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天闾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从秦汉唐宋到清朝乾隆时代，全世界都公认中华民族无比强大。自汉代开始逐渐形成庞大的“万国来朝”体系后，虽然不同朝代各国朝贡情况差异很大，有增减、断续和虚实之分，但毕竟能够持久维系绵绵不绝。被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命名的“Chinese World Order”即“中国中心的世界秩序”，指的就是这个万国来朝体系。[1] 古代中国孕育出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也形成了傲视万方的民族底气。我们慷慨地向外输出自己的文明，推动人类的进步。以中华帝国为核心、以儒家文化为圭臬的朝贡体系，对这种雄浑底气作了最好的诠释。
郡县制构建成的中央集权，造就了古老中国的崛起和辉煌，但“治乱兴亡循环”导致改朝换代的历史怪圈，却是炎黄子孙无法逃脱的周期性灾难。尤其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沦为半殖民地，更是中华民族泱泱大国刻骨铭心的奇耻大辱。甚至1949年之后，苦难也没有完全结束：“大跃进”、“三年大饥饿”和“十年文革浩劫”，都令人不堪回首。历史再次证明了马克思的论断：“自以为借助革命加速了自己的前进运动的整个民族，忽然发现自己被拖回到一个早已死灭的时代。”
世界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佩雷菲特，也提出了中国倒退问题：“为什么随后它却让别国赶上，然后被人超过，而到19世纪它的部分领土竟像由停留在石器时代的部落居住的地方一样沦为殖民地呢？以至到了20世纪，它竟成了世界上最落后、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据国际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测算，1820年中国经济占全世界GDP的32.4％，而到了1980年竟仅占2.5％！
中国历史进程的最大疑案，还是马克思的那个著名结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2] 中国古代的三大发明导致了资本主义的诞生，为什么中国自己却停滞而且倒退了呢？
若问前世因，今生受者是；若问来世果，今生做者是。传统文化形成了特定地域人群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成为世代传承的精神遗产，进而影响其社会进程。传统文化精华是举世公认的瑰宝，其糟粕却是民族苦难的根源。近代中国反抗外国侵略的失败，追根溯源就是文化较量的失败；西方文化精华之一的马克思主义让中国重新崛起，更是对传统文化的基本否定。因此，必须研究导致中国落伍的“三大谜团”： 为什么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没有在近代中国形成？
这三大问题相辅相成，甚至互为因果，值得深入研究探讨。
一、为什么科技革命没在近代中国发生？
这个问题也就是著名的“李约瑟难题”：李约瑟主编七卷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他认为西方科学技术85%以上源于中国，却无法回答近代科技革命为什么没在中国发生。爱因斯坦在回答美国科学家斯威策这一提问时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在文艺复兴时期）发现通过系统的实验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要是这些发现果然都作出了，那倒是令人惊奇的事。”然而1976年版的《爱因斯坦文集》中，居然把最关键的地方完全译反了：“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3] 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变否定为肯定，错得令人啼笑皆非！
