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近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背景之下，源自西方、后经日本转换的帝国主义一词作为新名词进入中国，并迅速落地生根，政治—军事意涵是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一词的主要义项。此后，随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20世纪以后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在列宁那里基本意涵得到极大扩展的新的帝国主义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被广泛使用。这一时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呈现出学理讨论与日常使用之间的分野。其中，学理讨论基本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但现实生活中的日常使用主要沿袭的还是原先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政治—军事意涵。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其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理解，也有助于引起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究竟产生何种变化进行思考。
作者：曹龙虎，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
文章原刊：《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
在近代中国，帝国主义可谓是最为人所耳熟能详的政治概念之一了。按照现行教科书的叙述，自鸦片战争起，近代中国政治因为受西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才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概念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等概念一起成为界定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关键词汇。长期以来，学界对帝国主义议题的研究可以用汗牛充栋来形容。不过，在纷繁复杂的帝国主义相关研究中，学界研究的主要着力点是挖掘帝国主义的思想内涵，而针对帝国主义概念变迁问题的专门探讨较为少见。近年来，随着关键词、观念史、概念史等方法的引入，相关学者也开始关注这一重要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及其演变情况。大体来说，已有研究已经非常好地给我们厘清了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兴起历程，即大约从19世纪末期开始，帝国主义概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并成为影响20世纪中国最为深远的政治概念之一。但已有研究较少关注该概念的后续传播情况，尤其是该概念在传播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义项转换、用法变化等现象。在前贤的基础上，笔者重新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的传播状况进行考察，除了诸多史料的重新收集、整理和解读之外，笔者还从概念史的问题意识出发，对帝国主义概念的衍化情况进行了探讨。笔者希望这一新的角度的引入，有助于引起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变化的重视，进而激发我们对词语/概念使用过程中旧语义与新意涵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从而增进我们对词语/概念演变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认识。
一、 帝国主义一词的输入
（一） 帝国与empire的接轨
要想厘清中文语境中帝国主义概念的来源，我们首先需要从中国古代汉语中早已存在的帝国一词说起。总的来说，在中国古典文献中，帝国一词虽然早已存在，但使用并不普遍。笔者根据中国基本古籍库进行检索，得到的大部分结果都是“帝”和“国”两字并列但并非为合成词的例子，从合成词意义上使用帝国一词的案例仅有少数。其中隋朝王通（584-617年）的《中说》（又名《文中子》）中有“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之语，这里的帝国与强国、霸国、王国、皇国并列，指以德治为特征的五帝之制；由玄奘（602-664年）述说、辩机（生卒年不详）撰文的《大唐西域记》中也有使用合成词帝国的用例，“池西派一大流，西至达摩悉铁帝国东界，与缚刍河合而西流，故此已右，水皆西流”。不过，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所谓“达摩悉铁帝国”，指的是今天阿富汗的瓦罕地区，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另外，唐代的王勃（约650-676年）在《江宁吴少府宅饯宴序》中概述金陵历史的兴衰时也曾使用过帝国一词，“蒋山南望，长江北流，伍胥用而三吴盛，孙权困而九州裂。遗墟旧壤，数万里之皇城；虎踞龙盘，三百年之帝国”。这里的帝国主要指帝王治下的国家。这些基本上是我们能查找到的中国古典文献中在合成词意义上使用帝国一词的所有用例，从这些用例可以看出，作为合成词的帝国在中国古代古典文献中用法还并不固定，含义也与今天有很大不同。
