之间时，他要突出的无非是上海的“独特之处”——这个城市和内陆城市的不同。《海天鸿雪记》的开头，便给了这城市一个正面的全景：“上海一埠，自从通商以来，世界繁华，日新月盛，北自杨树浦，南至十六铺，沿着黄浦江，岸上的煤气灯、电灯，夜间望去，竟是一条火龙一般。”
租界：屈辱和钦佩
进入这座城市的游客稍不留神，便容易闹笑话甚至闯祸，原因也是上海的租界属于“洋人世界”，这里的种种条例和内陆大不相同，以致被视为是旅游指南的《沪游杂记》，专门介绍租界例禁，其中如“禁道旁小便”、“禁路上倾积垃圾”、“禁沿途攀折树枝”、“禁聚赌酗酒斗殴”等，对于内地人来说，都是必须提醒再三的。如《官场笑话》开头，一位内地来的“老爷”因为随地便溺被巡捕抓走罚款，巡捕并且说：“你既犯了我们租界的章程，我就有权力拖你到巡捕房里去，管你什么老爷不老爷！”
晚清上海通俗小说在描写租界时心态复杂，一方面租界的存在本身便是中国的屈辱；而另一方面，晚清不少文人在小说中表述出了对西洋人治理租界、维护城市秩序等能力的由衷赞叹。在《人海潮》里，当一个人向朋友抱怨说，他到上海一个多月，仍然分不清哪里是租界，哪里是中国地界时，朋友告诉他：瞎子乞丐都知道得清清楚楚：“一脚高一脚低的地方，总是中国地界；平平坦坦的道路，总是外国租界。” 陆士谔认为这一点正反映出中国与西方不同的特性，他在《新上海》与《最近官场秘密史》里反复申说：外国人眼光长远，经常修理马路，因为“钱也省，路也平，行人也便当”，而中国人只知道建设，不晓得修理，目光短浅，不仅修路如此，各项事业都这样。
即使是《新上海》中刚从内地来的梅伯，目睹上海的美好风光，也不禁“心旷神怡”，但是问题马上来了：江边排着几只公椅，梅伯想去坐着看看江景，上海朋友却告诉他，这些椅子是租界当局置办的，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坐，只有中国人不能坐，而且，“上海凡公众游散的地方，像公家花园、跑马场，他国人都可以自由出入，只有中国人则画若鸿沟，不能越雷池儿一步。就是各洋行的门，中国人也不能从正门里出入的，只好在后门进出呢”。
在此，租界作为西方形象的代表，在上海通俗小说中的两面性完全展露：它是进步的，文明的，却不是为中国人准备的，它是在中国的“另一个世界”。
海上繁华：西式娱乐
不管中国人面对以“租界”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会有何种复杂的心态，不容置疑的是，近现代上海作为中国最繁华的都市，标识其繁华程度的指标之一便是在这座城市中长久风靡的各类西式娱乐和西式生活方式。我们已经不能将这种源自西方的生活因素局限于上海洋人或者租界居民身上，在记录海上繁华生活的通俗小说中，西式娱乐早已渗透于普通上海人的日常生活，构成上海城市文化中标识性的组成因素。
尽管华洋有别，但上海引以为傲的特色都与西方息息相关。外地人到上海，除了人人向往又不便轻言的“逛堂子”即嫖妓之外，新鲜的娱乐不外是“坐了一天的马车，到张园、愚园逛了一会子，到一品香吃一餐大菜，又到南市新舞台瞧了一本戏”，这一来，“上海可玩的地方，差不多都玩遍了”。 坐马车是配合上海西人春秋两季赛马兴起的风俗，“男男女女，都打扮得花杂儿似的，坐着马车，到张、愚两园泡茶，绕马车兜圈子”。
