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79年下半年，著名学者徐复观在香港《明报月刊》第十四卷第九期发表《历史的曲折》一文，内容为同年7月他在台北《中央日报》文史副刊读到一篇文章，谈1947年筹开制宪大会前后，蒋介石邀请北大校长胡适加入国府及担任行宪政后的“行政院长”这一往事，作者引有“物证人证”，“都是可信的资料”，勾起他当年的一些记忆。
徐复观说：“请胡先生担任行政院长一事，在我的记忆中，曾由胡步日先生提出过，当即被蒋公拒绝了。有一次，小组散会，大家起身要出去，走到小厅门口，步日先生突然向蒋公说，‘为了应付目前的局势，似乎可请胡适担任行政院长。’蒋公连说两句‘他不行，他不行’，我们就走了。当时我心里感到胡步日先生太天真，太莽撞……”[1]
我一点不怀疑这一细节的真实性，这是他亲眼所见、亲耳所闻，从史料的角度，应当算是一则新材料，若再结合其他史料，至少可以让我们知道蒋介石在这件事情上曾经反反复复或犹豫不决。徐复观从事学术研究之前，有过一段从政经历，并受到蒋介石的赏识和关照。1948年，徐氏因胆囊炎入住中央医院治疗，蒋问过陈布雷“复观已愈否”，并赠送医药费黄金十两[2]，可见关系非同寻常。徐复观说“当年除参加官邸的宣传会报外[3]，还参加过一个没有名称的小组，每周有与蒋介石见面的机会。这个小组共有五位到六位人士参加，胡步日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胡步日即胡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曾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少校侍从秘书，时为第六届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以我看到的资料，这个“没有名称的小组”，就是陈布雷生前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是为每周“官邸会议”做准备工作的，参加者均为中央组织机构和宣传部门负责人，徐复观时任主任秘书。这个机构“罕为外间所知”，这是陈布雷的一贯风格，办公地点就在南京湖南路508号陈布雷公馆内。这个没有名称的小组，前后持续有一年多时间[4]，陈布雷自杀后，由黄少谷继续主持，直到国民政府迁至广州才告结束。其时徐复观已在香港，远离中枢，高层内幕不得与闻，后来蒋提议胡适为“总统候选人”，他是听来的，也就不奇怪了。
徐复观这篇文章很短，不出一千字，但有深意，我是读了两遍之后，才有所悟。原来，他是想说蒋介石从内心根本看不上胡适，并不认为可以做“行政院长”，关于这一点，外界有所不知，他本人在当时“完全赞成蒋公的看法”，甚至说“参加此小组的先生们，除彭昭坚（当时内政部长）先生已逝世外，都还在台北”，言下之意，这些人可作证明。因此，“寻常人很难通过材料以把握一位伟人的心态”，他说的“伟人”，是指蒋介石。
“寻常人”确实很难通过一般材料来把握历史人物的“心态”，但“寻常人”则能透过可见的文献和史料对史事作出自己的判断，更何况“伟人的心态”往往和“寻常人”一样，并非“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我们不妨来看一下当年这件事是如何“潮起潮落”的。
若说蒋介石改变态度，萌生邀请胡适入府之念，那么，最早应可推到1946年11月前后。此时国民大会即将召开，胡适为当选代表，蒋即给胡适发一密电，“先生为当选代表，德望允孚，举国景仰，务希即日命驾”[5]，仅为此事而发一电，未免突兀，必有原因。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约傅斯年午饭，“座中无他人”。蒋提出一件事，他觉得小党参加政府不易，希望在“社会贤达”方面做工夫，所以想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以傅斯年的性格，是有话必说，直言“此事不妥”，若为政府考虑，在外应有帮助政府之人，必要时说说话，“如皆在政府，转而失效，即如翁詠霓等，如不入党，不在政府，岂不更好”？蒋说：并不请胡适入党。傅又说：北大不易办，校长实在不易找人，蒋则说“可以兼着”。如此谈了许久，蒋介石没有放松，傅答应写信通知胡适。后因发高烧住院，在给胡适的信中只说“有一事”，却未细谈。1月24日，王世杰奉命来问下文，傅对他发了一通议论，王一听就说：此事错托人了，“不过受人之托，不要从中打岔”[6]。王世杰是去东北视察，蒋让他先到北平去见傅斯年和胡适。