英语中的empire一词源于拉丁文Imperium，后者在罗马共和国晚期和罗马帝国早期比较常用，其起初的意思为罗马公民赋予执行官和军事长官等在特定范围内行使的权威，有执行权的含义，后来经过演变，指代一种普遍的统治(rule)或者行使这种统治权的特定领土、疆域（territory）。著名的《牛津英语词典》（O·E·D）为我们列举了英语中empire的详细用法。大体来说，empire指那些统治者称为皇帝（emperor）或女皇(empress)的君主制国家，并进而泛指那些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并且统治、支配多个民族或邦国的国家。其中，empire后一层含义在现代用法中更为普遍，也更为流行。例如，《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就认为帝国（empire）是“一个统治若干超越其国境的领土、由不同的民族构成的国家”。美国学者威廉·弗格森（William Ferguson）也认为“帝国是因一个国家对其他国家进行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国家”。显然，《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和威廉·弗格森都没有从君主（帝王）之国来定义帝国，而是从一个强大国家的角度来定义帝国。
那么，西文empire是怎样与汉语词帝国进行接轨的呢？
旅日学者陈力卫详细考证了汉语词汇帝国与英语词汇empire的对译问题。按照他的说法，帝国一词与西方概念的接轨最早出现在日文材料里。他发现，随着《文中子》（文中有“强国战兵，霸国战智，王国战义，帝国战德，皇国战无为”之句）在江户时代元禄八年（1695）由深天厚齐（1714-1784年）施加训点出版了和刻本后，在宽正元年（1789），日人朽木昌纲（1750-1802年）在《泰西与地图说》一书中便用“帝國”一词去对译荷兰语词Kerizerdom。之后，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年）在荷属巴达维亚出版的《英和·和英语汇》的英和部分也直接将英文empire翻译为日语词“帝國”。到明治维新中期的时候，“帝國”一词在日本已经被广为使用。
美国学者欧立德（Mark C.Elliott）在一篇追溯帝国概念滥觞的文章中也涉及了帝国与empire的对译问题。他发现，在1820年来华传教士马礼逊（R.Morrison）撰写的文章——《全地万国纪略》中，就出现了与西方empire含义相当的帝国一词。在这篇文章中，马礼逊分析了非洲各国的政体类型，认为“亚非利加之分，有候国、有王国、有帝国，又有多小国家未有一定的朝政者”，欧立德认为这是中文语境中empire与帝国对译的首例。另外，欧立德还提及了当时少数中国文人使用帝国一词的案例。他发现清廷负责粤海防的梁廷枏（1796-1861年）在1850年的《夷氛纪略》中也在近现代意义上使用了帝国一词，“窃思欧罗巴洲各国，即大国小邦帝国王邦，无分统属于”。不过，欧立德也承认，当时中国文人使用反映西方empire词义的帝国一词还是非常少见的，“《夷氛纪略》梓后约二十五年，才在其他中国文人笔下看到再次使用‘帝国’一词，李圭是其中一人”。而此时，一衣带水的日本已经经常以帝国日本、大日本帝国等带有帝国字样的名字自称了。
根据现有的文献资料来判断中文语境中帝国一词近代意涵的获取（即用帝国一词指实行君主制的强大国家）是否源于日本确实存在困难，毕竟这一词汇在中国古典的文献中早已存在，并且其近代意义上的使用（指实行君主制的强大国家）也零星出现在近代来华传教士（如前文提及的马礼逊）和少数文人（如前文提及的梁廷枏、李圭等）的论述中间。
不过，反映empire词义的帝国一词在中国的广泛使用是从19世纪末开始则是毋庸置疑的。这里值得一提的是严复在《原富》中翻译的例证。严复将亚当·斯密的原文——“It vanquished and subdued,and well exercised militias of the principal republics of ancient Greece; and afterwards,with very little struggle,the effeminate and ill-exercised militia of the great Persian empire.The fall of the Greek republics,and of the Persian empire was the effect of the irresistible superiority which a standing army has over every other sort of militia.It is the first great revolution in the affairs of mankind of which history has preserved any distinct and circumstantial account.”翻译为：“夫希腊合众之民兵，于时称最精，而斐立百战终克之。若波斯民兵，则息土之民，偷弱选耍，其克之也者，发蒙拉朽而已，岂有难哉。此为欧洲兵制置用额兵之始，亦即为一国并兼数部号英拜尔之始，载诸史传，亦世运之一变局也。”在这里，严复将empire音译成英拜尔。不过，令人惊讶的是，严复在这里又附加了一个特别的解释：“英拜尔近人译帝国，亦译一统，或译天下。亚洲之英拜尔若占印度、波斯，今日本皆是。其欧洲则古希腊、罗马、西班牙、法兰西，今俄、英、德、奥，其主皆称帝者也。”虽然严复没有接受用帝国去对译empire，但这个说明可视为帝国一词在当时流行的一个旁证。
（二） 帝国主义一词的输入情况
跟帝国与empire接引过程中难以辨明的复杂线索相比，imperialism与帝国主义一词的接引相对清晰。
首先，跟empire相比，西文语境中的imperialism也是一个相当晚近的词汇。一般来说，英语中的 imperialism一词来源于法语。根据Richard Koebner和Helmut Schmidt的考证，大约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在法文文献中开始频繁出现impérialiste一词，特指妄图恢复拿破仑帝国政体和国家荣耀的“拿破仑党人（parti impérialiste）”。19世纪40-50年代，法语中正式出现了impérialisme和impérialism两个词汇，用于贬义地指拿破仑三世（1808-1873年）的对外统治和扩张政策。根据《牛津英语词典》，英语中的imperialism一词最早出现在1858年著名的《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 Review）杂志中一篇讨论法国政治的时事文章里。此后，随着西方列强瓜分世界进程的一步步推进，imperialism一词开始频繁见诸报纸、新闻，成为人们经常使用的一个政治词汇。
