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两个（天主教）多明我会修士盖斯帕?达库兹和多闵哥?那伐雷特有关中国的记录含有各种偏见成份，但是就在他们的书出版以来的一个世纪中，关于中国的详细知识已经大大地增加。其中最重要的是利玛窦对中国的长篇叙述和分析，以及耶稣会员从中国写给他们各级上司的信件，这些文字作为对上司的尊重和为了取得他们的更多的支助而很快地被出版。而且那时有不少教会支助的中国历史书籍，年代较早的如Juan Mendoza1587年写的历史。平托的书传阅范围较广，虽然读者——正确地说——并不确定平托所说有多少是真实的。马可波罗的著作仍然广为流传，尽管马可现在也陷入某种可否被相信的问题。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书的开场白中指出，1665年一次讨论中国的晚宴上曾提出过这样的问题，“谁是最误报中国人的？威尼斯的马可波罗，还是马逖尼神父？”马逖尼[1]是当时在中国的一位耶稣会会员，一本刚刚出版但被发现有许多错误书的作者——令人感兴趣的是其中有些错误直接抄自马可波罗的书而不是由于马逖尼自己的观察。讨论得出结论说“俩人所写东西不少是希腊神话中的怪物。”
那次讨论后的几年中对于中国的了解开始崛起于新的来源，官方使者的报告——1644年明朝垮台后，清政府开始允许外国使节去北京。为了抓住这个机会，开拓那伐雷特在他的Tratados一书中讨论到的对华贸易，在不到十年中，从西方派去了四名使节：1668和1687年从荷兰派去两名，1670和1678年从葡萄牙派去两名。紧接其后的是两名俄国使节。十八世纪初罗马教皇也派了两名使者，试图澄清自从利玛窦以来仍旧未解决的关于中国人祭祖和祭孔问题的神学争议。
这些使者虽然来自傲慢的西方独立主权国家，但都服从中国人对皇帝以示尊敬的累赘仪式——包括九次的俯地磕头和使用自贬的语言——中国人认为是外国进贡关系的一个基本部分。西方人为了取得他们的短期目标而不顾他们自己最近才提出的关于主权国家之间正确的外交接触方法，不知不觉地认了清王朝认为中国优越他国的观念。
尽管不幸的结局，但总的来说，这些使者的作用是把大量关于中国的信息带给西方，使得争论经历一个主要的转向：从传教士的范围进入现实报道的自由空间，有些报道则言过其实。
第一本充分报道一个外国使者在北京经验的书籍由荷兰人Olfert Dapper在Van Hoorn1667年访问清朝廷以后出版。其中详细介绍了觐见仪式的过程，和对年轻皇帝康熙皇帝的评价。但事实上这是一个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法伦西斯哥?皮门特（Francisco Pimentel）神父，1670年以葡萄牙使节随员的身份到了北京写的报告，他是第一个在他的报告中介绍具体事项的人。皮门特的公开评论并没有摆脱他的传教士先辈的影子，他赞扬中国皇帝“他的疆域辽阔，城市繁荣，商品丰富，税收巨大，宫廷深幽，宫殿辉煌”——使得任何欧洲君主“感觉渺小”。但是当他谈到在进行磕头礼仪时很难不让帽子掉下来这样俗气的细节时，他开始嘲笑中国人和西方人的自大。谈到其中最主要和神圣的中国外交礼仪中的一场，盛大官宴，他的叙述充满了想象力：
在第一次的两场宴会中，他们把一只还带着两只大角的羊头端到我面前，把我吓了一跳。我不知道他们是怎样找到我的，什么样的记号使他们认识我，为了不自误和不想两天站在同一行列的位置上，我并不坐在同一个地方。羊头没有清洗的很干净，看它的毛我知道它是一头黑色的羊。不要惊讶我用如此清楚的词句谈到这样低等的事，因为我相信这使我反对某些人夸大中国文明优于我们欧洲，要把中国文明加于我们头上的热情和关注……我承认中国人的礼貌，中国的壮观和富有，但是总的来说这些低等的事情是不可忍受的。
