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在夺取政权时期提出的理论，曾得到各界很多人士的拥戴和党员干部的认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则明确提出，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时间是十五年至二、三十年。但曾几何时，毛泽东就改口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原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取消了。
这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对它究竟该如何解释，却始终众说纷纭，从“权谋论”到“延长说”，不一而足，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甚至成为一个热门的话题。
本文试图从多角度来分析“新民主主义为什么被放弃”这一问题，其主要论点之一，即新民主主义实有一些具体的目的；一旦这些目的实现了，执政者也就自然会提出新的目标；而在这中间，共产党人的行为模式，也是目标更迭的推动力之一，不能忽视。
“新民主主义”是中共在抗战时期提出的新理论，曾得到各界许多人士的拥戴和党员干部的认同（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还是很遥远的事）。取得政权之际，则明确提出，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时间是十五年至二三十年。但不过几年时间，毛泽东就改口说，新民主主义阶段是一个“过渡时期”（1953年），原有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被取消了。随后，就在二三年时间里实现了“三大改造”，即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新民主主义”的弃取遂成为一段历史公案，牵涉问题极为广泛。对它究竟该如何解释，始终众说纷纭，从“权谋论”到“延长说”，不一而足。它还涉及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异同等等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之中，甚至成为热门话题。
本文试图从多角度来分析“新民主主义为什么被放弃”这一问题，其主要论点，即新民主主义实有一些具体的目的；一旦这些目的实现了，执政者也就自然会提出新的目标；而在这中间，共产党人的行为模式，也是目标更迭的推动力之一，不能忽视。
一·新民主主义释义
1·新民主主义的提出
从字面上说，“新民主主义”是不同于旧的“民主主义”，在性质上仍属“资产阶级”，而由“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
它是由后者（而非“资产阶级”）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而提出，目标是追求“非资本主义的前途”，最终是为“社会主义”的实现及“革命转变”而服务的。它并不能理解为“新的民主主义”。 1
它的中心是革命领导权问题；它也带有很强的阶段性和过渡性质。
另外，它还牵涉到其他许许多多理论和实践上（这一点常常受到忽视）的问题。
理论的原型
在马克思主义中，原没有指导落后的前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发生，否则发生了也会变质）。
据说，1905年俄国革命时，托洛茨基及列宁先后提出，落后国家中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有可能在无产阶级（即共产党）领导下发生。这为斯大林和毛泽东进一步阐发。 2
当时列宁提出∶为了革命的彻底胜利，就需要建立工农民主专政，而不是社会主义专政，并实现社会民主工党的最低限度纲领。 3 他不同意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两种革命不能混淆，不能交错进行。 4 但仍主张无产阶级政党不但要在革命过程中掌握领导权，而且要在胜利时夺取政权。在这点上二人却是一致的（且不管革命是什么性质，政权叫什么名称）。正是这些，成为了中国等落后国家革命的指导思想。
列宁主义原则
通过有组织地对历史进程加以干涉，一小批知识分子精英能够加速和指导革命的转变， 5 这是列宁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重要性同列宁主义的其他成分（如集中主义的政党组织原则）相比，一点也不逊色。
换句话说，不管处于一国历史发展的哪一阶段（“前资本主义”云云），只要有这样一批知识精英（共产党人），都可以和应该实行它的革命领导，按照一定的方向，分阶段不停顿地把革命进行下去。 6
大约因此，共产党人也常被称为“唯意志论”者。 7
早期中共曾抱持“一次革命论”的主张。所谓“二次革命论”（即“国民革命论”），据说是从苏联传来，以1917年革命前的列宁理论为依据。 8 围绕着这个问题，中共党内发生了长时期激烈的争论。
“土地革命”初期，由于主张“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在中共初掌政权的各根据地曾实行过近似社会主义的政策纲领。其后中共不能不改弦易辙，遂有“新民主主义”的出台（1939）。放弃“一次革命论”，实行革命的二阶段论（而且准备实行相当长的一个时期）。
