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1882年清[光绪八年]4月—1913年3月），字遯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1899年入漳江书院读书，尤喜政治、法律学科。1903年春考入武昌普通中学堂，颇为关心国事，常与同学议论时政。同年留学日本的黄兴、陈天华回长沙与宋教仁初次会见，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日后都成为中华民族的领袖人物。
1904年春，宋教仁与黄兴、陈天华、刘揆一等共建“华兴会”。夏，任武昌反清团体科学补习班文书。11月，华兴会起义流产，宋教仁逃亡日本。逃经湖北螺山作诗曰：“谋自由独立于湖湘一隅兮，事竟败于垂成；……皆神州久沦兮，尽天荆与地棘；展支那图以大索兮，无一寸完全干净汉族自由之土地。……欲完我神圣之主义兮，亦惟有重振夫天戈。”
1905年初，上日本东京法政大学，后入日本早稻田大学。6月与同学田桐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采用黄帝纪年以示与清庭绝裂。杂志第二期登载了《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遭日政府查封。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同盟会湖南分会副会长。中国同盟会将《二十世纪之支那》转为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宋教仁任庶务干事兼撰述员。
1906年，据宋教仁日记记载，他在这一年里翻译了《日本宪法》、《英国制度要览》、《各国警察制度》、《俄国制度要览》、《澳大利匈牙利制度要览》、《美国制度概要》、《比利时澳匈国俄国财政制度》、《德国官制》、《普鲁士王国官制》等多种书籍。对各国的政治制度、政权组织形式等作了比较全面的研究，他接受了西方的民主思想，形成了系统的宪政观念。
1907年春夏间，宋教仁受令赴东北安东，联络占山为王的“马贼”，谋攻占奉天，失败后复返日本。在日期间，著《间岛问题》一书，论证间岛及延吉地区自周秦时就是中国领土。日本政府以五千金索购书稿未遂。清政府曾凭此书在对日谈判中获小胜。
1910年（清宣统二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宋教仁提出将革命重心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流域。他提出革命的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一举夺取北京，但太难不易做成；中策长江各省同时举义，立政府再北伐以定天下，这是有基础的；下策是在边地起义，难成大气。在东京举兴的十一省区同盟会分会会长会议上，宋教仁提出“组织中部同盟会以谋长江革命。”年底，他从日本返抵上海，任于右任办的《民主报》主笔，以“渔父”笔名撰写大量革命文章。
1911年春，宋教仁从上海到香港参加黄花岗起义的筹备工作，他起草的文告、约法和中央制度、地方政治机关的文稿有厚厚的三大本。
黄花岗起义失败后，7月31日，宋教仁与谭人凤、陈其美在上海湖洲公学组建同盟会中部总会，任总务干事。之后，他来往于沪汉间，联络党人，发展分会，筹款，购买武器弹药，进行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这一举措得到了黄兴的支持。
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与黄兴同到武汉，他与居正等人起草了《鄂州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共和制宪法性质的草案，它规定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规定了三权分立的基本结构。宋教仁还在上海发表文章和通电，敦促各国政府对中国革命严守中立，说明“革命党之主义即声言在推翻恶政，出人民于水火之中”。时日人有趁火打劫意，宋教仁饬书日本人曰：“湖北革命军之起也，各国皆守中立，盖以革命军既为公然之团体，且有一定之土地，非如是不足以明交涉权义之所接，非必左袒革命军也。乃独有日本则不然，谓革命军只可目为内乱，而不能认为交战团体。其大阪《每日新闻》、《报知新闻》等，且谓如保护租界等手段，只为消极的手段，今宜进而用积极的手段云云，其狡焉启思之心，可谓如见。吾不解日人何以独异于各国，眼中无国际法、无人道一至于是也。吾非谓日人之宜袒革命军也，第以革命军既已成为有组织，有人民之团体，则在国际法伤宜承认为交战团体，固无论其内乱与否。昔日本倒幕之际，官兵与幕府党战，欧洲一二国不尝认幕府为交战团体乎？此其性质亦为内乱，何日人之善忘耶？明明国际法上之惯例，而故意设辞违背，非别有心肠而何耶？至于乘人之乱，而用积极的手段，尤为无道已极。夫所谓积极手段者，非干涉之谓乎？吾人对此亦不暇问其合理与否，吾人惟记忆法国革命大历史。法国革命之际，不尝遭欧洲各国之干涉乎？而法人对之如何者？法国英雄拿破伦对之如何者？日人其不知之乎？今者吾友邦之英、美等国，皆深以维持均势现状为主义，固无连合干涉吾国内乱之虑。然日人苟不自重量者，则其视法兰西矣，日人其省之哉。夫日之所借口者，动以保护日人在长江流域利益为辞。夫外人在长江流域利益孰有过于英国者？美国岂居日本之次乎？然而英、美二国，不闻有乘间窥伺之举也。且英日同盟之再订，犹昨日事，非以维持均势为目的乎？今乃当吾内乱方兴之际，而公然与英、美异其步调，且背英日盟约，日人其将何以对天下耶？此岂果为日人之得策耶？吾愿同洲同种之东邻贤民政治家，对于此问题尚其再三深长思之也。”
随后到南京参加临时政府的筹组工作。
