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首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军，是指由党立黄埔军校培养出来的军政干部所组成和率领的，学习苏俄红军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及立志为实现党义———三民主义奋斗而救国救民的革命军。廖仲恺不仅是黄埔党军的主要缔造者之一，而且更是大力扶助这支党军积极投身于反帝国主义、反买办阶级和反封建军阀斗争，并哺育其在国民革命运动中茁壮成长的重要领导人。
[关键词]廖仲恺；黄埔党军；肇建；国民革命；成长
国共两党人士在廖先生殉国后论及他与黄埔党军的关系时，都有口皆碑地说：“中山先生……毅然决然组织党军，而命仲恺综其成”[1]；廖先生实是“革命军人的领袖”[2]。事实的确是这样的：廖仲恺生前不仅是黄埔校军的缔建者之一，而且还一直领导和扶持黄埔将士积极投身于反对帝国主义者与封建买办阶级的各项斗争，使黄埔校军在平定广州商团、东征陈炯明、讨平滇桂军叛乱及省港大罢工斗争的革命风浪中，经受了血与火的锻炼和考验；党军将士在为国民革命事业奉献青春与热血的同时，其自身的队伍也在战斗中不断成长壮大起来。
一、奉孙中山命与蒋介石一起主持创建黄埔党军
何谓党军？这是首次国共合作初期人们对黄埔校军的一种尊称。“党军”一词是孙中山最早使用的。他在1923年10月10日的演说中，提出要学习苏俄创建“党军”：“党之基础何在？在于军队。俄国革命党能……应十八面之敌，三数年间卒将内乱外患次第戡定者，因军队全属党人故也。……设无此庞大之党军，苏俄之势力必无今日之盛。故吾党宣传功夫，此后应极从军队着手，庶可以立统一之基础，愿各同志注意此着。”[3]廖仲恺在同年12月国民党酝酿创办军校时，也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干部会议上谈到：国民党改组之“第二步对于军事者，尚有军团之组织，暂定为六百人”，让他们接受新式的军事与政治教育，“如此办去，一年以内可以成两师真正党军”[4]。自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将用黄埔师生为主干组建的校军正式称为“党军”后，人们都把以黄埔校军为核心的革命军叫做“党军”。
廖仲恺根据孙中山的重托和指令，亲自参与主持创建了一支国民党的党军，帮孙先生实现了其晚年的宿愿。他和蒋介石早在1924年8月就要何应钦着手开展筹建军校教导团的前期工作。10月8日，苏联援助广州革命政府的8000余支俄国式步枪和大批子弹运抵广州后，恰逢黄埔第一期学员将于是月中旬毕业分发，于是孙中山遂于11日指令蒋介石曰：“新到之武器，当用于练一支决死之革命军。其兵源当向广东之农团、工团并各省之坚心革命同志招集，用黄埔学生为骨干。”[5]11月11日，他又发布任职令：“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以廖仲恺为党代表。”[6]授廖以组建国民党党军的重任。廖仲恺受命后，与蒋介石一同挑起了组建黄埔党军———军校教导团的重担。
当时，廖仲恺主要负责新建党军政工人员的选拔，指导它搞好党代表制与政治部的建设，并同时解决好其经费和后勤保障问题。在教导第一团成立前，他已从黄埔一期毕业生中物色好了党代表人选和政治部的工作人员，并亲自任命了“连党代表12名，营党代表3名，团党代表1名”[7]；在教导团第二团成立前夕，他又事先给它配备好了各级党代表和政工干部。这就保证了校军的政治素质。此期间，他还在一个月内3次与苏驻广州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会谈，共商解决好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经费及关于政治部与后勤管理机构等问题。而蒋介石这期间则主要负责部队军事干部的配备，尤其是兵源的征集———他先后从江浙皖等省招募到新兵三四千人。由于廖、蒋两人通力合作，再加上共产党人的支持和帮助，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很快就组建起来了：1924年11月20日，由何应钦任团长、王登云为党代表的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正式成立；12月26日，以王柏龄为团长、张静如为党代表的教导第二团也宣告成立。黄埔校军遂成为国民党党军发轫的基础。在廖党代表的关怀支持下，日后由教导团而党军第一旅、第一师直至。后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黄埔师生在记述中称颂：“廖党代表真是党军的慈母”[8]———是言乃为实情。