参照苏联实践与理论间的矛盾，和中共后来的所作所为，“一次革命论”在内心里是真被放弃了么？这是一个值得检测的观点。
“不断革命论”
据说，马克思有马克思的“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有“不断革命论”，毛泽东也有他的“不断革命论”。
1917年以前，列宁认为革命应分为两个阶段，各有不同的任务，不能相混。但革命一旦来临（1917年），他立即改变了观点，采取了和托洛茨基相同的立场。这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没有什么比（能否）掌握政权更重要了。事实上，随着政权的取得，以及新的革命实践的进展，一切都已不言自明：那两次革命岂不正是“划不清界限”的？ 9
托洛茨基的说法是，俄国革命不能停留在原有的（资产阶级）目标之上，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更不能以之束缚自己。它不仅要最深刻地侵犯封建所有制，也要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它不但要与后者，也要同那些协助过自己取得政权的广大农民群众发生敌对的冲突。十月革命后列宁进一步说，在俄国当下的社会主义革命中，侵犯资产阶级所有制是主要的革命，侵犯封建所有制则是它的“副产品”，是可以“顺便解决”了的。 10
据华国锋说∶贯穿《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根本思想，“就是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不断革命的原理，在无产阶级夺得政权的时候，立即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1977年）。也可以说，毛泽东的不断革命论，更接近于托洛茨基（也是列宁在1917以后）的不断革命论。
这些理论都是为着实践而服务而展开，并最终在“革命转变”的实践中发挥了作用的。其深刻性恐怕也超过了在事件中一时显现得十分重要的那些（表面）“原因”。因此，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就不能就事论事，就中共论中共，也不能把眼光仅限于“事件”过程及其“当事人”的那些言行。
暴力和“过渡时期”的强制性
人们常把共产革命理解为“人民解放”、“当家作主”的运动。这是有争议的。
《共产党宣言》在其结尾处写道：“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 11 列宁说：革命并不排除会有强制成分。正如生产资料社会化取代了资本主义财产权，强制劳动原则彻底和永久地取代了自由雇佣原则。 12 布哈林曾专门论述“过渡时期的‘超经济’强制”。他认为，暴力和强制是“历史的火车头”。无产阶级革命、苏维埃共和国的“劳动军”，都是同强制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过渡时期就是利用国家权力，利用集中的有组织的社会暴力，来大力促进社会转变过程，缩短过渡时间的。暴力和强制也适用于内部，是劳动人民实行自我组织和对自己实行强制的纪律的因素。不但要对非无产阶级，也要对无产阶级自身实行强制，包括从枪毙到劳动义务制。 13
在中国，则可参见五十年代初期关于工会问题的争论，以及农业集体化上的“自愿”、“互利”之争。
2·新民主主义的特性
阶段性和过渡性
阶段性是与过渡性同义而侧重不同的表述。
新民主主义是为了（更有利于）将来的（社会主义）革命，而不是取消它，自然就带有强烈的阶段性，和过渡性。
列宁认为，现在的民主革命“只是准备进到第二步的第一步”。 14 相应地，毛泽东也有革命分“上篇”、“下篇”，早晚要“上楼”等说法。
在共产党的语言里，阶段本身并不构成什么目的，目标规定不甚清晰，用时多少比较模糊，这些都是它的特点。
这连带会引起对“过渡”手法的不同理解∶是到一定的条件具备（或十五年二十年）之后再发起社会主义的“总进攻”，还是每日每时（从现在开始）都在过渡（都在建立、发展新的因素和限制、消灭旧的因素）？
布哈林强调它的“流动性、可变性和运动”。 15 列宁说：“一切都是相对的，流动的，变化的”。 16 托洛茨基认为，前后两个革命的界限是划不清楚的。毛泽东则讲，新民主主义是“在桥上”，每年走一点，一直在走。
有限性和短暂性
新民主主义的阶段性和过渡性，都说明它不是长期和长久的，相应于它在性质上的有限性，它在为时上只能是倾向于缩短和短暂的。
一方面，列宁曾认为革命后不经过许多发展的中间阶段，就不能触动资本主义的基础， 17 另一方面又提出“我们必须尽快地走过第一步，必须尽快地结束这一步”， 18 以及“不停顿的革命”的说法； 19 布哈林也提出“缩短过渡时间”，促进“转变过程”，超经济强制愈大，“耗费”愈小，时期愈短，等等。 20 不容许它有一个漫长的时间和它自己的充分展现（如《联共布党史》指责的西欧社会民主党人主张的，革命以后要有一个延长五十到一百年的长久的停顿时期）。
事实上，革命以后苏联的“新经济政策”只实行了很短时间，中国的“新民主主义”为时更短。这点曾招致最大的批评，但新民主主义照此“延长”下去（比如延长十几年时间），又会带来什么“结果”？却很少有人考虑。
策略性
有人提出，新民主主义只是某种“权谋”（而并无特别的独立的价值）。 21 例如内战时期中共作出的“将来革命”的许诺，曾被一些独立知识分子称为“一场骗局”；尽管如此，全国范围内的新民主主义（意即全面意义上的新民主主义），仅仅实行了三年即被宣布取消，或置于不被承认的地位（“自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开始”云云）。