傅斯年作为胡适的学生，最不赞成胡适加入政府。尽管认为“自由主义者各自决定其办法与命运”，但还是对胡适坦率说出自己的六点看法，其中最鲜明的一点，“我们自己要有办法，一入政府即全无办法。与其入政府，不如组党；与其组党，不如办报”，在今日政府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时候，“保持批评政府的地位”[7]。
2月6日，胡适接到傅斯年的信，立即作复说：我因为很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入政府。蒋先生的厚意，我十分感谢。若做了国府委员，或做了一院院长，或做了一部部长，结果是毁了我三十年养成的独立地位，而完全不能有所作为。蒋先生应该充分抬出党内最有希望的自由分子，给他们一个做事的机会。此次政府改组，以哲生组阁为相宜，雪艇次之[8]。哲生，即孙科，雪艇，即王世杰。
2月22日，王世杰再晤胡适，大概从东北归。王本人是主张胡适当行政院长的，却不赞成做国府委员，认为“无聊，不该牺牲他”，这话是他当面对傅斯年说的。是夜，胡适担心王世杰会再发电报来，又赶写一信，称分手后细想，“终觉得我不应该参加政府。考试院长决不敢就，国府委员也决不敢就。理由无他，仍是要请政府为国家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究竟有点用处。我决不是爱惜羽毛的人，前次做外交官，此次出席国大，都可证明。……我愿意做五年或十年的北大校长，使学校有点成效，然后放手”[9]。
3月5日，蒋介石给胡适一函：“日前雪艇兄返京，极称先生坚不愿参加政府，但愿以私人地位匡辅国家，闻之心感”，为避免社会怀疑此次政府革新政治的诚意，“用敢重违尊意，推定先生为国府委员。倘因时间匆促，不及于发表前商得先生之同意，尚望体念时局之艰难，务请惠予谅察”[10]。
这就是蒋介石，一旦决定，不由分说。消息透出，傅斯年“至为惊愕”，北大教授及高层行政人员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等人“逖听之余，深感惶惑”，即致电教育部长朱家骅，“窃意北大方始复员，适之先生万不能中途离校。国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决策机关，更不宜由国立大学校长兼任委员。此事倘经实现，不惟妨碍北大前途，又与大学组织法不合”[11]。
胡适也发一电，交朱家骅转呈蒋介石，再次陈述不能参加政府的苦衷，“万一命下之日，学校人心解体，不但北大蒙其害，亦甚非国家之福”[12]。3月13日，胡适到南京，参加中央博物院理事会、中基会预备会，蒋介石邀约晚餐，对他说“如果国家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决不会勉强你”[13] ；3月17日，王世杰又奉命来谈：院长可以不做了，但以无党无派代表参加国府委员会。胡适坚持说“不可”；次日，蒋再约胡适，坚说国府委员不是官，每月集会两次，“不必常到会，可以兼北大事”；并承认当年邀张嘉璈、蒋廷黻、张伯苓等人入党“那是错误”，希望胡适一定考虑国府委员的事。蒋还问起了胡太太，胡适说“内人临送我上飞机时说，‘千万不可做官，做官我们不好相见了！’”，蒋介石笑说“这不是官”[14]。
4月2日，北平行辕李主任[15]转蒋介石特急密电交胡适，“中正对于延请先生参加国府，固出于平生向慕之忱，实亦以国家与政府殷切之需要为前提。……必当尊重兄意，不欲相强。吾人志趣相同，苟增（？）利于国家，想兄亦不必坚却。既承尊示，容当再加考虑”[16]。4月5日，胡适发一短电给蒋，仍表示不可，由朱家骅转交。4月19日，北平市长何思源再转一电交胡适，“微电（五日）敬悉。此次尊重兄意，不克延致，殊为耿耿。若有两全之道，则必借重以慰群望也……”[17]蒋终于接受胡适的“谢绝”。
4月22日深夜，胡适给傅斯年一长信，“我此次居然得逃学，此中深得骝先、雪艇两公大力，（他最后又去说一次，十七有电报告）已有电去道谢了。但你最后一信也有极大关系。我若不得你此信，决不能知道蒋公所谓‘他已答应了’的心理……”骝先，即朱家骅；胡适信中说的“他最后又去说一次”，是指王世杰；4月16日日记中有记：早起得雪艇兄十六日电云：遵嘱已再转陈，大概可以办到。我十分高兴！雪艇是慎重人，他发此电，必是已有把握了”[18]。
（二）
当年所谓“密电”之类，随着时间推移，在今天早已不是什么秘密。在当时，胡适力辞不就，是为保持一以贯之的“独立”地位，即为国家保留一两个独立说话的人，在紧要关头，有点用处，但并不排除他本人对中国政坛趋势的整体判断，他对王世杰这样说过：“若我今日加入国府，则与青年党、国社党有何区别？”蒋介石改变主意，再三邀请，固然出于对全局的某种考量，甚至是来自美国的压力[19]，但所释放出来的诚意，还是真实可信的。中国政坛历来相互倾轧与争斗，要说诡异也诡异，要说简单也简单，在当时复杂多变的局势下，蒋介石这位“最高领袖”也有殚精竭虑、左右权衡的时刻。
