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0月15日至17日，武昌桂子山上桂蕊缤纷，幽香四溢，第四届“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成功举行。此次会议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台湾政治大学历史学系和香港珠海书院亚洲研究中心联合主办。（1）与会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共40余人，其中港台地区研究生20余人，大陆地区研究生近20人，共提交论文41篇。港台地区学者张忠楠、胡春惠、李谷城、张哲郎、周惠民、张力、刘维开、林维红以及大陆学者章开沅、冯天瑜、刘志琴、朱英、严昌洪、陈锋、彭南生等均与会致辞或主持报告会。在会上，研究生们充分表现了青年人的学术自主性与创新性，给一向被视为“老气横秋”的史学界吹来了一股清凉之气，显示了历史学这一古老学科的生机与活力。在会议上，不仅港台和大陆青年学子互动，青年学子与学术前辈互动，而且在学术研究中，也体现出了多元互动的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
一、选题的多样性与新取向
此次会议以“近代中国社会转型与变迁”为主题，范围相当宽泛，实际上主办方未对选题加以限制，目的也是为了使研究生能够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各展所长，同台竞技。与会研究生提交的41篇论文涉及到对近代政治、外交、经济、文化、社会等各个层面的研究，有些则显属综合性的。如在一般意义上做大体分类，政治史、社会史和思想文化史的数量基本相当。这些论文不可能篇篇俱佳，有些可能还略显稚嫩，不够老辣，但确实有不少论文选题新颖，论证深刻，有的论文已涉及到一些新兴领域，体现了研究生们力图在论文选题、史料挖掘、研究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的创新精神。或可言之，这些史学后继者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近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些新趋向。
就选题而言，一些研究生显示出了较强的问题意识和较宽的研究视野，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或者阐幽发微，或者推陈出新，在不同程度上推展了相关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先看一些涉及传统研究领域的相关论文。晚清和民初是近代中国政治的剧烈变动时期，也是近代报刊的大发展时期。近些年来，学术界对近代报刊史的研究已取得了长足进展，包括对清末官报的研究也逐渐引起了重视。但从现有研究成果看，学界对清末官报的关注多集中在《政治官报》和《内阁官报》上，对于清末新式官报的全貌则不甚清楚，而且往往只是单纯从新闻报刊史方面展开论述。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唐志宏撰写的《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与演变》，从报刊史与政治史相结合的角度，探讨了清末新式官报的成立及其演变，不仅厘清了晚清官报在近代中国报刊史上的定位问题，而且对晚清官报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复杂意义进行了分析。对民众政治参与问题的研究，过去多集中在民变等方面，视野比较狭窄，浙江大学硕士生傅怀锋的《试析清末民初的民众参与》一文，揭示出清末江浙谘议局议员选举中在精英政治遮掩下的民众政治参与形态，从而对普通民众的政治失语这一已有结论有了更加真切的认识。晚清海关一直是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但研究的重点主要放在总税务司身上，造成将海关直接等同于总税务司的虚假影像。（2）北京大学博士生任智勇的《晚清海关监督制度初探》，通过深入挖掘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海关史料，将在晚清海关体系、财政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海关监督制度作为考察对象，分析了晚清海关监督的职掌、机构设置及人员构成、海关监督体系与总税务司的关系，以及海关监督与中央、地方财政的关系，对于廓清前述误读有一定贡献。对于鸦片战争后中国的领水主权问题以往虽已有较多研究，但对条约签订前的情况了解很少。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刘利民的《条约前时代中国领水主权状况初探》对此进行了考察，从而使有关领水主权问题的探讨具有了历史的连续性。
本次会议关于外交史的几篇论文也颇具特色。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生梁志勇的《清末新政时期的中英禁烟交涉》，从外交的角度探讨了清末禁烟新政成败之因及其后果。台湾政治大学应俊豪的《太平军乱事与清越关系》，运用中国和越南两方面的史料，探讨了因太平天国运动而起的股匪问题对于清越关系的影响，这对太平天国运动研究以及清越外交关系研究都是一个不小的贡献。“三国干涉还辽”也是已有众多研究的课题，对于三国干涉还辽涉及的“三国四方”及其相互关系均有探讨，但关于英国与此次外交事件的关系则尚有所缺。台湾师范大学博士生杨凡逸的《英国对三国干涉还辽的反应》，对英国不愿加入三国干涉还辽的原因及其影响进行了分析，认为英国在三国干涉还辽中的政策为英日同盟的缔结提供了重要的背景。这三篇文章一从外交解读新政，一从内乱解读外交，一从一方看多方，注重中国内部事务与国际风云的互动，从而使人们对近代中国外交与内政复杂关系的认识在原有基础上有所推进。