俄国在革命胜利后立即实行了“军事共产主义”，只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退回到“新经济政策”，而后者也仅仅实行了几年就被取消了。近期俄国学者对新经济政策和列宁晚年思想的研究，也认为它是策略、是欺骗，用以“欺骗聋哑人”的，并不是真正的目的和战略； 22 或干脆认为它不过是向“战时共产主义”的某种回归。 23
它究竟是一种社会经济发展上程序的一个“客观规律”（客观需要）呢？还是一种“策略”上的必要（或阶段性的产物）？
现实性和必要性
新民主主义的现实性可能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当共产党尚未取得全国政权，不能进行全面改造，并有必要取得国际国内各派人士的认可之时，在它已掌控的那些地区，在政策上的选择舍新民主主义别无其他。
二）当缺乏一些必备的条件而不能开始改造时，也需要这么一个阶段，以便积蓄力量，改变局面，创造机会，为改造作出准备（尽管在具体条件上还带有相当的模糊性）。
“权谋”，有时也可视为一种现实的需要；而上述论点可能是更为重要的原因。
3·新民主主义的历史评价
历史评价
总而言之，不管人们是否越来越认同“权谋论”，新民主主义是有其客观的需要的，否则很难想象中共如何争取人心和取得国内战争的胜利，同时，根据地（老区）的社会经济政策也将是一片空白。
特别是，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后，也有必要划出一个阶段，以为进入下一阶段作出必不可少的准备。这一任务，相对于“社会主义改造”来说，意味着什么呢？这在过去一直缺乏清楚的交代，和带有相当的模糊性（对历史当事人来说，出现这种情况是不足为怪的）。这对当时的行动方略或许不无益处，但却因此留下了一重历史公案。
我们从事后观察（并参考民国时期南京政府的有关经验），可以看出，这一历史任务就是∶稳定全国财政、金融和物价，及实现对它们的有力控制，——即所谓掌握“国家经济命脉”，——没有这点，全面改造就无从展开（这也是老区多次类似试验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旦做到这点，新民主主义的使命也就宣告完成；舍此并无其他。 24
在这一革命转变中，政权的作用显得特别重要（参见列宁主义原理，及1953年毛泽东的解释∶标志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当然这不仅限于政权，上述控制权也不是随政权的取得就能够自然取得的（尽管它们仍可归于同一范畴；因此1950年那次自发半自发的“搞社会主义的斗争”不久就被纠正）。
说到新民主主义与后来社会主义的异同，还应注意，共产党人在所谓新民主主义时期，实行的仍是共产党那套办法，而不是其他。例如，不相信乃至排斥市场的作用（因之新民主主义中最“薄弱”的一环就是有关市场的理论），“统制经济”方法的持续运用（表现在政府角色和作用、国家资本主义乃至对工商业各方面的控制）等。如果说它与以后还有许多差异，那也许不过是“阶段”有所不同罢了。这种矛盾充斥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之中（参见1953和1955年的危机），迫使“革命转变（动手）”或迟或早都要发生。
新民主主义与初级阶段论的异同
“新民主主义”与所谓“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如多种经济成分的并存等。所以一般认为现时的“初级阶段”正是当日的“新民主主义”。其实，二者之间是有很大的不同的。
新民主主义与初级阶段是两个在方向上相反的运动：
前者在目标上是朝向（传统）社会主义的，后者则是刚从传统社会主义解脱出来。
前者是一个（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后者则未必是。
前者极度强调和强化政府在国家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后者则向反方向运作。
新民主主义是实行于工业化的初期，是为了完成工业化这一历史任务和处于实现之前的一个历史阶段；初级阶段则是已完成聚积初期资本（原始积累），经济由所谓“供给不足”转向“需求不足”和“全面过剩”（特别是所谓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产品），非由“产方”（政府）决定而改由“消费者”以钞票“投票”阶段——我们也可以姑名之为“后工业社会”——的一个产物。
举凡苏联、东欧等国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发生了“改革”。因此，也很难将它称之为“初级阶段”，而实际上是经济发展的一个较高阶段。反之，我们却不难将“新民主主义”称之为一种发展的“初级阶段”。
如同今日的初级阶段，若任其长期实行下去，也不大可能导向传统社会主义一样；当日的新民主主义，若能持续下去（如再延续10年、15年），则势必与党的基本教义发生冲突（如对市场的认识即是很难通过的一关），也会因“统制经济”的进一步实施（这是它唯一擅长的手段），而不免产生各种“经济危机”或“供求危机”（就像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不断地制造危机，再代之以新的危机），它势必会引发“改造”一类措施的出台。
二·促成“革命转变”的诸因素
1·国际因素
国际影响
中国自所谓“中国的中国”经“亚洲的中国”进入“世界的中国”，已有数百年的时间，到二十世纪，更不能不受国际因素的特别影响。