1、中国传统文化缺乏精确验证和数理逻辑。中国古代思想家都是文学家，所以传统文化就有形象思维和深奥模糊的混沌性特征。“道可道，非常道”，凡是能用语言表述清楚的就不是永恒的真理。“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太极、元气、经络、风水、阴阳等等，都普遍存在着“妙处难与君说”的特点，既深奥奇妙，又大而化之不着边际。中医虽然神奇灵验但也玄幽模糊，令外人如坠五里雾中，没有西医的化验验证和精确数据。气功对健身相当有用却也极为杂糅，前些年又被别有用心之辈无限夸大，引上“造神运动”的歧途，一时甚嚣尘上；尔后又因法轮功闹事而销声匿迹，结果被全盘否定甚至成了禁区。气功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的根本原因，就是缺乏精确实验、权威数据和科学原理支撑。《易经》深奥精妙但也掺杂糟粕，例如预测吉凶就违反科学原理，而且只有抽象归纳，缺少逻辑推演。所以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作《〈易经〉对中华文化的影响》报告说：“《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中的思维方式，而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古代科学多为经验总结性的应用科学，虽然注重记录现象，也有直觉猜测，但缺少逻辑推理、数理分析和实验验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所以中国有四大发明，但未能揭示其原理；有最早最全的太阳黑子和新星爆发记录，却陷入了“天人感应”的臆测而没有建立天文学体系。例如记录哈雷彗星30多次，却未能探究规律，所以荣誉只能归于英国的哈雷。《黄帝内经》就发现了血液循环，但一直未能精确验证，直到哈维1628年发表《动物心血管运动的解剖研究》，才确立了血液循环学说。中国传统文化不注重抽象的理论架构，没有严格重复的实验证明，缺乏逻辑严谨的数理推理。明代科学家徐光启谈勾股定理时就说：“旧《九章》中亦有之，弟能言其法，不能言其义。”亨利•罗兰100多年前忠告美国科学界说：“如果我们只注意科学的应用，必定会阻止它的发展。那么要不了多久，我们就会退化成像中国人那样，他们几代人在科学上没有取得进展，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应用，而根本不去探讨为什么要这样做的原因。”
西方古代大思想家多是科学家，大科学家也多是思想家。所以他们不但致力于构建逻辑严谨的基础理论体系，而且有研究精微、验证精确的优秀传统。哲学家德谟克利特有“百科全书”之称，他的原子论就比我们的元气论分析透彻。数学是科学之母，柏拉图学园规定“不懂数学者不得入内”，从毕达哥拉斯、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建立数理逻辑推演体系，到牛顿和笛卡尔创立解析几何，逐步为近代科技革命奠定了数学基础。伦琴回答科学家必备素养时强调：“第一是数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数学。”马克思也说：“一门科学只有当它达到了能够成功地运用数学时，才算真正发展了。”抽象的、不关涉具体内容的知性分析和概念演绎，恰恰以其“无用”而成“大用”。有个青年问“几何学有什么用”，欧几里得对侍从说：“请给这小伙子三个硬币，因为他想从几何学里得到实际利益。”陈景润研究的哥德巴赫猜想成果公布后，很多人追问这有什么用？徐迟回答“无价之宝”。法拉第发明世界第一台发电机像个小玩具，维多利亚女王好奇地问：“您的这些发现究竟有什么用处呢？”法拉第竟然反问：“女王陛下，您是否可以告诉我，一个婴儿的用处是什么呢？”绝妙回答令人叹服！
2、小农经济基本不需要任何科学。马克思在批判小农经济时说：“他们进行生产的地盘，即小块土地，不容许在耕作时进行任何分工，应用任何科学”。[4] 恩格斯也说：“科学的发生和发展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社会一旦有技术上的需要，则这种需要就会比十所大学更能把科学推向前进。”几千年来中国都是自然经济，没有对科技的迫切需求。明清时代的农业科技和秦汉时代的农业科技基本相同。中国历史上虽然科技人才辈出，但没有社会利益驱动，也就失去了发展动力。因此四大发明在中国和西方的不同命运，也就可以理解了。如果中华帝国也对外扩张贸易，指南针就不会主要用于看风水，火药也不会主要用于造鞭炮。因为中国重文学而不重科学，所以张衡发明的地动仪和浑天仪都失传了，但他那堆砌辞藻的文学作品《二京赋》和《南都赋》，却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倒是西方科学界强调张衡伟大的科学成就，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月球上那座环形山和太阳系1802号小行星。
3、科举制度扼杀了学校传承科技成果。罗马时代学校课程就有数学和天文学，在黑暗的中世纪，教会学校严格执行“科学是宗教的奴仆”政策，却也只是把神学置于数学和天文学之上而已。宗教法庭残酷迫害甚至杀害科学家，罪恶昭彰；但西方著名大学接二连三在中世纪创立，却是无法抹杀的历史事实。如牛津大学1168年创办，剑桥大学1209年创办。在13－14世纪，意大利设立大学18所，法国16所，西班牙和葡萄牙15所。这些大学享有极高的学术权威，有时连世俗政权和教皇之间发生争端，也交给大学仲裁解决。这就为哥白尼、伽利略等伟人的出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导致最终实现了科学对宗教的反叛。