孙中山和廖仲恺之所以把以黄埔师生为骨干组建起来的新式军队称为“党军”，笔者认为主要因为它是一支由党立军校培养出来的骨干直接组成与领导的，学习苏俄红军坚持党指挥枪原则及立志为实现党义———三民主义奋斗而救国救民的革命军。
首先，黄埔军校在中国开了党立军校之先河。中国国民党创办这所党立军官学校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造就军政干部，进而依靠他们来建立革命军。廖仲恺在军校开始筹建时给蒋介石和胡汉民的函中，曾多次指出创办该校是“党事”，认为此“党事较一切为重”，并批评蒋撂下军校筹备委员长挑子一走了之，使“党事将因此大受打击”[9]。他当时还以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身份指示叶剑英等人说：你们“应该了解，办黄埔(军校)是党要办的，而且一定要办成！……所以筹备工作还要照常进行”[10]。黄埔军校正式成立时，孙中山以国民党总理身份兼任军校的总理，以突出该校是由国民党中央所创办的党立性质。丰悌在《黄埔月刊》上撰文论及此时指出：“总理的意思，……当时本校的一切行政，是由国民党中央党部直接支配着的。”[11]孙总理后来明确指令蒋介石等，组建校军时必须“用黄埔学生为骨干”。结果军校的“教导两团之二级官长均是第一期毕业生，中级官长多由本校教官及第一期学生队原有官长任之”[12]；它是以党立军校第一期师生为主干而组建起来的党军。
其次，黄埔军校及其组建的校军，都学习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破天荒地创设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以突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及充分体现“党指挥枪”的军队党化原则。廖仲恺在任军校党代表期间，一再从理论与制度上强调实行党代表制的必要性，并始终重视搞好党代表制及其政治部的建设。他指出：在进行国民革命斗争时，“一方虽赖军力，然一方不可不有一种力量能制伏军队，……即党是也”[13]，“政治部主任是党代表的参谋长，有权代行党代表职权”[14]，掌管全校的政治教育及政治工作。由此可见，党代表与其所属的政治部实为一体，皆肩负着国民党对军校全体官兵进行监察、教育、训练与辅导的重任，为的是把他们培养成为知晓与践行党义和永葆革命战斗精神的军政干才。
遵奉“党指挥枪”的根本原则，黄埔军校新组建的教导团在廖仲恺之领导关怀下，除学习苏联红军的“三三建制”———团辖3个营、营辖3个连、连辖3个排外，还在政工方面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和政治部。全团的“各级党代表，由廖党代表遴选教官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呈请中央任命之，除实施政治训练外，凡军队一举一动，一兴一废，均需受其节制，以示军队党化”[15]。毛泽东在后来论及党对军队的领导时指出：“那时的军队设立了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军队一新其面貌。”[16]的确，坚持实行党代表制和设立政治部，以时时强化军队中的政治工作，是黄埔军校教导团作为一支“党化”新式武装力量，而区别于当时旧式军队的重要标志。这也是它称为“党军”的主因之一。
