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广总督叶名琛是晚晴外交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是一位爱国者，在中国晚清时期的御敌斗争中，他效仿伯夷、叔齐，活活饿死在印度。他又是一位误国者，被时人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他集爱国与误国于一身，恐怕永远都是一位饱受争议者。
爱国情操 可圈可点
叶名琛是忠臣。汉代的苏武出使匈奴被扣，十九年持节不屈，被视为尽忠守节的代表人物。汉宣帝将其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彰显其节操。叶名琛自诩“海上苏武”，一些人因叶名琛一生忠于朝廷，也将叶名琛誉之为“海上苏武”。
叶名琛是能臣。少年时就“以诗文鸣一时”，不到18岁，就考取贡生。年仅26岁中了进士，入翰林院。1838年散馆后，外放陕西兴安知府后历任山西雁平道、江西盐法道、云南按察使、湖南布政使、广东布政使，至1848年升任广东巡抚，时年仅39岁，期间还包括丁母忧在家守制27个月。叶名琛生在湖北，不是满清贵族出身，他青年登科，中年腾达，靠的主要是本事，称其能臣，并非虚言。
叶名琛是廉臣。他家里有钱，但他很节省，也很清廉。这一点，使得他很得道光和咸丰这两个超级喜欢节俭的皇帝的欢心。身为高官的叶名琛，手中一直不乏权力，但没有人指责他搞权钱交易。他客死印度以后，人们往他身上泼的污水不少，但从没有人说他贪赃枉法、花天酒地，这很不容易。
叶名琛是重臣。1852年5月，两广总督徐广缙调往广西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叶名琛署理两广总督兼管理五口通商事务的钦差大臣，开始走向前台。1852年实授两广总督兼通商大臣，又擢授体仁阁大学士。清政府当时面临两大事关生死存亡的挑战：一是太平天国起义；二是英国的侵略和鸦片战争的爆发。内忧外患前所未有，两广总督叶名琛的治地，既是太平天国起义的发源地，也是鸦片战争的爆发地和中国近代史的开篇地。作为地方大员，叶名琛既要镇压农民起义，也要保障贸易、维持广州的财源，为陷于困境的朝廷分忧，还要与洋人打交道，这实在是一个苦差事。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人们把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除了归结于叶名琛的外交失误外，并没有正视他在内政和御敌上作出的贡献。其实，即使是在备受争议的外交问题上，特别是在对“亚罗号”事件的处置上，他也有可圈可点之处。就纯粹的外交手段上而言，叶名琛在处理“亚罗号事件”上做到了有理有节。“亚罗号”是一艘中国船，为走私方便，它利用了国际法中船舶管辖权的惯例，曾在香港英国当局注册，但已过期。从澳门运送大米到广州的亚罗号，被一位名叫罗萨利奥的葡萄牙水手告发与海盗有染。10月8日，广东水师在“亚罗号”上逮捕几名海盗和涉嫌水手。这纯系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英国驻广州代理领事巴夏礼在英国驻华公使、香港总督包令的指使下，致函叶名琛，称“亚罗号”是英国船，捏造中国兵勇曾侮辱悬挂在船上的英国国旗，要求送还被捕者，赔礼道歉。
在迅速审讯后，叶名琛照会英国领馆：查明12人中有梁明太、梁建富两名水手为海盗，另一人吴亚作为证人，他们三人将继续接受审讯；其余9人可以送还。巴夏礼和英国海军商议，由巴夏礼发出最后通喋，限叶名琛24小时内释放全部水手，并正式道歉。面对英国的最后通喋，叶名琛坚持亚罗号事件是内政问题，坚决顶住英人包令的无理要求，不卑不亢，同时适度让步，当天他答复可以交换除了海盗之外的另外10人。次日，巴夏礼坚持原见。叶名琛只好决定派南海县长许文深亲自解送全部12名水手到英国领馆，但坚决不道歉。此时英国人无心再谈，拒绝接受人员，随即炮轰广州城，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马克思对叶名琛在这场中英冲突中的处理手段给予了理性评价。马克思在两个月后写了《英中冲突》一文，以社论形式登在1857年1月23日出版的《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其文说：“在全部事件过程中，错误在英国人方面。”马克思还在《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的社论中说：“叶总督有礼貌地、心平气和地答复了激动了的年轻英国领事的蛮横要求。他说明捕人的理由，并对因此而引起的误会表示遗憾，同时他断然否认有任何侮辱英国国旗的意图。”