孔子教学时“六艺”中也有算术，但后来的学校教育却逐渐只剩下五经四书。唐代虽有算学专门学校，招生对象却是八品以下官员和庶人之子，且只招30人。明朝八股文让科举彻底进入死胡同，没有任何创新精神，造成无数儒生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看看中国科学家们的官场梦吧！李时珍3次科举失败才做医生，宋应星5次落榜才做教谕，徐霞客连秀才也没考上，只好寄情于山水。因为学校课程的设置窒息了科技传承，导致祖冲之的圆周率虽然举世无双，但“学官莫能究其深奥，是故废而不理”，元代以后竟然失传了。清政府直到1888年才同意科举增考算学，“戊子科乡试报考算学者有32人，照章录取举人１名，这是我国最早的一次把西学与中学同考。” 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武力瓜分的亡国威胁时，顽固派仍旧乞灵于传统文化：“大厦将倾一木支，乾坤正气赖扶持。试从国故稽文献，异代精灵傥在兹。”愚腐颟顸得不可理喻！
4、国家正统理论蔑视科学研究。儒家承认科学技术有可取之处，但却强调钻研科技会影响远大事业，“是以君子不为也”。既然君子不钻研科技，那么谁钻研谁就是小人!《礼记》强调“毋或作淫巧，以荡上心。”《孔子家语•刑政》竟然主张“设伎奇器以荡上心者，杀！”墨家不但倡导“兼相爱，交相利”，而且努力研究力学、光学和声学，社会上出现“墨翟之言盈天下”的繁荣景象，导致“孔子之道不著”，让孟子痛心疾首。后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家政策，在扼杀墨家等学派的同时，也窒息了科研。清末著名顽固派倭仁要“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抵御列强侵略，荒谬迂腐得令人吃惊，然而这话却出自《孔子家语•儒行解》。传统文化蔑视科学的结果，造成了古代科学自生自灭、灭而又生。例如指南车就被反复发明，东汉张衡、三国马钧、南北朝祖冲之、唐朝金公立、宋朝燕肃和吴德仁，甚至据说连华夏始祖黄帝，都拥有指南车的发明权！而西方一代代科学家们却承前启后锲而不舍，轮番持续向每一个科学领域发起攻坚战，例如攻克电的科学巨人名单，就长得令人赞叹：法拉第、富兰克林、焦耳、伏特、安培……。
因为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中国历代国家政策，都不约而同地窒息、排斥和扼杀科学，所以科技革命就不可能在中国产生。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批判“白专道路”、“洋奴哲学”，居然派工宣队领导科研机构和高校，让贫下中农甚至文盲去管理学校，连国宝级的知识分子也被打成臭老九，荒唐得实在匪夷所思！科技发明的动力一是人类的好奇心，二是社会的迫切需要，三是国家的政策支持。但昨天的中国却反其道而行之。
二、为什么市场经济没在近代中国形成？
郭沫若考证《尚书•酒诰》中的“肇牵车牛远服贾”说：肇者始也，周朝人认为经商行为始于商，因此称做买卖的人为“商人”。 毛泽东也说：“商朝为什么叫‘商’朝呢？是因为有了商品生产”。上海博物馆珍藏的商代饕餮纹鼎上，就有三个象征着人挑“贝”步行或乘船做买卖的铭文。《周易•系辞下》有“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的记载，《墨子•贵义》中有“商人之四方，市贾倍徙，虽有关梁之难，盗贼之危，必为之”的论述。特别是唐宋时代商人到阿富汗、斯里兰卡甚至非洲红海经商，40多个国家来中国贸易。
然而，市场经济为什么没在近代中国形成呢？
1、传统文化重农贬商，崇尚小农经济。孔子强调“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孟子坚持“王何必曰利”，“上下交征利而国危”。儒家倡导的理想模式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
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孔子家语》强调“文锦珠玉之器，雕饰靡丽，不粥于市”。儒家的这些思想导致了妇孺皆知的“无商不奸”，所以中国古代的文人们，宁愿歌颂妓女，也不歌颂商人。
因此，炎黄子孙们世世代代凿井而饮耕田而食，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30年前的人民公社集体化生产，就和中华民族3000年前的“井田制”生产方式非常相似。直到20世纪七十年代，我们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纯洁性，还在经济极端落后的农村大张旗鼓地“割资本主义尾巴”！
