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常想，人的大脑大概确有质量上的差别，决定着人的愚与智、才的偏与全。从过去科举取士的八股，到现在招考的标准答案，都有很多问题，但仔细想来，结果并非完全无效，因为太愚笨的人肯定怎么也考不好，而真正聪明的人则是无论什么样的规范都未必把他卡住。所谓高分考生，历来有不同情况，即使状元，也不乏只会背书的庸才，但必需承认的是，状元中确有真正的天才。过去的八股取士也罢，现在的应试教育也罢，常常足以使天才变成庸才，甚至使人变成钦定知识的复写机器。但是，毕竟有一些人个性比较顽强，任你怎么洗脑，怎么一遍又一遍把他纳入模具，仍能保持头脑的活跃，仍能产生独到的见解。不过，这些人很容易成为模具的简单反抗者，有很强的叛逆性，习惯于逆向思维，因而出现了一个问题：他们的考卷得不到高分，只能被淘汰。我常常为这些人觉得可惜，叹息不合理的选拔机制使有见解的英才败于无头脑的庸才，但仔细想来，那些在劣胜优汰机制下被淘汰的才子们，其实还是二流人才。因为如果真的很聪明，他就应该能适应各种考试，玩得转哪怕是最最荒唐的游戏规则。玩得转规则，却不让规则改变自己，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一流人才。
以上这些感想，是我面对张謇的传记材料而想到的。在我看来，张謇就是真正的一流人才。尽管他在科举路上也曾屡屡受挫，但无论怎么说，最后能中进士，又是状元，说明他把科举考试的那些规则吃得很透。许多人就在吃透规则的过程中完全丧失了自我，张謇却进得去又出得来，拿得起也放得下。中了状元，赢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仕途高起点，张謇却没有为此兴奋，而是很快改弦易辙，回乡做生意去了，而且再次证明了自己。因此，要说才华和智慧，有几人能与张謇相比？
辛亥革命前后，张謇又成了政坛上的活跃人物，为终结帝制和创建共和做出了贡献。可惜的是，后来的教科书坚持的是党派立场，而当年的张謇却偏偏没看上后来左右教科书编写的那些党派。因此，他的贡献连同他的名字，以及他特有的心路历程，就在一次次遮蔽之后，逐渐被遗忘了。
1
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天，张謇就在武昌，是晚上才上船离开的。
为庆祝大维纱厂正式开工，张謇于 10月4日（旧历八月十三日）赶到武昌。纱厂的事忙完之后，他准备于10月10日返回上海。于是，武汉的头面人物纷纷为他送行，10月9日，中午是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等人设宴；晚上又是湖广总督瑞澂等人送行的宴会；晚宴结束之后，瑞澂等人又与他一直谈到深夜。第二天，张謇一行过江到汉口等船，晚饭后上船东去。在船上，他看到长江对岸燃起了大火，“舟行二十余里，犹见火光熊熊上烛天也。”[《啬翁自订年谱》辛亥八月。]。
当时张謇还不知道，那就是武昌起义的火光，注定要写进历史的火光。
革命爆发了，张謇注定不会是局外人。因为他是状元，又是实业界的领袖，在立宪运动中，他又成了立宪派的代表人物。
1894年（光绪二十年），张謇为了不拂父亲的意愿，勉强再次参加会试，本来不抱太大的希望，却有幸进入前十名。接着参加殿试，荣登第一甲第一名，成为状元。然而，张謇对官场兴趣不大，尤其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认为国家的当务之急，是经济上富强，政治上立宪。所以，在回乡为父亲守孝之后，他即不再留恋官场，而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办实业之中，并且很快成为实业界的领袖。
实业界领袖却仍然关心国事，关心政治。经过了庚子之乱，又目睹日俄战争，张謇像当时的许多开明人士一样，认定大清若想救亡，就必需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实行立宪。论及清末立宪运动，张謇可谓功不可没。因为正是他和几个人的努力鼓吹，才点燃了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立宪热情，最终促成了朝廷预备立宪。1905年，清廷为立宪而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却于出发那天在车站遭遇吴樾的炸弹。五大臣虽然只受轻伤，随行者却死伤若干，吴樾本人也被炸身亡。在刺客身份未明之际，张謇就断定“此必反对立宪人所为也”，并认为“如此则立宪尤不可缓”。为此，他立即给端方草拟电稿，请“奏布明诏，以消异志”。[《张謇日记》光绪三十一年八月二十六日。]1906年6月，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回到上海，张謇发起商学两界公宴，并替出洋大臣起草《为立宪致各省督抚电》，积极鼓动实行宪政。正是这一系列的鼓动，朝廷终于宣布预备立宪。