比较有意思的是，本次会议主题具有相当的广泛性，本不易形成主题较为集中的讨论。这也是会议主办方在初期面临的一个矛盾，一方面不想对研究生的论文提交造成限制，能够更好地根据自己钻研的学位论文选题提交文章，另一方面又希望能够形成对话与交流，避免各说各话。但在会议进行过程中，这一担忧纯属多余。在若干主题上，两岸三地的研究生似乎存在不少共识，主题相类的文章并不鲜见，并且多体现在一些较为前沿的研究领域。这一方面反映出研究生们对于史学研究方向揆情度势的悟性，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学术研究相互交流的促进作用。
关于学术建制与史学研究的关系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受到重视，但整体而言仍十分薄弱。从近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不难发现，史学的学术建制对史学研究者的群体成长和研究行为有着多方面的影响，堪称学术研究中的关键性制度因素。目前关于中国近现代学术教研机构的研究中，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清华国学研究院、私立燕京大学等代表性学术机构的研究已颇有所成，但就近代史学学术建制这一宏大课题来说，仍然还有相当的空间需要探索。（3）由此看来，香港浸会大学历史系硕士生文兆坚对金陵大学史学教研体制的探讨就有一定的学术意义。他的《金陵大学史学教研体制之演进》一文根据金大文献档案及校史著作，对金大的史学教研体制进行了系统考察。他认为，金大自1910年成立后，即注意史学教育，开办历史学科课程，到1924年成立了历史学系。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整顿，导致金大史学教研体制出现多项重大变化，如中国文化研究所与文科研究所史学部之成立、历史学系教员与课程也有所变革。而在抗战至1952年间，金大历经动荡，而其史学教研体制仍能应时而变。
关于商会及商人团体的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后期兴起以来，发展相当迅速，时至今日，可说已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不过，现在商会史研究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取得新的突破？不少商会史研究者都在思索这一问题，并提出进一步深化的思路。有学者提出，要从加强商会的平行组织和基层组织的研究、改进研究方法等方面来使这一领域得到进一步的拓展。（4）近年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印证了这一预见。（5）实际上就同业公会研究而言，其兴起既与商会史有着相当的关联性，同时也有着自身的发展路径。在行业组织这一主题领域内，同业公会是行会史研究的延续与深化。（6）不少研究生也已注意到相关选题。（7）复旦大学博士生张天政和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魏文享提交的论文也属近期渐热的同业公会研究之列。张天政的《“八·一三”时期的上海银行公会》，对这一特定时期上海银行公会在维护金融市场、保护同业利益、稳定汇兑市场、推行公债发行等方面的活动进行了考察，展现了银行公会这一民间金融管理组织在变动时期的自我维护与管理能力。这篇文章与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融史师生的其他文章一起，较为完整地勾勒了上海银行公会的历史轨迹。（8）魏文享的《社团政治：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则结合行业组织的政治建构背景，对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的政治参与进行了分析，认为同业公会既与国民党政府保持了合作，对国民党的政治动员发挥了重要的中介作用，同时也具有同业公会自身的利益表达，这种表达既有合法性的，也有超出制度范围之外的。其分析角度的拓展，有利于避免将同业公会视为政府之附属或者政府之对抗者的片面结论。