皮门特把他的刺人之词也用于自傲的北京城，自从马可波罗时代——当时北京被称为Kambaluc，按常规都是赞扬它在地理上的合理布局，它的伸展范围和商业的活跃，然而皮门特注意到另一些事情：
夏天非常的热，灰尘扰人，那么多的灰尘，当我们上街后，我们的头发和面须都象盖了一层面粉。脏的水，晚上数不清的虫子钻进我们的衣服，我们在的话就咬我们。苍蝇无数并缠扰不休，蚊子就更糟糕了。所有东西都贵。街面没有铺垫过，据说它们过去铺过，是鞑靼人因骑马而命令拆毁的，在中国他们不懂什么是马蹄铁，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灰尘，下雨时泥泞不堪。
皮门特警告读者，当他们想到北京时要意识到不要从他们自己的文化出发与北京做错误的比较：
有些听说这个首都壮观的人会以为它象里斯本，罗马，或巴黎，但是为了他不至于搞错，我要警告他，他进入这个城市后将会觉得他到了葡萄牙一个最贫穷的村庄，房子建得很矮，因为它们不可超过皇宫的高度，而且建造地很粗糙，大部分的房墙是土粘的，或者掺和石膏的篱笆做成，很少是砖砌成的或有外表的装饰，整个中国都象这样。
这些话也许暗示皮门特参与的葡萄牙使节团在获得贸易保护，降低关税，或争取他们的公民在北京的居住权方面并不比荷兰人成功。但十八世纪初彼得大帝派出的一支由兹迈罗夫（Leon Vasilievitch Izmailov）率领的俄罗斯使团就较为幸运了。兹迈罗夫1720年带给中国的两项要求——允许在北京建立一个俄罗斯东正教堂和增加在华贸易商会的数量——被现在是老皇帝的康熙所认可。康熙也不完全反对俄罗斯的第三项要求，在北京设立一个永久的俄罗斯领事站，尽管因为他自己的官僚政治设置了巨大的障碍而使这一主张最后被放弃。
兹迈罗夫使团在增加西方人对中国的知识方面也起了作用，使团中有一位年轻的苏格兰医生，约翰?贝尔（John Bell）。他在1714年获得爱丁堡大学的医学学位后怀着激情到了俄国，想在沙皇彼得的宫廷中试试他的运气。没多久他就被派遣随俄国使团到波斯出访；从波斯回来后，当他知道兹迈罗夫要率团去北京，就申请担任使团的随行医生并成功获得该职。贝尔关于中国的文稿标志着一度无论是明确或不明确地从天主教立场出发，关于中国的主流传统写法起了根本的转变。现在不再着迷于中国人宗教信仰的内含，或者政府部门确切的功能。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非正式的，探索性的，人道的，和有些怀疑的观点，完全与新时期普遍的态度相一致。
皮门特神父在描述他所出席过的宫廷宴会时有批评也开开玩笑，但他不试图深入理解这类经验。而约翰·贝尔碰到同样的事情就不是当作令人讨厌的经验加以描述，而是给予解释。贝尔写道：
我不可能不注意到这里的人不寻常的宰羊方式。他们用刀在羊的两根肋骨之间划开一个口子，然后把手伸进去挤压羊的心脏直致心脏衰竭；用这种方法，所有的羊血都保留体内。羊死后，饥饿的人等不及羊肉按常规被清理一下，就粗略地割下胸肉，后腿肉，羊毛和所有的东西，放在煤炭上炙烤；然后刮去残留的毛吃掉。这是我亲眼所见的，没有一点剩余，甚至于没有用任何调味酱汁。
由于贝尔是随俄国使团旅行，他经陆路从圣彼得堡到北京，而不是如大多数西方人走海路经广州或福州进入中国。于是他第一眼看到的目的地是“著名的墙沿山峰朝东北蜿蜒。我们一行中的一个人高叫‘大地’，好像我们在海上看到了陆地……长墙看起来从一个高坡到另一个高坡，相隔一定距离有一个方型的塔台，即便这样短的一段，已是非常壮观。”亲自看到中国后，这种美好的印象更为增强。“现在每一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事都让我们感到好像到了另一个世界，”贝尔写道：