最后，黄埔党军是以三民主义为指导而建立起来的、切实奉行党义并立志救国救民的革命军。晚年的孙中山指出：“军队的灵魂是主义，有主义的军队是人民和国家的保障”[17]；“如果我们的兵士都知道革命主义，便变成了革命军。”[18]他强调民族、民权、民生这“三种主义，为军人之精神所由表现。……军人者，应以救国救民为目的，有救国救民之责任。……道何在？即实行三民主义”[19]。据此，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演讲中沉痛指出：“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因为所有与革命党共过事的这些军队，都“不明白革命主义的军队，究竟不能除却自私自利的观念，如果和他们本身的利益相反，马上便靠不住，所以我们的革命总是失败”。他还进而强调说：“我们今天开这个学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来挽救中国的危亡”；希望师生“要从今天起立一个志愿，一生一世都不存升官发财心理，只知道……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一心一意来革命。”[20]
廖仲恺根据孙先生的这些指示，在黄埔军校党代表任上始终突出政治建校，坚持以党的三民主义来培养造就新型的革命军人。他早在国民党“一大”期间，就向各位代表明确提出选学员要以政治为第一标准：“介绍青年军官学生宜特别注意，必其人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21]在黄埔军校开学之后，廖党代表又在对师生的演讲中多次指出，主义上的统一“尤须从本校做起”，诸位进了这个军校，就要“确信主义”和“宣传自己的主义”；“以主义为主干组织成立的军队叫做革命军”，这种“以主义为主干的军队，就是我们实现理想的力量———强力”。他还强调说：“陆军学校非单系讲求军事教育，同时必须研究党之主义及党之纲领也。各位现在系军人，又系党员，而党员对于党之主义必须明白，然后才可能为党奋斗”，大家“应该把总理遗留的三民主义，作为国民革命的唯一南针”，“我们党立陆军军官学校完全就是在这一点！”[22]在廖仲恺等人的领导努力下，黄埔军校很快就造就出了一支为三民主义而奋斗献身的革命军。有人在论及此时指出：“迄其陆军教导团成立，中国国民党始得一奉行党义之军队，而国民革命始有进行之机倪矣！”[23]事实的确如此，黄埔党军成立后，即以实现三民主义和救国救民为己任，马上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斗争，并在这血与火的斗争考验中建功立业和磨炼成长。
二、督令黄埔校军在平定广州商团战斗中初试锋刃
在孙中山革命政府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斗争中，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是力主严厉制裁不法商团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而正在组建中的黄埔校军则在其督令下，自始至终积极地参加了这次戡乱斗争。在1924年首次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建立后，汇丰银行买办陈廉伯和南海县地主武装头子陈恭受把持下的广州商团，已由原来的民族资产阶级中立性武装团体，演变成了买办、大地主阶级手中的反革命武装。陈等一方面大造颠覆广州革命政府的反革命舆论，说“孙中山要实行共产主义，商人阶级不能存在”，“非立即起来团结自卫，商界必亡”[24]；又公然叫嚣要“以平民武力革除不良政府，此后救粤责任由商团负起”[25]。擅自在广州召开108埠的“商乡团代表联防会议”，决定8月中旬正式成立“广东省商团军联防总部”，并为扩充其反革命实力而私向香港德商的南利洋行定购长短枪9841枝，各式枪弹337142万发，雇悬挂丹麦国旗的挪威商船“哈佛号”潜运广州，阴谋“翻政府取而代之，以陈廉伯为广东督军，取消独立，投降北方”[26]。当时，商团的军师关楚璞曾公开扬言：“陈廉伯、陈恭受等早有计划”，一有英国人撑腰，二有陈炯明呼应，“暴动可以十拿九稳的成功”[27]。由此不难看出，孙中山和广州革命政府后来扑灭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实是一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军阀和反买办阶级的革命斗争。