2、独裁专制的国家政策歧视和打击私商。春秋时管仲按照“贱商”观念划分职业等级，把商人定为末等之民，一直沿袭到清朝灭亡。西汉政府“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汉文帝宠幸吮疮吸脓的黄头郎邓通，特许他冶铜铸钱，邓通就富甲天下；汉景帝厌恶这个马屁精，于是邓通就“家财尽被没收，寄食人家，穷困而死。”汉武帝用“告缗令”残酷敛财：凡商人申报个人财产不实者，罚戍边一年并没收财产，且号召天下人揭发，举报就奖励一半！结果“得民财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以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这次告缗的结果，是对商人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大抄家，把商人们多年积累起来的财富，包括动产和不动产全部没收，中等以上商人都破了产。晋代为了侮辱商人，居然让他们“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前秦皇帝苻坚规定“去京师百里内，工商皂隶不得服金银、锦绣。犯者弃市。”多么血腥！连唐朝竟然也规定商人及子孙不准从政：“有市籍者不得官，父母、大父母有市籍者，亦不得官。”宋代后期对商业重税简直是竭泽而渔，明代竟有“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的法令。仇恨富人的朱元璋做皇帝后，就摊派商贾重修南京城。江南首富沈万三耗费巨资筑城三分之一，朱元璋又“令岁献白金千锭黃金百斤，甲马钱谷，多取资其家”，最后仍找碴把沈万三流放致死。这都说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私有制，皇帝一声令下，谁的私有财产都会顷刻间化为乌有！乾隆皇帝对华侨海外经商极端歧视，1740年荷兰发生血案，屠杀数万华侨，荷兰当局非常害怕中国政府报仇，专门派代表团来华道歉，没想到乾隆皇帝竟说：“我对这些贪图发财远离祖国，舍弃自己祖宗坟墓的不肖臣民并无丝毫的关怀。”中国此后甚至对归国华侨处以极刑！[5] 禁锢封闭政策残忍得令人难以置信。
3、政府垄断和官商合流，窒息市场经济。历代朝廷扼杀市场经济还有三个枷锁：一是禁榷制度，即对所有暴利行业（如盐铁铜茶）都由官府强行垄断专营，根本就不准私商染指；二是官工业制度，和我们原来的国营企业非常相似，企业生产根本不用考虑利润，违犯了经济规律；三是各级地方政权向朝廷“表忠心”的进贡制度，“非为财币，所以述职也”，地方官为固宠晋升讨好皇帝，不顾百姓死活，宋朝的花石纲就是典型。这三大政策“有利于强化封建性的自给自足，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道路，因而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继承。”
朝廷垄断暴利行业造成了官商合流，历代巨商多是“成也官府，败也官府”。精明的胡雪岩靠官场军界后台王有龄、左宗棠而成为官商，“御赐顶戴，赏黄马褂”。后来胡雪岩为抵制外商抑价购丝，大量收购囤积生丝，“以一人之力，垄断居奇，（生丝）市值涨落国外不能操纵，农民咸利赖之。”[6] 胡雪岩维护了广大江南蚕农的利益，但与实力雄厚的外国资本竞争，竟成了他“一个人的战争”！胡雪岩惨败固然有其商战失误之处，但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后台左宗裳逝世后，朝廷不但不支持他，反而雪上加霜剥夺职衔，勒令清欠公私款项，偌大的企业顷刻倒闭。
4、天朝帝国闭关锁国，拒绝国际平等通商。明朝严禁海外交易，《大明律》规定“凡将牛、马、军需、铁货、铜钱、缎匹、绸绢、丝绵出外境货卖及下海者，杖一百”。清朝标榜“我天朝无所不有，焉用外求？”为断绝台湾郑氏集团和大陆联系，施行野蛮的迁界政策：沿海居民内迁30里，片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
特别是1793年9月，英国派遣曾与伟大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和爱尔维修都有交往的马戛尔尼勋爵，率领800多人组成官方代表团，带着英王庆贺乾隆83岁寿辰的信函和天文仪器、新式火炮等600箱科技礼品，专程来中国进行平等互惠的贸易谈判，但目空一切的乾隆皇帝竟误认为英国也是来“万国朝贡”、“俯首称臣”！马戛尔尼不肯“行三跪九叩之礼”，要求自由贸易，惹恼了年迈的乾隆：“朕无求于任何人。尔等速速收起礼品，启程回国。”英国送那么多的科技成果，也未敲开通商大门，中国“胜利”了；然而47年后的鸦片战争，傲慢的中华帝国却被英国打得一败涂地！马克思把闭关锁国的中国比喻为“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材里的木乃伊”， 他既谴责英国侵略罪行，也强调侵略的进步意义：“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7]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太让人吃惊了，所以胆怯的理论家们避之唯恐不及！