国共两党的党史是近代中国史研究的重要内容，不过，由于历史和现实因素的影响，党史研究往往以党论代史论，因而使党史研究偏离了史学的求真目标。较为具体的表征是，在中国共产党史的研究中，对历史事件易受到有关“决定”的束缚，易流于对中央文件的一般解读，要想有所创见则非易事。在国民党史的研究中，过去多将国民党及其掌控的政权视为一个整体，而缺乏进一步的细分。近年在近代史领域，两党党史研究出现了一些新趋向，不论是大陆或者是港台，党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色彩逐步弱化，而基于史实的实证性研究受到重视。大体可表述为两个倾向：其一是更加注重以实证的态度进行研究，重视相关资料的发掘，尽量避免以党论代史论；其二是不再简单地将党看成是纯粹的整体，而注重对党的基层组织进行更加细致的解剖。（9）武汉大学硕士生张建华的《国民党省级党部的社会角色》，以1927—1938年间的湖北省党部为例，分析了国民党省级党部的社会角色及其变化，认为在此期间，湖北省党部社会角色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党务与政务融合的趋势；二是基层党部集权制被强化的趋势。在中国共产党史方面，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陈耀煌的《围剿与反围剿：论反“罗明路线”斗争之源起》，根据大陆出版的新史料及档案资料，对反“罗明路线”这一老问题进行了重新梳理，认为反“罗明路线”尽管与当时中国共产党上层路线冲突有密切关系，但该事件的根本原因乃在于闽西苏区上层党领导与地方干部及群众对于革命的认知与对情势之判断不同，以及由此造成的对于应该采取的策略及战略的争论。这两篇文章在论证的严密性方面或许还存在一定欠缺，但其努力的方向无疑是值得肯定的。
几篇社会性别史的论文深入到社会生活，研究普通饮食男女的性别与婚姻观念，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台湾大学博士生周叙琪的《由〈妇女杂志〉看男性特质的改变》，主要以民初的《妇女杂志》为例，以社交、恋爱、婚姻三个方面为研究取向，分析男性在传统男女界限破除之后如何与异性友谊互动、如何选择配偶以及社交与婚姻的关系问题，从而将男性在近代婚姻生活观念和风格变迁过程中的形象凸现出来。台湾大学博士生张远《清末民初戏剧男女合演问题中反映的性别观念》一文指出，在清末民初对男女合演问题的讨论中，许多观众对男女演员持不同的评价态度，常把女演员放在较低的位置来评价，且常以男演员的演出作为典范来评价女演员。许多人仍抱持清代发展到极点的礼教观念，抨击男女合演有伤风化，而一些受西方影响的话剧界人士则将男女合演视为进步。无论如何，演员的实际性别仍被强调。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王若梅的《在摩登与传统之间———以〈良友画报〉中的女性题材之处理为例》，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性大型综合图片读物《良友画报》入手，分析了其所展示和塑造的女性形象，并由此探讨近代中国转型与变迁中一般民众的观念适应问题。文章认为，《良友画报》牢牢抓住了摩登女性活跃而流动的魅力，在摄影和文字的虚实建构中为女性提供了模仿的对象，也为男性提供了消遣的资源。《良友画报》不论对女性还是对男性的女性观都起了一定的塑造作用。这几篇文章均涉及近代女性形象及观念问题，具有一般妇女史研究的某些特征，但显然又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妇女史研究，而是具有“社会性别史”(gender"shistory)的取向。传统妇女史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妇女的历史，也可以说是发现妇女的历史和添加历史。
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随着“社会性别”(gender)概念的出现及在史学界的广泛流传，性别维度和社会性别视角的运用成为妇女史研究的新趋势。（10）比较遗憾的是，大陆的妇女史研究长期以来作为社会史的分支，在研究视野方面也受到局限。当下，加强社会性别史的研究虽然有“跟进”之嫌，但也是必要的。这里介绍的几篇论文在具体论述中还不同程度存在着简单化的弊病，得出的结论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其选题的意义仍然值得肯定。会议进行过程中的讨论也许证实了这一点，针对这几篇文章的提问不少，其中更多地是反映了大多数“男性”研究生对于性别史知识的匮乏。台湾大学历史系林维红副教授在讨论中对妇女/性别学(Women&Gender"sStudies)的精彩介绍相信会使研究生们受益匪浅。
这次会议涉及经济史方面选题的文章较少。台湾暨南大学硕士生余昌蓬的《从商办到官办：论湖北签捐票发行经纬》，对中国第一份官办彩票———湖北签捐票由商办转为官办的内在原因、发行策略、市场反应及与财政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做了探讨，认为湖北签捐票的官办方式对于此后的彩票发行有着深远影响。厦门大学硕士生梁勇的《近代四川桐油外销与市场整合》，通过对近代四川桐油交易模式的分析，揭示了桐油贸易网络在因应外销新局面及洋行进入四川桐油交易过程的反映及其变化。复旦大学博士生诸静的《北洋时期金城银行的铁路放款与投资》，依据上海档案馆所藏档案史料，对近代著名的私营银行———金城银行在北洋时期的铁路放款及投资活动进行研究后指出，与一般银行相比，金城银行不仅参与铁路放款较早，而且其放款的比重也较大。此外，少数论文的考察范围也涉及到当代。台湾成功大学博士生王御风的《当代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变迁的历史分析》，以最近三次高雄市长选举为例，对近几年来台湾地方政治版图及高层政治的剧烈变动进行了结构分析。香港城市大学博士生李绥洲的《中国党政干部制度改革的体用分析》，讨论了当代中国党政干部制度改革及“苏丹化现象”，并对如何建立廉洁高效的党政干部制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不过，就近代史研究的范围而言，向前回溯者多，向后延伸者少，主要是因为运用历史学的方法研究当代刚刚“过去的事”，会在史料以及史观方面受到相当的制约，或会造成过多的“现在之同情”。