如日本侵华曾极大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抗战的胜利也端赖于国际形势的变化，战后中共能取得天下更是旧的远东力量平衡打破的结果， 25 而不能单纯地归之于内部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 26
特别是，中共的革命理论都是从苏联学来（尽管其中颇多矛盾之处），其行为方式也受到这些思想的莫大影响。
“一边倒”
对于当时国际间的“两大阵营”，中共选择了“一边倒”的做法。其原因可能是∶
中共与苏共及共产国际的历史关联∶前者是在后者帮助下产生的，做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两者始终保持着密切联系，以及苏联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对于中共的可能支持和构成它的潜在后方。
地缘政治的考虑∶这既有寻求国际支持的一面，也有便于解决中国北部边疆问题的一面。
国内斗争的考虑∶国民党既采取亲美立场（和事实上获得美国的支持），作为其对立面的共产党自然可能采取反美和亲苏的态度。
中苏两党间的其他亲缘关系∶意识形态的一致，社会目标追求及其手段的一致，一党专政的组织模式及运作方式的一致等等，这使中共不仅在外交上，在内政上也不能不亲近苏联和向苏联学习。
这样，在“两大阵营”之间，中共终于选择了一边（1949年）， 27 而排除了其他可能。
但“一边倒”可能从一开始就不是一种“选择”，而是由非常实际的现实态势所决定。参考战后苏联阵营的日益强盛、新的国际战略的制订，中共一向与苏联的紧密关系（从建党初期，到共产国际解散后），以及中共的人员构成，也可以说，它从来就是“一边倒”的，以后发生的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而已。
对苏关系的影响
和共产国际中大多数的情况相似，中苏两党间一向存有不少芥蒂，特别是毛泽东执掌大权以来，甚至有斯大林不知毛为何许人之说。毛亦指责苏联∶革命时不支持我们，胜利后反怀疑我们是“铁托第二”。 28
因此，刚一进城毛即专访苏联，以表明自己是真正（不是麦其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据说，只是到抗美援朝，才获得斯大林的信任。 29
待制订五年计划和过渡时期总路线时，毛再次向苏联“保证中国向社会主义前途迈进”（1952年8月周恩来给斯大林的信），表示一定实现诺言。同期（1953年初），据说刘少奇从莫斯科带回了斯大林要求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意旨。 30
对苏关系必定极大地影响了中共当时的决策，这是无庸置疑的，问题只是在于它在不同问题上的影响及其程度而已。
中美关系的恶化
抗战期间，中共与美国之间曾建立了一定的关系。毛曾多次会见美国友人，表示战后建设离不开美国援助（战争期间美国对华援助高达38亿美元以上）。
1949年中共宣布“一边倒”后，美国使馆仍坚持最后一个撤出大陆。随后，两者间的谈判也没有终止。
1950年爆发的抗美援朝战争，终使中美双方成为战场上的对手，不可改变地决定了中美关系的恶化。
其结果是，中共不可能从西方国家得到它亟需的大笔贷款（最初苏联贷款数目仅有令人失望的3亿美元）， 31 也不能放慢步伐和选择其他国家的发展战略；从而只能走苏联军事—重工优先的建设道路，并把发展军工和准备打仗作为了首要的战略目标。另一方面，它也深刻地影响了国内政治。
战争因素及其考虑
打破国外敌对势力的包围，曾是苏联加速工业化和强制集体化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中国可能也有相同之处。
另一方面，中共始终处于战争环境之中，并最终依靠武力夺取了政权，这是它自身具有的军事传统。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似乎进入了和平建设时期，然而军事作战不但没有中止反而被延续了。1950年大陆上的战斗基本结束，但仍在准备对台湾的作战，随后，派军事顾问团进入越南，并终于介入了朝鲜战争。
朝鲜战争是一个“外来因素”，但也存在“主观”方面的原因∶如出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考虑和打算等。据说，1947年苏联制定了国际共运“放手大干”的新路线，1949年强调中国例子的重要性，并准许中共在东南亚承担领导责任（当年11月即在北京召开了亚澳国家工会会议）； 32 传说1953年斯大林在死前曾打算发动“消灭资本主义”的新的世界大战，等等。 33
中共也有着自己的战争观和传统的“天朝大国”思想，待韩战结束（1953年），进入了一个“战争间歇”时期，仍加紧战备和军工建设（“一五”期间重工和军工优先、做“世界兵工厂”、反对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等），这些都不能简单地说是“被帝国主义逼出来的”。 34
朝鲜战争
北朝鲜的进攻，至迟于1949年即在策划之中（金日成访苏，苏联在朝居垄断地位等）。
斯大林以最小代价获取最大收获策略的运用（不愿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利用他人，实现自己新的战略目标，等等）。
1950年初，金几次来华，与中共打招呼和寻求中国的同意和支持。5月毛即表示，必要时会派兵帮助（尽管这不能等同于10月关于出兵的决定，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是“有言在先”了），这也受到中朝双方在历史上密切关系的影响。 35