市场经济的理论硬核是法律保障、平等竞争和对外开放，但傲视万国的中国皇帝则认为，连外国政府也没资格和天朝帝国讲平等，更何况国内商人？所以马克斯•韦伯强调说：“资本主义的起因应该从西方文化中独具的合理主义中去寻找”。
三、为什么民主政治没在近代中国成功？
官场专制体制的弊端造成历代政权逐渐趋于黑暗腐败，导致周期性的经济崩溃、社会动乱和科技灭绝，导致女真、蒙古和满清少数民族乘虚而入雄居中原，导致中华帝国惨遭诸多外国侵略蹂躏。发达国家历史证明：只有民主制度才能保证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
1、性善论只强调官德教育，性恶论却设计权力制约。中西传统文化基因的不同，造成了政治制度的差异。“主张人性本善的中国人，几千年来竟为自己造出一个非常缺乏人道、非常不善的大官场化社会。而主张人性本恶的西方人，近500年来竟首先创造出了一个科学、民主、自由，相对而言更富裕、更尊重人道的社会。”
儒家主张性善论，孟子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然而在西方，性恶论却占了主流，黑格尔说“人性恶”是一种伟大的思想。恩格斯则强调说：“人来源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程度上的差异。”
基督教是赎罪文化，强调人人都有原罪，当然也包括国王。西方思想界普遍认为，16世纪20年代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运动，是推动西方民主制度最重要的动力。理查德•亨利•托尼的《宗教与资本主义》和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基督教的性恶论，导致政治家们想方设法监督和制约权力，结果就创造出了民主制度。众所周知，建立美国民主政体的华盛顿和开启中国民主政治曙光的孙中山，都受过基督教文化熏陶。
儒家相信只要加强思想教育和官德修养，“人皆可以为尧舜”，同时主张为尊者讳，“位卑而言高，罪也”，反对监督制约权力，造成了官场腐败的理论漏洞。国家命运取决于皇帝素质，品德优良的隋文帝开创大业，道德败坏的隋炀帝则葬送江山。唐太宗为让接班人也像他那样英明，呕心沥血总结《帝范》作为遗训，再三叮嘱说“安危兴废，咸在兹焉”，“朕一旦不讳，更无所言。”范者，铸造之模具也。但《帝范》只强调皇帝“应该如何”，缺乏“连皇帝也无法违犯”的制度设计，所以根本无法强制规范后世皇帝。历史证明了《帝范》只不过是几张废纸，真不知唐太宗的在天之灵作何感想！邓小平总结苏联大清洗教训和中国文革浩劫后，得出的结论是：斯大林和毛泽东所犯的严重错误，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不可能发生；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坏可以使好人变坏。
2、以“三纲”为核心的传统文化是专制文化。黑格尔早在1822年就深刻指出：“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马克思则强调农耕文明是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让人们成为传统的奴隶和驯服的工具。中华帝国巨大的金字塔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在皇帝面前，大臣是奴才；在上司面前，下级是奴才。整个国家充满奴才，焉能产生民主？而西方的封建社会，类似中国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其专制是分权的专制。西方商业文化的契约精神，更是后来民主制度与平等权利的基础。民主政治理论的核心，是对官员品质和才能的怀疑。美国宪法之父杰斐逊总统强调：“在权力的问题上，我们再也不要听什么信任人啊这类蠢话，我们要用宪法这把链条把他捆住，使他无法搞欺骗活动。”大卫•休谟则说：“在设计任何政体和确定对该体制的一些监督、监控机构时，必须把每个政府成员设想为无赖之徒，并假定他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谋求私利，别无其他目标。” 布什总统则说得更为形象：“人类千万年的历史，最为珍贵的不是令人眩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师们的经典著作，而是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服，实现了把他们关在笼子里的梦想。我现在就是站在笼子里向你们讲话。这个铁笼子四面插着五根铁栏杆：选票、多党制、司法独立、新闻自由和军队国家化。”