二、多元互动的研究视野
类似两岸三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这样的学术会议，无疑是三地研究生之间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但交流的过程也是对研究生学术训练成果和学术研究水平的检验。虽然不宜单独以一篇文章定一人水平之高下，但是如在总体上略做分析，从中仍然可以看出研究生们所持历史研究方法的一些迹象。这些迹象不仅以文字形式跃诸论文之上，而且在研究生们的相互评论及发言中也有所显现。整体上看，多元互动的研究视野受到重视，多学科研究方法被广泛运用，此外，在继承实证学风方面也有较好的表现。
例如不少论文都能够以整体史或者是总体史的眼光观察历史，注重近代政治、社会与文化间的多元互动，重视内政与外交的相互影响，重视在政治经济制度中的变与不变，关注近代与前近代的延续与中断，从而使研究视野更为开阔，并由此发现新问题，得出新结论。在对国民党湖北省党部的讨论中，有了对国民党进行的组织分合与解构的自觉，如此才能跳出过去完全视之为整体的陈见。在对近代婚姻及性别观念的讨论中亦可看出，只有从社会性别的普通意义出发，方能有别于一般妇女史研究。这些都体现了一种多元互动的历史观。在这里，需要打破传统的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经济史的界限，具有一点会通的悟性。
这里再以会议中几篇思想文化史的论文为例，说明思想文化与社会互动式研究的重要性。王国维之死在近代史上充满了各种不同的解释，但大多是以王国维为中心，从思想、政治或者社会方面来注解其死因。台湾大学博士生林志宏变换角度，在《死了王国维之后：民初“政治道德化”及其叙事》一文中，以社会现象为中心，准确地说是以“道德政治化”这一现象为中心，而以王国维之死这一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化事件来解读民初“道德政治化”的特征及其走向。文章将王国维之死置于民国时期的复杂社会背景下，考察了晚清遗老、社会舆论、陈寅恪和罗振玉等从不同角度对王国维之死的诠释，再由王国维之死的叙事进一步分析了民初“道德政治化”的衰落趋向。不过，在讨论中有人提出质疑，认为单独以王国维之死来说明“道德政治化”现象是否具有典型性和对于“道德政治化”现象的概括是否准确等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思考。台湾政治大学博士生张维屏在《虚拟的身影：伪造〈纪晓岚家书〉与纪氏的民间形象》一文中，通过考辨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纪晓岚家书》内容的真伪及其现世原因，来分析纪晓岚幽默风趣的个人形象如何转化为最终的民间形象这一颇有趣味性的过程。作者认为，纪氏的文思、机敏及神秘使其确立了幽默风趣的雏形，清末世局的剧变则推动纪氏的民间形象逐步政治化，而伪造家书的出现不过是这一过程的继续。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纪氏的民间形象逐步丰满，民间化的过程具有鲜明的“层累性”，这种层累的走向又深受社会形势的影响。反观近代，一些历史人物的民间形象或者学术形象的变化又何尝不带有这种倾向。香港中文大学博士生胡吉勋的《20世纪初上海爱丽园的教育、学术圈研究》，以上海犹太富商哈同及其夫人所拥有的私家花园爱丽园为中心，探讨了20世纪初上海的教育圈与文化圈的存在形式。文章认为，这种教育圈与文化圈是明清以来江南地区私家助学风气余习与清末民初上海犹太富商崛起，并依据其民族伦理而施展其社会影响力相结合所形成的特殊现象。中山大学博士生李欣荣的《走向多元化：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学界》，以张荫麟回国觅职事、修史缘由以及关于冯著《中国哲学史》的评论为轴，以张氏的史学和交流为线索，在研究张荫麟的学术交游的同时，探讨了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学界的多元化走向。这几篇文章研究思想文化却又不完全局限于思想文化，而是关注社会大势、社会观念、生活环境、人脉关系与思想学术的互动关系，颇具整体史的视野，在这种自觉下，对文化人物和文化现象的解读应会更加深刻，把握也更为全面。
需要说明的是，多元互动的视野在历史主题的宏观范围内，体现的是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的交互融合，在这一视野下，历史中的“社会”更加完整和细腻。近年来，由于史学的世纪反思及建立“本土化”历史学的自觉性，使得学界关于“新社会史”的讨论比较热烈。一些学者主张，“社会史”应理解为一种历史研究范式，一些学者仍持“专史说”，但不论在学科定性上有何差异，其研究取向仍具有相当的共同性，即在研究主题与角度的选择方面，深入民众的社会生活或传统的社会史选题仍然是主流，只不过“范式说”更强调整体史、总体史的考察方法。（11）作为对过去“政治史”取向或者其他情况的一种反动，这一讨论显然引起了其他领域学者的共鸣。上述主要在传统社会史领域内展开的讨论在其他领域也同样存在。在经济史领域，一些学者在总结年鉴学派及国外经济—社会史研究和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得失的基础上，提出建立中国的经济—社会史学科的主张。（12）这些学者在强调加强经济与社会的互动性研究的同时，也赞同整体的历史和普通民众的历史的研究取向。在妇女史研究领域，社会性别史实际上是在性别学理论基础上对女性史的扩展与转换，当然，其重点则是妇女—社会性别史。在这些讨论中，重视历史进程中的各层面的互动，力图重建更为完整和真实的历史其实是一种共同的关怀。这种关怀作为寻找过去研究中曾“丢弃的问题”或者“失落的世界”的方法，可能使我们能够有新的发现。研究生们或应对这类讨论多加关心，说不定在仁智互见的争议中可以获得一些启迪。