1950年6月北朝鲜发动预料中的进攻，意外的是随后的败绩和美国的干预（并宣布台湾海峡中立），这打乱了原有的部署。
10月，中共考虑出兵，想法中既有被动的一面，也有主动性的一面（参见彭德怀回忆录，毛的讲话等）：
其一，处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战略及进攻态势，与美国的遏制政策之间，中美之战早晚不可避免（事后来看，先有朝鲜，后来又有越南）。
其二，毛认为，只要有苏联做后盾，只要美国不扔原子弹，这场战争就能打赢（过去美国的有限援华政策就不能使他得出美国有力量和有决心的印象，遂有对美藐视之感和纸老虎之说）。
其三，在斯大林面前“露一手”，和重获中国在朝的传统地位。
战争的扩大和拖延，以及战略指导思想中存在问题（如“打过三八线”，“赶下太平洋”等），也颇值得反省。
中共虽取得了原来苏联在朝的地位，但历次战役仍向斯大林汇报，停战与否亦取决于斯（据说若无斯大林去世仍未必能停战签字）。 36
结果，朝鲜战争使中共全面倒向苏联，切断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加强和延续了自身的军事传统，使战争和备战成为以后相当一个时期突出的战略考虑。它，自然要延及内政。
2·国内因素
理想追求
共产党虽最重视政权，但它不应是为夺权而夺权，其目的也不能离开对社会的改造和新蓝图的建设。对此它信奉的是∶在一个强有力的集权的中央领导之下，对整个社会实行全面彻底的控制、改造和管理。
这一革命理想被概称为“社会主义”，它在社会经济上的主要特征是∶在经济组织上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或集体所有，对经济运营实行政府计划之下的直接管理；在社会中，取消民间组织及其活动领域，把一切纳入政府组织及其有效的管制之下。
农业集体化
中共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1953年）的目标是“一化三改造”，即农业、私人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国家的工业化。农业的合作化是其中首要的目标（它于1955年达到高潮，于1956年全面实现）。
但合作化运动并不是这时才“开始”的。1950年全国土地政策确定之后，毛泽东即把眼光转向了“其后”的问题，如插手有关东北问题的争论（1950年），山西问题的争论（1951年），第一个互助合作决议的制订等（1951年底）。同期东北和华北的合作化运动都出现了“冒进”现象。
毛所关心的是：土地改革以后农村阵地的丢失、原有贫农积极分子的去向、新建基层组织的维系，……等有关农村（社会主义）前途的问题，因而主张及早动手，“乘热打铁”。
在这中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毛所具有的率先实现《共产党宣言》所说“农业产业军”的原教旨主义思想，及其发挥的影响。 37
农村合作化运动的“提前开始”，为“革命转变”的决策做出了准备，也有助于我们了解它的全面展开和其后的“加速度”。
工业国有化
工业和农业方面的情况有着类似之处。私营工业早已处于“利用、限制、改造”之中，贷款仰仗政府银行，生产安排、原料来源和产品销售也都要依赖政府（“加工订货”、“统购包销”），表面是独立的工商企业，实际上已变成了一个事事仰赖他人的“加工车间”。这是农业和其他方面远未能做到的；也决定了以后它不必像农村那样掀起轩然大波，而只需等待时机，“瓜熟蒂落”（它在1956年一举实现）。
当时工业国有化中还存在一个问题，即改造的具体方式仍不确定（在农业改造上经“互助组”到“合作社”大约是1951年确定的）。到1953年夏，“公私合营”的改造方案得到认可，总路线遂跟着出台（按∶商业方面的改造实际更早些就开始了）。
计划经济
共产党人信奉“计划经济”，这与它的集权与国家主义（政府崇拜）倾向是一致的。按照原有的工作安排，在恢复时期之后的1953年要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包括大规模引进的苏联援建项目的安排上马，这就提出了立即进入计划时代的问题。
当时不但在工业领域存在很深的政府干预，农业方面也有相应的指标控制（如“反五多”触及的种种）。这可概称之为“统制经济”，其实，恢复时期的各项成就多是靠它取得的。现在却出现了进一步的疑虑∶仍属私人所有的工商企业，以及个体的农业，能否那么顺从地服从政府的领导，实现全国的一体化、一盘棋？
它的即将实施可能也是推动改造开始的考虑之一。
工业化
实现工业化是共产党的一大雄心，和它在所有（落后）国家所面临的历史性任务（一旦达到这一目标，则将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参见前节“新民主主义与初级阶段论的异同”）。在早先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建设”规划中，
即包含有工业建设的内容，但它仍属于“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是为将来的“改造”做准备的。但到1953年宣布“总路线”，“一化”和“三改造”一起出台，又因它与“计划经济”的天然联系，遂形成一个重大的考虑。
问题还不仅在此，1953年提出的目标是十五年实现工业化，这未免太轻巧了些（大约参考了苏联的经验），说明中共对此还没有足够的认识；总路线的重心似乎也不在此（经济），而在“三改造”（政治）之上；恐怕也没有充分考虑到它会连带引起的问题（如统购统销的突发），和重工业优先模式将会带来的弊病（如“十大关系”中讨论的那些）。