这些至理名言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也有相通之处。恩格斯纪念巴黎公社20周年时说：“国家最多也不过是无产阶级在争取阶级统治斗争胜利以后所继承下来的一个祸害；胜利了的无产阶级将同公社一样，不得不立即尽量除去这个祸害的最坏方面，直到新的自由的社会条件下成长起来的一代能够把这全部国家废物完全抛掉为止。” 列宁掌握国家政权后再三强调“我们现在的国家是这样的：全体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应当保护自己，而我们则应当利用这些工人组织来保护工人免受自己国家的侵犯。”[8]
3、专制体制造成的官场怪圈，必然导致周期性的改朝换代。世袭制恐惧和抵制竞争，导致了“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的接班皇帝一代不如一代。著名学者辛向阳阐述“怪圈”所具有的循环性、悖论性、扩张性和黑洞性四大理论特征，被频繁改朝换代的官场历史演绎得淋漓尽致。
官场怪圈的“循环性”，是指几千年来所有政权从执政到灭亡，都表现出惊人相似的重复性。中华民族出现历史治乱循环的根本原因，在于专制体制的本质性质。专制体制政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渐渐蜕化堕落，与被其推翻的前代腐败政权逐渐趋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朝代末期甚至出现“越渴越吃盐”的非理性行为，越是危机严重，就越倒行逆施。贪官们都知道腐败必然导致政权灭亡，害怕灭亡就疯狂敛财。“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下乌鸦一般黑”之类诗文民谣，就典型地反映出了不同朝代专制统治的共同性质。
官场怪圈的“悖论性”，表现在专制政权的统治理论与统治实践南辕北辙。洞察历史的毛泽东说：中国“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9] 亦即所谓“阳儒阴法”或“外儒内法”。因为儒家理论中的尊卑、等级观念为统治者所需要，所以被“定为一尊”，神圣不可侵犯。其结果是孔孟之道被绑到了帝王将相们的战车上，既享受祭奠膜拜，也遭受阉割蹂躏。特别是到了每个朝代的末期，儒家的仁义道德，则完全沦落为吃人政权掩耳盗铃的虚假幌子，成了人肉酱缸上的金盖，鬼脸上的雪花膏。专制体制这种内在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必然导致长治久安梦想的破灭。统治者得天下时威风八面山呼万岁；失天下时昏惨惨似灯将尽，忽啦啦似大厦倾，亡国之帝“欲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历史就这么复制着相同的悲剧。
官场怪圈的“扩张性”，是指腐败病灶的传染扩散。昏庸残暴的执政集团会把原本是局部性、非对抗性的矛盾，演变成全局性、对抗性的危机。官僚体制对积累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往往采取鸵鸟政策，没有得力措施化解社会愤懑情绪，墨守成规，错失改革良机；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饮鸩止渴，反其道而行之。“豺狼当道，安问狐狸”、“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就是对这种官场心态的绝妙写照。
官场怪圈的“黑洞性”，是指每个朝代灭亡前顽固守旧势力那种“病老虎吃医生”式的非理性对抗。官场运行机制是一个需要不断修补、完善和革新的系统工程，但古往今来濒临灭亡的政权都抱残守缺，负隅顽抗。这不仅注定执政系统要出大问题，而且最后必然陷入“政治黑洞”。这种政治黑洞具有吞噬拯救危机的改革措施的自我毁灭性质，最终导致无力回天。
4、传统文化法力无边，生命力顽强。天上的神与地上的王谁大？
西方的答案是：上帝高于君主。拿破仑那样跋扈，也要由教皇代表上帝给他戴上皇冠。然而在中国，皇帝不仅是“真龙天子”，而且其他神仙也要靠皇帝来封。例如关羽被明神宗封为关圣帝君，伍子胥被雍正皇帝封为潮神。儒家文化浓厚的日本，直到1946年战败投降后，才在美国的威逼之下，明文宣布天皇是人不是神。
康有为深知传统文化神圣不可侵犯，所以费尽心机繁琐考证写出《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他不惜牵强附会断章取义，硬是把孔子抬举成选举和议院的祖始爷。
