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从国家全局理性地认识、统筹海防并付诸实践，李鸿章是始作俑者，他的海防战略思想深刻影响和引领了中国第一支近代化海军的发展。然而，纵观其海防战略的理论和北洋海军兴亡的实践，可谓得失参半，既有可贵的经验，也有惨痛的教训，值得认真总结。
创建轮船水师，三洋布局，海口防御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历代统治者无不视海洋为天然“长城”，形成了根深蒂固的“重陆轻海”的国防观念。直至鸦片战争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方才将防卫视角移向海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内部发起了以自强为核心的洋务运动。李鸿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极力推动近代化海防和海军建设，促成中国国防观念的重大转变。
与当时所有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李鸿章从外国船坚炮利打败中国的事实中直观认识到中国的积弱所在，产生“学习外国利器”，发展船炮以“自强”思想。1867年，担任湖广总督的李鸿章首次提出建议：创建一支轮船水师，分驻“内洋港口”，“以一提臣督之，分为三路：一曰北洋提督，驻扎大沽，直隶、盛京、山东各海口属之;一曰中洋提督，驻扎吴淞江口，江苏、浙江各海口属之;一曰南洋提督，驻扎厦门，福建、广东各海口属之”。这是最早的近代化海军建设方案和“三洋布局”海防战略设想。
1870年，李鸿章调任直隶总督，不久兼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开始以一个政治家的视角，“统天下全局，通盘合筹”，重新审视和筹划海防问题。1874年第一次海防大讨论的《筹议海防折》，系统反映了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具体包括：
首先，对战略形势的判断——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海上。李鸿章说：“历代备边多在西北……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麋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械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陆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他因此主张将战略重点从西北塞防转移至东南海防。
其次，海防战略——三洋布局，海口防御。李鸿章认为，中国兵船少，只有“分别缓急，择最为紧要之处”“自守”。直隶之大沽、北塘、山海关一带的京畿门户“是为最要”;江苏、吴淞至江阴一带系长江门户“是为次要”，“其余各省海口略为布置，即有挫失，于大局尚无甚碍”。
再次，海防力量建设——外海水师与沿海炮台相为表里。设定外海水师共48艘战船分守三洋海口，其中每洋外购二艘铁甲舰，配以炮艇等其他战船，逐步成军，可御敌于海上。同时，在沿海重要口岸建立坚固炮台，购买守口巨炮铁船，形成“水炮台”，并附设水雷，加上精练的陆军配合，形成第二层次的口岸防御兵力。
最后，海防力量使用——“守定不动”和“挪移泛应”两法。前者是依傍水陆炮台和水雷进行防守，后者是用兵船配合陆军“随时游击”，“防敌兵沿海登岸”。在这些主张中，已有建立外海水师，运用海上兵力进行机动防御作战的思想成分。
精练北洋海军，前伸布势，海上威慑
1879年，清廷在对外交涉上遇到两件大事：一是为日本占领中国藩属国琉球展开中日交涉，一是因中俄《伊犁条约》议定在西北边疆割地赔款而引发朝内反对，主战与主和争论激烈。在这场争论中，李鸿章深感日本“志不在小”，尤其担心日俄联手，殃及朝鲜及远东和局。因而，李鸿章一意主和，认为中国现在尚未自强，只能以退为进，以远离中土的琉球为代价稳住日本，接受《伊犁条约》取欢俄国，限制事态进一步向台湾、特别是向朝鲜方向发展，以保全远东“和局”。
这期间，李鸿章在外交上极力主和，但在海防和海军建设上则显得相当激进，这种强烈的角色反差，反映了李鸿章企图以空间换时间、尽快实现军事自强的思想。1879年，他请赫德订购了后来的“超勇”和“扬威”两艘巡洋舰，同年又令李凤苞在国外寻购更大级别铁甲舰。1880年初，当他得知英国同意向中国转售原为土耳其建造的两艘铁甲舰时，立即奏请购买，并颇为冲动地声称“机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在李鸿章的全力推动下，中国的海防事业终于迈出了向大舰巨炮发展的关键一步，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
第一，在战略形势的判断上，认为“防东洋尤甚于防西洋”。他说：“今之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至朝鲜为东三省屏蔽，关系尤巨。”从而确定了“远交近攻”，以日本为主要敌手，以朝鲜为战略重点的国家对外战略。
第二，在海防战略上，提出海上威慑思想。提出“滨海万余里，必宜练得力水师，为建威销萌之策”。认为水师可扩大防御纵深，“渐拓远岛为藩篱，化门户为堂奥”，“布势之远”强于陆军。
