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中国曾经兴起联省自治的风潮。其中最热心的人，是一干洋化的学者加上一群青年学生。当然，一些军人也掺和其中。他们的动机比较复杂，有热衷自保的地方实力派，也有痛感军阀混战，地方扰害想要寻求出路的有理想的军人。其中，饱受南北战争纷扰的湖南和客军骚扰的广东，对此特别有积极性。
联省自治的模板是联邦制的美国，那意思，就是要把中国的省办成美国的州。但美国的联邦，是各州商议的结果，有统一的联邦宪法做依据。但是，在当时中国，没法自上而下推行联邦制，所以，只能各省自行其是。先把一省办成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有省宪法，有省议会，然后成立责任内阁式的省政府。换句话说，就是把一个省，先当立宪国家来办。所以，当时激进的人士，干脆喊出“湖南共和国”的主张。
尽管当时的中国，军阀割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可是，但有统一之志的大人物，无论实力大小，都对联省自治不感兴趣。北边的吴佩孚，南边的孙中山，一听到这个，头就大。不过，这种洋模式的自治，能否实现，关键还是要看省里的军人和士绅。
湖南的军绅对此有点觉悟，此前南北战争，战场就在湖南，断断续续打了两年多，一个好端端的富裕省份，被北军丘八加上北面来的督军以及南来的桂军，祸害得十室九空。湖南军人借直皖闹翻之际，驱走张敬尧，清除了北军，也的确有了一点建设乡梓的愿望。既然国家复兴无望，不妨从自己家乡做起。
因此，原本是学者的联邦制的设想，现在有了军界的强烈呼应。尤其在反对北军战争中出力最多的湘军将领赵恒惕，成为了联省自治的有力倡导者。在那个时代，没有军人认可的事，是办不成的，军人有了积极性，事情就好办多了。
不过，把一个省办成美国的州，需要制度的引进。所以，在制定省宪之时，除了像蒋百里、王正廷、彭允彝和李剑农这样的全国性的大学者大名流之外，剩下的都是本省自欧美回来的留学生。制定出来的省宪法，基本上就是美国宪法的抄本，省议会的选举，也基本上照抄美国。美国刚刚给了妇女以选举权，这边也抄过来，尽管引起本地士绅的强烈反对，但在学生和舆论的支持下，这样的普选，还是落地了。
普选权落地，但被惠及的农民，却不明里就。不仅有了选举权的女人们不敢出门投票，连她们的丈夫们，也不知道投票是怎么回事。但是，各县的选举机构，还只能把投票证一级一级发下去，发到最后，每个当地的小乡绅，手里至少都有百十张投票证。再往下发，农民根本就不要，发也发不下去。就算发下去，也绝没有人肯去投票。没来由地写票，往一个箱子里投，在农民看来，是一种前所未见的荒唐事，没有人敢轻易一试。
所以，每个小乡绅手里，就都有了百十票，他乐意给谁，就给谁。当然，如果有人肯买票，也很方便，买下一个人，就有百十票。不过，在那个时候，乡下人还没这么不道德，买票的事不是没有，但不多见。小乡绅们，都是按照自己的价值取向，一股脑儿把票投给自己喜欢的人。
所以，最后都是各地的巨族士绅，特别是留过洋、进过洋学堂的大士绅当选。何文辉统计了当选的166名当选省议员中的124人的资料，其中75人有过在国外或者国内学堂教育的经历，其中留学者有55人左右。
在职业方面，有50人是教育、法律和新闻界的从业人士，45人曾任地方官，另有若干人为富商，厂矿主。查阅地方县志就会发现，这些当选者，基本上都是地方望族，长期支配地方事务，有着巨大的地方影响力。如果不是这些家族出身，即使花钱，也未必能当选。
其实，湖南过去也有省议会，省议会也要选举产生。但过去的选举，就是省里几十个大士绅说了，他们捏鼓一下，该是哪个，就是哪个了。现在的选举，实际上成了小乡绅选大士绅。普选没有实现，但选举面还是扩大了。