其次，由于主义一词的现代用法形成于日本，且“帝國”一词的使用在日本更早流行开来，所以，汉语中的帝国主义一词源于日语应无疑义。按照常理，由于“帝國”一词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就广泛流行，而随着日语中ism与“主義”一词对译的流行，“帝國”加上ism的流行译法——“主義”连接成“帝國主義”，似乎是自然之事。不过实际情况却没那么简单。根据陈力卫的考证，在日本早期的英和词典如明治六年的《附音挿図英和字彙》（1873）里，imperialism只是译成了帝位，
其后的增补订正版一直到明治二十年（1887）仍然维持原译。陈力卫认为，因日本自称“帝國”，与“主義”结合似乎易产生歧义，所以，大约从1898年起，imperialism才与“帝國主義”的译法挂钩。德国学者李博（Wolfgang Lippert）认为日文中“帝國主義”一词出现的时间应该更早，他根据中国著名出版人张静庐（1898-1969年）在《中国近代出版史料》中提供的信息认为，“帝國主義”一词应该在1895年之前就已经出现在日本学者浮田和民（1859-1946年）发表的相关“帝國主義”题材的文章中。
一般来说，我们把中文里最早使用帝国主义一词的例证追溯到1899年由梁启超主编的《清议报》上一篇名为《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的文章：
极东之新木爱罗主义者，美国元老院议员某氏。传之于其太哑拉摩报馆也。其说曰：考之文明与人道，可知美国所领比腊实群岛，其立约所附五欤。议曰：举用此议，使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包含矮机罗煞利之平和公义。自主法制，以代古罗马帝国主义也。
该文由日本人片冈鹤雄翻译，这里所谓的新木爱罗主义就是新门罗主义。文章大致的意思是，美国某参议员认为美国占领菲律宾为殖民地是“美、英二国操持世界共通之新帝国主义”的结果，而这新帝国主义包含平和、公义、自主、法制等因素，是对古罗马帝国主义的替代。显然，这是一篇为美国帝国主义政策辩护的文章。
之后，中文里面的各种刊物开始频频刊出以帝国主义为题名或者内容的文章。有研究者对《清议报》上面的词缀为“XX主义”的构词形式进行统计，发现帝国主义一词出现的频率最多，其总数几乎占了整个“XX主义”构词的1/3。
1903年，留日学生刊物——《浙江潮》，专门对帝国主义一词进行了释义。文章开篇即陈：“世界入二十世纪，劈头一大问题，新闻杂志笔锋相抵，演其义，逞其说。儿童走卒，抉为谈助，而奔走相告，以为喧语。为何曰？帝国主义是也。”这句话典型反映了帝国主义一词的传播、容受轨迹，即帝国主义概念自接引起，国人无论是理解还是使用，都显得非常自如。的确，从19世纪末开始传入到20世纪初广为流行，帝国主义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就实现了从新名词到人们耳熟能详之基本概念的转化。那么，在帝国主义概念的早期使用过程中，人们究竟用它表达什么观点或者思想呢？这中间是否存在一定的矛盾或者冲突呢？综观早期（19世纪末到20世纪10年代左右）帝国主义一词的使用，以下三种语境或者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所传递出的思想倾向尤为值得重视。
（一） 帝国主义与早期的民族危机想象
众所周知，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忧心中国被欧美日等列强蚕食鲸吞、瓜分豆剖是当时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的共同关切。如此，体现列强扩张、侵略等思想内涵的帝国主义一词自然成为时人阐述国际形势、分析中国处境时常用的一个重要词汇。
据笔者查考，这一时期有关帝国主义的文献中，对欧美日等西方列强的帝国主义扩张情况作介绍、描述占了绝大多数。一般而言，这些文章在描述西方国家帝国主义侵略、扩张状况的同时，也会对当时中国的处境进行分析。例如，1899年，在《清议报》上刊登的一篇名为《扩张国势及列强协商论》的文章，就用帝国主义概念阐述当时的国际竞争环境和列强的政策，“至十余年以来，环球国际，风云大变，列邦幡然自省，以进取为志，又归向于帝国主义。凡大有为邦国，莫不为此帝国主义所诱导。此帝国主义者，即鼓动世界之风潮也”。文章认为，今日中国“满洲既归俄国势力范围；广西、广东若干部分，归法国势力范围；山东半部归德国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两涯流域，举归英国势力范围”，中国有被“列国”瓜分之趋势。又如，1901年，《横滨·开智录》上一篇题为《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廿世纪世界之前途》的文章，就对即将到来的20世纪帝国主义盛行的景象进行了描绘，“帝国主义（imperialism）之名，何自昉乎？乃起于当时拿破仑之欲谋恢复帝政，故称其主义为imperialism（=Opinion des impérialistes)，此真帝国主义也，至今日之所谓帝国主义，实有大有不同，今世界之帝国主义，实狄塔偏Dick Turpin主义。即强盗主义也。狄塔偏生在十八世纪前半期，乃英国古来之大强盗，如我国所谓盗跖之类。虽难，亦姑可从俗之称，名之曰帝国主义。……今日之世界，是帝国主义最盛，而自由败灭之时代也”。再如，1903年，由留日湖北留学生创办的革命刊物——《湖北学生界》在其创刊第1期的第一篇文章中就指出：“自民族主义一变而为帝国主义，亚洲以外之天地一草一石无不有主人翁矣，鹰麟虎视者数强国，四顾皇皇无所用其武，于是风飙电激席卷而东，集矢于太平洋，亚洲识微之士莫不深膑蹙额。”文章认为，“危哉中国！其为各国竞争之中心点”。还如，晚清国粹派的代表人物邓实（1877-1951年）在其创办的《政艺通报》上亦撰文声称：“今日二十世纪初期之世界，何世界乎？一帝国主义横风逆潮所破荡之世界也。”文章高声疾呼：“吁嗟，我老大之中国为其舞台之中心点，俄人侵占满洲矣，英人势力范围扬子江流域矣，德人经营山东矣，法人窥视两广矣，皆挟其帝国主义之政策以集注于一隅。”
