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观清代圣名史，便可发现时至晚清，有两名西洋人，居然挤进了“圣人”行列。一位是与乾隆帝同年去世（1799）的美国首任总统华盛顿。另一位呢？竟是当清道光元年（1821）在流放中死去的法国皇帝拿破仑第一。
对他们的崇拜，到清末达到如此高度，以致自命“上天以国粹付余”的反清革命家太炎即章炳麟，于一九0三年（清光绪二十九年癸卯）发表直接骂皇帝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也尊称他们为“华、拿二圣”。
本来，早以多民族多宗教为特色的中世纪列朝，凡赋予某种外来宗教以合法性，就容许该教信徒崇拜外来的圣神，常有帝王也沉溺于这类迷信。信萨满的满清列帝，把“西天”的佛菩萨与中土的关圣帝君同列至上神，就是显例。
其实，十二世纪偏安江左的南宋，陆九渊反对朱熹道学，凭借凡人皆“心同理同”的逻辑，演绎出“四海”都有圣人的结论，便已否定圣人乃“中国”儒学特产的说法。十六世纪盛行的王阳明学说，一个主题就是把孟轲强调的“人皆可以为尧舜”，用子夏所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说法相比附，宣称涵盖愚夫愚妇的一切人都可能做圣人。不谈哲理，单看晚明文化史，已可见它为晚明基督教三度入华，而使徐光启、李之藻等众多文化精英，接受利玛窦等传播的西学西教，无疑起了先导作用。
因而，满清统治者尊朱抑王，无非是“以汉制汉”的权术。康雍乾三帝都好讥斥假道学。到十八世纪晚期的四库馆臣，纪昀、戴震等人，对当世理学或戏谑或怒骂，正表明以鼓吹“忠君亲上”为能事的所谓朱子学，“竭而无馀华”。于是，沉寂近百年的王学，悄然复甦，化作新一轮西教西学入华的助力，也不奇怪。
这一轮入华的西教西学，是号称新教的欧美基督教各派的传教士介绍的。由英国伦敦布道会的马礼逊（R.Morrison）打前站，荷兰布道会的普鲁士人郭实猎（K.F.A.Gützlaff）、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E.S.Bridgman）等紧随其后。他们被嘉庆帝重申的厉禁西教的诏令所震慑，不得不改从明清之际耶稣会士争取在华传教合法化的“利玛窦规矩”，所谓学术传教，通过出书办刊，向中国人曲线宣传“福音”。马礼逊的副手米怜（W.Milne），于一八一五年（清嘉庆二十年）在马六甲首创中文期刊 《察世俗每月统记传》。以后麦都思等曾仿效，但影响都不及郭实猎改入伦敦会并充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译员之后所办的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于清道光十三年（1833）在广东首发的这份月刊，如戈公振《中国报学史》说的，是在近代中国境内出版的第一种中文期刊；但更引人注目的，则如新加坡学者卓南生《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详述的，在于郭实猎一改过去米怜等宣传基督教义理的作风，“而把内容的重点放在介绍西方的知识与文明上”。它曾中途停刊。至清道光十七年丁酉（1837）复刊，由郭实猎与广州分行同事马儒翰（J.R.Morrison，马礼逊之子）合作编辑。次年终刊，原因也如卓南生分析的，清英鸦片战争行将爆发，“马儒翰是当时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起草者，而同样是《东西洋考》编者的郭实猎却是该起草文的中文翻译者。”
《东西洋考每月统记传》复刊年余，向中文读者介绍拿破仑。该刊丁酉八月号发表专文，题作《霸王》，劈头就称上帝“调理天地，亦容普天下之霸征服诸国”，“自今以往，诸国之霸，未有超于法兰西国拿破戾翁皇帝者”；结语更说：“若以拿皇帝较之秦始皇及元之忽必烈，或谓相似，但拿破戾翁乃为霸中之魁矣！”接着该刊又在三期“谱姓”栏连载《拿破戾翁》，并在“地理”栏载《法兰西国志略》，渲染拿破仑帝国超越秦始皇、元世祖的盖世武功。但《霸王》一文，反复强调挫败拿破仑征服世界计划的是英军，分明是用烘云托月的手法，暗示大英帝国才是强中强。
也在道光丁酉年，郭实猎或马儒翰，还在该刊题作《论》的一篇文章里，用小说形式简介了“花旗”开国君子华盛屯，说是“此英杰怀尧舜之心”。次年又刊出《华盛顿言行最略》。台湾学者潘光哲《华盛顿在中国——制作“国父”》（台北三民书局，2006），指出它是“汉语世界里第一篇介绍华盛顿的文章”。不过，就在次年（道光戊戌，1838），美国首位来华的传教士裨治文（高理文），也在新家坡用中文刊行《美利哥合省国志略》一书，对美国独立过程和联邦概况，作了更为全面而详细的介绍。以后中国人讲华盛顿，多半引它为据。
愚民而自愚是满清统治文化的传统，却不妨碍在其位就谋其政的某些官员力求通晓外国情形。例如林则徐，于道光十九年初以钦差大臣抵广州查禁鸦片，还弄不清美商所贩鸦片的产地土耳其 ，“是否米利坚地方？”但通过派人勤搜洋商国情，并与美教士裨治文等交往，他便知美英有别，“兵头”华盛顿因率其国的“众夷”脱离英国而独立，被美国人尊为“圣人”。他命人编译的《四洲志》，重续了清廷中断百年的译介西洋史地的传统。他虽被既愚且愎的道光帝当作与英国开战失败的替罪羊，罢官充军，却开了晚清求知世界实情的风气。
紧接着清英江宁条约签订（1842），南国关注欧美各国现状的官绅，不约而同地撰写评述域外世界情形的论著。内中涉及华盛顿、拿破仑史迹的，有曾任林则徐幕客的广东顺德人梁廷枏的《合省国说》（1844），时任福建巡抚的山西五台人徐继畬的《瀛寰志略》（1848），在高邮知州任上增补旧著的魏源《海国图志》百卷本（1852）等。
徐继畬长期亲历过鸦片战争全过程。他于江宁条约之后，由福建的布政使而升巡抚，向美国归正会传教士雅禆理（D.Abeel）和英国驻福州领事讨教，搜寻西洋地图和中外文献，埋头考订五年，易稿数十。因而他所著《瀛寰志略》，如雅裨理感叹的，“他对了解世界各国状况，远比倾听天国的真理急切得多”，“更把目标放在搜集各国的版图大小、重大的政治事件和商务关系方面，尤其是与中国的商务关系”。他志在经世又旨在务实，却在道咸间政界学界引发争论，令人难解。
尤其难解的，是林则徐的态度。这位禁烟英雄，被道光帝发配新疆充军，以后被召回历任陕甘云贵督抚，却到道光三十年（1850）君位更迭，才获咸丰帝平反，因病致仕回福州。他不是首倡“师夷长技以制夷”吗？但甫居乡，就率领士绅猛攻闽抚徐继畬，由头是这位省长批准两名外国传教士入居省城神光寺行医，“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接着林则徐奉命驰驿赴广西镇压拜上帝会，中途病逝，而他挑起的“神光寺教案”仍在继续。那么，林则徐攻徐继畬，怎样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