我们的路线现在是在一条小河的南边，到处是雨天从山上冲落下来的大石头。站在山的悬崖上可以看见零零星星的村舍和开垦出的田地，很像那些印在中国瓷器和其它中国产品上的风景画。大多数欧洲人认为那是想象出来的，但其实那是自然的。
以这种细心观察的新时尚，没有一件小事逃过贝尔的注意。日常生活的细节，人们怎样进行贸易和解决问题的小伎俩都令他感兴趣：
我在这个村子借宿的地方正好是一个厨师的房子，这给我一个机会去观察这些人的生活方式，即便是在微不足道的的事情上。我的房东在他工作的厨房时，我去访他，我看见六个水壶并排放在炉灶上，每一个下面都有一个灶口可通以小木棍和稻草为燃料的柴火。他拉动一根皮带使一对风箱送风，在很短的时间内所有壶的水都开了。水壶是由铸铁制成的，很薄，里外都非常光滑。因为邻近人口众多的城市，缺乏燃料，促使人们想出最容易的方法保存食物和在冬天保暖，冬季有两个月非常冷。
为了精简叙述，一个厨师可以算做是一个君主了：
君主交叉着腿坐在他的宝座上。他穿着一件黑貂皮短外套，毛面在外，用羊皮镶边；里面穿一件黄色丝绸束腰长衫，上面绣着带五爪的金龙图案，这是只有帝王家族的人才可穿的衣服。他头上带着一顶用黑狐皮做面的小圆帽，顶上我看见有一个型状似梨，大而漂亮的珍珠，珍珠底下带着一簇红丝线做成的流苏，这是这个强盛帝王的装饰。宝座也非常简单，是木制的；但完全由手工雕做而成。离地面有五个低台阶，面朝观众；每一边有一张涂上色彩的大屏风用来挡风。
兹迈罗夫曾千方百计地避免向康熙磕头，但是被主持仪式的中国官员所强迫执行。贝尔不带敌意，不加修饰地描述了这一事件：
仪式的主持把大使带回，命令所有的人跪下，向皇帝顿首九次。每三次后我们站起来，再跪下。我们因腰痛想不再进行这种以示尊敬的仪式，但没有成功。仪式的主持就站在旁边，用鞑靼话发出命令，宣告“morgu”和“boss”，第一个词意思是鞠躬，其次是起身；这两个词我是不会马上忘记的。
这一经历并没有减少贝尔对统治者康熙的崇拜，对康熙他写道，“我不可能不注意这个古代君主在每一场合所表现出的良好风度和亲和力。尽管他接近七十岁了，在位六十年，他仍然头脑清醒，不知疲倦；而且，在我看来他比许多亲王，他的儿子们还精神。”贝尔不让他所经历的事情羞辱自己的能力是和他在他的叙述中介绍新奇的事情相配合的，他的叙述是亲善和充满自信的。“良好风度和亲和力”并不是早期对华访问者对皇帝的正式评语，而出自贝尔之口，听来非常自然。
就在宫廷接见和进行磕头仪式之后不久，贝尔和使团的其他成员被邀请出席有皇帝的九个儿子参加的宴会。酒宴的同时还有一系列的戏剧，杂技表演，带戏剧的场景和声光效果。贝尔再一次地对细节加以关注，通过他细心的眼睛我们第一次认识到中国人本身对西方人也感兴趣，看客现在成了被看者。在宴会行将结束时，亲王已安排了几个笑剧，尽管听不懂但那对我来说似乎很有趣。最后出现在舞台上的人物是一个欧洲绅士，西装革履，他的衣帽都镶着金银边。他脱下他的帽子向所有从他面前走过的人一一行大礼。我留给人去想象，一个中国人做这样可笑的惯礼是如何笨拙的样子。
当然中国人通过此过度地表达说外国人自己是多么可笑，亲王意识到他的客人“可能不高兴”，挥挥手让演员撒去。由于这唯一的一次例外拿外国人取笑，贝尔被中国的小丑表演和令人不可思议的杂技魔术技巧所着迷：“我不得不佩服变戏法和技艺的娴熟，很少国家可以象中国人做的一样或超过中国人的。”
在亲王家看演员演出时，贝尔已经怀疑迷人的女角色是否是女的演的，还是男孩或青年人扮演了妇女的角色。但他没有发现他们的性别。然而曾在信奉穆斯林的波斯逗留过的贝尔在大街上一眼注意到北京妇女在看使团经过时不自觉地“除去面纱”。当他更全面地了解北京后，他写到“我发现在大多数商店，男人和女人都没有面纱。他们非常殷勤，到每一家商店都会有人端给我一杯茶水。”