在当时民族危机为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士大夫所深切感知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词为我们理解、描述当时的国际形势提供了新的知识工具，也为国人的自我认知打开了新的局面。这样，在各式政治人物、各类报纸杂志都借用帝国主义一词阐述国际形势、分析中国处境的情况下，帝国主义一词也旋即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新名词之一。
（二） 中国行帝国主义论
在当时的知识界，中国被帝国主义瓜分的言论不绝于耳，怎样避免中国被列强瓜分是时人思考的一个重心。按照常理，既然西方列强奉行帝国主义，实现军事扩张、对外侵略政策，那么，作为受害者肯定应该奋起反抗才是。例如，杨笃生在《新湖南》一书中就主张用民族主义对抗帝国主义，“今日地球诸国，所谓凌厉无前者，帝国主义也，而此帝国主义，实以民族主义为之根柢，故欲横遏此帝国主义之潮流者，非以民族主义，筑坚墉以捍之，则如泛挑梗于洪涛之上而已矣”。不过，可能由于救亡图存的情绪太过激奋，在当时的舆论界甚至出现一种要求中国效法列强、也行帝国主义的声音。
言论先锋梁启超针对民族危亡的急迫时局，主张发展民族帝国主义。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中，梁启超认为“民族帝国主义”为“十九世纪末一新之天地”，而“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国家而已”。在这篇文章中，梁启超使用了帝国主义一词（含民族帝国主义）超过了20处。在《论新民为今日中国第一要务》中，梁启超又对民族帝国主义的主张作了进一步阐释，认为实行民族帝国主义是“为时势之所趋”“吾中国不幸而适当此盘涡之中心点”，所以，“今日欲抵当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
1906年，《申报》刊载了一篇名为《论女学宜注重德育》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作者援引日本为例，认为帝国主义有助于强国，“东瀛自欧化主义，一变而为日本帝国主义，虽弱质裙钗，悉有爱国忠君之念。故国势之强一日千里，其明证也”。
此外，在清末士绅请呈清廷的公呈、请愿书中，要求清廷仿效列强之帝国主义政策、进而实现强国目标的言论也非常之多。例如，《代拟浙江士民请开国会公呈》就曰：“十九世纪列国以武力为激烈竞争，谓之帝国主义。至二十世纪，列国一变以财力为平和之竞争，谓之国民之帝国主义。”《全晋绅民请愿书》亦云：“泰西诸国人民均参与政治事故，上下一心能挟持所谓帝国主义，披沥于世界人民。”一时间，为了避免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之目的物”，当时的舆论界、政界都出现了不绝于耳的艳羡帝国主义、要求中国也奉行帝国主义政策的声音。
（三） 帝国主义批判思想的初步形成
不过，就在国人于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对帝国主义抱持或忌惮、或艳羡的复杂心态的同时，早期人们关于帝国主义的批判思想也开始孕育。
1902年，留日学生赵必振将日本社会主义活动家幸德秋水（1871-1911年）著的《帝国主义》一书，以《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之名翻译成中文。这是一篇控诉帝国主义及其侵略行径的檄文。该书认为：“帝国主义之所以勃兴与流行，非科学的智识，实迷信也；非文明的道义，实狂热也；非自由、正义、博爱、平等，实压制、邪曲、顽陋、争斗也。”控诉帝国主义的盛行会使人类“堕无间之地狱”。作为社会主义思想的积极传播者，幸德秋水希望“以科学的社会主义，亡其野蛮的军国主义也；以布拉沙呼德之世界主义，而扫荡刹除掠夺的之帝国主义也”，“惟能如此，而后吾人始得改造此‘不正’、‘非义’、‘非文明的’、‘非科学的’现时之天地”。几乎与此同时，幸德秋水另一部著作《广长舌》也由中国国民丛书社翻译成中文，书中也对社会主义取代帝国主义的趋势作了说明，“工业之萎靡也，军备之烦黩也，贫富之悬隔也，生活之竞争也，多数之困厄、饥饿、罪恶也，皆帝国主义之流弊，传播于世界者也。社会主义者，非空论也，非粗暴过激也，是拔毒之圣药，生肌甚方也，是盖矫正帝国主义之弊，而为现今之救世主也。欧美之志士仁人，烂舌秃笔，以提倡社会主义者，职是故也。吾人大声疾呼，以唤起我国民社会主义之感情者，亦职是故也”。
当时，旅日的章太炎也激烈批判帝国主义。1907年4月，章太炎与印度等国的爱国志士在日本建立亚洲和亲会，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而保其邦族”的主张。此后，章太炎又在《送印度钵逻罕、保什二君序》《驳神我宪政说》等文章中激烈抨击了帝国主义，直称帝国主义为“群盗”，认为其本质是“兼并主义”。
总的来说，由于晚清民族危机深重，而帝国主义一词恰好是描述这一语境之重要概念的缘故，所以，帝国主义一词从进入中文语境起便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信手拈来的词汇之一，这一点跟很多词汇/概念在跨语际实践过程中出现水土不服乃至误用等情况有所不同。不过，时人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虽然没有表现出跨文化接受的障碍，但是其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却是非常矛盾：感伤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痛心疾首者有之；痛陈帝国主义强权、掠夺的本质，大势鞭挞者亦有之；而感慨帝国主义代表历史发展之趋势，心生艳羡者还有之……需要说明的是，这一时期，国人接受的帝国主义一词之意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则是确定无疑的，本文下节论述的那种意涵将得到极大扩展，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取得某种经济意涵的情况，在这一时期的概念使用过程中没有得到体现。