多元互动的视野在研究方法层面，更多体现的是多学科方法的运用。就20世纪史学的发展大势而言，专科化与跨学科可以说是并行的两大趋向。学科的交叉自然也导致了方法的交融，相关学科理论的引进的确可以为研究者转换视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提供帮助。但正如有学者所批评的，一些学人之跨学科“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13），这就失去了历史研究的本源了。果真如此，研究者反而会在学科交叉与方法跨越上迷失自我，历史研究也可能失去了自主性。在历史学中，多学科方法并非不能运用，其关键一在于适当，二在于以史料为根据，要尽量避免填充式或模式化的论证方法。在一些特定的论题上，多学科方法的适度运用的确可以使研究重进花明之境。（14）
可喜的是，此次会议不少论文借此为研究工作打开了一片新天地。在关于政治制度、政治参与的分析中，一些研究生多借鉴政治学的有关理论，对有关概念进行准确界定和梳理，从而发现以往研究中所存在的弊端。心理学的方法也得到重视。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生若松大佑的《1957年张学良对蒋中正的挑战》，在探讨张学良《杂忆随感漫录》中对自己过去经历的解释时，运用了心理学自我定位的有关解析。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生孙建国在《论近代上海个人征信事业与社会公共空间管理》一文中，运用了信用经济学的理论来分析中国征信所之成立。特别是南开大学博士生姜海龙的《试论新文化运动领袖的母亲情结》，借用心理学中关于“母亲情结”的有关说明，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来解读新文化运动三大精神领袖鲁迅、胡适和陈独秀的妇女观。文章认为，母亲的巨大形象影响到这些新文化巨子的内心世界。作者将这种母亲情结置于近代的历史与文化之中加以解释，使我们对这些文化领袖在精神主张与个人生活中所体现出的两难境地有了更深的了解与同情。正因如此，这篇文章在会议上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计量方法的运用在这次会议论文中也有突出的表现。过去，计量方法一般在经济史与社会史研究中运用较多。而在本次会议的部分论文中，一些研究生将计量方法与电脑统计相结合，使计量研究更进一步，并将计量方法运用于思想文化史研究，取得一些新的收获。例如台湾政治大学硕士生唐屹轩的《〈新青年〉与〈学衡〉引介新知的量化分析》，即对这两个当时颇有影响的刊物在引介新知方面进行了量化分析。作者将《新青年》从创刊至1926年停刊12年间发表的1419篇文章进行分类，其中与引介新知相关的文章有511篇，《学衡》从1922—1933年间发表的文章多达1708篇，其中与新知相关的约有282篇。作者按照其来源的国家地区分布、专史分类两大指标，对两刊引介新知的源地及其侧重点进行系统分析和比较，从而确定两刊在引介新知的比例、来源、专史分类方面均有差异。如果将这篇文章与其他主要以举例法来阐明两刊的宗旨及其影响的论文相互对照，我们的历史认知无疑会精确、明晰得多。香港中文大学硕士生谭洁瑜的《从征婚广告看中国人价值观念的变迁》，虽然讨论的是当代中国人的婚恋价值观念的变化，但其计量方法的运用仍然值得介绍。作者随机抽取国内家庭生活类的著名杂志《家庭》在1986—2002年间的804个征婚广告作为文本，从征婚者自我介绍和对未来配偶提出要求的角度和价值取向进行量化分析，分为身体物质特征、精神特征、社会资源特征和婚史4个方面约20项指标。作者通过电脑运用Excel和SPSS进行统计分析，从而勾画出了20年间中国人婚恋价值观念的变化曲线。
实证的学风在此次会议上得到发扬。实证是历史学的基础，也是我国史学的优良传统。不管历史哲学、史学观念、研究方法如何更新，实证总归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余英时先生指出：“史学论著必须论证和证据兼而有之，此古今中外之所同。不过二者相较，证据显然占有更基本的地位。
证据充分而论证不足，其结果可能是比较粗糙的史学；论证满纸而证据薄弱则并不能成其为史学。”（15）不论是如何新的史学研究范式，是哪个学科的理论方法，没有史料的基础，都只能是塔立沙丘。在这次会议上，实证的学风得到继承和宏扬，这突出表现在资料的运用和史料的发掘上。不少论文尽量避免使用孤证或者二手资料，注重史料运用的全面性，使历史事件的各方均能够在文中说话。同时，尤其重视历史档案资料的挖掘，以史料的原发性来加强论文的原创性，以期有所创新。这种史料意识正是实证学风的最直接体现。