第三，在海防力量建设上，突出强调发展铁甲舰和新式快船。“海上如有水军一支，胜于陆勇万人”，建议裁撤沿海各种旧式笨船，速购铁甲船。同时，继续选送大批船政学生去英法深造，建立天津水师学堂，进一步选聘洋员，加强实战性的海军训练。
第四，海防力量运用上，开始前伸布势，展开海上威慑。1881年10月，中国向英国订购的轻型巡洋舰“超勇”、“扬威”抵北洋后，李鸿章便开始在东北亚实施海上威慑。1882年7月朝鲜发生“壬午之变”，李鸿章派丁汝昌率“威远”、“超勇”、“扬威”编队赴朝，后又调广东水师战船运兵赴朝，与日本兵船对峙，平息了事变。1884年朝鲜发生“甲申之变”，北洋舰队快速反应，开赴朝鲜，再次平息政变并阻止了日本的干涉企图。
中法战争后，1885年清廷决计“大治水师”，李鸿章作为北洋海军的掌门人，一时间权、钱在握，不失时机地将近代海军建设推向了顶峰。1888年秋，随着《北洋海军章程》正式颁布，北洋海军正式成军。
其一，规模。北洋海军主力由25艘新型军舰组成，其近代化的程度及其战斗力已堪称远东之首，并建设了旅顺、威海两个近代化海军基地。在封建经济制度下，没有现代大工业，经费来源靠税赋、厘金以及洋税，建这样一支海军实属不易。据有关史料统计，北洋20年获海防经费共2130万两，这根本不够建设和维持这样一支舰队。有专家说北洋海军20年建设实际用了3500万两，多出部分大半靠李鸿章利用权力自筹。
其二，制度。《北洋海军章程》全面建立了近代化海军制度。以“定远”、“镇远”和“致远”为旗舰，组成左、右、中翼三个编队;正式任命了82名海军中级以上军官，建立了海军教育、训练等各项制度。除学校培养和留学外，还聘请德、英、美、法等国洋员（先后共164人）随船教习等。
其三，运用。北洋海军成军后，“每年夏秋之间，则驻防操演，巡弋辽东、高丽一带，或率两三舰，往日本口岸;冬春则巡南洋群岛”，在北至朝鲜、日本东海岸及海参崴海域，南至香港、新加坡、越南及菲律宾等周边海域进行远洋训练、舰队出访等活动，战略运用的范围已经大大拓展。
当然，李鸿章的海防战略思想并没有、也不可能摆脱“斤斤自守”的传统窠臼，其远东海上威慑战略的效果也很有限。1882年“壬午之变”平息后，有人提出乘势进图日本责问琉球之案，李鸿章不同意，认为应先练水师，一旦“中国战舰足用，统驭得人，则日本自服”。中法战争前，越南战事愈演愈烈，清廷要李鸿章赴广东指挥，并调南北洋水师前往支援，李鸿章认为北洋海军只有两条大舰，力量不足，应寻求外交解决。后来，为避免南北两条战线作战，1885年李鸿章力主就中法战争乘胜议和。从全局上看，李鸿章以日本为对手的海上威慑运用曾获得一些成功，但在中法战争海战场上却丝毫无所作为。
北洋海军覆没，自强一梦，功败垂成
北洋海军成军并开始实施远东海上威慑，可以看作是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的巅峰，它一度掩盖了北洋海军建设和运用的致命缺陷。而此个中缺陷，又恰是导致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停滞和走向反面的主观因素。
甲午战争之前，当李鸿章感到中国已不具备足以对日本实施威慑的海军实力时，其海防战略思想便不可能再向前发展，相反在兵力运用方面变得日趋保守。他想采用处理1874年日本侵台时的旧办法，用两三百万两白银消弭战端，并请西洋各国从中调停。丰岛海战前一个多月，主战的光绪帝一再下诏要李鸿章备战，丁汝昌也数次请战赴朝，李鸿章却执意于外交调停，斥丁“并无开战，何必请战”;丰岛海战吃了亏，但平壤有兵2万，日本并未取得制海权，仍有扭转形势的可能，当丁提出率10舰出击，被李再次否决，认为北洋海军力量“以之攻人则不足，以之自守则有余”，“北洋千里全资屏蔽，未敢轻于一掷”，定下“保船制敌”方针，把希望寄托在外交上;黄海海战，双方都有损失，但形势还未失控，李下令退守威海，水陆相依，进行防守，结果株守军港，全军覆灭。
李鸿章外交与军事两手并用处理中外战端本是值得称道之举，问题在于他过分倚重外交手段，寄希望于没有强有力的军事手段作后盾的“公理”、“道义”。就海上军事手段的运用而言，李鸿章过分依赖“威慑”，却基本没有兵戎相见的实战准备。因此，无论是在军事与外交的关系方面，还是在威慑与实战的关系方面，李鸿章都失之偏颇。这种理论上的跛足，在实战中是危险的。尤其是在敌我双方兵力对比相差无几时，仍固持这种理论和实践，不啻是进行战争赌博。李鸿章数十年的海防努力一朝覆亡，抛开复杂的客观原因，究其海防战略思想本身之所失，当在于此。
李鸿章海防战略思想是在对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确立的海防战略思想。但他的思想不可能超越阶级和时代，既难以战胜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亦步亦趋、全盘西化的近代军事思想，更难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海权思想进行战略博弈，以至于最后兵败甲午，前功尽弃，留下深刻的历史启示。
今天回首甲午，展望未来，为实现十八大提出“建设海洋强国”的历史性任务，中华民族应当补上海洋、海权和海军对国家兴衰影响的这一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中国特色的海洋战略、海军战略，为实现强国梦、强军梦，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应有的贡献。（作者为海军军事学术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