在贝尔谈到的一段插曲中，这种殷勤导致了麻烦。贝尔说，和一个好客的，“把他的杯子到处乱放”的“中国朋友”处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最后，他拉着我的手，希望我让大使回来并仍和他在一起；而且他给我选择我是喜欢他的妻子还是女儿，我不可做而衷心感谢他的殷勤，我想对此提议的接受是不适当的。”贝尔其实还没有结婚（许多年后他娶了一位俄罗斯妇女为妻，并把她带回苏格兰老家）。不过，尽管他拒绝了这一特殊的选择，贝尔对中国妇女仍是有兴趣的，他发现中国女子“除了长得美还有许多良好品德，她们很干净，穿着得体。她们的眼睛是黑的，很小，以至笑起来时就几乎看不见了。她们的头发乌黑发亮，巧妙地打一个发结盘在头顶上，并装饰着她们自己制作的花朵，看上去非常合适。较好看的人很少出外而有良好的皮肤。”
如同许多在贝尔之前的西方观察者一样，贝尔注意到“只要一个女孩来到世上，她们细嫩的脚就被紧紧地绑起来了以阻止它们的生长，偶尔才换新绑带”，但是他对绑脚的反应给这一已有大量评论的风俗一个新的曲解：“所有阶层的妇女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
小脚使她们不可能走远，而让她们产后的月子做的好。”
如果“较好看”的妇女——也许包括声称要给他当新娘的那位——脸色苍白，而留下的则是其他“接近橄榄色”的妇女。这样的女人“小心地涂脂抹粉，弄得恰到好处”。虽然说到此处贝尔痛苦地指出他所说的只不过是风闻而已，但他似乎确实对北京的下层社会有详尽的了解：
也许容易想象在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的城市，一定有许多懒惰的男女，但我相信，这样的人在北京比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城市为少，而且比不如北京大的城市少。为了尽可能地防止不规矩的事，政府适度地允许，或默许在某些地方，在郊区，妓女的接待和娱乐。妓女受她们所居房屋房东的管教；不允许到处乱跑。我被告知，这些卖淫女子有单独的房间，每个人的价钱，她的美貌和才艺如何以相当易读的文字写在她的房间的门上；欣赏的人直接按此价付钱；这意味着进行这类事不会造成吵闹和打扰邻里。
贝尔对于某些十六世纪观察者如利玛窦所谈到过的北京男妓现象没有做任何评论。也许在满族人1644年取得中国以后，某种程度上较禁欲的满族人已有效地禁止了这样的活动，或至少将他们从街上赶走了。但是更细微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在西方人的思想中，中国男人开始被标识为“懒散，女人气”，贝尔自己就引用过此语。
总的来说，贝尔对中国人的评介是肯定的，似乎为未来的贸易和外交展示了良好的前景。在做生意方面，中国人“诚实，遵守最严格的交易信用和法规”。但不知是否真的，“不少人欺诈成习，骗取的技术很高”，这是因为他们“发现许多欧洲人像他们一样非常熟谙骗取的艺术”。在基本的中文知识方面，因中文是单音节的特点，对贝尔来说就平常交谈而言“容易掌握”，虽然他承认“需要大量功夫和相当的能力才能掌握一个中国读书人所知的中文字”。在茶，丝绸，缎面，瓷器和棉花上有着非常大的贸易机会，因为“应受极大地赞扬的是”中国人“对完成的每一件事都很有耐心”。军事上，中国不可去碰：“只有一个企图征服中国的国家有成功的可能，”贝尔总结说，“那就是俄罗斯。”尽管中国与外隔绝，可从东南方海上攻击，但贝尔想，欧洲君主怎么会“想去破坏他自己的安宁，和这样一个强大的，与他们的邻居保持和平，满足于在他们看来自己占支配地位人民的安宁呢？”