徐复观“听说接胡适先生充驻美大使的人发现胡先生的办公桌抽屉内，积压着许多应办的公事，并且乱堆乱放，乱得一塌糊涂”，因而认为“他是一个带有名士气的书生，假使真请胡适先生当行政院长，会弄得天下大乱……”[20]这不过是一种推测而已。从胡适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史料中可以知道，胡适在任四年，“来去电文已公开发表者约五百余件，其中胡适亲拟去电约八十余件”，这些电文手稿“文字清晰，字意清楚，为浅近文言文，杂以少许白话文，仍不失原意，稿中极少用旧典。……可供了解胡适当年草拟外交文件的态度和忠诚谋国的精神”[21]。胡适在大使任上，公私分明，“个人支出，取自薪金及演说所得稿费，大使公费则为使馆同人执行公务之补贴”，胡适卸任之际，美国报纸刊物纷纷发表惜别文章，“使胡本人感觉困窘”[22]。如果说，胡适真出任“行政院长”，是否一定就比翁文灏更为合适，这个谁也说不好，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对大局的判断上，以及为人处事方面，胡适无疑要比翁文灏高明许多[23]。
徐复观还透露：“有一年蒋公向我们表示，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蒋公这一决定，我是由衷的赞成。但为了争取团结，我当即向蒋公说‘此事应由我们大家负责进行，总裁不应露面’。自此以后，有关总统副总统选举的问题，即未被邀请参加。所以蒋公曾邀胡适先生竞选总统一事，我到香港后才略有所闻，还以为是笑谈。”
1948年上半年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南京召开，两次预备会议，公推胡适为临时主席，讨论主席团选举办法。3月30日这一天，蒋介石对王世杰说，曾考虑了多时，不愿当选总统，但愿担任行政院长，因为在现行宪法之下，权力将受到过大的约束，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戡乱工作会受到影响，因此想请胡适为“总统候选人”，要王世杰去谈。王与胡适先后谈了三次，胡适鉴于蒋的态度“如此诚恳”，最后说“让蒋先生决定吧”[24]；第二天，却又迟疑起来，感到这一决定“未免太匆促了”，请王世杰再去对蒋说“最好能另觅他人”。
胡适并非不清楚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既要考虑对行宪的落实，又不至于大权旁落，自己才成为蒋眼中比较妥当的“搭档人选”，但又知道“自己的性格并不能与蒋的性格协调”。事实上，在国民党内部根本不可能接受“由本党提出党外人士为候选人”，4月4日，国民党中央临时会议否决了蒋介石的提议，除吴稚晖、罗家伦两人赞同外，其余中央委员“都是坚决主张蒋主席必须为总统候选人”，蒋只有决定仍由自己来当这个总统，“如他拒绝为总统候选人，必有别人出来竞选总统，将来的结果必定很坏”，至于副总统人选，由党员自由竞选，中央不提出候选人[25]。这一点，徐复观说的是对的，蒋“反对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王世杰当天就把消息告诉了胡适，胡适内心“特别愉快”。会议期间，仍在借校铁琴铜剑楼瞿氏藏明抄本（水经注）。胡适每次到南京，喜欢住在鸡鸣寺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楼上，那里有大量的史籍可资使用。但此事并未真正结束，及至地质学家翁文灏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推行货币改革失败，遭立法院质询，11月3日，决定内阁总辞。蒋介石作为当选总统，以宪法之规定，总统仍具有一定的“提任之权”，他再一次想到了性情温厚、为人处事平稳的胡适，派人即往北平，甚至说：“好了，你现在就去北平请胡先生来担任行政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他开，我不加干涉。”[26]胡适在11月22日记中对此有记载，“陶希圣从南京来，奉有使命来看我。可惜我没有力量接受这个使命”[27]。他对陶希圣说：“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三两个教授的主张，
那是万万做不得的！”11月26日，孙科接任行政院长，一度以组阁困难而请辞，直至12月22日才公布新内阁名单。