最令人感慨的是，传统文化不但具有惯性、惰性和顽固性的特点，而且早就渗透到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甚至精英们的潜意识中。所以“辛亥革命前，中国许多学者都极力欣赏西方文化，主张维新变法，甚至还有人主张全盘西化，彻头彻尾、彻里彻外地学习西方；但后来许多人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有的甚至从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勇士，倒退成了封建文化的卫道士。”[10] 例如主张全盘西化的严复，最后竟然参加了孔教会，拥戴袁世凯称帝；变法领袖梁启超最后也自我否定，倒退到拥护专制制度的地步，竟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自由。”清朝初期无数汉人拼死不剃发，清朝灭亡后却又有无数汉人拼死不剪辫。解放后甚至文革前夕，农村还有一些老头留着清朝的辫子！五四运动中吴虞登高振臂一呼“打倒孔家店”响者云集，毛泽东发动七亿人民齐上阵，口诛笔伐批孔孟，造成了孔孟之道一时臭不可闻。但实际上都没把儒家文化真正打倒。现在，孔孟又被请回到神圣的宝座上，继续享受着中华民族的顶礼膜拜。
其实，许多主张“全盘西化”的思想家，也并没有否定和抛弃传统文化的精华。例如学冠中西的著名思想家胡适，就是因为坚信“任何民族和领导人都没有必要担心传统价值的丢失”，[11] 所以才“拼命走极端”，大力倡导学习西方文明。与此同时，胡适先生还积极倡导“整理国故，再造文明”。二者看似矛盾，其实是基于他对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刻认识。
结语：“蝴蝶”对比与“标本”日本
东西方文化的主要脉络和根本差异，大体上可以简化成一只对比鲜明的蝴蝶形结构。
西方国家在近代迅速崛起，是科技革命、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相互作用的结果。晚清洋务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根源在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违反了政治和经济“体用不可分”的原理，洋务派领袖们不知道，再先进的科技成果也挽救不了专制腐败的政府；而专制腐败的政府却可以葬送最先进的科技成果，毁灭逐步积累的社会经济。
对于曾经称雄世界、却又倒退落伍的中华民族来说，要真正虚心汲取和践行西方文化精华的困难极多，权力自私性和民族虚荣心就是两大障碍。毛泽东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大反传统文化，曾用民主来回答黄炎培怎样跳出“历史周期率”的疑问，但执政实践却与民主背道而驰，就是例证。著名学者顾准在荒谬绝伦的文革中经过冷静思考得出结论：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停滞甚至倒退，“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决定了“中国产生不出科学与民主来”。只有勇于正视真实而难堪的历史，找到传统文化的“病灶”，中国才能真正站立于世界先进行列。
当年，面对文革残局的胡耀邦同志，衷心希望党的高级干部都认真读读原日本首相吉田茂所著的小册子《激荡的百年史》。日本长期学习中国传统文化而导致国弱民穷、闭关锁国，和中国一样遭到西方列强蹂躏；被迫开放后的日本痛定思痛，虚心学习西方，竟成了名列前茅的世界强国。这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值得中华民族反思和借鉴。
日本四面环海，领土狭小资源贫乏。《后汉书•东夷列传》载：建武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即后来的日本专门派使者来中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那枚“汉委（倭）奴国王”篆字金印1784年在日本出土。日本为学习中华文明而向中国纳贡，甚至接受册封俯首称臣，频繁派出遣隋使、遣唐使、遣宋使、遣明使和大量留学生到中国学习。太宰春台说“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在唐代，“日本朝野上下对中华文明更加仰慕向往，出现全面学习模仿中国的热潮。” 吉备真备利用汉字偏旁创造了日本表音文字“片假名”，空海又利用汉字行书创造了日本行书“平假名”。日本以唐朝三省六部和郡县制为蓝本建立全国行政体系，在大化改新所颁布的律令中，与唐朝律令相同、相似的条文多达420余条。连吉田茂也承认“古代的中国拥有非常先进的文明，对日本来说，学习中国，是一个莫大的恩惠。”[12]