鉴于贝尔评论的总的倾向，在贝尔回到他的苏格兰故乡几年后，据传他的邻居看到他穿着可能是在出使中国时获得的袍子在大雨浇注的荒野的故事，对我们来说也许就并没有什么可惊奇了。出版他的回忆录已计划很久了，当这些回忆录最终于1763年出版时，事先就定购了此书的杰出人物名单保证了它的成功。
1743年访问过中国的船长乔治?安逊（George Anson）离开中国时带着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与贝尔在几乎所有方面绝然不同的观点。可以说，安逊所到之处也完全与贝尔不同。贝尔是一个胸有大志但出身平凡的苏格兰人，在中国首都做头面人物的随从，不用对大舞台上发生的事情负责。然而安逊出身于有势力和交际广泛的家庭——他的一个叔父是英格兰的大法官，他要对他的船员的生命负责和保护他刚收缴的西班牙式大帆船，他因此可能享有50万英镑的利益。不仅如此，安逊在中国口岸不受欢迎，而贝尔在中国是官方认可的。
乔治?安逊具体代表了大不列颠扩张主义者新形成的狂傲个性，自信，好战，对弱者毫不留情，对拖延没有耐心。他当时指挥的木舰“HMS Centurion”（百夫长）号有六十枝枪炮，出师不利。他曾在好望角失去他的六艘船舰中的三艘，当他经澳门和香港到广州要求停靠时，从英国带出的961人中，只剩下335人。安逊在1743年6月20日收缴一艘从Acapulco驶往菲律宾的年度马尼拉大帆船在胆量和航道技术方面曾是一桩漂亮业绩，但是百夫长号自己也严重受损，完全不能远航。因此，当他7月14日拖着战利品到达广州时，他想他的麻烦就要结束，然而相反的是，麻烦只是刚刚开始。
以安逊的看法，一艘定义上不从事贸易的木舰不应付费，而应提供所有必要的领航和给养，他自己应受到总督的接见。但被中国官员告知没有船可以免费，他的通航会受到阻碍，总督没空见他（而且天气太热）。他不听一名中国领航员的指导，威胁要把此领航员吊在船帆桁端上除非照他的做而强行北上。毫不令人惊奇，中国当局没有帮助安逊，对他的每一项要求敷衍了事。直到九月底，给养还没有落实，总督也没同意接见，他的一名船员在岸上遭到抢劫并被殴打，一个备用中桅从百夫长号的甲板上偷走，安逊的脾气达到发作点。
安逊的记录充满着从这一死路开始的不断阵痛，清楚地反映了他认为只有将坚定和强硬的态度结合才能达到他的目地和使他的船再度上路的个人信念。但是他所得出的关于中国人结论，尤其是他断然放弃从佩雷冉到那伐雷特出现在西方人记录中比较欧洲和中国文化的部分，比具体细节的评论还具影响力。虽然他说意识到“一个欧洲人也许不可能忽视中国的习俗和生活方式”，但在分析中国人的动机时受到局限的感觉并没有妨碍他的判断：
的确，可以毫不怀疑地说，在玩诡计，撒谎，和依恋各种钱财方面，许多中国人难以与其他人相比较；而这些才能的综合，以及它们在特别急需时应用的方式常常超出一个外国人可知的程度：所以虽然也许可以安全地总结说，中国人这样玩弄本船长是有利可图的，但不容易了解影响他们的个人观点。
为了加强这些陈述，安逊列举了全部他所碰到的不诚实的中国人在买卖上的做法，从把石头填塞进鸡鸭体内到给猪灌水，并得出结论“这些例子可以作为这个常常向世界的其他地方推荐为具备所有值得赞赏的品质的国家行事方式的样本”。似乎还嫌不够，安逊描述他所雇佣的翻译怎样为了获得好处而讨价还价，还显露他愿意欺骗中国人和他暂时的雇主。安逊认同对中国人的不诚实没有办法，那简直是天生的观点。为了进一步显示与赞赏的观点的不同，安逊记录了中国翻译将英文字与中文句法混在一起（也就是后来所知的“洋径浜”英语）的回答，在中国西方生意人聚集的地方这正成为共同的现象。而那时，所有西方关于中国的文章都已将中国人说的话译成流利口语化的英语，以反映原本中国话的自然顺畅。安逊记录他的“语言学家”给他说的话以显示“中国人真的非常无聊，但好时髦，不可救药”，他也许确实正确地记录了中国，但他也转了一个弯。