德国概念史大家瑞因哈特·考斯莱克（Reinhart Koselleck）曾在阐述语言/概念与事件/结构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提醒我们，除了要细致考辨时人对已经发生的历史（geschehene Geschichete）在共时性层面理解上的差异之外，还要把语言/概念变化的历时性因素考虑进去，“‘共时性’的分析范式是指一个特定事件的当下出现，而‘历时性’的分析范式则指每一个当下事件中所包含着的丰富的时间之维。毕竟，在历史推演的过程中，
许多因素和条件不仅在短时段上影响历史，而且也在长时段和中时段上影响历史。它们通过关闭或开放特定的选择空间和选择范围。从而划定人们的行动空间和行动范围……‘概念史’从理论上预设了‘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联性。所可以得到历史性探讨的正是‘共时性事件’和‘历时性结构’之间的特定关联”。本节即在帝国主义概念输入的基础上，从历时性的维度来考察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问题。要想理解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从西方语境中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意涵的扩展说起，然后再探讨意涵扩展后的该概念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和容受情况。
从逻辑的角度来说，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中有如下4种可能的变化趋势：（1）社会情境不变，词语/概念的含义也不变；（2）社会情境不变，词语/概念的含义急遽变化；（3）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不变；（4）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显然，如果考虑到现代社会的急遽变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那么，第3种和第4种情况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主要范围，而其中“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这种情况又应该尤其值得我们重视。在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的演化史上，就发生了“社会情境急遽变化，词语/概念的含义亦急遽变化”这种情况。前文已经简述了imperialism/帝国主义在西文语境中的初始含义和使用情况。根据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虽然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开始得到使用，但其成为一个政治—社会概念则是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的，而且，这时期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的内涵和外延还发生了一个明显的变化，一个与其初始含义并无太多关联的经济意涵被注入该词，并被广为接受。质言之，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的意涵结构发生了变化，一个传统上只具有政治—军事意涵的概念取得了经济含义。需要说明的是，帝国主义概念的意涵扩展只是在原有涵义基础上的自然延伸，或者说深化，并没有出现很多概念在意涵扩展过程中的偏移、甚至突变现象。政治—军事意涵依然是帝国主义概念最核心的义项所在。
一般来说，人们普遍认为1902年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John Hobson）在《帝国主义》一书中对imperialism的界定，可被视作这一时期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意涵扩展的一个总结。在该书中，霍布森认为，相关国家采用帝国主义政策的根源就在于经济上的生产过剩，“到处都出现生产力的过剩，出现过剩的资本寻求投资。所有实业家都承认他们国家生产力的增长超过消费的增长，生产的商品愈多，就愈不能销售获利，而且现有的资本愈多，也愈不能找到有利的投资”。所以，帝国主义的本质不是军事征伐、侵略，而是为了投资，并且“利用廉价的外国产品优越经济，来代替他们本国的工业和维持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阶级统治”。显然，这一界定与之前讨论的人们对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的认知有很大差别，一个传统上被视作政治—军事范畴的概念，开始同商品生产、资本投资等经济现象联系在一起，并且此种经济现象被视为该词所表征的相关政治—军事行为的基础或者根源。
