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毛泽东同志经常用我们党内的两条路线斗争史，特别是同陈独秀、王明、林彪等几次重大路线斗争，教育全党，谆谆告诫我们不要上这类政治骗子的当。王明的机会主义路线，特别是他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内统治时间最长，对革命造成极其严重的损失。林彪这个机会主义路线头子，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也都是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我们重温毛主席革命路线与王明机会主义路线斗争的历史，认清王明的叛徒嘴脸和丑恶灵魂，进一步认识毛泽东思想的英明伟大，这对于我们提高觉悟，擦亮眼睛，接受正反两面的教训，是有好处的。
一
王明，原名陈绍禹。这个人的后半生，是靠苏联的供养，靠出卖自己的灵魂度过的。一九二五年，王明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后改名为中国劳动大学）读书，和在共产国际工作的一个俄国人互相吹拍，彼此利用。一九二六年我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个人来到中国，就选上了这个俄语蹩脚的王明为他的心腹翻译，随后又把王明带回莫斯科。一九二八年我党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他安排王明为六大的重要译员，直接参加大会工作。此后，王明成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支部局的书记。
这时，我已转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大学读书。我与王明的支部生活已不在一块，但是，我知道王明利用自己的职权，在莫斯科大搞派别活动，他认为可以利用的同志就拉过来，不顺眼的同志就踢出去，打击和清洗了一批没有问题的同志。对于我，王明等人曾经讽刺我不参与他们的“政治”活动，只会读死书，天天准备考试。此后，王明等逐步形成了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宗派集团（我没有在这个集团内），自封为坚决支持共产国际的革命者，和反瞿秋白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者。
一九二八年，王明回国，在中共上海闸北区委工作，不久即被捕，是共产国际驻上海的一个波兰人（据说是德国人），花了很多钱营救他出狱的。闸北区被捕的政治犯，十有九人被国民党迫害牺牲，而他却保全了性命。
贪生怕死的王明，不堪当时的艰苦斗争，又于一九三一年溜去俄国，住在他的安乐窝里。这时正是我党斗争最艰苦的年代。我中央苏区的军民，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正确领导下，以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制定我军正确的作战方针，经过浴血苦战，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遵义会议后，红军在毛泽东同志等率领下，爬雪山过草地，倍尝艰辛困苦，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根据地，革命形势转危为安，迅猛发展。惯于投机的王明，眼看我党日益壮大，又趁机返回国内。但是，这个自命为“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在他的路线彻底破产以后，不顾党中央对他的帮助和挽救，全国解放后，又设法钻回苏联去了。直到一九七三年死去。
从王明的成年算起，前后在俄国居住长达三十余年，在中国的日子不过十多年。这仅仅是时间上的计算。更重要的是，从未研究过中国的社会和阶级状况，从未经历过枪林弹雨的生死搏斗，不论是在赫鲁晓夫篡夺了领导权的时代，还是在勃列日涅夫掌握政权的时代，王明的一切，从灵魂到肉体，皆以俄国新沙皇为其靠山。他从青年时代开始，就学会了仰人鼻息，卖身投靠，就是一个教条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者，就是一个玩弄反革命阴谋的政治骗子。他不懂马列主义，不懂中国革命。他怀着极大的反革命野心，反对毛泽东同志，妄想夺取中国革命领导权，把中国变成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附庸和殖民地。
二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战胜了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红军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次“围剿”以后。