台湾中兴大学硕士生许峰源的《南京国民政府对国际联盟理事会席位争取之研究》，对南京国民政府争取国际联盟理事会席位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梳理，所运用的资料包括台北“国史馆”的“国民政府档案”、“外交部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档案以及《申报》、《大公报》等报刊资料。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戴银凤的《20世纪初年寓华西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观感》，主要以1905年上海大闹会审公堂案为考察点，来分析20世纪初寓华西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观感。她所运用的史料除上海档案馆工部局档案、《申报》、《中外日报》、《万国公报》外，还包括驻华西人间的通信和其他言论，资料的全面性使其论述更加严密，由此揭示出驻华西人对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既有抱恐惧和排拒心理者，也有持同情和理解态度者。任智勇在对海关监督制度的研究中，突破以往研究过分依赖于总税务司资料的局限，大力发掘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的“军机处录副奏折·财政类·关税项”档案和其他相关文献，从而揭示出被总税务司光芒所遮掩的海关监督制度的原貌。彭剑根据华中师范大学所藏报刊缩微胶卷，对孙中山与新加坡《中兴日报》、《南洋总汇新报》两报论战的关系进行了考证，认为在以往的评价中夸大了孙中山对两报论战的影响，并对历史人物评价中的“神圣化”和“妖魔化”现象进行了批评。华中师范大学博士生付海晏的《秋后算帐——战后鄂东民事秩序的恢复与重建》，运用了鄂东地区的民事诉讼档案，对战后鄂东民事秩序恢复与重建过程中的“自我道德化”现象进行了研究，从而在一个微观层面揭示了战争是如何影响司法实践的。
可以说，史料征引力求全面、档案资料受到普遍重视是此次会议论文的一个重要特点。正由于此，才能够使一些原有课题得到深化，一些新的课题不断被发掘。在会议的讨论过程中，史料是否坚实可信也是研究生辨难的重要内容。我们还看到，不仅国家档案馆、省市档案馆的资料受到重视，有些论文资料搜寻已深入到县级档案馆。虽然并非提倡“无档不论”的口号，但有一分史料方可说一分话，发掘原始档案不能不说是史学研究的一个必备技能和条件。
总体而论，此次研究生会议提交的论文，不论是从选题还是在研究方法方面都体现了较好的创新意识，多元互动的历史视野、敏感的问题意识和较好的理论自觉性显示了两岸三地的研究生在把握近代史研究发展趋势、挖掘新的学术增长点方面的能力。不过，作为研究生会议，提交的论文还不免会存在一些缺陷。
例如，虽然大多数论文注重学术史的总结，但少数论文仍然忽视了这个方面，这直接影响了选题的学术价值。关于内债和《新人口论》的论文，对于已有研究成果的发掘显然不够。这除了使论文重复别人早已得出的观点外，难以有新的创见。这实际上涉及的是学术规范问题。近年关于学术规范问题在大陆讨论相当之多，这从一个侧面说明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研究生们能否有学术规范的自觉，既说明了现在研究生教育和学术训练的水平，也关系到将来史学界的学风。学术规范不仅表现在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有引必注，也表现在学术总结是否充分，是否准确。绝大多数研究生遵守学术规范，少数在提交论文时有所忽视，但在会议上也做了补充说明。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论者对于民国时期的研究成果多未注意，对于海外的研究情况关注不够，造成了学术史的断裂。这种情况在大陆研究生中可能较严重一些。多学科方法的运用是会议论文的一个突出优点，但同时也是容易出纰漏的地方。各学科的理论均有其自身的学术渊源与话语系统，如单独截取某一部分或者完全照搬过来研究历史问题，都难免有生吞活剥之嫌。研究生有比较强烈的理论自觉性这当然是好事，但是在运用上如不严密则会造成缺憾。在会议讨论过程中，有关核心概念的阐释及理论的含义，往往成为讨论的中心，这是各种学术讨论会上最常见的场景，讨论无疑是正常的，但也从反面说明了概念运用不当所造成的“麻烦”。在对待“文本”方面，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随意解读的倾向，误读或者错读的情况也不鲜见。在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方面，少数研究生仍然显示了对研究对象的过度喜爱，在评价或者比较中往往会过于拔高，甚至自己在研究同类主题的不同文章中扬此抑彼，自相矛盾，而并不自知。在史料的运用方面，大力重视档案史料，重视史料的原始性，这无疑是值得大力提倡的。但与此相应的情况是，在对档案史料进行大力开发的同时，一些常见的基本史料反而被忽视，从而产生了有学者所言的“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读二十四史”的情况，这就有点得不偿失了。（17）
这些问题在此次研讨会的论文中并非普遍，但多会在不知不觉中触动机关，从而掉入“规范认识”的陷阱。如果没有一点警觉，这种情况可能会影响到研究生学术水平的提高。在此提出，意非批评，而在于提醒。研究生若能在发扬其优点的同时，也能够避免其缺点，自当进入日臻完善的境界。
三、研究生会议之将来