霍布森的著作出版后，在西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对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在传播意义上有重大贡献的列宁就曾给予霍布森的帝国主义理论高度重视和评价。众所周知，一战爆发后，出于领导革命斗争的需要，列宁决定集中精力研究帝国主义问题，并最终于1917年在彼得格勒出版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新阶段（通俗的论述）》（Империализм,как Высшая Стадия Капитализма）一书。在该书中，列宁在分析了垄断、金融资本形成、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竞争、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对落后地区进行侵略和瓜分等一系列当时西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新现象生成的表现及其原因的基础上，作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的著名论断。列宁认为帝国主义的形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延续，“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的、很高的阶段……资本主义才变成了资本帝国主义”，而帝国主义具有垄断在经济生活中起决定作用、银行资本和工业资本已经融合、商品输出不同的资本输出占据主导、资本家国家垄断同盟已经形成、最大资本主义大国将世界领土瓜分完毕等五个特征。
整体而言，围绕列宁在该著中的理论贡献，学术界有很多争议。其中，持肯定态度的学者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虽然受到霍布森、希法亭、卢森堡等人的影响，但他并不是对这些理论论述的庸俗化理解和简单摘引，而是在吸收、扬弃的基础上作了发展和深化。并且，列宁的理论对当时的国际形势发展，如一战爆发等具有很强的解释力。而持否定态度的学者则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只是几种理论观点的松散结合，在理论上并无创新和洞见。不过，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政治传播方面的意义却是无疑的，就像美国学者罗纳德·奇尔科特在其评述性著作《比较政治经济学理论》中指出的，“虽然它（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大部分在理论上并非创新而且有时在分析上并不连贯，但贬弃它则是不公正的，因为列宁的目的是政治的而非学术的；这部著作旨在为政治行动提供一项基础，甚至一项号召”。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20世纪的兴起，苏联（俄）的相关革命理念也在世界得到广泛传播，而作为苏联（俄）革命理念或者革命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意涵得到扩展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也开始被广为接受并流行开来。
（二） 新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从上文的分析可以看出，大约从19世纪末期起，西方语境中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开始超越其政治—军事范畴的传统意涵，而具备一定的经济意涵，且这种经济意涵被视为imperialism/帝国主义一词传统政治—军事意涵的基础和根源。及至霍布森、列宁那里，imperialism/帝国主义的这种经济意涵开始得到系统阐明。而显然，同时期的中国还处在初识帝国主义并主要将之理解为一种政治—军事行为的阶段。那么，这种新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是怎样在中国传播开来的呢？考虑到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政治传播方面上的重大意义以及20世纪以后苏联（俄）革命理念或者革命思想在中国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大影响，我们似可以直接从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在中国的传播情况入手来考察这种新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在中国的传播情况。
得益于历史学界诸多前贤细致入微的梳理工作，如今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包括列宁主义）的相关著作和思想在近代中国的整体传播状况已经有了非常清晰的了解。就列宁的相关思想来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即1917年11月10日，上海的《民国日报》就对十月革命的相关消息进行了报道，并在报道中提及了当时的革命领导人列宁的名字及其几项主张。此后，随着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团体的成立，翻译、研究马列著作的工作更是得到系统展开。据统计，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中国报刊发表、翻译、摘录的列宁的著述就约有13篇；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中共就在上海创建了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并确立出版包括《帝国主义论》在内的等14种列宁的著作；1923年11月，以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二个出版发行机构——上海书店为中心，中共在全国建立了传播马列著作和革命书报的发行网。