1912年
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他任法制院长，多数法律都出自他的手笔。在南北议和中他主张同袁世凯妥协。
南北议和的原因是：军事力量上，袁世凯控制着训练有素的北洋六镇7万多精兵，加上仍忠于清朝的禁卫军、新军，总兵力达14万多人。南京临时政府的各色民军虽很多，人数也远多于北方，但武器装备、训练、指挥和纪律等都远远逊于对方。用当时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的话来说是：“南京军队隶编于陆军部者，号称十七师，然惟粤、浙两军有战斗力。粤军不满万人……浙军将军，则素反对克强（陆军部长兼参谋总长黄兴），不受命令……其他各部，乃俱不啻乌合，不能应敌。”
在经济上，南京临时政府已难于支撑了。时清帝国仍牢牢控制着东北和华北大部，中央财政的基础仍在，还能借到外债，军费比较充足。而临时大总统孙文，却为维持临时政府所必需的经费在国内外频频求援。他曾坦率地承认：“倘近数日内，无足够之资金以解燃眉之急，则军队恐将解散，而革命政府亦将面临瓦解之命运……之所以断然实行汉冶萍日中合办，以取得五百万元资金者为此；此次又苦心焦虑，欲以招商局为担保，筹措一千万元借款者，亦为此。然而，虽经种种筹划，而时光荏苒，交涉迄无结果……于军队解散、革命政府崩溃之前，作为最后之手段，唯有与袁世凯缔结和议，以防天下大乱。”各省虽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但起义军、民团等急剧增加，支出浩繁，自顾不暇，不但无力支持中央政府，反而要求拨款。再加上关税收入被列强在“中立”的名义下冻结，临时政府在经济上显然已难以维系。
3月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宋教仁出任唐绍仪组阁的农林总长。后因不满袁世凯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行为，辞去农林总长职务退出内阁。
7月21日，同盟会本部大会，宋教仁当选为总务部主任干事。他加快了组织大党的游说和联络，以求实现自己政党内阁的构想。
在孙中山、黄兴先后交出政权、军权，从事实业救国，袁世凯企图恢复帝制之时，宋教仁积极改组同盟会，组建国民党，希望在议会中以第一大党的实力组成责任内阁来削弱袁世凯的权力，防止个人独裁，继续走共和的道路。他的这一活动在当时的客观条件下，无疑是进步的。
宋教仁和与他持同一观点的国民党要人们，他们尊重孙文、黄兴的主张，也清晰地阐明自己的观点：1，民主、自由尚未实现：“今试语皙族曰：‘亚东有伟大民国，合七族以建极也。’闻者能相承否……又自语曰：‘吾为民国国民，凡欧美民国国民之自由之康乐，吾弗歆羡焉矣，吾既与齐肩矣。’尝熟审而不邻于夸诞否？”“天赋人权，无可避也。今革命虽告成功，然亦只可指种族主义而言，而政治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推翻专制政体，为政治革命着手之第一步，而尤要在建设共和政体。”2，为了民主、共和制度应知道“数千年君权之影响，迄今未沫，其与共和思想抵触者颇多。”所以应该“以人道主义去君权之专制，以科学知识去神权之迷信。”或是：“以人道主义及科学知识为标准而定改良现今社会之条件。”3、以两党制和政党内阁推进民主、自由的政治制度。
宋教仁确是要造成两大党对峙的宪政格局，所以他坚持认为“一国政党之兴，只宜二大对立，不宜小群分立”。
8月25日，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政治组织组成中国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被选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当选为理事，孙中山委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组建国民党是宋教仁主持的。著名记者黄远庸说：“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宋教仁）一人主持……宋君居京既久，政治思想异于他人，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诸同盟会议员既亲附之，与之连名附于赞成改组之列，及改组事定，则国民党之议员，尤亲附之。”宋教仁显然是有重大影响的领袖，且显示了团结全党的潜力。
10月宋教仁南下，沿途广泛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表明与专制独裁势不两立的决心。此时，各地选举大大有利于国民党，宋教仁为内阁总理的呼声很高。
宋教仁“头脑明细，手段灵敏”，他认为“以前是旧的破坏的时期；现在，是新的建设时期。以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宋教仁政治上倔强进取、极强的活动能力和丰富的宪政知识，令渊世凯十分惧怕，无怪谭人凤说：“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袁世凯想拉他，“极力牢笼，饵以官，不受；啖以金，不受。日奔走于各政党间，发表政见，冀以政治策略，为有次序之进行，改革一切弊政，一时声望大哗。”（《谭人凤集》）先是袁世凯许他出任总理，孙中山、黄兴、唐绍仪、刘揆一、范源濂等都劝他就任；量体定做西装送他，同时还送他交通银行的五十万元支票，宋教仁在离京南下前让赵秉钧归还，并留信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赠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原。”他不为所动，令袁世凯终知他非凡人而起杀心。
