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是晋商的辉煌年代，晋商能够享誉天下，并在十九世纪前半期达至鼎盛，与其在票号经营上的成功密不可分。票号又称汇兑庄或票庄，是承揽汇兑及存放款等业务的民间金融机构。在近代银行产生以前，票号是最为重要的金融机构，不仅民间贸易及借贷极为赖之，就是官府税金的调拨和结算也要借助于它。为何票号通称为“山西票号”呢？原因在于这一经营形式不仅是由山西人所创设，也以山西人的经营最为成功，制度最为完畜。汇通全国，聚散由晋。票号总庄林立的祁、平、太三县，俨然成为中国民间金融网络的中心。后来其他地区所设立的票号，多仿效山西票号的经营方式及管理制度。
要说到成熟的票号经营形态及山西票号的开创者，基本公认是山西平遥人、最为著名的票号“日升昌”的大掌柜雷履泰。雷履泰并不是“日升昌”的东家，何以他能够创设第一家票号，这一经营方式为何又会风靡山西，引领全国呢？
顺势因势，创设票号
雷履泰，约生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是平遥细窑村（今龙跃村）人。雷履泰虽然出身经商世家，但幼年时他颇有经商的慧根，眼光敏锐，识见独到，再加上踏实守信，善于交际，经营应对，并无困难，倒也不愁吃喝，但要得到重用，却没有适当的时机。
“日升昌”的东家是李大全，日升昌的前身是平遥西裕成颜料庄，当时雷履泰在一家名为宝房的赌场做事，李大全无事常往赌钱，对任宝房“把式”的雷履泰的行事风格颇为欣赏。想到父亲经营的颜料庄的伙友中正缺乏这样的干练精明的人才，于是邀请雷履泰到西裕成就职。李大全虽然年纪比雷履泰小很多，但在商业经营上也很有独到的想法，一心想往外扩张，壮大家业。二人互吐心声，颇为相投。嘉庆年间，纺织业的进步已经带动颜料业的发展，雷履泰提出“根基平遥，中转汉口，京津开拓”的发展思路，李大全深为认同。嘉庆十五年，李大全向父亲提出派雷履泰前往汉口执领号事，雷履泰获得独当一面的机会。
嘉庆十九年（1814年），李大全又调雷履泰到北京任西裕成分号经理，充分授介事务决断之权。雷履泰发挥己长，泛结交官吏富商，多方开拓业务，还通过参与社会救济来扩展商号的声誉，西裕成的业务量得到迅速提升。不久，财东李文贵逝世，李大全正式接掌号务，急调雷履泰到总号，任大掌柜。到任后，他依据全盘商业计划，对总号和各地分号的人事及管理制度进行整饬，使西裕成的经营成本大为下降，而效率则获得很大的提升，成为山西最为重要的颜料商之一。
当时，西裕成颜料庄除在达蒲村有颇具规模的手工制铜碌作坊外，在北京、天津、汉川、重庆等地都设有分号，从事颜料的贩运与买卖。由于山西人在外做生意的很多，年终结账，银钱多用镖局押运，成本极高，风险又大，遂有人将银钱交北京西裕成分号，由经理写信给平遥总号，于总号取款兑付。这种异地拨兑，初仅限于亲友之间，不取费。后来要求拨兑者不断增加，为保成本，开始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雷履泰在此间发现商机，在于东家协商后，决定开办日升昌票号，专营汇兑。《山西票号史料》载，嘉庆道光年间，雷履泰“在津账卖铜碌，运售四川，所得之款。由川兑津，收零星汇兑，利益很多，从此引起汇兑一业”。另有说是雷履泰久驻北京，“恒出入于王公大臣之门，深得各显贵之信任”，始而委办以事，继则信托以款，不数年而营业盈余达数十万。因赈运货物，无以容纳此巨数款项。于是以余资添设分号，替人汇兑。两说在时间点上有所差异，但并无矛盾。都说明此时汇兑市场的需求正在急剧扩大，雷履泰则敏锐的意识到了其中的商机。
大约在道光三年，雷履泰与李大全正式设立日升昌票号，李大全出资三十万两，雷履泰参股二万两，由雷任总掌柜。总号虽设于平遥，特以事之起源，在于北京，且北京存款多，责任巨，故于各分号之招牌上，通加京都二字，以志起源。对于雷履泰创立票号的功绩，后世多有肯定。山西票号史料载王之淦《票庄实事论》一文说：“平遥有雷履泰，人才超众，眼光远大，以汇兑一业，准可发达，遂将日升昌改组为汇票庄。”