看戏讲究看外国马戏，地点一般是在虹口百老汇路，如《九尾狐》中所写，“盖着一座大布篷，四围都用白布遮满，当中开着一扇门，有几个印度巡捕看守”。场上布置与中国戏园不同，居中不搭高台，四周用栏干围绕，上面挂着无数电灯。座位分为头等、二等、三等。三等座位“却无一个西人在内”，二等座位中西参半，头等则华人寥如晨星，只有官吏买办或高等妓女才会入座。上海观众最爱看的，一是西人将头放进老虎或狮子的口中——那时的中国卖艺者大多只能弄一只猴子来变戏法。另一种受欢迎的节目，是年轻西人女子在马背上表演杂技，作者赞为“虽无出塞琵琶曲，绝胜登场卖解流”，意即外国马戏远远胜过了中国传统走江湖卖艺的水准。
“吃西餐”，在上海人心目中一度是时尚的象征，其另一名称是“吃大菜”，西餐被称为“大菜”，就味道来说，大多数中国人并不喜欢。但赶时髦的人都以一尝西餐为荣。尽管许多传统文人批评说，西人肴馔，俱就火上烤熟，非酸辣即腥膻，令人“掩鼻不遑”， 但一家春、一品香等番菜馆，以“装饰之华丽，伺应之周到”著称，也是时尚的象征之一，因此时髦人物，如洋装少年与高等妓女，都争相捧场。
在通俗小说中，“吃西餐”这一情节出现在不同场合，所承担的叙事功能也迥然不同，其中最常见的叙事功能包括以下两种。其一，“吃西餐”是一种奢华时尚的生活方式，它成为上海的中上层阶级的一种待客之道，其不菲的花费本身，便是一种身份地位的标志。《人海潮》中，从北京到上海做生意的李大人（前清翰林），一到上海，连着在有名的西餐馆“一苹香”吃了几次西餐，头一次是两个人吃，要了一个大房间，光是房间费就要“五块半”；而后一次是中菜西吃，点的菜包括油汆土司（把土司中间挖空嵌入虾仁，用葱缚住下油锅汆）、奶油清翅、出骨鹌鹑、生炒香螺等等，同席的客人问：“这席菜，价目怕不便宜？”李大人的回答是：“有限得很。”显然，这样新奇奢侈的菜品才能配得上李大人的身份地位。
其二，“吃西餐”过程中所凸现的中西方饮食习惯的不同，使得它成为一道“试题”，通过者被视为是对西方文化有所了解、见过市面的新派；反之，在“吃西餐”过程中闹出笑话的人，则往往沦为小说所要讽刺挖苦的对象。这类笑话当中最经典的，莫过于不会用刀叉、不习惯西餐的生冷食物特别是半熟的牛肉，不懂西餐礼仪等等。如《文明小史》中，姚文通被请吃西餐，最不能下口的便是一道牛排，拿刀子割开还是红通通的， 况且中国人有不吃耕牛的习惯，因此西餐中的牛肉总是不受中国人欢迎，一直到1920年代的上海小说中仍然如此，大小姐请乡下来的未来婆婆吃西餐，先要交代把牛肉通通换掉。 《官场现形记》中的抚台大人要宴请洋人，也要请专人来开菜单，准备餐具，教仆役礼仪等等。而宴会上，一个当兵出身的洪大人把漱口水当作饮料喝，又因为自己削水果把指头削破，将一碗洗手的水染得通红，一连串笑话显然颇让宴会的主持者难以为情。
番菜馆为了调和其中的矛盾，甚至推出了“中菜西吃”，如《人海潮》中的“一苹香”就提供这种就餐方式，非常普通的中国菜，把菜分到盘子里，客人分别用餐，也就变成了一种“大菜”，给主人脸上，多添了几分“文明”的荣光。
除了西餐之外，我们在上海小说中屡屡看到的西方生活方式还包括：用西式家具铺设房间，特别是当红的妓女，常以此来展示其时髦程度，如《海上繁华梦》中，一堂标准的洋家具包括：“四泼玲跑托姆沙发一张，又沙发一张，叠来新退勃而一只，狄玲退勃而一只，华头鲁勃一只，开痕西铁欠挨两只，六根搿拉司一只，华庶司退痕特一只，辨新脱勃一只，次爱六把，梯怕哀两对，及特来酸等一切器具。”这在今天看来，真是名副其实一笔糊涂帐。好在作家留下了谜底，以上这些翻译成中文如下：四泼玲跑托姆沙发是一张弹弓交子铁床，沙发一张即是睡榻，叠来新退勃而乃是梳妆台，狄玲退勃而是大餐桌，华头鲁勃是衣橱，开痕西铁欠挨是藤座椅，六根搿拉司是穿衣镜，华庶司退痕特是面汤台，辨新脱勃是浴盆，次爱乃是交椅，梯怕哀是茶几，特来酸等一切器具是大菜台上的碗碟等一切器具。
