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近几年来，我曾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十八世纪中国的“现代化”问题(或曰“处于其中”而“未曾完成”的现代化)，从《史林》(2006年第5期)，到小书《乾隆十三年》(2012年)，到最近的《中华读书报》(2014年9月24日)。我还在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我的学术立脚点和切入点》)，然后就是天则了(《我的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在清华听众虽然不多，但也来了三四所大学里相识不相识的一些朋友。在课堂提问中，大家提了一些很好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十八世纪中国现代化中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这是从来没有讨论过的，值得认真思考。
于是我又一次感到“教学相长”的道理。有一位教育学院的同学，听了录音后来信说：“讲心得，助学生，不禁锢，做朋友，被敬重，高老师，您都做到了……”就在跟同学去吃饭的路上，我意识到，应该专门写写这个问题了。
我们还是先谈谈所谓“经济方面”。按照过去主流的看法，这就要从“经济基础”，从“生产力”，以及“生产关系”说起。可惜，中国自明清以来，就没有多少“先进的生产力”，即所谓(蒸汽动力带动的)“机器工业”。后者呢，众多的学者一直在无计其数的明清史料中寻找具有一定规模的生产组织，如“手工工场”，或者能称得上“资本主义萌芽”的东西。可惜，也不能如愿。
这些都可以视为一种“下层”的视角(这句话也可以视为我的发明)。我总算是经济史出身，所以对这套还有一点了解(一笑)。但是，我们现在终于发现了不同的观点，这还要归功于旅欧学者朱嘉明，他在《从自由到垄断——中国货币经纪两千年》(远流，2011年)一书中，从经济运行的最高层次货币金融入手，与低层生产组织的研究取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认为，中国在历史上设计了一套良好的货币制度，然后就让民间各尽所能，自由运营，遂出现经济的高水平的不断的增长(两位数以上的增长并不少见)。在这之前，德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已经不再把生产方式当作最重要的问题，而看重国与国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些，都可以视为“上层”的视角，与以前的那些大为不同。总之，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就不但是一个怎么看待现代化的问题，也是一个怎样重新书写世界史的问题。这也表明，中国经济早已不是什么“封建经济”，亦非“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它是一种“人为经济”，其发展高度也不是“精耕细作”几个字所能概括的。
这些，都可以算是崭新的视角，我想，没有它们，就无法从新解释那大段大段的历史。也可以说，从今往后，什么“生产力”、“生产关系”的观点，都可以靠边站，不必要拿来解释中国历史了。
经济史研究中有关的例证就不多举了，我想，无论是老一点的学派，还是新一点的(如所谓“加州学派”)，都还没有脱出这一窠臼。
二
现在让我们再来讨论“政治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中国历史更是黑暗，甚至可以说黑暗得不得了。首先，就是所谓“专制主义”的问题。多少学者迷醉于其中，多少人至今醒悟不了，积习难改。
在一次讨论小书《乾隆十三年》的研讨会上，有学者提出，“如果说中国经济上没有所谓的强制行为，政治上没有专制，那我们这个中国现代化还要搞什么呢”?可是在我看来，仅仅用这些观点，或者从黄仁宇所说二十世纪中国上、中、下“三层重建”的角度点来看，清朝做得再“好”，也是“无济于事”的。中国革命有其深刻的原因，并不仅是表面上看来的一些;所谓革命的目标是什么呢?是为了“反对封建专制”么?恐怕不一定!不客气地说，传统政府管的事很有限(当官的也很少一做到底的)，哪里像现在所说的经济组织、生产力……到所谓货币金融，都一把抓呢?
对此，我的“诛心之论”是：所谓“专制”云云，从某种角度看来，不过是历史上某些人给中国传统扣上的一顶大帽子，目的即要你自始就抬不起头来，与西方政治不能站在一个“对等地位”，如此而已。
最近，《叫魂》的作者哈佛大学的孔飞力又出版了他的一部大作《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者认为，孔飞力作为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内在导向”的主要倡导者之一，提出了“现代性有着多种形式的存在”，“不同的国家是可以通过不同的方式走向现代的”;比之来自外部世界的影响，植根于本土环境及相应知识资源的“内部动力”要带有更为根本的性质。
何为“现代国家”?它在中国又是如何形成的?这是孔飞力在书中着重讨论的中心问题，并以“政治参与”、“政治竞争”、“政治控制”为主轴，构成其三方面的基本问题。孔飞力一生著述不多，据说篇篇都是名著，而这更成为他最重要的一本(参见陈兼、陈之宏“译者导言”)。
可是，孔飞力在他的新作中，俨然提出当日中国仍然缺少“宪政”“民主”的“代议制度”。这就很值得商榷了(中译者将“宪政”一词译作了“根本性议程”，这多少模糊了问题所在)。
所以，如同在经济领域放弃所谓生产力、生产关系的“下层视角”，在政治领域，我们也许应该扬弃所谓“宪政”或类似的“民主观点”。特别是在十八世纪、十九世纪的历史里，这些可能都“无所措手足”。比如在俄罗斯或是日本的现代化中，这些因素可以说是“若有若无”。