1925年2月，列宁的著作《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中译单行本由李春蕃（即柯柏年，1904-1985年）翻译，以《帝国主义浅说》为名公开出版、发行。而在此之前，由于苏联（俄）革命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等缘由，这种新的imperialism/帝国主义概念已经初步为国人知晓。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通过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宣称：“欧美资本主义的发展，多半是靠掠取非洲和亚洲做大市场和大掠夺场。在最近一世纪内，资本主义侵略的积累，造成二十世纪血染遍了的前世界资本主义巨大骨干；那些资本帝国主义者由竞争掠夺而出于战争，把他们自己造成的骨干从根本上加以损毁；损毁之后，又想用原法巩固而且扩大资本主义的建筑物，同时他们新的损毁事业又正在准备进行中——这种循环式的趋势，是近代资本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必然现象。”1923年4月，李达在《何谓帝国主义》一文中也认为：“帝国主义是由资本主义变化而来的，可说是资本主义的最终形式。”同年，瞿秋白在《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一文中对帝国主义的这一经济面向做了更多的论述，“东方诸国，其在政治上经济上的发展既落后，及渐与先进（文明）国家相接触，迎受西方文化——资本主义，遂不得不成为此等国家的殖民地；而西方‘文明国’输入资本主义的形式，就是帝国主义”。而在《中国资产阶级的发展》一文中，瞿氏还对中国受帝国主义侵略所导致的政治、经济后果进行了分析，“中国的宗法社会遇着帝国主义之政治经济的侵入，而起崩溃，方开始有真正的‘资产阶级的发展’，亦可称‘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侵略，割占领土，攘夺富源，投货投资，令中国农业破产，农民流离失所，变成兵匪；然而，他即此就令农村之中起阶级的分化，并造成空闲的无产阶级‘后备队’——劳动力极低廉的工人，足以应资产阶级的需要”。
李泽厚在《中国政治思想史论》中讨论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论战时曾言：“有着一套完备理论又能切实行动的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因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而淹没退缩，刚好相反，它在青年一代中反而更加热烈地被接受、被传播、被欢迎。反射到思想学术领域，从历史学、经济学、哲学到文学艺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和声势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愈益扩大。这次论战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背景下展开的。所以，论战各方，即使不属于中共或者托派，甚至是共产党的反对者，都大体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学说，并以之作为论证的理论依据。包括胡秋原、方亦如等人也如此。论战中各方共同使用如‘帝国主义’、‘封建制度’、‘阶级关系’、‘商品经济’等概念、词汇也基本上属于或遵循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学说的范围。”如此，我们大体可以认为，这种新的经过列宁诠释过的帝国主义认识是全社会性的，只不过在具体的使用过程中存在具体语境方面的差异。以与共产党存在诸多理念分歧的国民党为例，虽然因政治利益冲突等缘故，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对外政策有很大差异，但其对帝国主义认知却有很多一致的方面。例如，1925年，中国国民党的元老级人物戴季陶阐述三民主义的帝国主义观就说道：“帝国主义是近代资本主义最后的一个阶段，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冲突了国家的界限，便变成帝国主义了。所以帝国主义只是资本家的掠夺术的最高发展。”
这样，大约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一种新的帝国主义认知已经在中国传播开来。这一时期的主要词典，无论是吴念兹主编的《新术语辞典》还是高希圣主编的《社会科学大辞典》，对帝国主义一词的界定都有深深的霍布森—列宁思想的印记，即帝国主义一词不仅被界定为一种政治—军事行为，还被视为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阶段。
跟很多含义复杂的基本概念一样，我们在使用帝国主义一词时也很少有人表述其全部的义项，一般而言，我们都是使用其若干义项中的一个或者两个，或者在一个概念图景或者概念图示中使用它。而作为一个基本概念，到这一阶段，imperialism/帝国主义的含义已经基本确定了，差别只在于人们根据不同情况或者语境对其使用了。综观1920-1949年这段时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大致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首先，反帝是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
其中尤以中国共产党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一般认为，反帝口号最早由中国共产党提出，但也为中国国民党所接受和吸收。1922年，在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中共中央就认为现阶段的革命任务之一是“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而这一时期的许多国民党人士也将反帝视为自己的政治态度，如戴季陶、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在著作中也都论及了帝国主义，并提出了一些反对外国（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军事侵略的主张。以后，随着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展开，反帝开始成为国共两党的共同诉求。当然，这种情势在1927年第一次国共统一战线破裂后又有新的变化。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反帝口号的盛行，虽然学理讨论中使用帝国主义一词基本上遵循的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但作为帝国主义一词最直观体现的、传统的政治—军事意涵一直被强调。