1913年
3月上旬，宋教仁刚到上海，就接袁世凯“即日赴京，商决要政”急电。20日，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与送行的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握别，被袁世凯刺客射中，22日凌晨与世长辞，年仅31岁。被刺时尚嘱黄克强等：“倘我身死，诸公对国事务望勇往直前。”
宋教仁弥留之际还勉力致电袁世凯：“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穷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临终前，还要身边的人提醒袁世凯“以共和为重”。
他那以己君子之心来度一代枭雄袁世凯之心，始终不愿相信是袁世凯暗算了他。他那里知袁世凯代表着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专制势力，宋代表的是中国近代以来对以民主、人权为核心的人类主流文明的追求。这两者之间是水火不相容的，可宋教仁到死还不明白这个道理。
宋教仁推崇法、美的政党政治，更是对议会政治情有独钟，他主张“责任内阁”。他认为：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九十多年前，宋教仁就提出“我们要在国会里头，获得过半数以上的议席，进而在朝，就可以组成一党的责任内阁；退而在野，也可以严密的监督政府，使它有所惮而不敢妄为，应该为的，也使它有所惮而不敢不为。”（《宋教仁集》）1913年2月4日，参、众两院复选，国民党获392席，占绝对多数。虽然这次议会选举是有相当局限性，对选举资格的规定是：凡有民国国籍须具备下列条件才能参加选举：1、当年纳直接税二元以上；2、有价值五百元以上的不动产；3、小学校以上毕业；4、相当于小学校以上毕业。（美国是经过178年才实现了普选），所以尽管只有不到10%的人参加了投票，民国初的这次选举是中国第一次具有实质意义的直接、公开选举，是首次由选民自己投票选出国会两院议员。从1911年秋天到1913年初，从组织国民党到大选获胜，他创造了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个民主的春天。这个春天虽如昙花一现，却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宋教仁希望以多数党的地位，成立责任内阁，
约束袁世凯专权。在正式国会开会前，他奔走于长江各省宣传演说，为建立责任内阁，实现民主政治造舆论。宋教仁说：“内阁不善而可以更迭之，总统不善则无术变易之，如必欲变易之，必致动摇国本”。（《居正文集》）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初提他为内务总长，临时参议院没通过，改任法制院院长，有人为他不平，他说：“总长不总长，无关宏旨，我素主张内阁制，且主张政党内阁，如今七拼八凑，一个总长不做也罢”。（《居正文集》）他曾对胡汉民说：“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权力至微，虽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他还说：“应当由内阁代总统对国会负责，总统不负责任，凡是总统的命令，不仅要阁员副署，并由内阁起草，这才是责任内阁制的精神。”因为在武昌起义，因无黄兴、宋教仁等知名革命党人，起义的新军士兵从床底下拉出个黎元洪当领袖，对此宋教仁后悔莫及，所以他极力主张责任内阁制，极力劝黄兴对袁世凯这个“不学无术，其品更恶劣可鄙”的人，必要有可靠的制度来限制他的权力，使他不至于脱离共和的轨道。
宋教仁认为：“吾人谓今日之中国，中央集权制固不宜，偏重地方官制之地方分制亦不宜，谓宜折衷，以对外的消极的各政务归之中央，以对内的积极的各政务归之地方。其地方政治中，则尤注重于地方自治一途，使人民直接参与施政，以重民权，如是庶合轻重适当之道也。”“大抵对外的行政，多归之中央；对内的行政，多归之地方；消极的维持安宁之行政，多归之中央；积极的增进幸福之行政，多归之地方。至其职责分配，则尤当视其国内之情状而定之也。”（《宋教仁集》：《中央行政与地方行政分划之大政见》）宋教仁所提出的分权模式是对当时中国政治的理性总结和折衷，是科学的。如果宋的理想能切切实实的实行，是能重建中央与地方的新关系，也可以克服旧有的中央集权体制的弊病，调动、利用地方的积极性，整合和推动中国民主政治的主导力量。
我认为宋教仁虑及到中国是一个根深蒂固的专制传统国家，社会上也没有长期深入人心的民主启蒙，任何一个当上总统的人都有可能走集权、甚至独裁的老路，那么责任内阁制就在制度上对这样的最高权力进行约束，宋教仁的想法是深思熟虑，也是他花毕生精力而急于要办的事了。宋教仁的宪政思想是明确的，就是要在中国建立起以多党制、议会制和地方自治为基础的民主制度。他对理想追求之执著，为理想献生的崇高精神，还有从他身上所体现的政治责任感，这一切的一切即使过了千百年，都是熠熠生辉、不可磨灭的！
宋教仁还曾专程拜访梁启超，他表示彼此应以英美式的两党轮流执政相勉励。他说：“现在国家前途，是根据《临时约法》推行议会政治，走政党内阁的路子。在即将到来的国会大选后，你上台执政，我愿在野相助；否则我当政，请你善意监督。”梁启超甚感契合，当即表示：国民党执政，愿为在野党在议会内监督执政党。得知宋教仁噩耗，梁启超痛惜不已。（《梁漱溟全集》）宋教仁以他的鲜血染红了中华百年沧桑史，而今殉道者的血迹早已干透了，他为此流尽热血的思想也早已被满目繁华而淡忘，这是中国的悲哀，也是全民族的悲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