看电影、看西方马戏也成为上海人流行的娱乐方式之一，如《九尾狐》中，描写胡宝玉看西洋马戏，包括驯虎、马术、走钢丝、跳舞等等，其中表演马术的是一个十六七岁的外国女子，“短襟窄袖，通身上下均穿着粉红的衣裤，越显得娇小玲珑，令人可爱”； 而在交通工具方面，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开汽车兜风，都在都市新贵阶层中流行，所承担的不仅仅是交通工具的功能，更是一种生活姿态的展现；而看西人的赛马、赛狗等一系列活动，也成为中国人休闲生活中的盛事，《海上繁华梦》中，两个朋友一起到上海游玩，一人因担心其友沉迷花花世界，提议回乡，而另一人不回乡的理由是过两天便是西人赛马会，一定要开开眼界，这理由在小说中无疑冠冕堂皇。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人自己的回忆中，赛马会给城市周边的农民带来不少困扰，路线的安排往往会穿越他们的田地，因此农民用他们自己的方式“惩罚”参赛者，例如故意改变路标，把选手们引入发臭的河水中。 但这类矛盾似乎从来不曾进入中国小说家的视线，上海通俗小说中呈现的“赛马会”，永远是城市繁华的集中展示场所。
正是这逐渐渗透于上海城市各阶层的西式生活方式，使得上海的“洋味”十足，而在这一中西杂糅的背景之下，西方人的形象不像在内地身份那样的“特异”。从某种程度而言，上海人接受西式的娱乐、生活方式这一行为本身，便表现出这个城市面对西方世界的心态：好奇、羡慕、效仿，当然其过程中也有不屑和拒斥。上海的“西洋景”渐渐成为这个城市特有的一道风景，而在这道风景中，“西洋人”的形象也渐渐清晰起来。
洋商：进入日常生活
在美国人霍塞看来，统治上海这座城市的并不是中外的官员，而是“大班”或“上海先生”——也就是最先来到上海经商的西方商人们。他在《出卖上海滩》中详细记叙了“上海先生们”光荣的冒险史和他们最终在战火和政治格局的改变下不得不退出这座城市的结局。
但对于中国人来说，洋商并不是敢于冒险的英雄，他们只是借助强势进入这个国家，并想尽一切办法来赚取利润，
“唯利是图”成为他们大多数人身上的标签。事实上，正是在鸦片战争之后签订的《南京条约》中，上海被规定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从此对西方敞开大门，而洋商在中国所能获得的最大利润，无疑也来自鸦片这一充满罪恶的交易，因此，洋商在中国的形象可想而知。首先，他们是强势的，居高临下，且利用这种身份巧取豪夺；其次，他们在面对中国人时傲慢无礼，哪怕是面对官员；再次，他们在中国的生活奢华而无节制，并享有大量特权。这一切在当时的小说中都有所展现。
因为职业的关系，大小洋商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和中国人交往最多的西方人，在一系列的官场小说中，洋商的形象至少有一个类似点，即利用中国官府的“惧洋”心理，欺压中国百姓，寻求最大利益。当然，此类小说与其说在批判洋商，莫如说在讽刺中国官吏的无能黑暗，洋商在这些小说中既没有名字，也不存在性格描写，更像是一个“符号”。如《官场现形记》第五十三回，有一个治下极严的制台，面对洋人却惟命是从。他治下发生两起“涉外”案件：一是一个洋人从中国人手里买地办玻璃公司，却被骗了；一是洋人负责讨债，逼死了一中国人，引起众怒。而制台的处理原则是：“洋人开公司，等他来开；洋人来讨帐，随他来讨。总之，在我手里，决计不肯为了这些小事同他失和的。”