接到巴夏礼的最后通牒后，叶名琛表现得非常镇定，立刻做了最坏打算，积极准备抗战。为此，他设立了广东事务总局来处理对外事务，并派出由官兵和募勇组成的增援部队来加强虎门至广州的炮台。除了发布告示悬赏杀敌外，他还下令整备团练两万余人。各地民团积极响应，“城厢内外，各榜长红，约剿杀外人，同仇敌忾”。广东水师也发动了袭击。他抓紧时间修复了城墙，修复了炮台，重新装备上了大炮，还招募了大批的乡勇。结果，也跟当年一样，准备了大批的火船，准备烧敌人的战舰。照例开出了很高的赏格，悬赏英国人的人头。还有的招数是，花重金派人去香港打探情报，搞绑架、暗杀、小规模的袭击。甚至在香港的面包房里下毒，只是由于砒霜分量下得太大，人们吃下去马上作呕，吐出来了，才没有死人。
如此看来，叶名琛得名“六不总督”，实在是冤枉。叶名琛当时能够动用的兵力非常有限，因为南方的绝大部分兵力都被抽调到镇压太平天国的前线去了，英军趁虚而人，动用民团是不得已的办法。在有限的条件下，叶名琛是战了的，只是战而不胜。同时，他拒绝讲和，也无可厚非；如果讲和，无异于投降。因此，他没有和，没有降，也没有逃跑。除此之外，似乎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叶名琛把自己的被俘当成是可以觐见英国君主的契机。《蕉轩随录》记载：叶名琛后来对随他去加尔各答的仆人明确地说明了这层意思：“我之所以不死而来者，当时闻夷人欲送我到英国。闻其国王素称明理，意欲得见该国王，当面理论，既经和好，何以无端起衅？究竟孰是孰非？以冀折服其心，而存国家体制。彼时此身已置诸度外，原欲始终其事，不意日望一日，总不能到他国，淹留此处，要生何为？所带粮食既完，何颜食外国之物！”
1859年正月初五，叶名琛被掳到停泊在香港的英舰无畏号上。如此高官被俘，英国人倒也没有虐待他，而叶名琛自始至终也保持了一种凛然的气节。据《香港纪事报》载，军舰上所有军官很尊敬他。偶然有人上舰，都向叶脱帽致意，他也欠身脱帽还礼。他在军舰上生活了48天后，即被解往印度的加尔各答。在加尔各答，叶名琛继续关注时事新闻，按时作息，清早即要人给他读报。后来，他得知觐见英国君王无望后，决定绝食。他于二月二十九日得病不食，至三月初七戌时病故。临终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
误国昏招 可悲可叹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有爱国情怀的叶名琛，面对英国侵略，误国昏招迭出：
一是以居高临下、装聋作哑、翻云覆雨的方式与西方对手打交道，所以，无论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发现，与他们打交道的叶名琛就是一个浸透了水的棉花包，软硬不吃，水火不进。《剑桥晚清史》说，“在西方的记述中，（叶名琛）成了一个表示死不交涉的代名词”。曾国藩问李鸿章：你打算怎么搞外交？李答：我打痞子腔就行了。李鸿章办外交的心得就是痞子方是通行证。其实，“痞子外交”的祖师爷并不是李鸿章，而是叶名琛。叶名琛办外交，不少时候用的就是“痞子外交”的手法。例如，他拒绝接见任何外国使节，致使一些使节任期已满要回国了，国书还没有递交。再比如他对外国的一切要求，不分是否合理，概加拒绝，致使各国对其极为敌视，外交活动最后陷于停顿。
二是军国大事以巫术活动为基础。当英军三艘军舰越过虎门、攻占广州东郊的猎德等炮台时，叶名琛正在阅看武乡试。他闻讯后微笑着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次日，英攻击对岸河南凤凰冈等处炮台，叶名琛闻报后仍不动声色，继续阅看武乡试的马箭比武，断言十五日无事。他的镇定，原来首先来自于他的巫术活动。他在总督衙门里建了一个“长春仙馆”，里面祭祀吕洞宾、李太白二仙，一切军机进止都取决于占语。其过十五日无事，就是两个大仙告知的。泱泱大国的南方统帅，居然以巫术来决定军国大事，真是荒唐之极。
三是以完全错误的情报误导朝廷。准确、及时的情报，是国家进行战略决策的重要依据，对军事行动的成败有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军事情报也是战斗力。早在1854年5月，叶名琛便得到了英、法与俄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的情报，至1855年的年底，再次得知该战的战况。于是，他兴致勃勃地上奏报告：俄军在陆路大败英、法等国军队十几万人，并以军舰30余艘攻入英国国内；英国女王乘轮船前往美国、法国求援，并派其弟前往大吕宋、小吕宋、荷兰等国搬救兵。叶指出，“俄国犹强盛如前，英国似有力不能敌之。”叶名琛的情报出了大问题，明明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英法战胜了俄国，但他得到的情报却正好相反，说成是俄国大胜。加上印度士兵的叛乱（这个情报倒是准的），他得出的结论是，英国根本没有力量发动战争。叶名琛的情报完全错误，恰恰颠倒了胜负的双方！叶氏从何处得到这种错误情报，今已难以查证，而这些错误情报又实实在在地使叶对“失败”一方的英、法多一分轻蔑。