汇通天下，日升则昌
日升昌创设之后，雷履泰严格厘定开票汇兑规则，“其法出一支付之票，持之所正地之分号或联号，如数兑取现银，故名票号。而汇款时按各地银色之高低，路途之远近。银根之松紧，于所汇数目之外，另加汇费，名日汇水。只烦一信之通，巨款立即照付，其别于镖局保送，费省而事稳，各商便之，莫不趋之若鹜。”而其他众商，纷纷效仿。雷士炜《票号纪略》一文中说，“有即改设者，有集资而专设者，平遥设立十余家，莫不获大利者也。究其发展之原理，营业以信义和平为宗旨。伙友以团结精神为必要，号章严密完善，历来经理用全副精‘神，始立永久基业。”票号的设立迎合了日益发达的商业贸易的需要，也因此开创了一个奇迹辈出的行业。
继日升昌后，于是太谷、祁县，介休、榆次商人纷纷仿效，形成山西票帮中平遥、祁县甲太谷三帮鼎立的竟争态势，票号成为清末重要的金融组织。正是由于他的开创作用，道光二十年(1840年)，雷履泰70寿诞时，平遥商界赠“拔乎其萃”金字牌匾，以褒扬其首创票号之功绩。
雷履泰虽然不是大股东，但由于其首创之功及杰出的经商才智，得以充分执掌号务，再加上与店东交谊深厚，信任有加，竟至在日升昌任大掌柜数十载，也因此打造了中国第一票号日升昌的辉煌。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日升昌已在北京、苏州、扬州、重庆、三原、开封、广州、汉口、常德、南昌、西安、长沙成都、清成浦(在江苏)、济南、张家口、无津、河口（在江西）18个城镇建立了分号，到光绪十二年（1886年）后又陆续在沙市、上海、杭州、湘潭、桂林五城镇增设五个分号。
规模在扩张，利润也在迅速攀升。据史料记载：“该号昔年股本银屡年增加，每股一万两，共三十股，总共资本只十万两。有人力股俸三十余股。该号屡年所得之利。以四年一账为开股份之期，每账每股若干，初开为数百两，后一二千两。四五千两至一万余两，最多开过一万六七千两。”据日升昌在北京等14个分号统计，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这个账期即获利583762银两。
在日升昌的发展中，雷履泰一度与协理毛鸿翔发生矛盾。此事难论是非但因雷履泰显然更得东家的信任，毛鸿翔只好请辞出号，时介休“蔚字号”财东侯荫吕拟组票号，即聘毛鸿翔为总理。毛鸿翔也是一位商业干才，在他的辅佐下，侯氏蔚字号也发展迅速，成为与日升昌井肩的对手。但雷、毛二人都是讲求规则的人，竟争之中井非你死我活，两号的发展反而促进了山西票号的全面兴盛。
雷履泰在日升昌中的巨大影响力终身保持，这也是日升昌得到持续发展的基础。到晚年，雷履泰更加强调以德立店和以规律人，整顿店铺规章，严格执行奖惩政策。不准本号商人买官补实缺、赌博纳妾收受贿赂、欺诈勒索。如有违者，立即出号，永不录用。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雷履泰去世。之后，日升昌继续实施他所厘定的经营方针，保持了数十年的繁荣。至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外国经济的入侵及战争的破坏，晋商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在新式银行业兴起之后，票号更是受到致命冲击。在辛亥革命前后，许多票号在挤兑凤潮中倒闭。日升昌虽然渡过此劫，但其发展的空间已经远逊昔日。1925年，日升昌改组为钱庄。
在日升昌的飞跃过程中，雷履泰个人并未成为富可敌国的巨商，但是他堪称是中国帝制时代最为成功的CEO。他创设了票号这一新式的经营模式，并在日升昌进行了最为成功的实践。
本文刊于《竞争力》2008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研究所硕士马晓菲同学提供稿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