徐复观这篇文章，写在胡适去世十七年后，借他人之文引自己的一段回忆，却给人一种对胡适的轻慢态度，尤其是讲到蒋介石当时的那种反应“他不行、他不行”，现场感极强，确实是一位很会写文章的人。徐复观弃政从学后，无论治学理念或政治态度，还是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再认识，与胡适在许多方面存在分歧，这是一个基本事实。1961年11月6日，胡适应邀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英文开幕演讲中，说了几句自认为是三十年前的老话，“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像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还有什么文明可说……”[28]中译稿见刊后，立即引起台湾学术界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在异议者中，徐复观率先开炮，出语激烈而刻薄，“胡博士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我之所以这样说，并不是因为他不懂文学，不懂史学，不懂哲学，不懂中国的，更不懂西方的，不懂过去的，更不懂现代的。而是他过了七十之年，感到对人类任何学问都沾不到边，于是由过分的自卑心理，发而为狂悖的言论，想用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自己的无知，向西方人卖俏，因为得点残羹冷汁，来维持早经摔到厕所里去了的招牌，这未免太脸厚心黑了”[29]。
徐复观执笔写文章、从事学术研究是在1949年之后。短短七八年间，文名既起，既得益于他的学识修养“积之也厚”，也在于文字中的那种激荡情怀，被一些人认为是“自由中国的第一枝笔”。他的学术主张中最积极的一面，“便在把儒家精神、人文主义精神与民主政治沟通汇合。……他不是梁节庵，不是陈同甫，而是陆宜公朱紫阳与黄梨洲的混合一体”[30]。在徐复观看来，“不能正视自己的历史文化，同样也不能正视西方的历史文化”，他对胡适的抨击就不难理解了，只是谩骂的口吻，有失稳重，此时他已是快六十的人了。
1958年4月，胡适接长“中研院”不久，徐复观给胡适写过一信，推崇备至，“此次得瞻风采，不减当年，真国家之福！……先生个人学养，与日俱深，即国人对世界文明之感染，亦未尝无若干进步。先生在学术上所以领导群伦者，不仅为个人在学术上之成就，而尤为知识分子精神上之象征”[31]。仅仅三年多后，则一改对胡适的尊敬，甚至出言不逊，可见之间已有隔阂。胡适对他也有看法，对身边的胡颂平说起过：这个人有自卑感，又有优越感。有自卑感的人一定也有优越感，喜欢摆臭架子。他来时你不见，可能得罪他。所以他来了，我特地想些话给他谈，不给他多谈几句，他不过瘾的[32]。
徐复观在文章中最后写道：这种历史的曲折，叫后人如何取向，又如何判定呢？他认为还是“保持蒋公‘知人则哲’的地位，比较更有意义”。这种说法，并不能令人信服，诚如徐复观本人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乙集“自序”中所说“在现实政治中本找不出圣贤，便不能希望搞现实政治的人放弃个人权力的欲望”，而以今天的眼光，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爱国主义者，已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否为“圣贤”，甚至是“伟人”，历史自有公论。
（刊于2012年10月14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笔记，此为原标题，发表时有改动。）
注释
[1] 徐复观《历史的曲折》， 香港《明报月刊》1979年第14卷第9期，页24。
[2] 参见1948年10月18日陈布雷致徐复观函，原载台湾《传记文学》1969年第15卷第2期，页67。
[3] 每周某个中午，蒋在南京黄埔官邸召见少数国民党军政要员，边午餐边汇报工作。经常参加者有陈立夫、吴铁城、张治中、王世杰、陈布雷、陶希圣等人。
[4] 蒋君章《布雷先生最后主持的一个小机构》，台湾《传记文学》1968年第13卷第6期，页15。
[5] 蒋介石致胡适（电），参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香港风云时代出版公司1990年11月初版，上册，页201。
[6] 傅斯年1947年2月4日致胡适函，同上，页202—203。
