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班在清代体制化，始于康熙，倡于雍正，定于乾隆。假如从康熙八年（1669）这个圣祖仁皇帝突袭鳌拜集团得手算起，经过其子世宗宪皇帝的雍正朝十三年，到其孙高宗纯皇帝于嘉庆四年（1799）正月老死而结束太上皇专制为止，那末这祖孙三代满洲大君所表征的“盛世”，总共延续一百二十七年，占满清入主北京的全部时间的一半。不消说，直到十九世纪末，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权贵，顽强抵制帝国实行自上而下的“自改革”（参看拙作《“君子梦”：晚清的“自改革”思潮》，见《走出中世纪二集》页54-59，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唯一理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那祖宗正是康雍乾“盛世”的一祖二宗，而所谓不可变的祖宗之法，就包括他们体制化的捐班也即捐纳制度。
满清原是晚明边疆的满蒙汉诸族的军事联合体，通行半野蛮人共有的丛林法则，至入关初仍以劫掠被征服各族的人口土地为合法的生存方式。只是迭遭内地文明的长期抵抗，才渐行“文治”，即由八旗驻防或绿营藩镇实施军事管制，起用胜朝降官劣绅重建统治秩序，所谓清沿明制。其中包括开科取士。
然而满洲内部严分主奴，至清亡不改。它需要的文官是“尊君亲上”的奴才，而非公道亷明的人才。因而满洲权贵信用的亡明降臣冯诠之流，在前朝本属腐败官僚。经此辈调教，清帝和八旗贵胄很快学会“文治”的权术，包括各级文官的考选黜陟，都必由“圣裁”。顺治帝便是显例。他亲政十年，屡兴科场大狱。最严厉的丁酉（1657）科场案，波及五省乡试，尤其重点打击曾经反复抗清的江南士人，借科场舞弊，将南闱的正副主考和十八房同考官全部处死，株连各官家族和新举人上千名。他真想反贪么？由他保留晚明八股取士体制，内含花钱买功名的例贡例监积弊，便可知他视卖官鬻爵为君主专利，不容汉臣染指。邓之诚讽刺道：“清朝入关，首习奢侈，故贪风流行，所谓河山方以贿终，功名复以贿始也。”（前揭《中华二千年史》卷五中三章一节。）虽止于皮相，却合乎史实。
倘说享年仅二十四岁的清世祖在权钱交易方面还是实习生，那末其子康熙帝在将捐班体制化这一点上，也堪称圣祖。圣者智商超群也。康熙帝骨子里并不相信汉臣，与旗人权贵谈话总称汉族官员为“蛮子”，甚至脱口而骂道：“蛮子那有一个好人！”（见李光地《榕村续语录》“本朝时事”诸卷。）但他又最爱表彰清官亷吏，而表彰对象又多属汉臣，因为他知道依仗征服特权生存的八旗权贵已陷入整体腐败，相对地说由科甲出身的“蛮子”，即使是“假道学”也比吃祖宗饭的八旗子弟更有做官本领，堪充以汉制汉的带头羊。（参看拙著《走出中世纪》增订本页205-217，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但他在位长达六十一年，除了天旱地震，黄、淮总闹水灾还有三藩叛乱、台海不靖和回疆闹事等等，因而赈灾、治河或用兵，都要钱粮，造成财政紧张，而天灾人祸的突发事件，又从来是贪官污吏营私舞弊的良机。康熙毕竟睿智，一面不断扬言惩贪，一面广开捐官门路。他于康熙十三年（1674）为征三藩战争筹饷，开征“文官捐”，就是在出卖贡监、封典等“现行事例”以外，增设出卖文职实缺，京官自郎中（正司级）以下，外官自道员（正地级）以下，都可用银买到，称作“暂行事例”，意谓期满或事毕就停止的权宜措施。谁都知道专制政体最怕破“例”。由顺治到光绪多次修订的《大庆会典附事例》及各部“则例”，都以例释法代法。皇帝率先破例，就意味着变更旧法，而暂行也会变成“祖制”。康熙朝的捐纳“暂行事例”越来越多，遂使捐班花样百出，乃至被视作异途出身的捐班官员，与科甲出身的正途官员争夺实缺肥缺。这在下文还将说到。
雍正帝以残忍忮刻出名。他用人行政的准则是有利于个人独裁，虽然他用京朝官也循例多用所谓正途出身的满汉官员，条件当然是如张廷玉辈那样善于揣摩迎合“圣意”，而外官则多用所谓异途人员。他曾号召封疆大吏鄂尔泰、田文镜、李卫三总督为楷模。李卫原是江苏铜山的白丁，由捐资购置员外郎（副司级）起家。田文镜是捐监出身的汉军旗人。鄂尔泰是满洲举人，属于“正途”初等，非捐资博“议敍”不能做到监司乃至督抚。他们都被雍正帝视为最能接受主子嗾使的鹰犬。他们也确实善体“圣意”，与皇帝讨厌的假道学式科甲官僚作对。田文镜、李卫还公开排斥科甲出身的属官。雍正五年（1727）即皇帝通过斥兄黜弟、杀关“功狗”（年羹尧、隆科多）而坐稳龙庭之后，面对外省盛传他弑父夺嫡的舆论，急欲收拾人心，除了炮制《大义觉迷录》等案，更重视督抚司道的选择。他的尺度是“使贪使诈”，首先只能是捐班官员。这类人通过权钱交易得官，谁肯在做官后蚀本？而为官后将本求利，莫如得君升官，于是什么道德节操都不在话下，只求摸准皇帝意向。在雍正帝看来，只要人心稳定，贪又何妨？诈又如何？他的密折政治和特务体系，使他对中央和地方的大臣私生活也了如指掌，当然田文镜、李卫之流也搞反情报以愚弄皇上。君臣互欺，导致雍正帝作出捐班必不可少的指示：“向因各捐例人多，难于诠选，降旨停止。年来捐纳应用之人，将次用完，越数年必致无捐纳之人，而专用科目矣。应酌添捐纳事款，除道府同知不许捐纳，其通判、知州、知县及州同、县丞等，酌议准捐。”（雍正五年上谕，见《清史稿》卷112选举志七。）就是说，捐纳已非因拯荒、河工、军需三者导致的“暂行事例”，而是与科甲并重的地方官员选拔的定制。用不着说，有此圣谕，京朝官制也立即比照实行。
乾隆改元（1736），诏停捐纳，似乎“干父之蛊”。但有个汉官上疏称颂新皇帝此举乃属“翻案”，并说对雍正朝命官体制的“翻案”还不彻底，惹得标榜“移孝作忠”的乾隆帝大怒。他岂可背负不敬天法祖的恶名?更岂可专任八旗世职、汉满科甲，而捨弃合乎秦汉以来权钱交易传统带来的实利？好在天人感应，乾隆即位后就天灾人祸相继，对应于五行的灾异频发，内地边疆官逼民反的事件不断，都给了皇帝恢复并扩充卖官鬻爵“事例”的充足理由。连同假禅讓三年，乾隆帝“乾纲独断”长达六十三年另四个月，创造了中世纪列朝君主专制时间最久的纪录。因而他的朝廷将列祖列宗创行的卖官鬻职的种种先例，整合成繁琐细致的捐纳典制，完成捐班体制化，实不足奇。他的子孙还延续了五世六帝，有人如道光帝也感叹“捐官不好”，但即使在咸丰及其小妾慈禧共创两度丢失首都的纪录之后，满清权贵依然只想修补老例，同样不足为奇。足奇的倒是清亡快一百年了，我们的清史或近代史研究依然对满清捐班体制化的过程，缺乏论从史出的系统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