工作阶段的“凑合”
1953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有许多因素都凑在了一起，在中共原有的工作规划中它本是一个段落，规定着旧阶段的结束和新阶段的开始：50年代初期提出要有一个三年为期的阶段，1950年提出用三年（或更多一点）时间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毛），1951年提出“三年准备，十年建设”，并称之为党的“总计划”（刘少奇）和“总方针”（周恩来）。毛说∶现在起，还有二十二个月。表明当前的“三年”正是一个阶段。
从1950年初到1952年底这三年时间里，中共主要都做了哪些工作呢？这就是∶进行土地改革、抗美援朝；实现经济恢复、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达成国家的空前统一和中央权力的高度集中，……等等。因此到1952年下半年，“三反”、“五反”结束之后，就得以集中全力考虑下一个“阶段”的问题，并因为前述的种种原因，终于推出了“总路线”，──一个与前颇为不同的新的规划，——顺手解决了“革命转变”的问题。
3·内在因素
──共产党人的性格特点和行为模式
激进主义
从与本主题有关的角度来说，共产党（原型）是一个激进的革命政党组织，其目标就是掌握政权，然后按照某种理想和方案，急切地对社会经济进行大刀阔斧的甚至是彻底的改造和治理，殊不计其是否“现实”和社会尚处于怎样的“历史发展阶段”，哪怕是“揠苗助长”，和使用革命、暴力、专政等手段，也要一意贯彻自己的意志，迅速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因此它是激进的，一旦出现某种机会，就会把事态推进一步；或在条件“不够”之时，也要创造条件，制造种种机会（毛的“过渡”、“过桥”就应这样理解）。 38
这种状况，既影响了党内的权力斗争，反过来，党内的尖锐斗争，也会影响政策趋向“左”，趋向“强硬”，和“极端化”。
行动主义
共产党人重行动，说它是实用主义也罢，机会主义也罢， 39 在它的远大目标之前，一切都是过渡的。在1953年，“新民主主义”是“过渡”，到1958年，“社会主义”也成了“过渡”，都成为不间断的运动过程。在这中间，行动是最重要的，“干，决定一切”。 40
在1953年前后，给我们印象最深的，就是这种“得出手就出手”、“得跨越就跨越”，“行动第一”的行为方式。
对于一个党来说，纲领无疑是十分重要的，但纲领在共产党人行动中究竟占有何等地位？这也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有人认为，“中共的纲领是不确定的”，这“证明中共不大像一个为实现特定纲领而成立的志同道合的党”；“实施纲领不是中共的目的”，在那些之外，“政权才是中共的目的”，这“是它纲领背后的纲领，……目的之中的目的”。 41
权力主义
共产党的最大特点之一，就是追求权力、垄断权力和运用权力（首先是政权）。这本来是（实现社会理想的）一个手段，渐渐却变成了目的和标尺，一切政策措施几乎都视其进退而进退了。
只要政权到手，一切都不在话下，“打江山”时的这种心态就是一个质朴的表达；它也表明，实现理想和社会改造的杠杆，仍是权力（包括政权及各方面的权力）。
其结果是，运用“权力”、“控制力”的概念，几乎便可以解释共产党的一切行为，或视为其行动的另一条主线。 42
如何能经受住它的巨大诱惑，而在适当的地方止步，也就成为一个最大的考验。
力量至上论
“依实力对比关系以及其他不可预先确切判定的因素为转移”和“依照我们的力量为标准”，是列宁的坚决主张。 43 共产党人这种全从力量对比出发的行为方式，常常给人留下很深的印象。 44 它讲究斗争双方“阶级力量”的消长变化，即人事（政治—军事力量）上的依据，而不注重诸如历史阶段、社会结构、经济规律等因素的作用。因此它往往表现出“唯意志论”、不择手段、机会主义、冒险主义及“雅各宾主义”的种种特点。 45
所以，一旦拥有力量，夺取、把握、控制或垄断了权力（从政权到经济领域的全面权力），其他则指日可待，政策就必然会跨进一大步。或反过来，政策的变化只是为了进一步获得力量和控制权力。
确实，1953年就是这样——再也没有任何对立的挑战性权力和力量存在（从政治到经济到社会）。“三大改造”就此展开。
这样我们就回到本文一开始（参见“列宁主义原则”）提到的问题∶共产党人是“唯意志论”者么？这里我们也许可以回答∶不，不是的。它并不是简单的“唯意志论”，而是依据人事的变化，或斗争形势的改变，抑或权力的强弱，而不是其他什么“客观规律”，来决定政策及其转变，和所谓“不断革命”问题的。 46 或者也可以说，它是把大家的“服从”，和所谓“一致拥护”，来代替了“客观规律”，——以后的专讲“阶级斗争”和人的（思想）改造，也未始不是由此而来。
以上所说，都不是什么“理论解答”，而是一个“性格分析”，它们组合起来，就可能构成一种行为方式的解释——“历史当事人”的实际考虑，他们是如何决策和采取行动的——这样一种考察。
1 参见高王凌“新民主主义中有没有民主的概念”，《炎黄春秋》2012年第4期。
2 施拉姆（S.Schram）∶《毛泽东的思想》，中译本，中央文献出版社，北京，1990，页98。
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莫斯科，1948，页95。
4 郑超麟：《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页541。
5 J.R.Townsend、B.Womack∶《中国政治》，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页59。