一九三○年六月，以李立三为首的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个《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的“左”倾决议案，反对毛主席长期用主要力量去创造农村根据地，“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正确革命道路。毛泽东同志和“立三路线”进行了坚决斗争。一九三○年九月我党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立三路线”的错误。而这时的王明却借第三国际的力量，打着“国际代表”的招牌，在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下，从更“左”的方面反对这个决议案，批评立三还“左”得不够。不久，臭名昭著的王明写的小册子《为中共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出笼了。这本小册子实质上是一个在新的革命形势下，继续发展“立三路线”推行“左”倾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同志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方针的政治纲领。当时，共产国际批评某些欧洲国家共产党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王明别有用心地趁此时机发表这个纲领，一方面以此作为他蓄谋已久的篡党的资本和工具，一方面把自己打扮成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取得共产国际中个别人的信任。
一九三一年一月，召开了党的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篡夺了党中央领导权，反对毛泽东同志。正如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七一年讲的：“他们借第三国际的力量，在全党夺权四年之久。”在开这次会议之前，他们就策划和插手了四中全会的人事安排。王明在这次会上实现了他篡党夺权的阴谋。在会上，撤销了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员，王明被提拔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兼江苏省委书记，跃上了中央领导职位。这件事，王明当时对我保密，事先事后都不告诉我。直到一九三一年，我到了中央苏区后，周恩来同志才给我讲了他们玩弄的阴谋。我在四中全会上曾发言对王明在上海时骄横傲慢，无组织无纪律，拒绝党中央分配的工作，提出了批评。我认为党员不服从党组织分配，是党性不纯的表现。然而王明在会上趾高气扬，对我这一批评是不高兴的。六届四中全会只干了一件事，就是改组了党的领导机构，没什么积极的建设作用，却造成了我党土地革命时期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统治。
一九三一年初，第二次反“围剿”之前，我和任弼时同志一起设法进入了中央苏区，在龙岗地区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同志。我们向他报告了四中全会的情形。毛泽东同志亲切地对我们详细地叙述了红军的斗争历史，以及当时所争论的问题，还给我看了许多文件。以后，毛泽东同志常和我谈论一些政治军事问题和路线斗争问题，授予我十分宝贵的见识，给予我政治上很大的启发，这对于我尔后的政治生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关键时刻。我当时感到毛泽东同志有独特之长，他所谈的既简单明了，又那样地有说服力。我每逢回忆至此，感到无比的幸福，其情其景，历历在目。我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年代里，在关键时刻的一些原则问题上，能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坚决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这和毛泽东同志对我的教导是分不开的。
当时，以王明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政治上，对于我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路线、方针、政策，完全照抄苏联的一套经验，不与我国具体情况相结合。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任务的理论，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提出“毕其功于一役”的荒谬主张，企图超越民主革命的阶段，搞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否认中间力量的存在，甚至把城市小资产阶级也作为打倒的对象。在土地革命中，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过左政策。他们在对当时革命形势的分析上，闭眼不研究“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说什么“与国民党决战的时候到了”。在对待“福建事变”的蔡廷锴十九路军的政策上，不搞统一战线，反对争取和利用他们要求民主抗日的积极性，反而提出要打倒十九路军，这实际上是帮了蒋介石。他们反对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中国革命只能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胜利的唯一正确的革命道路，顽固地坚持以城市为中心的错误路线，硬要红军去夺取中心城市。在第三次反“围剿”时，王明领导的临时中央下令至江西苏区，要中央局开会讨论攻打赣州问题。毛泽东同志一开始就提出敌我力量悬殊，极力反对这一错误主张。临时中央不接受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结果赣州打不下，损失不小。王明一伙还经常不顾客观条件，在城市搞盲动主义的罢工罢市，使党在白区的力量遭到很大的破坏，最后连他们把持的临时中央在上海也混不下去了，不得不在一九三三年初搬到毛泽东同志所领导的江西中央苏区。