安逊对于他在广州一带看到的中国军事防卫不以为然，他嘲讽甚至中国人穿着展示的“盔甲”都不是钢铁做的，而是“一种特别的闪亮纸头”做成的。由于“居民的胆小和缺乏适当的军事法规”，中国注定亡在“不仅任何强大省份的权力企图上，而且小小侵略者的蹂躏上”。缺乏基本的创造技能是中国工业的性质，对此他多加了点注意：
大量在中国人中间开设的奇品异物制造足以表明中国人的聪明和勤劳，大多数其他国家都热切寻觅这些奇品异物。但是，尽管手工技艺是中国人最重要的本领，然而他们的能力只不过是第二等的，因为日本人在两国都有的机器制造业方面远超过他们；大量例子表明他们不可能竞争欧洲人机器的灵便。的确，他们的主要优点在于仿造；相应于很差的劳动条件而不断地培训出各种吃苦耐劳的仿造者。
在美术方面，安逊发现中国人并不好：“也许可以真实地说，他们美术中的欠缺完全是由于人的特点造成的，崇高或精神的东西没有相遇。”甚至中国自夸的书法远没有达到以前曾有的水平，是“顽固和荒谬”的结果。安逊解释道，当其余的世界忙于学习可感知的字母系统时，中国人表现出他们典型的顽固不化：
只有中国人至今仍然不理会那差不多是非凡的发明，继续坚持用粗糙和原始方法以任意造就的记号代表字句；那种方法必然需要多达人的记忆无法掌握数量的字，使书写成为一种要经大量练习的艺术，对此一个人也只可能部分地熟练而已，阅读和理解所写的东西则伴随着无穷无尽的含混不清和困惑；因为这些记号之间的连接和词所表达的意义不可能通过书本保留，而必须通过口头传说代代传递。
安逊清楚地表明他的观点不是反映中国的文学和文化传统，而是来自于他与清朝官员的争辩，这些争辩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翻译和中介人而进行的：
对已习惯于所有动词关系使用变化的人来说，在这样一个复杂题目上去证明如何不确定是很明显的，这样做时只需通过三四道手。因此容易做出总结，由这些复杂符号记录的历史和过去时代的发明常常证明是难以理解的，许多学习和吹嘘这个民族的古老的事例是绝对有问题的。
还没有安逊以前的人曾进行这样不对路的争论：中国语言本身是一个自信游戏的巨大形式，结果不仅困惑中国人自己也困惑那些搞欺瞒的人。这一争论仅让历史学家好奇，事实上在安逊的书于1748年出版以后即便没有立即在欧洲流行，但也传布较广，影响了一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其中有孟德斯鸠和赫尔德。
在藏有安逊一书的人当中，有一人是乔治?马嘎尔尼勋爵（George Macartney，1737-1806）。他于1793年代表东印度公司和乔治三世国王到了中国。马嘎尔尼的智慧是无懈可击的，如果有人可以对贝尔和安逊相对立的观点做合情合理地综合的话，那就是他了：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Trinity College）受教育，伯克[2]，伏尔泰（Voltaire），约翰生[3]和Joshua Reynolds的朋友，他也曾作为外交使团的一员出使过凯瑟琳大帝的圣彼得堡，做过（拉丁美洲）格林纳达的总督——在那里曾于1779年被法国人俘虏——1780到1786年间为（印度）马德拉斯市的总督。读过安逊的文章，也许贝尔的（尽管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原始的订阅单上），马嘎尔尼曾经仔细读过四卷本于1735年出版，由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du Halde）写的中国历史，莱布尼兹和伏尔泰谈到中国的哲学论著。他曾服务过的凯瑟琳大帝也是一个中国文化的狂热爱好者，并给她自己造了一个完全模拟中国的小城，马嘎尔尼访问过那个小城。