6 据说，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观点认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必须有一个很长的时期，列宁抛弃了这种观点；他认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是党，而不是社会力量或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方式的变化（Bullok：《希特勒与斯大林》，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页56、199）。
7 列宁不愿意等着让历史过程自己产生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革命上，依靠革命意志之类的“主观因素”，人为的加速历史进程；他们相信决定民族发展的是政治，不是经济，因此，只要有意志和能够实现这个意志的力量，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也就是说，历史的决定性力量不是经济与物质条件，而是政治、信仰与意志，并以之去改造人民的意识（Bullok：《希特勒与斯大林》，页32、301、334）。
8 《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页474。
9 《郑超麟回忆录》，页628。
10 《郑超麟回忆录》，页540、543。
11 《马恩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1976，第一卷，页285。
12 《希特勒与斯大林》，页109。
13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中译本，三联书店，北京，1981，页118—128。
14 《列宁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第一卷，页531。
15：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页105。
16 《列宁选集》，第一卷，页577。
17 《列宁选集》，第一卷，页547。
18 《列宁选集》，第一卷，页532。
19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莫斯科，1948，页97。
20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页119—121。
21 Bullock说：（苏联党）把政策和策略不是当作原则问题，而是当作权宜之计的问题，其目标是争取支持。相比之下，具体的社会和经济政策都是次要问题（《希特勒与斯大林》，页165）。
22 E.Radzinsky∶《斯大林秘闻》，中译本，新华出版社，北京，1997，页229—230。
23 Bullock：《希特勒与斯大林》，页：423—424。
24 苏共的过渡理论是革命以后才完成的，列宁在《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一文中曾指出：银行是现代经济生活的中心，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谈“调节经济生活”而避开银行国有化的问题，就等于暴露自己的极端无知。（实行银行国有化）国家也就第一次有可能首先对一切主要的现金业务加以考察，接着监督这种业务，从而调节经济生活，最后就获得几百万以至几十亿的巨款来建设重大的国家设施（列宁选集，3：136－138）；认为“征收银行”已属于社会主义革命，参见郑超麟（542）；当然，问题也并不仅仅是“银行工业化”一句话而已。列宁还提出：如果国家资本主义在半年左右能在我国建立起来，那就能保证社会主义一年以后在我国最终地巩固起来（列宁选集，4：504）。所谓“调节经济生活”，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共同纲领》的话来说，即掌握“国家经济命脉”和“操纵国民生计”（第28条）。
25 以东北战局为例∶内战的胜败取决于谁能取得东北。因此有人提出：当1946年停战之际国军为何不能“乘胜追击”，直入北满？这恐怕主要是对于苏联可能要有所行动的疑惧，特别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和具有的军事实力，以及它在中国边界地区从东北到外蒙到新疆的侵略性姿态缺乏了解，它使“内战”的结局最差也是在双方划出一条势力范围的分界线来（Tsou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321—322）；当时张家璈即认为，政府只能接受中国以长城为界分治的事实（Jay Taylor：《蒋经国传》，中译本，时报文化出版公司，2000，页153）。
26 海明威即曾认为，可能避免国共交战的唯一办法，是通过与苏联进行谈判，达成一项协议，在中国划定由共产党和国民党分别控制的区域（ 休梅克Kenneth E.Shewmaker ：《美国人与中国共产党人》，中译本，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104）。
27 毛泽东后来说：现在还有人怀疑“一边倒”这个方针，认为可以采取中间路线的地位，站在苏联和美国之间，作个桥梁，就是南斯拉夫的办法。这个办法就是两边拿钱，这边也拿，那边也拿，……不好（1956年10月8日在工商联部分代表座谈会上的讲话）。