然而，儒家文化的弊端和独裁专制的体制不仅让中国每况愈下，也让日本积贫积弱。德川幕府被西方扩张贸易的要求吓破了胆而闭关锁国，从1633年开始接连颁布5道锁国令：除特许外，禁止任何外国船只进入日本，禁止日本人和外国接触；禁止与海外通信和邮寄物品；禁止“洋书”进口；命令海外日本人限期归国；禁止日本人出海，否则处以死刑；甚至禁止海上遇难漂泊到异国的日本人回国，送回去也不收！对照中国的闭关锁国政策，二者何其相似！
1792年俄国轮船带着女皇使命和礼物到日本请求开港通商，英美舰船也多次到日本交涉通商，都遭到日本拒绝。1853年，在迫不及待的美国炮船的武力威逼下，闭关锁国长达220年的日本，被迫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英俄法荷等国也立即如法炮制，日本从此沦为半殖民地，甚至丧失了制订本国税率权和独立司法权。
灾难对日本来说，既是噩梦和耻辱，也是痛下决心学习西方的重大转折。任何改革都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交锋，“洋学家、汉学家与皇学家也互相争吵不休。”关键时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把“广兴会议，万机决于公论”、“求学于世界”作为基本国策，实行废藩置县、奉还版籍等重大改革。“尽管当时的日本民众对于许多社会变化还是一知半解，因此参与变革带有盲目的跟从性，但上下一致学习西方的目的性却十分明确，其热情更是达到了近乎疯狂的程度。”很多日本人都“像猴子一样模仿西方”，吃牛肉、喝牛奶、穿西服，“甚至有人提倡同外国女人结婚以改良人种。”
日本因此而迅速崛起，从受列强欺负的贫弱小国，变成了挑衅和进攻中俄的世界强国，甚至开始了“学生打老师”的侵华战争：从打败中国的甲午之战，到八年侵华战争的铁血疯狂，都让炎黄子孙痛心疾首。今天日本经济能够雄居世界第二，仍是他们勇于学习西方的成果。无庸讳言，中国如果没有邓小平开创历史的伟大气派解放思想改革开放，那么今天的中国，肯定也像北朝鲜一样落后、贫穷和饥饿。
几千年历史反复证明，传统文化的糟粕造成了中国周期性的动乱和灾难，导致了政权的专制和腐败，扼杀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经济的持续发展。中国共产党要代表先进文化，就必须对传统文化进行扬弃。例如“三纲”很反动，要坚决批判和清除；“五常”很珍贵，要努力继承和发扬。任何文化都不能固步自封，就像生物进步必须有嫁接、杂交和转基因等手段一样，中华文化也要汲取其他民族的先进文化，接受普世价值，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成熟经验，用政治体制改革化解潜在的社会矛盾，促进科技创新，完善市场经济，才能彻底跳出“治乱循环怪圈”，实现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和长治久安。
注释
1.王尔敏《弱国的外交》3页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2. 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第67页 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
3. 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和1976年版《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5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一卷693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 复旦大学等编《中国古代经济史》290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6.《上海钱庄史料》第47-48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2页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8.《列宁选集》第四卷408页 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
9. 陈晋《毛泽东之魂》第271页 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 郁龙余《中西文化异同论》19页 三联书店1989年版
11. 麻天祥《中国近代学术史》第31页 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12.《激荡的百年史》第14页 世界知识出版社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