立宪运动中，张謇始终是一个积极而稳健的推动者。1909年9月，江苏省咨议局正式成立，张謇当选议长。不久，他联络全国各省咨议局，发起了请求速开国会的请愿，要求缩短立宪的预备期，提前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篇著名的《各省议员请速开议会折》由福建代表林长民起草，张謇修改定稿。在请愿运动中，激进者梦想一蹴而就，甚至抱定“不成功，毋宁死”的牺牲精神。张謇作为组织者，却比较冷静，也比较保守，抱定了“得尺则尺，得寸则寸”的态度。[张謇：《自订年谱》丙午十一月] 请愿代表团出发之时，一些人慷慨激昂，张謇却态度平和，主张理性而坚韧的态度。他说：“秩序秉礼，输诚而请。得请则国会之福，设不得请，而至于再，至于三，至于四，至于无尽。诚不已，则请亦不已，未见朝廷之必忍负我人民也。”[《张季子九录·文录·送十六省议员诣阙上疏序》。]朝廷没有为请愿所打动，三次请愿，目标仍未实现。许多人因此而失望，张謇却觉得不应该过于沮丧，因为朝廷毕竟有所让步，立宪预备期缩短了三年。请愿代表团准备继续请愿，朝廷却恼羞成怒，驱逐请愿代表，逮捕请愿领导人。这使张謇非常痛苦，一次在杭州与友人谈话，友人叹息说：“以政府社会各方面之现象观之，国不亡，无天理。”张謇说：“我辈尚在，而不为设一策，至坐观其亡，无人理。”[《张謇日记》辛亥正月二十日]由此可见，即使在痛苦和绝望中，他仍然以国家为己任。
革命爆发之际，张謇的地位有点特殊。他没有官职，却有别人无法拥有的地位和声望。从王公大臣到各界名流，都对非常尊重，愿意与之交往，而张謇为人练达，当然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地位与人脉，从辛亥革命爆发前几个月他进京的情况可以看到。
1911年6月24日（旧历五月十），张謇自汉口赴京。他带着雷奋、孟森、刘厚生等一大批随员，乘专列由京汉铁路北上。中途先去彰德，看望了罢官后隐居洹上的袁世凯。张謇的火车于6月25日（五月十一）下午5点到达彰德，袁世凯派人在车站迎候，用轿子把他接到了洹上村。那次相见，两人推心置腹，纵谈天下大势，从傍晚一直谈到午夜。袁世凯向张謇承诺：“有朝一日，蒙皇上天恩，命世凯出山，我一切当遵从民意而行。也就是说，遵从您的意旨而行。但我要求您，必须在各方面，把我的诚意告诉他们，并且要求您同我合作。”[刘厚生：《张謇传记》，181页。] 对于这次访问的结果，张謇在日记中写道：“十一日午后五时至彰德访袁慰庭于洹上村，道故论时，觉其意度视二十八年前大进，远在碌碌诸公之上。其论淮水事，谓不自治则人将以是为问罪之词。又云，此等事乃国家应做之事，不当论有利无利；人民能安乐即国家之利，尤令人心目一开。”
与袁世凯告别之后，张謇前往北京。据张謇日记可知，他于旧历的五月十一日在彰德与袁世凯长谈至午夜，下半夜才回车中休息。“倪某自京来，持久香书，京师人士群以余前电久香十三日至京，各团体将于车站欢迎。余不愿为此标榜声华之事，故以十三日至京告久香，而必以十二日到。慰庭留住，未之许也。”可是，当他到京之际，车站还是挤满了欢迎的人群。肃亲王善耆的世子、端方的弟弟和儿子、一大群王公大臣的代表，都到车站迎接。他被特意安排在恩师翁同和的故居下榻，由此可见，接待者是多么细心而周全。第二天肃亲王善耆为他洗尘，第三天庆亲王奕劻专门会见，然后是监国摄政王载沣接见了他。也就是说，当时朝廷的最高统治者除隆裕太后之外，都专门会见张謇，联络感情，听取他对国事的意见。
这时候的张謇虽然经历了三次国会请愿，对朝廷失望至极，但他仍想“打一针最后强心的忠言，来救醒亲贵的沉迷，来保住那将倒的大厦”。[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他与摄政王及庆亲王等会见的情况值得一提。五月十七日八时，摄政王载沣在勤政殿召见。落座之后，载沣说：“汝十余年不到京，国事益艰难矣！”张謇则回答说：“丁忧出京，已十四年，先帝改革政治，始于戊戌，中更庚子，……今世界知中国立宪，重视人民，皆先帝之赐。”然后，他向摄政王汇报了自己离京之后的所作所为：因为有感于国家的落后，“即注意于实业教育二事。后因国家新政，须人奉行，故又注意地方自治之事。”他告诉摄政王，自己虽不做官，但尽心做事，亦是“报先帝拔擢之知”。一些话情深意长，让人动情，作为光绪皇帝钦点的状元，他当然不能忘记这份知遇之恩。他的儿子张孝若后来曾经说：“我父自光绪二十年以后，虽然在野，与官职久久隔绝。可是对于光绪帝的一般知遇，有机会还是要尽那款款的忠忱。所以许多年来，每逢会见了封疆督抚和出京的亲贵，都还舌敝唇焦的进了不少的忠言，和挽救的策画。”[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因此，利用这个机会，他必然要向摄政王提出种种建议，比如注重民生、振作商业、实行宪政，甚至包括外交上的联合美国，内政上的“四川铁路收归国有，须宽恤民隐”。张謇主张川路亏空应该由国家承担，商股应该全部收购。如果执政者当时马上按张謇说的做，放弃与民争利的决策，保路风潮也许未必导致革命。
张謇与庆亲王的谈话涉及许多内容，从东北三省的主权问题，革命党的问题，朝廷的一系列难题，一直到庆亲王个人的处境和名声，甚至说得庆亲王忍不住掩面大哭。
无论摄政王、庆亲王、肃亲王还是满朝文武，似乎这时才认识了这位状元，一个个相见恨晚，相知恨迟。于是端方在朝中提议：如果张謇愿意留京，就任以“宾师之位”；如果张謇愿意到外边，就请他做督抚或筹边大臣。对此，张謇连忙拜见载泽、载洵、载涛等各位王公，以及徐世昌等朝中权要，表明自己此次来京的目的绝不是做官，而是为了赴美报聘事宜，绝不能出现“公推而来，得官而去”的结果。朝廷充分尊重张謇的意见，想做官就给，不想做则绝不勉强。