只是这样的选举，按照西方的标准，实在不合格。投票之日，选民不来，掌握选票的大小乡绅，只好雇人写票投票，每个受雇的人，都拿着一叠的票。像样的，多跑几次腿，一张张票投进去，偷懒的，干脆就把一叠票，一下子塞到票箱里。监票的工作人员，知道这里的名堂，也不管。
但是，长沙附近的几处投票站，由于有学校的学生自发组织起来监督选举，发现投票的翻来覆去，就是那几个人，于是出来干涉，结果跟受雇投票的人打了起来。最后警察出面，不是干预这种不正规的投票，而是赶走了学生。
所以，当时的舆论，每天都在报道选举的舞弊，但舞弊却只能进行到底。现在想来，按当时中国的状况，大概投票也只能这样投，理想主义的选举，在这块土地上，落不了地。
选出来的省议会，是彻底的士绅俱乐部，按陈志让的说法，是代表着绅权跟军人一同统治地方。但是，省议会的运作，却非常不尽如人意。每次省政府擅自征税的命令被否定，省政府都出台强行征税的命令，借军法颁布，强行推行。而地方县乡两级，在军威之下，却又只能执行。小乡绅指望大士绅保障自己利益的希望，每每落空。尽管每到这种时候，舆论和学界都向着省议会，但议会就是不管用。
其实，军人当家的省政府，也没有办法。不管实行不实行省宪，湖南的军人已经这么多了，十多万的部队，养是养不起的，但还非养不可。都说裁军是个办法，但就是裁不下去。各个派别，都希望别人被裁，自己的部队留下。裁来裁去，只有被挤掉的程(潜)系部队被裁掉。其他被裁的部队，每每以别的名义保留下来。
原本指望发动一场对湖北的战争，占据湖北的财源，解决剩余的军队的出路问题，但是，仗打到一半，原来的湖北督军王占元是被赶走了，但吴佩孚却坐收渔人之利，拿下了湖北，把湖南人赶了出去。湖南军人劳民伤财，最后只落得给吴佩孚火中取栗。幸好这个时候，直系和奉系矛盾尖锐化，否则，吴佩孚再一次横扫三湘，也不是没有可能。
屋漏又遇连夜雨，兵败湖北，被赵恒惕挤走的原湖南督军谭延闿，在孙中山的支持下，卷土重来，拉拢支持他的湖南军队，跟赵恒惕对着干。湖南内战一起，省内的税源和财源马上受到影响。省长赵恒惕只能在狭小的地域内，增加税收，才能维持军力。否则，谭延闿回来，自治就告吹了。
所以，尽管省议员们个个都肩负着家乡父老的期待，都有保护自己乡梓的义务，也的确希望遏制军人的专横，但是，却每每难遂人愿。被人寄予厚望的省议会，居然还是成了一个清谈馆。跟两届国会一样，变成一种美丽的摆设。在军与绅之间，权力的砝码，还是都被放在了军的一边。
更有意思的是，其实当时湖南的军人，尤其是当家的赵恒惕，其实并非不希望军人专横下去。他一直在刻意削减军人的势力，想方设法，改正军人把持地方政治的局面，带头把军人推荐的县知事和地方税务厘金局长换掉，尽可能走法制路线，走宪政之路。甚至，在自治推行期间，还进行了一次县长考试，力求用考试出来的文官，主管地方政务。在省宪法出台之后，他甚至用一个专门的八台大轿，敲锣打鼓，抬着宪法周游长沙全城，以示尊崇。
然而，有心宪政的赵恒惕，就是干不成。不仅北边的吴佩孚，南边的孙中山总是捣乱。湖南内部的军人，也屡屡生事。程派走了，有谭派，谭派好不容易被驱走，湘西地方势力又不听话了。将所有不听话的军人和地方势力摆平了，自己的部下却又开始据地自雄。
在一个军阀混战，到处都有人抢地盘的世界，要想保卫自己的家乡，保护家乡的宪政，非靠军人不可。需要依靠军人，就难免迁就，军人的骄横自大也就是现成的了。军人一自大，宪政对他们的约束，就成了泡影。军与绅的平衡，再也维持不下去了。一个恶性的循环，在联省自治中反复上演，直至湖南内部的两派刀兵相见，各自引入南北势力介入，于是，赵恒惕只好走人，湖南的自治彻底告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