从2000年到2003年，从广州、台北、上海再到武汉，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研讨会已举办了四届。经此四届会议，两岸三地青年研究生的交流与往来多了起来，交流与理解也进一步影响到年轻一代的思想及研究方向，有利于拓宽学术视野及提高研究水平，并将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进步。在四届会议中，已产生不少优秀论文，还有不少提交论文是博士学位论文的节选，由一斑窥全豹，可以预见，一批新的研究成果的诞生将为期不远，而一批新人也将由此成长起来。通过研究生会议，两岸三地在研究生培养方面也多有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近代中国史研究生教育的水平。在此次会议的开幕式及闭幕式上，曾参与发起两岸三地研究生会议的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张哲郎教授、香港珠海书院文学院胡春惠教授以及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教授均对研究生会议已取得的成果表示欣慰，并期望两岸三地研究生会议能够继续举办下去，使之成为两岸三地历史学研究生学术交流的平台和学术进步的阶梯。这次会议无疑是对前几次会议取得成绩的延续与深化。胡春惠教授说：“关心、提携年轻人也正是我们倡导举办两岸三地研究生学术研讨会的用意所在……现在已经是第四届了，不论从选题还是从论文的行文来看，都比第一次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令人非常高兴的。”
经过几届会议的锻炼，研究生们在主体意识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相当数量的研究生曾参加了两次研究生会议，有的甚至参加过三次，其表现一次比一次出色。这次会议共三天时间，两岸三地的研究生都以饱满的热情、青春的锐气投入到研讨中，会上报告镇定自若，评论提问精彩纷呈，针锋相对而又友好互动的辩论时时赢得热烈掌声。而会下的交流有时更为积极主动，向与会知名学者请教，和相关领域学友切磋，提出许多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重大问题，反映出研究生们经过严格的学术训练已具有较好的科研素质。港台和大陆一些知名学者与会主持，也是此次会议得以顺利进行的重要保证。据我们初步了解，与会学者和研究生们都认为这是一次圆满成功的论文发表会，它无疑将对两岸三地历史学人才的培养有所促进，也会使一些问题的研究更加深入。与会学者和研究生均认为，两岸三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应该轮流主办下去，为青年学子创造机会。如果时机成熟，还应该扩大到两岸四地，将澳门也纳入进来。张哲郎教授还建议，以后可以更开放一点，邀请中国古代史和世界史的研究生参加。这样，多元互动的局面将会更加丰富多彩。
当然，任何一次学术会议都不可能十全十美，它不仅受到论文水平的局限，还受到不少客观因素的制约。本次会议承办方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2002年底就发出会议通知，并请各大学、科研机构认真进行本单位研究生的论文评选与推荐工作，以保证提交论文的质量。许多历史学系、所认真组织了评选，推荐了能够代表本单位研究生最高水平的论文与会。但仍有部分院校对研究生会议不够重视，评选不严或随意推荐，部分论文质量不高，也因此造成在论文组织工作上的一些缺憾，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对所在系、所的学术声誉造成负面影响。这种情况在前几届会议上也存在。为了将研究生会议持续举办下去，并能够取得实效，需要各院校历史系的领导和导师予以切实重视，评选和推荐真正能够代表本单位研究生水平的学术论文来参加会议，也请各地导师关注研究生会议的讨论情况，并为会议的举办提出好的建议。各地历史系的领导和导师也可以借会议之机，交流研究生教育的经验与心得。
“独学无侣则孤陋而寡闻”，研究生会议能否真正达成初衷，促进学术交流和史学人才的培养，归根到底仍取决于研究生自身，取决于研究生们在平时的踏实训练和勤奋思考。只有这样，才能够充分运用这一来之不易的舞台，提高自身的学术研究水平，拓宽学术研究的视野。
本文刊于《近代史研究》2004年第1期，感谢华中师范大学近代史所硕士云嘉南提供稿件。
注释：
1、两岸三地研究生论文发表会系由港台地区和内地几位知名学者共同发起的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学术讨论会，至今已举办四届，第一届于2000年5月在广州中山大学举行(综述请参见曹天忠、赵立彬《两岸三地“研究生视野下的近代中国”学术讨论会综述》，《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5期)，第二届于2001年10月在台北政治大学举行，第三届于2002年10月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这三届会议的论文均已结集出版。
2、关于中国近代海关研究史的概述请参见戴一峰《中国近代海关史研究述评》，《厦门
大学学报》1996年第3期。
3、这方面具代表性的著作有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研究机构的兴起——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江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其他相关文章介绍请参见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第11页；(下)，第449—540页，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4、马敏：《近十年来中国的商会史研究及其展望》，章开沅主编：《近代史学刊》第1辑，