28 如王凡西说，毛泽东早已是未有铁托之前的铁托了；另一位托派分子郑超麟说，中共一向有铁托主义（王凡西：《双山回忆录》，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页291）。
29 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毛说：苏联对我们，搞父子关系、猫鼠关系……我们革命成功了，斯大林又说是假的，我们不辩护。抗美援朝一打，就真了。（1950年）还有两块“殖民地”，即东北和新疆（《大跃进亲历记》：175—177）。
30 王明：《中共50年》，东方出版社，2004，页137－138。
31 《人民日报》（1957年6月23日）：罗隆基说：司徒雷登曾托他转告周恩来，如果不一边倒，可以给几十亿美元的援助。《前哨》2002：5（田丰：“张东荪沉冤半世纪真相大白”）：司徒雷登允诺由美国政府向新中国提供2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换取中美建交，而罗却“胆小怕事噤口”。《百年潮》2001：12（于化民：“新中国成立前夕美国与我方的秘密接触”）：1949年6月司徒雷登曾托北上的陈铭枢转达：如果新中国采取中间态度，不完全亲苏，美国可以一次借给新政府50亿美元。《1957年的夏季》（450、176）：苏联贷款的最大部分，是用来从苏联购进军事物资的。其中大部分，都已使用和消耗于抗美援朝战争之中。而据司徒雷登提供的数字，苏联在中国东北拆走的工业设备即“价值20亿美元”。
32 邹谠∶《美国在中国的失败》，中译本，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页486－487。
33 E.Radzinsky∶《斯大林秘闻》，页659。
34 黄仁宇说：苏联与中国的革命，仍不外是过渡期间的体制，主要目的是以战时的姿态存积资本……在使全民动员，强迫少吃多做，造成投资的社会化，高速地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有三个重点，一，不惜人民付出代价，二，飞速完成，三，与国防密切联系（《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页289、449）。
35 据已公开的苏联档案披露，1950年初金日成曾几次访华，在5月15日的会谈中，毛泽东答应：一旦美军参战，中国将派兵帮助朝鲜。毛并说明：因为苏联与美国曾就三八线分界有约定，所以不可直接参战，但中国没有这种义务（清源：“韩战秘密档案的公开”，《明报月刊》1994：9）。另外，据说在东北内战期间金日成向人民解放军提供了大量的作战物资，和名义为“自愿队”的北韩部队。这种战略后方基地及安全庇护所的作用，在日后抗美援朝的决定中当起过重大的影响（蒋经国传:166）；另一方面，有消息说，在1950年6月开战以前，早就有朝鲜族的中国部队在朝鲜了。
36 据说，朝鲜停战的达成有两个因素，一是斯大林去世，一是艾森豪捎给北京一个讯息——如果朝鲜战事不停止，他将批准动用核武器，并把战争扩张到中国大陆（蒋经国传:235）。
37 参见高王凌“五十年代初毛刘之争的一个解读”，《炎黄春秋》2012年第2期。
38 列宁的宇宙观有一个目的论的布局。……感觉到只要目的纯正，可以不论手段。而且……行动非常实际（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424）。他们的实用主义是基于对局势的应变和对实际需求的判断（王景伦：《美国学者论中国》，时事出版社，1996，108）。
39 如孙平即将其称之为“如果有机会，就干”的“真正的机会主义哲学”（孙平：《延安日记》，东方出版社，北京，2004，259、537）。
40 如王凡西说，中共对实干的过分强调，干决定一切的观念，有悖于列宁“理论乃行动的指导”的思想，它造成狭隘、短浅的目光，经验主义、常识主义的作风，官僚的、命令的与行政事务主义的思想；结果永远受着策略性的政客手段的驱使，却不能坚持原则性的方向(《双山回忆录》：116）。
41 鲍彤：“透视中共——为中共八十年作”；孙平也说：中共没有明确一致的行动纲领（《延安日记》：329）。
42 政治领先，政治斗争是经济斗争、社会斗争的关键所在（（《美国学者论中国》，页285）。……因此，出现对“滥用权力”的担心，就是很自然的了；孙平：毛所全神贯注和热切希望的，只是权力！这是他的终极政治信条（《延安日记》：357）；钱穆的说法是，此即（西方的）“尚权政治”（钱穆《晚学盲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6）。
43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译本，外国文书籍出版局印行，莫斯科，1948，页95、97。
44 薄一波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凡一项工作任务的提出，工作部署的轻重缓急，总是同对现实形势的分析和一定的估量相联系的”（《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370）。
45 《列宁选集》，中译本，人民出版社，北京，1977，第一卷，页550。
46 康有为说：“人事之义，强弱而已矣”（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页377）。孙平说：实力，这是毛的政策的主要立足点（《延安日记》：3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