在马嘎尔尼接触了正反两面各种各样的信息和观点后，他倾向于赞赏中国的一方，这显示在他于1793年八月初到达中国后不久所写的日记中。站在甲板上看着中国人卸下他所带的礼物和行李，他发现“中国水手非常强壮，工作的不错，做事时边唱边吼，但很有秩序和守规矩，每一人似乎都理解将要做的事并做好他那份事”。中国妇女也看上去是健康和有活力的：
她们走步如此敏捷使我们想象她们的脚并没有按中国人通常所做的那样被搞残废。的确，绑脚的做法，尤其是在下层社会，现在在北方省份已不如其它地方那么多了。这些妇女经过不少风吹日晒，但无病态，留长一律是黑而粗糙的头发，整齐地编成辫子，用一根钗子固定在头顶上。小孩非常多，而且几乎不穿衣服。
将这些各种各样的印象汇集在一起，马嘎尔尼记录道：
我被她们的外貌所震惊，不禁要象莎士比亚的米冉达在“暴风雨”中那样叫喊：
噢，奇迹！
多么多的美人啊！
多美的人啊！噢，真是美好的新世界
有此美人存在！
马嘎尔尼带了一批乔治三世给清朝乾隆皇帝的礼物—包括望远镜，一台行星，天空和地球仪，一个大透镜，气压计，分枝烛台，钟表，汽枪，刀剑，德比瓷花瓶和瓷雕人物，和一辆马车，他要得到皇帝重要的让步：结束对在广州行商和只能与一小部分得到许可的中国商人做生意的限制，对英国居民开放几个新的口岸，长期关税协定，在北京设立一个永久的英国使馆的权利。这些目的与七年前约翰。贝尔随行的俄国兹迈罗夫使团所求的目的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马嘎尔尼是英国皇室的代表，自以为是不列颠民族骄傲的旗手，因此，在某些重要的事情上，特别是拒绝服从他认为是受屈辱的事，其中磕头是一个的主要的例子，他更接近于安逊而不是兹迈罗夫。
适当地反映了他自己所重视的事情，马嘎尔尼的许多记录详细解释了他与中国和澳门官员就磕头的问题所跳的“优雅芭蕾舞”，直到取得可接受的安排。按马嘎尔尼的记录，1793年八月15日清朝官员结合他“不可能不欣赏的”“艺术，服饰，和暗示”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
他们开始将谈话转向在不同的国家流行的不同型式的服装，假装特别谈到我们的服装之后，似乎更爱好他们自己的，因为其宽松和不必缚带子，而且不阻挡或妨碍，他们说，所有人都已习惯的，在皇帝出现于公共场合时曲膝和跪倒。他们因此认为我们的膝扣和袜带是多么地不方便，暗示我们在去朝廷之前最好除去这些障碍物。
但是这一论争很快变得令马嘎尔尼和他的随员厌烦，尽管一些“非常巴结”的满清高官向他们示范了磕头。经过几星期的口角，马嘎尔尼同意单腿下跪并同时低头，
这个问题才解决——清朝官员要他双膝下跪——双方决定亲吻皇帝手的细节可以免除。
当马嘎尔尼终于被八十三岁的老皇帝乾隆接见，送上他的礼物和正式提出改变贸易条件时，反应是礼貌但含糊的。这最初并没有令马嘎尔尼泄气，他在他的日记中写道：“他的举止威严但和蔼，谦逊，他对我们的接见是非常亲切和令人满意的。他是一个很好的老绅士，仍然健康有生气，看不出已是一个六十以上岁数的人。”“和蔼”也曾是贝尔选用来描述乾隆的祖父康熙的词。马嘎尔尼用这词好象部分是因为皇帝对待大使十二岁的小听差乔治。山顿的态度，乔治曾在船上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跟一个私人教师学习中文，可以在正式谒见时用中文和皇帝进行简短的谈话。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乾隆从他自己的腰带上拿下一个绣花的小包送给乔治。