在军事上，王明极力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建军路线和战略战术原则，把毛泽东同志规定的我军三大任务缩小为单纯地打仗一项。否定毛泽东同志制定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大政治工作原则。强调军队要“正规化”，照抄苏联红军的工作条例，取消军队中的各级党委制，代之以政治委员个人负责制。在军队政治工作中搞形式主义的一套。在战略战术上，提出一套所谓“新原则”，反对毛泽东同志的战略上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上的速决战，反对毛泽东同志的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作战方针。把毛泽东同志的“诱敌深入”污蔑为“守株待兔”。将我党红军当年极其重要的“游击战”称为“游击主义”来反对。
一九三三年，第五次反“围剿”前，王明从苏联派来了李德，要中央完全听信这个毫无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的德国人，委任为军事顾问，使我党的军权掌握在这个人手中，得以将其“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更完整地贯彻到军事工作中。记得有一次在李德那里开军委会，我负重伤，带病参加，讨论如何对付敌人出动一百万兵力的第五次“围剿”的作战计划。毛泽东同志指出红军应该跳出敌人的包围圈，调至外线，打到敌人的后方，到赣、浙、闽、皖四省的交界地区活动，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而绝不能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错误方针，才能使敌人的堡垒政策归于失败。这是毛泽东同志分析当时敌我形势，提出的唯一能粉碎敌人“围剿”的英明决策。可是，却遭到李德等人的反对，污蔑这是“放弃根据地”，继续坚持其“御敌于国门之外”、“全线出击”、“与敌人拚消耗”等错误方针，致使红军英勇作战一年，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丧失了主动权，党和红军都惨遭极大损失，不得不在十分困难的处境中退离中央苏区。这是违背了毛泽东同志正确路线的结果。我身为总政治部主任，因身体受病痛折磨，没有坚决反对李德的主张，这是使我终生痛心的事件。
在组织上，王明等人实行极端的宗派主义的干部政策，用对待敌人的手段来进行党内斗争，打击革命同志。他的“钦差大臣”满天飞，落到那里，那里的干部就挨整。不问实际情形如何，对他们要排斥的干部，一律给戴上“右倾分子”、“富农路线”、“罗明路线”、“调和主义”、“两面派”等帽子，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他们最大的罪恶是打击，排斥毛泽东同志。在一九三一年十一月的赣南会议上，他们把持会议，强夺毛泽东同志苏区中央局书记的权；在一九三二年八月的宁都会议上，在王明授意下讨论“毛泽东是否留在前线指挥军队作战”的问题。会议争论激烈，我当时是唯一支持毛泽东同志仍留在前线指挥军队的人，处于极少数。毛泽东同志的红军总政委和总前委书记的职务，毫无理由地被撤销了。他们把毛泽东同志排挤于军事领导之外，指责毛泽东同志不愿攻打大城市是“游击主义”，逼着毛泽东同志到后方去。毛泽东同志曾对我说：“我们是少数，只好到后方去吧，革命不分前方后方。”后来又讲到：“这四年，我在中央毫无发言权。”
一九三四年，党内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达到了高峰的六届五中全会，在政治上，军事上、思想方法上与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完全相对抗，它以极“左”的观点分析当时的形势，胡说“第五次反‘围剿’的斗争就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等等。这条“左”的机会主义路线，使中国革命运动受到不可估量的损失，红军被迫长征。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丧失了除陕甘宁边区以外的一切革命根据地，使红军由三十万人减到几万人，使中国共产党由三十万党员减到三万党员，而在国民党区域的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总之是受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我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员群众，亲眼目睹王明这条错误路线所造成的恶果，普遍不满。在长征到达遵义城之前，毛泽东同志身体欠佳，我也在第四次反“围剿”时，在宣黄胜利后负了伤，同坐了担架。一路上，毛泽东同志同我谈论了一些国家和党的问题，以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道理来教导我，从而促使我能够向毛泽东同志商谈召开遵义会议的意见，也更加坚定了我拥护毛泽东同志的决心。
我参加了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我坚决站在毛泽东同志一边，并作了系统的发言。会议纠正了王明第二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组织上的错误，在危急的关头，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挽救了中国革命，挽救了中国共产党，挽救了红军。
从此，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胜利前进。