可进可退，来去自由，能混到这个份上的，大清国能有几人？这种情况下，张謇应该是忠臣，死心塌地扶持大清帝国。
2
张謇于武昌起义爆发之日离开武汉，看到了冲天的烈火，却不知道那是革命爆发。几个小时之后，他在安庆下船，因为他已答应安徽巡抚朱家宝的邀请，到安庆来商谈兴修淮河水利。然而，由于武昌事起，安庆新军也在酝酿起义，对于安徽巡抚来说，淮河水利的事已经顾不上了。既然如此，张謇不多停留，上船赴南京。
这时的张謇仍然希望兵乱迅速平息，大清国泰民安。三次请愿失败之后，立宪派的不少人都已倾向于革命，张謇却没有放弃和平改良的努力。
到南京之后，他首先拜见了江宁将军铁良，劝他出兵援鄂，并且请他代奏，恳请朝廷立即实行宪政。铁良让他找两江总督张人骏商量，张人骏却只发牢骚，根本不接这个茬。认真想来，铁、张二人让张謇失望是必然的，因为无论将军还是督抚，都不可能因一介书生的建议而轻易出兵。即使他们愿意前去平乱，也要有朝廷的圣旨。何况，他们首先要防备的，是自己地盘上爆发革命。
在南京枉费唇舌，张謇又匆匆赶往苏州。在苏州，他为江苏巡抚程德全起草了《改组内阁宣布立宪疏》，认为革命已经是“止无可止，防无可防”，剿与抚都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就是实行宪政、解散皇族内阁、组织责任内阁，并且严惩朝廷“酿乱首祸之人”，然后“定期告庙誓民，提前宣布宪法，与天下更始。”[《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此时的张謇所希望的，仍然是借武昌起义之机，推进他所关心的立宪进程。
然而，各省纷纷起义，很快上海光复了，江苏和浙江也相继光复。革命的形势，使张謇很快从立宪转向了共和，
他给内阁发电报说：“今共和主义之号召，甫及一月，而全国风靡，征之人心，尤为沛然莫遏；激烈急进之人民，至流血以为要求，喁喁望治之情，可怜尤复可敬。今为满计，为汉计，为蒙藏回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惟北方少数官吏，恋一身之私计，忘全国之大危，尚保持君主立宪耳。然此行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窃谓宜以此时顺天人之归，谢帝王之位，俯从群愿，许认共和……”[辛亥九月致内阁]
11月6日（九月十六），江浙独立之后，张謇给袁世凯发电报，劝他正视现实，尊重国人“趋于共和”的选择，不要与革命为敌，而应当迅速前往北京控制局势，防止清廷逃亡，争取与南方协议，和平实现历史转换。他还给铁良和张人骏写信，劝他们响应革命，放弃抵抗。[《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册，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285页。]
11月21日（十月初一），张謇当选江苏省临时议会议长。几天后即赴上海，与章太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会晤。至此，他的革命身份已经非常明确。
袁世凯进京组阁，张謇被任命为农工商部大臣兼江苏宣慰使，连发数次电报，但张謇没有就职，而是发表辞职通电说：“罪己之诏方下，而荫昌汉口兵队于交绥之外，奸淫焚掠屠居民数万人于前，张勋江宁驻兵不在战期闭城淫掠屠戮五六百人于后……尚有何情可慰，尚有何词可宣？无已，再进终后之忠告，与其殄生灵以锋镝交争之惨，毋宁纳民族于共和主义之中，必如是乃稍为皇室留百世禋祀之爱根，乃不为人民遗二次革命之种子，如幡然降谕，许认共和，使謇凭籍有词，庶可竭诚宣慰……至于整体未改，大信已漓，人民托庇无方，实业何以兴起，农工商大臣之命，并不敢拜。”[《张季子九录·政闻录》，见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183页。]
清廷召张謇北上讨论政体，张謇又一次拒绝，并联名伍廷芳等致电摄政王载沣：“……大势所在，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政体断难相容于此后之中国。为皇上殿下计，正宜以尧舜自待，为天下得人。倘行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恕之道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否则战褐蔓延，积毒弥甚，北军既惨无人理，大位岂能独存。”[曹从坡等编：《张謇全集》，第1卷，第190页。]
对于张謇来说，迈出这一步并不容易，舍弃朝廷而走向革命，需要感情上的痛苦撕裂。当年的光绪皇帝，面对众进士而选择了他，给了他状元的殊荣，对他寄以厚望，这份知遇之恩，放在任何人身上，都无法轻抛脑后。革命爆发之际，光绪帝虽已远行，但大清帝国仍在，爱新觉罗的江山社稷仍在，摄政王是光绪帝的亲弟弟，皇位上坐的是光绪帝的亲侄子，自己作为光绪帝选拔的人才，有责任为朝廷排忧解难。如今朝廷面临危机，自己不但不能为之肝脑涂地，却去从事推翻朝廷的事业，让张謇情何以堪！