在展现洋商形象的小说中，《海上繁华梦》是比较特别的一本。在《海上繁华梦》中，最先登场的洋商是大拉斯，小说中描写他“年纪约三十左右，虽是个外国人，讲得好一口中国话，一样叫局搳拳”。大拉斯混迹于一群中国人之间，其行事方式、生活习惯似乎并无多少不同，打麻将、叫局、甚至用中国话开玩笑，无一不会，只有偶尔从口中蹦出的“佛哩孤得”（VERY GOOD），提醒读者这是一个外国人。大拉斯和一般中国的浪荡子弟混在一起，结局是由于生活放荡，被国内的上司解雇归国。其在小说中的功能其实和他过从甚密的败家子弟没有多大区别——警醒读者而已。不过，作为洋商的大拉斯在这个小社交圈中的频繁亮相，倒确实渲染出上海这座城市特有洋场氛围：洋商和普通中国人的密切交往只有在这里可能实现。
《海上繁华梦》的下部，登场的是另外两个洋商：麦南和富罗。麦南替自己的两个中国朋友打抱不平，答应为在赌场上被骗的他们讨回公道，也由于他的洋人身份，官场对他代禀的这一案件相对重视。另外一个富罗，头次出场便是喝醉状态，此后更借助麦南之口，说出他的酒性不好，经常喝醉闹事。富罗又结识了假洋人“贾维新”，从此两人常常结伴出入青楼，每每生事，打妓女、摔东西、呕吐……在小说中是典型的反面角色：“一来他脾气不好，动不动要乱撒酒风，二来他自从认得了贾维新，学了许多坏处，吃酒只花下脚，节上边没有酒钱，局帐更是不必说了，一齐多写入漂字号里。人家见他是个洋人，当面只是没奈何他，背后却咒骂得个不可收拾。”
这类洋商形象的出现，其实已经将洋商纳入到上海的日常城市生活之中，他们在小说中的不同行为举止或严谨、或放荡、或小心、或滋事，其不同面相的呈现已经使得他们的性格不再是用“洋商”这一单一标签所能概括，这是否也说明，西洋人的形象在脱离了最初的“奇”之后（强调中西之别），已经进入到可以被“平视”的更丰富的阶段呢？综观1920年代到1940年代上海小说中的洋人形象，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不单单是洋商如此，总的说来，西洋人的形象在上海的小说中越来越日常化、多样化，他们被关注的原因和重心不再是“洋”人这一身份本身，而是他们的日常生活、他们的文化心理等等，换句话说，他们不再只是“洋人”，他们终于回归普通“人”的行列。
洋官与巡捕：内陆和上海的不同面相
上海开埠初期，英租界的司法权仍由官府掌握，领事馆的意见会成为影响官府的因素之一。但 1853年小刀会起义，租界内避难人数剧增，导致各类案件数量陡升，出于对中国官府办案能力的不满，英国领事最终签订章程，规定在租界内拘捕华人，须取得英国领事同意，无约国人犯罪，均直接由他处理。在随后的发展中，租界的司法机构逐渐成型，最终使得租界成为一个特殊的司法管辖区，并拥有一种中西混合式的法庭。
1869年，会审公廨在英租界出现，专门负责审理租界中的各类案件。在其创办初期，日常审理的案件多半是小偷小摸、夫妇离婚等小事，由于善断家务事，洋公堂在当时的竹枝词中形象甚好：好似春风凭作主，朝朝总为判花忙。除此之外，这里审理的案件多为初入租界的乡下人，因触犯禁令而引起。有学者指出，会审公堂的司法规则与实践是一个历史性的跨越：华人首先是在租界的法庭上学习到运用法律维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的至高权威首先在租界得到确立。
也因为租界的这一管理制度和司法制度，使得租界内外的洋官员在小说中的面貌大不一样。在风气相对闭塞的内地，华洋之间的冲突相对容易暴发升级，因此洋官员总是在此类冲突中以较为蛮横强硬的形象出现，例如《官场现形记》中，驻江宁的两江制台不留心，在领事馆附近处决了一个中国犯人，就会引来领事的抗议。