红军到达川康地区是一九三五年六月，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党内又出现了叛徒张国焘反对中央、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分裂主义活动。张国焘早在莫斯科读书的时候，为了个人争权，和王明是有矛盾的。张国焘眼见王明在莫斯科受到共产国际个别人的青睐，比自己更加突出，十分妒嫉。六届四中全会后，张国焘却马上从莫斯科回国，表示拥护四中全会，摇身一变，成了王明的心腹伙伴。张国焘之能够被派到豫皖红四方面军，成为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也是四中全会的把持人王明犒赏的。一、四方面军会合时，张国焘自恃人多枪好，又与王明一鼻孔出气，公开跳出来反对红军北上，并公然树立伪“中央”，企图用武力危害毛泽东同志，分裂党中央。这人的反党活动不是偶然的，他早就与王明搭上了伙，是王明的同谋者。
我因治疗弹伤，于一九三七年初到莫斯科，见到了王明。这个靠投机发迹的机会主义头子，对他自己危害革命的罪恶行径毫无悔改之意，对我津津有味地叙述他怎样高升至共产国际执委会和书记处了，还负责管理拉丁美洲各国党的问题，满副得意嘴脸，毫无愧色；根本不提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不提在他指挥之下中国革命遭受失败、濒于垂危的痛心教训。他半点不承认错误，反而认为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中央领导是完全正确的。他更闭口不谈在毛泽东同志正确领导下，中国革命事业重新欣欣向荣的大好形势，反而恬不知耻地把一切功劳归于自己，厚着脸皮吹嘘他如何制定了“八一宣言”，斯大林同志如何器重他。他的一派胡言使我气愤，我质问他共产国际怎样决定李德去中国的？你和李德事先谈了什么？为什么完全靠李德指挥军事工作？他却推托说没有给过指示，共产国际没有参与此事，而是苏联军队参谋部派了李德去的。我断定这完全是骗人，是不可置信的鬼话，因为共产国际已于一九三四年左右改组，取消了东方部和西方部等机构，各国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在执委的指导之下进行工作，除了由王明出面派遣李德，不会有别人。把李德派往中国，美其名曰军事顾问，实则是掌握我党军权，此阴谋手段出之于王明无疑。当我谈到中央苏区遭到五次“围剿”的经验教训时，他不耐烦听，却把四中全会以来的所有错误统统推在别人身上。这些，都明显地暴露了他灵魂的肮脏，野心的狂妄，居心的狠毒，暴露了他对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对人民爱戴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的仇恨。
三
抗日战争时期，王明继续抗拒毛泽东同志的革命路线，从极左跳到极右，推行了一条右倾投降主义路线。
抗战开始后，苏联决定给蒋介石一些军事援助，蒋介石派了张冲为驻莫斯科的代表，还有一些联络军官。一贯投机的王明，在莫斯科经常与张冲等人来往，其目的是了解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以窥测时机。遵义会议后，由于有了毛泽东同志掌舵，革命事业蓬勃向前发展，前途无限光明。王明坐在莫斯科的洋楼内，见到如此大好形势，按捺不住心中的私欲和野心，急忙找张冲讨取国民党的同意，经过军援关系与康生一块动身回国，企图坐收渔利，分享既得胜利果实。
王明回国之前，会见了斯大林同志。斯大林同志得悉我是刚从陕北根据地来到莫斯科治弹伤，也在克里姆林宫接见了我，还有季米特洛夫同志在座。斯大林同志问了我关于我党的情况，并问红军还有多少人？我回答到达陕北只有三万人左右了。王明在旁马上插嘴说：还有三十万人。当时参加接见，文化大革命中充当文革顾问的那个所谓理论家支持王明。斯大林同志当然相信我说的数字，并指出：“重要的是红军每个战士都是真正的战斗员而不是光吃粮食的。”当谈话涉及到同国民党的统一战线问题时，斯大林同志说：“不要害怕共产党人会淹没在民族解放的汪洋大海中，共产党人应该积极地参加到民族解放斗争中去。”
王明这次回国后，毛泽东同志本着“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仁至义尽地给予耐心教育，希望他在实际工作中改正以往犯的错误。但王明本性难移，回到中国立即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反对毛泽东同志的独立自主的原则，抛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出卖我党领导权的投降主义路线。毛泽东同志指出，“在抗日民族革命战争中，阶级投降主义实际上是民族投降主义的后备军，是援助右翼营垒而使战争失败的最恶劣的倾向。”而王明讲的却是要一切都服从国民党蒋介石的指挥，就是要将抗日的领导权出卖给国民党反动派。服从资产阶级的国民党，超过服从无产阶级的共产党，站在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立场上，反对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武装的方针，实质上是不要搞革命，不要搞斗争，不要无产阶级领导权，将印把子拱手让给敌人，好到国民党那里去当大官。记得毛泽东同志曾经形象地刻画王明，是擦了胭脂香粉送上门去的臭女人，人家（指蒋介石）不理睬。王明和一些人勾结起来，遥相呼应，阴谋反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又一次粉碎了王明一伙的阴谋，对王明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捍卫了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样，不仅教育全党进一步认清了统一战线中的马列主义原则和阶级立场，而且使我党的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避免了中国人民可能又一次遭受的灾难。