早在1911年5月，国会请愿失败之后，雷奋就曾经劝告张謇，大清帝国即将垮掉，“切勿因为自己是清朝的状元，要确守君臣大义，而躲避现实。须知皇帝和国家相比，则国家要重于皇帝。”[刘厚生：《张謇传记》，第180页。] 雷奋的担心并非多余，若论感念皇恩，没人比张謇更有理由，他如果选择与大清帝国共存亡，是在情理之中的。
可是，张謇似乎对清廷没有眷恋，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共和，走向革命。这难免让人生疑，让人难以理解。正因为这样，从当时到后来，许多人都对张謇有所非议。那些“大清遗民”的确有理由谴责张謇，因为要论所受皇恩，他们大多比不上张謇，却能誓死忠于大清，反对共和，认定“民国即敌国”。张謇是状元，竟然“叛国附逆”，参与摧毁帝国大厦，岂不是忘恩负义？对于一些革命党人而言，张謇本是立宪派领袖，却在革命到来之际成了革命派，这个人有立场吗？他是不是投机？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就连他的儿子张孝若在写《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时也不得不为父亲辩护，写下了这样的话：“当其时，就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有人怀疑我父，一息主张立宪，一息拥护革命，变动得太快，却不明白我父自有他变的理由，和立脚点。”可惜的是，这个理由和立足点，张孝若并没有说明。
张謇走向革命，至少需要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那么，这理由和立足点何在？仔细考察，其实不外这样几点：首先，张謇虽然对朝廷感恩，却不赞赏君主专制制度。在他的自订年谱序言中，他曾称中国五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就是“千万人蒙其害而一二最强伯善争者享其利”。既然如此，摧毁君主专制制度，只要消灭的只是一种制度，而不是清王室那些有恩于他的人，这种革命就是他能够接受的。其次，张謇之所以主张立宪而反对革命，是因为立宪可以避免流血，避免革命带来的破坏。如果革命并不残暴，并无多少破坏性，这革命就是他能够接受的。再次，革命既然已经发生，避免革命已经无从说起，那么，努力让革命少流血，让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历史转换以和平的方式完成，让清王室也有一个好的结局，就是唯一最佳选择。张謇所做出的，正是这样的选择。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摆在张謇面前的是，各省纷纷独立，革命已经无法避免，共和已是大势所趋，即使做臣子的肝脑涂地，大清帝国的溃败也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与其抱着它破釜沉舟，为它流尽最后一滴血，不如为它另谋出路，比如，使革命更加文明一些，少一些残暴，少一些屠杀，既实现变君主专制为民主共和的目的，又使清廷在革命中安全着陆，赢得一个好结局。所以，和平实现革命目标，成为张謇的努力方向。正如他儿子张孝若后来所说：“与其用尽气力保这已经摇动没有把握的帝位，何不玉成他历史上禅让的美名，留一点情感来订优待的条件。所以我父用了不少的力，方才得各方面同情……”[《辛亥革命》八，45页。] 百年之后回头看，只要超越暴烈派革命党人的狭隘立场，就会承认这对谁都有好处，是一种双赢的结局。它不是辛亥革命的局限，而是那一代人最卓越的智慧的结晶，将在人类文明的历史上永放光辉。
何况，辛亥革命让张謇看到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革命文明。张謇之所以拥护革命，与辛亥革命所表现的文明程度是有关的。如果革命就是烧杀掳掠，就是血流成河，就是“杀上东京，夺了鸟位”，就是一个集团杀掉另一个集团，张謇大概是不会拥护革命的。然而，辛亥革命展示在他面前的，却完全不是那样的情形。在人类现代文明的影响之下，辛亥革命没有重演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取代另一个王朝的种种惨烈。这使张謇对革命有了新的认识，原来革命并不可怕，革命也可以有不同的形式，终结帝制、创建共和这样的历史伟业，也可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上海光复，市民照样生活，商店照样营业，立宪派领袖李平书做了军政府的民政长；浙江的革命发生了，革命军人充分尊重敌军的意见，张謇的挚友汤寿潜被推为都督；江苏的革命更是兵不血刃，巡抚程德全响应各界的要求，一转眼就成了军政府的都督……张謇的老家通州是11月8日（旧历九月十八）宣告光复的，而那光复的过程更没有丝毫的恐怖：来自上海民军的一支队伍到了通州，张謇的三哥张詧召集各界人士前往欢迎，“光复大汉”、“还我河山”的口号过后，通州宣告光复。革命发生了，生活照常，这样的革命自然不可怕。
总之，一方面是大势所趋，一方面是革命所展示文明程度，使张謇不再排斥革命。