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译者拿他与魏斐德等人做了对比，在我看来，更为近似的研究当推罗威廉。我为什么看重《救世》，为什么“厚此薄彼”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与罗威廉的切入点，都是十八世纪，而孔飞力主要是十九世纪。
在罗威廉的弟子王笛看来，罗威廉把他的研究引向了一个广阔的视野，即与早期近代的欧洲相比较。他认为，陈宏谋所涉及的几乎所有主要方面，也是当时欧洲社会文化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在政治领域，他非常强调行政的标准化、沟通和提高效率，这正是早期近代欧洲也在逐渐形成的观念。集权的经济控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都是早期近代欧洲精英意识发展的重要成果。因此，陈宏谋使人联想到空前强大的近代早期欧洲国家在形成过程中所做的类似努力。
三
为什么说十八世纪中国处在“现代化中”呢?对此我曾借鉴了一些西方学者的“理论”，首先是法国学者年鉴派大家布罗代尔，他提出，当时世界上存在几个罕见的“共时现象”：第一，表现于人口增长(我们现在发现，不应把它视为纯粹的社会现象);第二，表现在无论中国还是欧洲，都在“加强政府”(这明显的是一个政治因素)。而在我看来，当日中国在这一方面的努力，较欧洲更是不遑多让。可惜的是，当时西方的做法，都被认为是现代化的表现，而中国，对不起，依然被认为是“封建专制”。
另一个方面，我们还可以借助美国社会学大腕斯科特，特别是他的《国家的视角》。过去，我对这点强调得不够(特别是在《乾隆十三年》中)。在一次采访中我曾经说，《国家的视角》这本书表面上来看，好像是从二十世纪说起，强大的国家干了多少愚蠢的工程。其实真正的用意，是讲二十世纪以前两百年，世界历史就开始出现了这个苗头，是一段大历史，一种历史观。我也通过在美国的弟子，帮我印证了他的这个想法。
这在清代十八世纪，表现为政府大规模投资，兴建各种工程。第一个有名的是修运河，到乾隆时，加上治理淮河。有一个省级官员就修治了黄淮十几条支流。还有，治理直隶的永定河，浙江的海塘，金沙江通川水道;以及修建承德，修建圆明园，在全国各地重修城墙;各地修筑粮库，搞大仓储(在外国学者研究中，中国的粮食仓储，当时欧洲连想都不敢想)。这些行为，只有二十世纪的中国可以与之一比。此外应该强调的，是画地图，或可称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中国也曾一度领先。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十八世纪，二十世纪的先声》，《史林》2006年第5期)，就说二十世纪我们中国无数的事在十八世纪都有了，比如说解放贱民，取消人头税;甚至清政府曾经想搞土地制度的变革(实行均田制或井田制);以及减收田租，等等。
此外，中国在二十世纪的“大政府”现象，其趋向的一起一落，也与十八世纪“若合符节”，岂不可以说是带有“现代性”么?其实，我们利用所谓“政府”这一条线索，即可解释大段的历史。换句话说，中国今日经济上的成就，用技术的角度来看(黄仁宇语)，并没有远离了清代——依然是特别依赖政府。
所以，我只是借助国外的“理论”，并非一切都从外国而来。比如说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从人口问题的发现，到土地开垦政策的改变，全面发展政策的提出，粮政的展开……(参见《从清代农业政策看当代农村变革》，《炎黄春秋》2011年第5期)。这些历史，在二十世纪后半叶又“复活”了，我们也才重新认识到清人的努力和他的现代价值。这些都与我的“当身经历”(如插队生活，对农村改革的关注，等等)有关，而不是“爬格子”就能得出的，若身处外国，没有这些经历，就不可能悟到。
关于“学术立脚点和契入点”，也许我还应该多说几句：所谓“立脚点”(立场)，是指研究主体所站之地位，“契入点”(切入点)是指其研究之对象。我选择的切入点是十八世纪，这是人人可以不同的。但是立脚点就不是这样，而绝大多数学者都是构筑在“新文化运动”之上的，也可以说是站在一百年前的立场上来看中国，那当然就很黑暗了。自上世纪初以来中国即面临着日本和俄国两大外敌的侵略，灾难不断……可是一百年过去了，尽管面对了那么大的似乎难以克服的绵绵不绝的困难，中国岂不是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尽管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这种新的现代史观，使我们对中国历史不再感到那么悲观。好像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一路下来，没有止境。我想，如果能够拥有足够长的眼光(比如长到九十年以后，到二十一世纪)，就可能眼前一亮。换句话说，“切入点”各位可以自由选择，但如果能放在十八世纪，如我与许多美国同行(如史景迁、罗威廉等等)那样，如果，再有一个好的“立脚点”，能够把它与今天贯通，就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
近百年以来，时代的主流到底是什么?黄仁宇主张，阅读历史需要一种积极态度;钱穆以为，它不应该视为“救亡与谋生”。古云：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又云：有正就有反。有善就有恶。我们不能只看其一面。如此说来，中国现代历史的“正面”是什么，“反面”又是什么?对此我们也许都应该有一个新的态度。
一代有一代之史，这也就是我想献给大家的一点想法。也是我的所谓新现代史观的“前因后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