矛盾人生 可争可议
英法联军攻下广州城后，叶名琛在衙役都跑空了的情况下，特意将顶戴花翎戴好，穿上正式的袍服，端坐在衙门大堂之上，等着英国人的到来。英国人没有扯下他的顶戴花翎，也没有推推搡搡，更没有给他戴上刑具。不仅如此，还给他配了几个仆人，带上了他爱吃的一些米粮，请他上船。叶名琛自己一直以为英国人会带他去见英国国王，但是他的旅途终点却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其实，到了目的地之后，很长时间他不知道到了哪里，当知道身在印度之后，只好随遇而安。
己经做了俘虏的叶名琛，在英国人面前，一直努力保持自己作为受命与洋人办理交涉事务的封疆大吏的架子。对他来说，无论英军将他押解到什么地方，他都是在履行他的职务。作为封疆大吏的叶名琛并不怕死，也有条件自杀，他的不死是出于爱国情怀，是由于他负责任，他误以为有机会见到英国国王，甚至觉得只要见到了英国国王，他就有机会说服人家。他选择死，也是出于爱国情怀。到加尔各答后，他似乎有点明白了，自己写诗，自命苏武。只是，他比苏武还惨，苏武还肯吃匈奴的牛羊肉，而他，从中国带去的米粮没有了，就死活不肯吃饭，于是“不食周粟”而死。临终并无别话，只说辜负皇上天恩，死不瞑目。叶名琛的死不失悲壮。然而，不食周粟的壮烈并没有感动皇帝。在他的尸体被运回国内之时，咸丰皇帝对一生忠君爱国的叶名琛，没有一点恩典，家人只能将他草草下葬。
为什么爱国情怀可圈可点的叶名琛会沦落到误国昏招、可悲可叹的地步？叶名琛的悲剧并非绝无仅有，爱国之人干误国之事，是一种屡见不鲜的现象。叶名琛的悲剧，至少留下了如下教训：
一是必须了解世界大势。当时，中国主导的朝贡体系和英国主导的条约体系发生对抗，条约体系揭开了近代外交的新的一页，中国也被迫开始了由传统外交向近代外交转型的艰难进程。咸丰皇帝下旨重申一切对外事务只许与两广总督交涉。（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7册，第956- 962页。）作为五口通商大臣的叶名琛，在当时的特殊体制下，事实上在相当程度上起到了中国外交部长的作用。可是，作为一名典型的封建士大夫，叶名琛仍以传统的天下观看世界，看不到世界已进入全球化的轨道，不懂得世界已进入条约体系时代。“叶的最大错误，就是没有看清西方列强的‘修约’活动是其侵华的重要步骤，他的知识结构也注定其不可能从几份通知清朝另派大员进行‘修约’的照会中，看出世界帝国主义在东方的扩张势头，并由此判断新的大规模战争即将到来。”（茅海建：《入城与修约：叶名琛的外交》，载《历史研究》1998年第6期。）
二是必须按游戏规则办事，必须按国际通行的规则办事，条约一旦签订，就必须遵信守约，而不能搞所谓的“痞子外交”。对来华的外国使节，按规定必须首先拜会叶名琛，但叶是爱见就见，不爱见就不见，以致不少使节任满回国时，国书还在手上，一直没有机会交出去，这种荒唐之事，对叶名琛来说竟成常态。在他负责五口通商事宜的几年中，他始终将维持朝廷体制和尊严放在第一位。对前来交涉的外国人，能不见就不见，即使不得不见，也故意不在两广总督的衙门里见，因为不知道该给人家开哪个门。在他眼里，只有英国国王才可以跟他平起平坐，但偏偏英国国王又不肯屈尊前来。
三是必须以开放的眼光办外交，以灵活的态度处置英国商人入城之类的事。叶名琛在对外事务上主要是硬顶，他把拒绝英国商人入城同爱国挂钩，看不到如处置得当，拒绝入城不见得有益于国家利益，同意入城也不见得有损于国家利益。
四是必须打造一支训练有素的涉外人员队伍。他派出的情报人员，搞回来的情报，完全不符合实际，这说明他治下的涉外人员队伍素质太差、责任心太弱。正是不断出错的叶氏情报系统，使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他出于自信而谎报前线军情，使清朝在毫无准备之际，一下子陷于全而战争之中。
叶名琛有着很多的无奈，但何尝不是大清帝国的无奈呢。对后来人来说，叶名琛是历史上的怪物。其实，他忠君爱国、廉洁自律，死得悲壮，是他那个时代所能做得最好的王朝官员之一。他的作为，比起破城之后的广州将军穆克德讷和广东巡抚柏贵，要好到不知多少倍。在英法联军占领广州之后，这两人居然在联军的卵翼之下继续任事，成为名副其实的汉奸政府首脑。但是偏偏这俩人，皇帝没有怪罪，后来的史家也没过多地批评。反倒是这个叶名琛，人们一直把他当做笑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