更为重要的是，张謇赞成共和，却不愿辜负朝廷，为清廷着想，最好是有两全之策，既能实现革命目标，又能保全清廷利益。武昌起义之后的革命形势让他看到了希望，他不能不以自己的智慧去为之努力。公正地说，大清帝国的最后有两种忠臣：良弼、溥伟、耆善等宗社党人是忠臣，但他们有可能使清廷陷入灭顶之灾，同时把百姓拖入血海；张謇、袁世凯是另一种忠臣，顾念旧主，却顺应时势，既开辟了历史的新纪元，又使清廷获得了历代王朝都未获得的最后利益。
张謇的选择非同小可，由于他的声望，不仅影响更多的人拥护革命，而且朝廷也不得不对革命党人持慎重态度。在议和过程中，朝廷曾分裂为主战派和主和派，主战的恭亲王溥伟、肃亲王耆善和良弼等宗社党人曾经派代表质问袁世凯：当年洪杨之乱，十三省都陷贼手，曾国藩、胡林翼都能剿平，现在南方革命党并无多少兵力，黎元洪、程德全本是朝廷官员，若不讨伐，成何体统？袁世凯回答说：你要我讨伐黎、程二人，我可以办到；但你要我讨伐张謇、汤寿潜、汤化龙、谭延凯，我办不到，因为他们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们不满意，我只好向太后辞职。[刘厚生：《张謇传记》，192页。] 由此不难看出，张謇等人的选择，已经成为袁世凯主和的理由。
从这个意义上说，张謇等人走向革命，不仅壮大了革命力量，而且在客观上保护了革命、成全了革命。如果没有他们的转变，辛亥革命究竟会是什么结果，是很难设想的。所以，不仅刘厚生说张謇是一个“促成革命成功的有力者”[刘厚生：《张謇传记》，第281页。]，黄兴也说他“负国人之重望，往时缔造共和，殚尽心力。”[《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14页。]
3
在终结帝制、创建共和的过程中，张謇的一些贡献是别人无法取代的。
武昌起义爆发之后，各省纷纷独立，独立各省自然要产生新的权力机构。在建立新的权力秩序的过程中，革命阵营因派系、地域和集团关系而有不同的要求，明争暗斗不可避免，这很容易给革命事业带来不良影响。张謇等人凭着他们的智慧，处理了许多问题，化解了许多矛盾，有力地维护了革命阵营的统一。
武昌首义突然爆发，同盟会的领袖们全不知情，坐失领导革命的机会，因而让黎元洪成了革命领袖，可是，同盟会的一些人却不甘心让革命领导权落入别人手中，因而进行了种种努力。比如，武汉的胡瑛等同盟会员刚刚从狱中出来，就致力于让湖北军政府遵从同盟会的整体方略。这个目标部分地实现，但军政府的主要领导人黎元洪、汤化龙等却与同盟会无关，所以领导权并不在同盟会手里。黄兴、宋教仁等在革命爆发后匆匆赶往武汉，途中曾经商议到武汉之后的战略，是“根据革命党既定方案，先行树立军政府，而即以黄兴主持其事”。他们到达武汉之后，湖北那些与同盟会有关系的革命党人又曾经计划推举黄兴为两湖大都督，或称“南方民军总司令”，以此把黎元洪、谭延闿等都置于黄兴领导之下。[1]可惜同盟会在武汉的力量实在微弱，结果几黄兴不但未能凌驾于黎元洪之上，反而成了黎元洪任命的总司令。这让同盟会的一些人非常窝火。根据宋教仁的策划，他们要“率南京新军夺江南诸省以制天下”，防止黎元洪向独立各省发号施令。[2]所以，上海为支援武汉而召集队伍之后，却没有让队伍驰援武汉，而是在上海就地起义，又促使江苏和浙江两省独立。这就有了一个与武昌抗衡的革命势力。
黎元洪于11月7日向独立各省发出电报，就组织中央政府事宜征求意见，11月9日再次发出电报，正式邀请独立各省派代表来武昌商讨筹建临时政府。湖南、江西等省马上派代表奔赴武昌，而上海集团却没有反应。四天之后，11月13日，沪军都督陈其美联合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通电各省，请派代表到上海开会，准备筹建临时政府。
张謇和赵凤昌等人属于上海集团，但在陈其美等发出邀请的第二天，11月14日，张謇和赵凤昌等人就提出了“请求各省都督府承认武昌为中华民国新政府”的倡议[3]。之所以有此议，因为张謇等人知道，在中国历史上，最激烈的战争往往并不发生在推倒旧王朝之际，而是发生在起义的各路诸侯之间。为避免上海集团与武汉集团的矛盾激化，权力中枢应该尽早确立。当然，张謇等人对黎元洪了解不深，因而不可能完全信任，所以希望有制衡力量。而且，只有通过上海集团，他们才能对独立各省施加影响。正因为这样，就有了他们对上海集团的偏袒，以及在武昌集团和上海集团之间的折中态度，也就有了“政府设鄂，议会设沪”的折中方案。[4]
同盟会的领袖们为了与武汉集团抗衡，
努力拉住程德全、汤寿潜、张謇、赵凤昌等。张謇等人则利用这个机会，通过上海集团对全国施加影响，做活全国一盘棋。
11月30日，各省代表会议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开始了意义深远的建国工作。会议首先议定的大事当中，有几件与张謇等人的努力密切相关：其一，通过上海会议提出的议案，承认湖北军政府即中华民国中央军政府，黎元洪以大都督名义行中央最高领职权。其二，通过了“虚临时总统之席待袁世凯反正来归”的决议案，[5]为以和平的方式终结帝制创建共和铺平了道路。