第二，随着具体国内、国际形势的变化，作为整体概念的帝国主义又经常与某个特定的国家联系在一起。其中尤其突出的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帝国主义两个合成概念，当然，在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赤色帝国主义也一度颇为流行。大约从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就成为当时最为流行的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合成词。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中国共产党为日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中国共产党为反抗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等一系列宣言号召抗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国共内战期间，美帝国主义又成为当时较为瞩目的与帝国主义相关的合成词。
由著名历史学家费正清等主编的《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曾在导言中这样评价中国人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当中国运用帝国主义的时候，它已被扩大了。回顾起来，从20世纪20年代以后，无论是在国民党还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思想中，帝国主义的作用有增无减。它是毛泽东思想的组成部分。帝国主义从鸦片战争时代就活动开了，这比19世纪90年代列宁主义的金融—资本型的帝国主义的兴起要早得多。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的概念，不但远溯到包括维多利亚早期商业扩张年代的战争和炮舰外交，它还把帝国主义概念扩大几乎包括19世纪外国与中国的一切形式的接触，把基督教的传教活动当作文化帝国主义就是一例。由于西方国家经常的侵略扩张活动在历史记载中是一目了然的，历史学家一般认为有理由作出这一广泛的结论，即中国人民遭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剥削和欺凌。作为一般性的结论，这是几乎不容置疑的。”在政治动员的语境中，反帝作为一种叙事策略，可以将整个鸦片战争以来的近代历史，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等等，都纳入进去描述、书写，进而被赋予特定的意义。这一特征构成了当时帝国主义概念使用的基本底色。
四、 结语
正如相关论者所言，词语/概念“可以充当认知变化中的社会结构的‘指示器’”，意即社会历史的变化可以通过词语/概念反映出来，或者说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词语/概念的意涵也会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化。论者关于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复杂关系的洞悉值得我们重视，但考虑到词语/概念体系的庞杂和社会历史变迁进程的错综反复，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化之间到底呈现何种关系，可能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本文试图通过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考察，来呈现这一复杂变化情况中的一种。具体来说，伴随着近代以来中西交流的增多，源自西方、后经日本转换的帝国主义一词作为新名词进入中国，并迅速落地生根。这一时期，国人接受的帝国主义一词之意涵主要集中在政治—军事领域，时人基于各自立场，或感伤亡国灭种的深重危机，从而痛心疾首；或痛陈帝国主义强权、掠夺的本质，对之大势鞭挞；或感慨历史趋势之不可逆，从而心生羡慕……此后，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20世纪以后的广泛传播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在近代中国兴起等缘故，在列宁那里基本意涵得到极大扩展的帝国主义概念在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被广为接受。这一时期，人们对帝国主义概念的使用呈现出学理讨论和日常使用之间的分野。其中，学理讨论基本上遵循的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框架，而日常使用体现的则依旧是原先帝国主义概念中的政治—军事意涵。
正如前文一再强调的，词语/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不同词语/概念的历史演化轨迹存在很大的差异。本文的研究呈现了帝国主义概念的旧语义与新意涵之间的断裂、承接关系以及旧语义与新意涵的各自使用情况。显然，考虑到词汇/概念与社会历史变迁之间的复杂关系，本文对帝国主义概念的梳理不仅有助于我们加深对帝国主义概念在近代中国传播状况的理解，也有助于激发我们对词语/概念在历时性维度上究竟产生何种变化进行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