[7]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致胡适函，同上，页204。
[8] 1947年2月6日胡适致傅斯年函，同上，页206—207。
[9]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六册，页1960。
[10] 1947年3月5日蒋介石致胡适函，参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页208。
[11] 汤用彤、饶毓泰、郑天挺致朱家骅（电稿），同上，页214。
[12] 胡适致蒋介石（电稿），参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页213。
[13]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七册，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页647。
[14]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七册，页649。
[15] 电文抬头：“特急：北平行辕李主任请译转北京大学胡校长适之先生大鉴”，查有关资料，“李主任”者，北平行辕时有两位，一为李宗仁，二为李扬，机要室主任。若以译电而言，恐为后者。我个人认为应是李宗仁，一，时称“北平行辕李主任”，即指李宗仁，胡适日记中即此称法；二，蒋后有密电再转胡适，电文抬头“即到，何市长译转胡适之先生勋鉴”，可见为密电统一格式；三，李扬官阶太低。
[16] 蒋介石致胡适（电，抄件），1947年4月2日，参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页216。
[17]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七册，页635。
[18] 同上，页652—653。
[19] 1947年2月4日傅斯年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政府今日尚无真正开明、改变作风的象征，一切恐为美国压力，装饰一下子。” 参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页204。
[20] 徐复观《历史的曲折》，同上， 页24。
[21] 参见周谷编注《胡适、叶公超使美外交文件手稿》，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12月初版，页4。
[22] 陶希圣《胡适之先生二三事补述》，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6期，页74。
[23] 因胡适力辞不就，未同意加入国民政府，翁文灏于次年出任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只做了五个多月，就因“金圆券风潮”而下台。
[24]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六册，页2024。
[25] 同上，页2025。
[26] 陶希圣《关于敦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及其他》，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第28卷第5期，页18。
[27]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第七册，页725。
[28] 参见胡颂平编著《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十册，页3803。
[29] 徐复观《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原载台湾《民主评论》1961年第12卷第24期。
[30] 程沧波《评〈学术与政治之间〉甲集——徐复观文录读后感书》，收录于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新版，台湾学生书局1985年4月再版，页247—248。
[31] 参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9月第一版，页268—269。
[32] 同上，页26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