置身几千年大变局的关键时刻，张謇心里首先想的是使革命少流一些血，使百姓的生命财产少受一些损失，所以他总是努力于乱局中寻求秩序，维护稳定。透过他与江苏都督程德全的关系，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所有的历史叙述中，江苏独立都是比较早的，不过，江苏的独立却有某种虚假性。这当然不是后来那些历史教科书所讲的“假共和”之类的虚假，而是由于江苏的特殊情况，苏州虽然建立了江苏省军政府，程德全虽然做了都督，但这个军政府无法对江苏全境行使权力。因为江苏的巡抚衙门在苏州，而南京却驻有两江总督和江宁将军，地位在巡抚之上。所以，江苏省的真正的独立应在南京光复之后。可是，张勋等人顽强抵抗，南京迟迟难以光复。在这种情况下，江苏各地纷纷独立，出现了若干都督和司令，在各地各自为政。此外，南京光复依靠江浙联军，联军总司令徐绍桢历来不甘居于人下。所以，南京光复之后的江苏如何统一，是个未知数。在这一点上，黄兴、宋教仁、陈其美等人无能为力，因为他们的实力太小了。为了江苏全境的统一，张謇帮助了程德全。南京激战的日子里，张謇替程德全坐镇苏州，让程德全以江苏都督的身份亲临前线督师。南京久攻不下，程德全想回苏州，张謇力劝他不要归来，并提醒他在南京攻克时率先进驻，“并宁苏为一”。正是在张謇、赵凤昌等人的帮助之下，程德全得到了宋教仁、陈其美等人的支持，才利用各种英雄之间的矛盾，成功地统一江苏，保持了江苏的稳定。
接下来是南北和谈。中国几千年帝制的终结，不是打的结果，而是谈的结果。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虽然伍廷芳与唐绍仪各代表一方，但幕后却有几个活跃人物，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直接影响着和谈大局。在这些人物中，张謇无疑是重要的一位。
议和开始，袁世凯派唐绍仪为北方议和总代表，特别嘱咐他到上海之后先与张謇见面，听取他的意见。所以，唐绍仪一到上海就与张謇见面，转达袁世凯的问候，并且表示，如果真像黎元洪、黄兴等人许诺的那样推荐袁为总统,清室退位应当不成问题。张謇说:“所谓南北议和,照现在的形势,乃是项城与同盟会要人之间的谈判,与苏、浙两省,并无多大关系。苏、浙之独立,乃被动而非主动,目的只在不遭战争。尤其是苏省各地军队复杂,号称都督者有八人之多,若不拥戴程德全,不知如何收拾。因此原因,对于项城根本无所要求。但我只能代表苏、浙两省人民贡献意见,而不能保证同盟会之必能听从。此事全仗你的手腕及能力如何。”唐绍仪对张謇说:“先生所说,开门见山。我当听从指示,尽力为之。”(刘厚生:《张謇传记》,龙门联合书局,1958年版,第194页)
冯耿光在他的《荫昌南下与南北议和》一文中曾经回忆说：革命领袖们，包括黄兴、胡汉民、汪精卫等，“对张不仅慕名，而且很佩服很重视。他们为了熟悉情形，有不少事要请教张，而且往往要趋而谋之赵，张每自南通来沪，必住赵家，这样民党中人自然敬重了。在议和过程中，每星期总有一天或两天，程德全、汤寿潜、张謇、汪兆铭、陈其美等在赵家聚会。”[《辛亥革命回忆录》第6集。]
一旦和谈出现危机，常常都是张謇等人出来化解。因为张謇的话不仅南方听得进去，北方也信任并尊重。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为此非常气愤，一方面撤销了唐绍仪和谈代表的资格，一方面致电孙中山：“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同一天，段祺瑞、冯国璋等40多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欲与南京政府交战。于是，和谈中断，和平面临危机，南京临时政府前途未卜。
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和黄兴等人一筹莫展，说明孙中山做临时大总统只是暂时的，也没有作用。谁能说服袁世凯？唯有张謇。于是，由赵凤昌出面请张謇发电报解除袁世凯的疑虑。1月10日，张謇致电袁世凯：
南省先后独立，事权不统一，暂设临时政府，专为对付独立各省，揆情度势，良非得已。孙中山已宣誓，大局一定，即当退位。北方军人，因此怀疑，实未深悉苦衷。若不推诚布公，急求融洽之方，恐南北相持，将兆分裂，大非汉族之福，心窃痛之，国会会议解决政体，既双方承认，所须磋商，止开会手续及地点耳……
与此同时，他还电告袁世凯：“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昨由中山、少川先后申达。前距停战期止十余小时矣，……久延不断，殊与公平昔不类，窃所不解。愿公奋其英略，旦夕之间戡定大局，为人民无疆之休，亦即为公身名俱泰，无穷之利。”[《劝告袁世凯速决大计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 袁世凯信任张謇。孙中山只是暂代之类，只有由张謇说出来，袁世凯才能相信；“久延不断”之类的督责，也只有张謇说出来，袁世凯才能听得进去。张謇的电报挽救了和谈，也解除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危机。袁世凯回电说：“凯衰病，断无非分之想，惟望大局早定，使生民少遭涂炭。但在北不易言共和，犹之在南不易言君主。近日反对极多，情势危险，稍涉猛浪，秩序毕乱，外人乘之，益难收拾，困难万分，笔难罄述，非好为延缓，力实不足，请公谅之。”[《袁大总统书牍》]
除了“断无非分之想”之外，袁世凯的话不失真诚。他愿意听从张謇的意见，这是早有约定的；张謇必需帮助他，也是张謇已有的承诺。袁世凯此时的确面临困难，既需要张謇的理解，也需要张謇的帮助。