2001年；冯筱才：《中国商会史研究之回顾与反思》，《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5、参阅魏文享《近代工商同业公会研究之现状与展望》，《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2期。近年兴起的同业公会研究讨论的重点集中在同业公会制度以及银行公会方面，对于各行业的个案研究还不充分。
6、朱英：《中国行会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
7、据笔者所知，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有两位博士生分别以银行公会和同业公会制度为考察对象撰写学位论文，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金融史方向多位博士生对上海银行公会进行分工式的阶段性研究。另据了解，其他大学也有以机械业等行业公会为主题的学位论文。
8、已发表的相关成果有吴景平《上海银行公会改组风波(1929—1931)》，《历史研究》2003年第2期；吴景平、王晶《“九·一八”事变至“一·二八”事变期间的上海银行公会》，《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3期。此外，在2002年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金融的现代化与国际化学术研讨会”上有多篇相关论文提交。
9、在1993年《近代史研究》编辑部举办的“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及书评”座谈会上，就有学者提出要全面开展国民党史研究，尤其是国民党地方党部及其基层组织的研究(《中国国民党史研究及书评座谈纪要》，《近代史研究》1994年第1期)。近年国民党史的新进展正是循此路径而取得的。在中国共产党史研究方面，杨奎松曾对中共党史走向学术化的有关问题进行过分析（《50年来的中共党史研究》，《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5期）。
10、关于由妇女史向社会性别史的转化进程及其相关讨论情况的介绍，请参见俞彦娟《从妇女史和性别史的争议谈美国妇女史研究之发展》，(台北)《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1年第9期；杜芳琴《历史研究的性别维度与视角———兼谈经济—社会史和妇女—社会性别史的关系》，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07—125页。
11、关于社会史范式的讨论及介绍请参见赵世瑜、邓庆平《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历史研究》2001年第6期；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的庙会与民间社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13页；常建华《20世纪中国社会史研究》，周积明、宋德金主编《中国社会史论》，湖北教育出版2001年版。
12、例如在2001年9月由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研究所《世界历史》编辑部联合主办的“经济—社会史学术研讨会”上，一些学者主张建立经济—社会史的分支学科。具体情况请参见侯建新主编《经济—社会史：历史研究的新方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
13、桑兵：《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绪论”，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等单位举办的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新史学——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为论题的学术讨论会上，30多位学者从各自学科及研究的学术主题出发，对史学的社会科学化、后现代史学等问题进行论析，较好地反映了多学科交叉背景下的中国历史学研究现状。参见杨念群、黄兴涛和毛丹主编《新史学——多学科对话的图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16、余英时：《关于韦伯、马克思与中国史研究的几点反省》，《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0年版，第184页。
17、罗志田：《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民国新史学的一个诡论现象》，《历史研究》2000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