尽管这个和其它说中国好话的评论可在日记中到处找到，但马嘎尔尼此次访问的主要感觉却是小心谨慎和蹒跚地走在讨厌边缘的某种疲惫。他发现他对中国人生活和社会风俗的真正的感兴趣远没有得到欣赏，还曾使中国人怀疑他“做危险的谋划”。他每时每刻都觉得被“很近地观看，我们所有的风俗，习惯和正在做些什么，甚至最平常的事，都被观察，还带着提问和超过所有我们曾从中国历史中读到过的妒忌”。当马嘎尔尼向一位清朝大臣显示他对中国历史的某些方面真有了解时，他发现那个大臣“对我们的知识并不在乎而是对我们的兴趣感到惊奇”，而且中国人断言英国人寻找“对他们不适合，对我们无用的”知识。在后来成著名的一段文字中，马嘎尔尼将清代中国比喻为“一艘旧而疯狂的头等军舰”，“用她的庞大和外表”长期压其邻国为其下，但是却命定在无能的长官手下“在海岸边撞个粉碎”。
但马嘎尔尼仍能心平气和地看到在中外接触的几个地方，例如在广州，英国在试图修补差异的过程中做错了所有的事：
我们尽可能地与他们疏远。我们穿着与他们可能是时尚的衣服不同。我们相当不懂他们的语言（我想，他们的语言不会很难，因为小乔治?山顿已学会流畅地说写了，许多场合非常有用）。所以我们几乎完全得依赖我们所雇的几个中国人的良好信用和品德，通过这些人我们所说的话才马马虎虎地被理解。我想Pan-ke-qua或Mahomet Soulem想要进行皇室交流的做法达不到什么目地，如果他们穿着长而漂亮的衣服，带着女式的帽子和穆斯林的头巾，只能说中国话或阿拉伯语出现在我们那儿的话。
回想他和乾隆及大臣们的会面，经过长时期的谈判和派遣使团的巨大花费，结果却一事无成，马嘎尔尼对中国的长寿皇帝加了这样的评论：“于是我好象看到了‘所罗门王[4]全盛’。我用这句话因为那来自完美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在童年时看过的一场木偶表演的情景，那个情景给我印象极深以至我当时想它真的代表了人类伟大和幸福的最高境界。”
通过将所罗们的形象与渺小的木偶联系起来，马嘎尔尼提出了关于东方和西方相遇的问题，与贝尔所观察的不相上下。在他的记录的其他地方，马嘎尔尼给了一个较完全的例子。他回忆道，在他出使的初期，有人给他看过一张在北部城市天津印刷的大幅纸张，上面是中文版他送给乾隆皇帝礼物的清单。这个奇特的清单在他的船只停靠在那儿以后就在城内传阅开来了。英国的礼物据说包括：
几个不到十二英寸高的侏儒或小人，但是肢体和智慧不逊于投弹兵；一头像猫一样大的象和一匹如鼠一样小的马；一只像母鸡一样大的的独眼鸟，它以木炭为食，而且通常日吞五十磅；最后，一个魔枕，不管什么人放上他的头即刻就能入睡，如果他梦见什么遥远之处，例如广州，福摩塞（台湾），或欧洲，马上就到了那里而未经旅行之劳。
从这样的记录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和访问中国的人之间已经开了一个深渊，使得真正的相互理解问题百出。就这一新的内容而言，尽管国际贸易和外交的大问题依然存在，但是它们的深层意义表面上通过彼此的协议正在减少为虚无飘渺的理想国不合逻辑的胡话。
【注释】
[1] Martin Martini（1614-1661），意大利人，中文名为卫匡国，1643年来华，1661年死于中国杭州，著有《鞑靼战纪》，《中国新地图册》等书。
[2] Edmund Burke（1729-1797），英国历史哲学家和政论家
[3] Samuel 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
[4] Solomon：古以色列国王之子，以智慧著称。
本文节选自[美]史景迁：《大汉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7月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