袁世凯迟迟未能完成让清室退位的计划，并非他有意拖延，而是朝廷中反对的力量尚大，隆裕太后还没有下最后的决心。这事南方着急，袁世凯也着急，但有什么办法呢？张謇再次致电袁世凯,提出了这样的谋划：“设由前敌各军以同意电请政府,云军人虽无参与政权之例,而事关全国人民之前途,必不可南北相持,自为水火。拟呈办法,请政府采纳执行,否则军人即不任战斗之事云云。如是则宫廷必惊……而大事可定矣。所拟办法如下,公如以为可行,须请密电段芝泉等。謇观大势,失此机会,恐更一决裂,此后愈难收拾,幸公图之。”
具体的操作过程难以知晓，但接下来的事实是：1912年1月23日,段祺瑞致电内阁:军心动摇,共和思想有难遏之势。1912年1月25日,段祺瑞再电内阁:各将领力主共和,闻溥伟、载泽阻挠,愤愤不平,拟即联衔陈请。1912年1月26日,段祺瑞领衔47将领电请清廷明降谕旨,立定共和政体。大清帝国有力量消灭这47位将领吗？应该承认，是段祺瑞等47位将领的电报，给了清廷最后一击。
如果他们这样做是袁世凯授意的，那么，向袁世凯授意的，却是张謇。
据汪荣宝日记，清帝退位前夕，北方听说南方的激烈派反对优待清室，准备杀掉和谈代表唐绍仪和伍廷芳。梁士诒、陆宗舆等人能够想出的办法，也是请张謇设法疏通。
而且，清帝退位诏书也是张謇参与撰写的。
关于这件事，一直有各种不同的说法。天津《大公报》2月6日报道说，逊位诏书的草案已于2月2日呈进，执笔者为华世奎、阮忠枢。但2月7日又刊登消息说，逊位诏书是隆裕太后命徐世昌起草的。如果看《泰晤士报》和莫里循的那些书信，会看到他不止一次说到，梁士诒在起草退位诏书。诏书颁布10天之后，上海《申报》在2月22日题为《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的报道则说：“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然而，后来的大量史著和回忆材料，却都说诏书出自张謇之手。冯自由说：“清帝逊位谕旨之文辞即在赵宅起草，乃出张季直手笔”。胡汉民说得更具体：“清允退位，所谓内阁复电，实出季直先生手。是时优待条件已定，弟适至沪，共谓须为稿予清廷，不使措词失当。弟遂请季直先生执笔，不移时脱稿交来，即示少川先生，亦以为甚善，照电袁。”
当然，退位诏书绝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包含了多人的努力，经过了反复讨论和修改。在南方，事情比较简单，胡汉民当时是总统府秘书，由他参与理所当然。然而，胡汉民也好，汪清卫也罢，自己都心中有数，不敢接手这样的文件，所以要请张謇执笔。张謇应了下来，却觉得难以动笔，于是由刘厚生代他起草，最后由他修改交稿。电稿到北京之后，自然要经过梁士诒和他的秘书班子。如此重要的文件，也必然要有更多的要员参与讨论，最后还要太后首肯。在修改过程中，需要增加的话应该如何说，包括“由袁世凯全权”这样的话，仅仅一个“由”字，就颇费苦心。公认的高手徐世昌显然参加了修改，许多回忆都证明最后四字是他的杰作。
这就是退位诏书形成的过程。唐绍仪发往北京的，是张謇的稿子，此后所做的，只是个别字句的修改。
4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几天后公布临时政府成员，张謇为实业总长。
其实，孙中山和黄兴等人本来要请张謇做财政总长，张謇拒绝，并且写了《对于南京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他认为，设临时政府，是为了使各国承认中国共和；要使各国承认，就要政权巩固；要政权巩固，不仅要有军队，而且要有钱。可是，财政状况如何呢？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新政权尚未得到各国承认，借钱是困难的。他说自己没有理财学识，所以不敢承担，“一身名誉不足惜，因此而误全局，……无以谢同胞。”他还提出了两个办法：一是把财政短缺公之于各省代表会议，看各省能够承担多少；二中“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集外债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以上。”应该说，张謇将了各省都督一军，也将了孙中山一军。孙中山能做临时大总统，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南方各省代表还相信同盟会的宣传，以为他从海外带来巨款，希望能够从中分得一些。面对记者的提问，孙中山云里雾里，大谈革命精神，却从未正面否认过携来巨款，更未说过自己在海外版募捐失败的实情。张謇这么一说，捅破了许多假面。
然而，无论孙中山高兴还是不高兴，新政府不能没有张謇。拒绝财政部，也要让他做实业总长。1912年元月5日，也就是临时政府公布的第三天，孙中山写信给张謇：
季直先生大人大鉴：
昨承允任维持实业，民国之庆也。昨日晚间，陈澜生（财政部）蔡民友（教育部）俱已到，王亮畴（外交部）今日亦必来宁。惟内务部雪老有病，司法秩公议和。弟拟于今日先行各部委任礼，请先生于午后三时降府幸甚。蛰老一信，请代致。
孙文叩
元年元月五日