而在租界负责审理案件的洋官员、维护治安的巡捕，在某种意义上，却是法律正义的象征。会审公廨的场面在晚清小说中屡屡出现，而巡捕们缉拿罪犯的身影也成为晚清小说中一道颇为独特的城市风景。《新上海》中，这样描写“洋公堂”：“见那衙门是外国式筑造的，两人走进，见中西官员已在那里开审。左首坐的中国官，右首坐的外国官……只见巡捕、包探一起一起把案子解上来，有拆梢的，有打架的，有雉妓拉客人，有拐卖妇女的……有华人控华人的，有洋人控华人的……”
《续海上繁华梦》中，怀策等一群人以开设总会为名，私立赌场，骗取无数钱财，后来遂由治之找到一个热心办事的英国商人，由他出面，写信至巡捕房检举，经中西包探联合出手，才一举消灭赌窝，为地方上除去一害。小说中的一班反面人物，大半都因各类案件被拘捕至公堂，或禁闭狱中死去，或被逐出租界，一系列情节的设置，包括洋人严肃办案，不徇私情等，显然都表明作者要将租界洋人的法治作为一种正义的象征。
依法管理租界，使得租界内的社会秩序、城市环境更加有序，显然也赢得中国人的赞赏。《续海上繁华梦》第六回，便有一个纨绔子弟戚祖诒登场，这晚在妓院吃得大醉，走到马路中间发酒疯，拦着过路的马车不让走。这时，路上来了一中一西两个巡捕，将他押回巡捕房关了一夜。次日清醒后申斥放出，小说中写道，他身上搜出的各物，一律归还，一件也不少，且“一个钱也不要难为，一些儿也没有受苦，只在押所内住了一夜。此因捕房中例禁需索，查出必定重办，不比中国衙门局所，动不动耗费重重，真觉不可同日而语”。该书十八回又记叙曾小溪借助酒兴，让马车飞速奔跑以至失控，“后来直跑到大新街上，来了两个有肝胆的西捕……预先备有七八尺长的一幅洋布，急忙左右站着，将这布料抖将开来，尽力扯住两端，仿佛在马路上打了道墙”，这才阻止事端。次日车主在公堂会审，中西官员判决赔偿各类损失、医药费等，使得受害者在“堂下边口颂青天，欢声大作”。
类似情节在近代上海小说中一再出现，其背后所带出的是中西方完全不同的法律观念和城市管理经验，在这方面，领先的西方人充当了中国人的“导师”，这也就难怪在上海小说中出现的洋官员、巡捕的形象在西洋人形象中一支独秀了。而随着历史的前行，租界制度的变化调整，会审公廨终于成为历史名词，在民族主义日益高涨的20世纪，上海小说中洋官员的形象日益减少，西人巡捕（包括印度巡捕）的存在则更多地被视为国家主权不完整的耻辱象征，他们的形象也在悄然经历着新的变化。
买办和西崽：介于华洋之间
中国人对于“买办”和“西崽”的态度相对复杂，但总的说来，多数中国人对他们持一种蔑视的眼光：他们被视为“洋奴”，身为中国人却甘心为洋人做事，使得他们在品性上具有了不可弥补的缺陷，也因此不论他们最后是否能成为大富之人，他们在小说中出现的面貌总是不那么讨喜。
“西崽”一般用来指称在洋人手下打杂，或者在西餐馆、西洋百货店等处工作的伙计，他们的身份相对较低，从事的工作也不受人尊敬。小说中常常出现的是西餐馆的西崽，不过其形象相当单一，和中国餐馆内的同行相比，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是在收取的小费似乎比后者来得丰厚。身份特殊一点的，是在洋行工作的西崽，又分为“房里的”和“写字间”的两类，写字间西崽其实相当于实习生或者最低级的职员，“房里的”则比较特别，《新上海》中说这一类西崽“房间里一切事情都要他做的”，例如“洗马子、倒便壶、洗澡擦背等等”。做这样低贱的工作，服务对象又是外国人，他们在国人心目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不过《新上海》中的这位西崽，却因为做事巴结，颇得洋主人的信任，很快升到管家，几年后更成了洋行的帐房先生，帮主人做生意的同时，自己也找机会大做房地产买卖，前后不过十多年，居然就积累了八九百万的家资，成为上海的首富。