我在莫斯科治伤之后，季米特洛夫同志把我留在共产国际工作，任中国共产党代表。一年后，我回延安之前，共产国际讨论了中国党的报告，报告由任弼时同志带来，同时由他接替我的工作。在讨论这个报告的会议上，我补充发言，讲了中国党目前的第二次统一战线和第一次统一战线的区别。会议同意了我的意见，通过了一个支持中国抗战的公开文件，另外还有内部文件要我带回国，呈交党中央、毛主席。临动身时，季米特洛夫向我和任弼时同志说了一番语重心长的话，主要内容是：“应该告诉全党，应该支持毛泽东同志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他是在实际斗争中锻炼出来的领袖。其他的人如王明，不要再争当领导人了。”我当时很高兴，毛泽东同志的威信已使共产国际的最高领导人信服了。我带了这个十分重要的文件，还有一些援助物资，回到了延安党中央。
王明当时在武汉工作，一听说我回国带了共产国际的文件，盘算不知对他是凶是吉。毛泽东同志指定我在六届六中全会上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并且打电报叫王明回延安，参加六届六中全会听取传达共产国际的文件。王明不服从，竟然蛮不讲理，反而要毛主席、党中央到他那儿――汉口或西安召开党的六届六中全会。这是一个狂妄的阴谋，他是要以国民党统治地区作为开会的地点，而不以我党自己的根据地延安为党的开会地点。不难看出，王明仍一心要抬高国民党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妄想把无产阶级革命政党，随时随地奉送给蒋介石，连我党中央的重要会议也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开。不仅如此，王明还妄想拉拢我个人，要我去武汉向他单独透露共产国际讨论问题的经过，和传达文件内容，以及在莫斯科谈话的情况。我及时看穿了他的诡计，没有上他这一圈套。我打了电报，告诉他速来延安，听取传达共产国际季米特洛夫同志的重要意见，应服从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否则后果由他自己负责。
在会上，大家批判了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此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把王明留在延安，任统战部长等职。而他的表现是负隅顽抗，抵制毛泽东同志的耐心教导，不承认他历次所犯的路线错误。更有甚者，在我党一九四二年进行整风运动时，他借口生病，不肯参加整风，消极抵制运动，拒绝党中央对他的挽救。毛泽东同志谆谆教导他，对他的处理是非常宽大的。但王明却无动于衷，依仗国外势力死不回头。
一九四九年三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是在全国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刻召开的重要会议。毛泽东同志在会上作了一系列指示。而王明在会上发言没有一点自我批评，丝毫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他还想依赖外部势力，来压制全党同志对他的帮助，受到全会同志严厉批评。
全国解放后，一九五○年秋，王明又以出国治病为幌子，溜到莫斯科。他直接间接在莫斯科发表议论，因而莫斯科曾有过种种流言蜚语，引起苏联领导人对我党许多误会和不了解。赫鲁晓夫篡夺苏联领导权之后，王明同他们一伙打得火热，无话不谈。他把所知道的国内事情以及他不满的问题，告诉了赫鲁晓夫等人，这可以从一九五八年初驻苏大使馆发回国内的报告文件中得到证明。王明卖国求荣的灵魂和社会帝国主义走狗的丑恶形象来了一个总暴露，竟为苏联新沙皇反华出谋划策。王明先以俄国新闻记者的假名“波波维奇”，在苏修《真理报》上登载反我党的文章。赫鲁晓夫登台后，他变本加厉，用自己的真名写黑文章，公开攻击和污蔑我党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向社会帝国主义献媚。苏联新沙皇也与之配合，抬举王明，在一九六三年就开始大量发行王明的黑书，一九六九年又有《关于中国革命》，一九七○年有《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一九七一年上半年，王明以所谓“中国共产党革命委员会主席”名义，邀请香港特务的外围组织“大学服务中心”去苏联访问。
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起，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对王明“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及其叛党叛国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粉碎了王明一次又一次的反党阴谋。在他的叛徒面目彻底暴露之前，毛泽东同志本着既弄清路线是非，在原则问题上毫不退让，又尽力团结教育，进行挽救这一马列主义干部政策，对王明的错误进行了长期的、耐心的教育批评，指望他能提高认识，在尔后的实际行动中，把错误改正过来，重新作人，在党的七大，八大上，都保留了他的中委之名。但王明存心不良，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对他的帮助和教育，最后下死心叛党叛国，成为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
（朱仲丽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