从这样的信，可以看到当年孙中山对这些总长们的态度。因为如果稍有不恭，这些人也许就不来伺候了。
让张謇进入政府，除了借重声望之外，仍然是希望他为临时政府筹款。
临时政府成立，用款之处极多，而筹款途径极少。孙中山一筹莫展，黄兴急得吐血，没有办法，孙中山等打算向商会借，张謇考虑到商会财力有限，担心孙中山和黄兴把江南仅有的商业摧毁，因而找孙、黄，“劝勿扰商，自任为筹”，把筹款的事揽在了自己身上。这位总长没在南京坐过衙门，东奔西跑，到处弄钱。终于筹到50万元，但在一些人看来，这笔钱来得太晚了，认定他是有意拖延，“借此打击革命党人，
其最终目的就是要消灭革命党”。
为了弄到钱，孙中山和黄兴接受盛宣怀的建议，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钢铁厂为条件，再次向日本人借款。张謇闻讯，于2月8日急电孙中山和黄兴，竭力阻止借款。他在电报中说：“凡他商业皆可与外人合资，唯铁厂则不可；铁厂容或可与他国合资，唯日人则万不可！日人处心积虑谋我，非一日矣，然断断不能得志，盖全国三岛，无一铁矿，为日本一大憾事。而我煤铁之富，甲于五洲，鄙人尝持一说，谓我国铁业发达之日，即日本降服于我国旗下之日。”他说：“謇忝任实业，于此事负完全责任，既有所知，不敢不告。”他听说孙、黄向招商局借款已经办成，要求在合同签字之前给他看看。
然而，孙中山信任日本人，认为“于众多矿中，分一矿利与日人，未见大害，否则以一大资本家如盛氏者专之，其为敝亦大。” 临时政府秘书长胡汉民也奉孙中山之命，给张謇写信，要求他在舆论方面维持临时政府。
在这种情况下，张謇于2月12日辞职，离开了孙中山的政府。他在给孙中山的辞职电中说：“……汉治萍事曾一再渎陈，未蒙采纳。在大总统自有为难，惟謇身任实业部长，事前不能参与，事后不能补救，实属尸位溺职，大负委任。民国成立，岂容有溺职之人滥竽国务，谨自劾辞职，西昌即归乡里。”[见张孝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
尽管张謇对袁世凯有许多不良看法，但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张謇显然欣赏袁世凯，而不喜欢孙中山。组织政府，管理国家，他也更信任袁世凯，而不信任孙中山。1912年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际，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文曾与即将上任的实业总长张謇有过一次谈话。谈话的具体内容已经无从知道，但孙中山给张謇留下的印象却是“未知涯畔”。一个善于放炮的宣传鼓动家，很难为务实的张謇所赏识。
按照过去教科书中的说法，张謇是辛亥革命中的“投机分子”。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首先是因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害怕流血，因而向袁世凯妥协；其次就是因为张謇之类人物的投机。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一些张謇研究者也不能超越北伐战争之后国民党人形成的历史叙述，认为张謇对当时领袖人物认识“主观武断，缺乏客观公正的判断力”。因此，“如果要选革命党人做领袖，他宁愿选黄兴，而对孙中山持保留态度。如果在南北政治人物中通盘考虑，他宁愿选择袁世凯而对革命党人持保留态度”。[张学君：《实业之梦——张謇传》，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294页。] 这的确是一个事实。但问题在于，这是缺乏判断力还是有着非凡的判断力，是缺陷还是优点，却是值得考虑的。按照孙中山被神化之后的观点，当然是看不到孙中山的伟大就是缺陷。可惜的是，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张謇的见解都不是孤立的。
张謇助成了袁世凯终结帝制的事业，帮他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为他出了许多主意，包括袁世凯拒绝参加任何党派，都是张謇的主意，但是，张謇对袁世凯的支持并非无条件的。在进入袁世凯政府时，他非常慎重。1913年8月，新任内阁总理熊希龄电邀张謇出任农商总长，袁世凯亲自来电劝驾。张謇却考虑再三，直到10月中旬才到京就任。1914年2月10日，熊希龄辞职，司法总长梁启超、教育总长汪大燮等一同辞职。袁世凯在批准熊希龄辞呈时曾派人去问张謇是否与总理共进退，张謇说：“就职之日，即当众宣布，余本无仕宦之志，此来不为总理，不为总统，为自己志愿。志愿为何？即欲本平时所读之书，与向来探讨之事，试效于政事。志愿能达则达，不能达即止，不因人也。”[《啬翁自订年谱》，民国三年正月十八日。]
1915年，袁世凯被人推拥着要做皇帝，张謇却提交辞呈，从此离开了袁世凯。
张謇，不仅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是它的守护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