“买办”的身份高于“西崽”——这一称呼来自“Comprador”一词，中文音译为“康白度”，原意是采买人员，中文翻译为“买办”。清初，买办专指居住在广东十三行的外商服务的中国公行的采购人或管事，后来逐步发展为特指在中国的外商企业所雇佣的居间人或代理人。买办是一个特殊的经纪人阶层，具有洋行雇员和独立商人的双重身份。和西崽一样，“买办”由于介于“华洋”之间，且往往因为懂外语而在居中交易时占中国人的便宜，其形象自然也不见佳。
在20世纪早期的通俗小说中，买办在中国人眼里，除了洋奴这一身份外，更可恶之处还在于他们常常仰仗洋人的力量，在生意场上进行不公平竞争。《海上繁华梦》中最先出场的买办“说得好一口‘也斯渥来’的外国话，写的好一手‘爱披西提’的外国字，在西人大拉斯开的大商洋行做买办”，这个人打扮的异常华丽，花钱极其散漫，然而其实“内里头却也有限”。书中给他安排的下场也相当凄凉：他的老板因为出入妓院，名声不好，被召回国，他自然也就跟着失业，“听说今年坐在家中，没出过门”。
使得买办形象更复杂化的，是1930年代在上海流行的左翼文人创作的小说，买办资产阶级作为西方资本在中国的代言人，成为左翼小说中被批判的对象之一，其中最经典的文本当属茅盾的《子夜》，通过买办资本家和民族资本家之间的残酷竞争，来展示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无力成长的时代悲剧。小说中倚仗外国金融势力最终击败竞争对手的买办资本家赵伯韬，其人物性格的复杂也远远超过了早期小说中的“康白度”们，成为其阶层颇具代表的人物之一。
要言之，在上海开埠已久，华洋社会已界限渐泯，但又尚未“工业化”，成为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之前，也即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与阶级的理论尚没有足够的剖析对象之前，“西方”与“西方人”，在上海通俗小说中，仍是被放置在传统社会的框架中加以叙述与想象，在已经尝到西化甜头的上海人眼里，西方的路政、法制、器物，都是较之老中国更先进的，而洋人，也不再像开埠之初那样非我族类，难以理喻。国既未亡，街市太平，正不妨以洋为时尚，傲视尚未开化的“乡下”——即使是京师，也须到上海才能吃到地道的大菜，看到原装的西洋把戏。
小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不承担卫道的使命，这就使得通俗小说作者在看待迥异于中国社会的“乱象”时，比起《沪游杂记》、《淞南梦影录》等文人笔记来，多一份平和与趣味，也更贴近上海市民的真实心态。而众多小说在不经意间，构造的是一个畸形而虚幻的“消费社会”，它借助外来资本的输入与内地资源的输出，实现了当时中国国力远不足以催生出的“洋场风景”。这种描写，对于日后关于上海的叙述与想象，有着笼罩性的影响，从日后的左翼小说到“新感觉派”再到跨越数十年后卫慧、郭敬明甚至王安忆的上海书写，叙述者历尽沧桑，但上海作为西方镜像与中国内地的差异化描写却历久弥新，这几乎已经是内在于上海的某种文学基因。罗大佑《夜上海》中唱道：“洋场十里，华灯凄迷。”照亮这十里洋场的，毕竟还是凄迷的“华灯”，中国的叙述者也必得在这难描难画的已化入骨血的西洋景里，才能照见这座都市的独特、瑰丽与孤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