在广州商团阴谋颠覆革命政府的紧急关头，身任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的廖仲恺，不仅始终力主严惩反动商团，而且还组织军校师生参加了这场对敌斗争。他在获悉商团“联防”的阴谋计划之后，即于8月6日以省长名义下令，禁止全省商团军联防总部成立；他坚持支持孙中山采取扣押“哈佛号”轮、将全部团械起卸封存于军校内的行动。在黄埔军校扣封团械之当天———8月10日和12日，廖仲恺两次为扣械事发出布告，严正斥责陈廉伯等“私运军火，罪等谋乱”，并指出商团所偷运的这批军械，不仅手续不合，“始终无只字呈报到署”，而且枪弹之数目巨大，远超出自卫范畴，其中“疑窦甚多，黑幕重重”，现值军事期间，为维持社会治安和革命政府威信，“不能不将该轮”移泊黄埔扣留，以待查究[28]。在廖等的指导下，黄埔师生当时担负着团械的起卸、封存与守护工作，且还是其中部分枪械临时分发的装运工。他们实际上从一开始就参加了反对不法商团的斗争。
在孙中山革命政府扣械后，商团兴风作浪搞全省罢市的日子里，黄埔学生队奉命两度开入广州市内，担负起维持全市治安与正常秩序的社会责任。如前所述，广州商团非法偷运大批枪械是其欲以暴力倾覆革命政府的确凿罪证，孙中山和廖仲恺下令扣留团械进行彻查，是完全必要的正当举措。
然而，早就蓄意谋叛的陈廉伯等人却以扣械事为借口，大肆煽动商团和挑唆胁迫商人用各种手段掀起反政府风潮：他们一方面于8月12日纠合商团军2000多人到帅府门前“请愿”，要求无条件发还团械；又于8月13日悍然违抗省府禁令召开“联防总部”成立大会，并在会后要挟省府准予立案。另方面，他们又在亡团即亡家亡省的口号下，于22至25日煽惑和胁迫佛山、广州等地的广大商民举行第一次罢市，妄图以拒收革命政府银行之纸币、拒纳正当的赋税和停止米食运输等手段，来置广州革命政府于死地。针对广州商团头目的上述倒行逆施，廖仲恺采取了坚决的反击措施：在陈廉伯等人举行全省商团联防总部成立大会并酝酿罢市时，他即电令黄埔军校教官文素松，要他率领军校“第三、四队学生，前往省城维持治安、镇慑谣言”[29]；当陈廉伯与陈恭受继续煽动佛山与广州等属商民罢市时，他又以省长名义先后下令通缉两陈以遏乱萌；他还在8月24日的广州市民大会上，当众宣布陈廉伯等私运军火之罪状“历一小时之久”，并谓“陈氏与政府捣蛋之法在罢市，而政府对待之法在打消罢市！”[30]在此前后数天内，廖仲恺一方面令黄埔学生队开进广州市区参与实施军事戒严，并通令各有关部门筹办米食与维持市面金融以安人心；另方面又多次发布告令，强行制止不法商民罢市，申令对27日8时后仍罢市之大小商店，一律置于军事处分之下。他还坚决反对滇军军长范石生及师长廖行超就发还团械事所进行的“调停”活动，并与蒋介石一起提出：“按照私运枪械法例，全部没收”被扣团械，将之用于武装黄埔学生军和广东工农团军[31]。偏袒商团的香港《华字日报》在载文叙及商团事变时说：“以内幕言，廖(仲恺)与蒋介石……为主张扣械最力之人”；两次罢市时皆有黄埔军校“学生出巡市上，对市内商民有示威举动”，此为“最惹人非议者。”[32]这就告诉我们：黄埔军校师生在打击商团阴谋活动和嚣张气焰方面，的确发挥过重要作用。
在广州商团发动武装叛乱的危急时刻，廖仲恺和蒋介石同是讨平商团叛乱的直接领导人，黄埔学生军则在他们的领导下积极参加了这次平叛战斗———这革命的利剑首露锋刃。对如何处理商团及团械问题，当时的国民党最高领导层意见并不一致。廖仲恺因严惩商团的主张一时受阻而被迫辞去省长职。接替广东省长并留守广州任代帅职的胡汉民，力主息事宁人且提出以妥协办法来解决商团问题。时在韶关北伐的孙中山，虽不同意范石生与商团代表签订的“调停”条件，但却采纳了胡省长的建议，同意取消对两陈的通缉令，并答应了李福林提出的部分还械3办法———由广州殷实商人筹借北伐费20万元，团械发还枪支5000杆以上，由商团通电解释误会和表明心迹[33]。这些做法助长了商团第二次罢市并铤而走险的胆威。1924年10月10日上午，广州商团军在从广州市长、民团督办李福林手中领回长短枪4000杆、子弹12万4千余发后，下午就在西濠口枪杀参加“双十节”示威游行的工农群众数人；其后团军即武装巡行街市，公然发动了旨在推倒孙中山革命政府的武装叛乱。
“双十惨案”和商团军叛乱发生后，孙中山领导的广州革命政府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最后抉择：要么听任政府垮台，要么严厉制裁商团。在此紧急关头，“廖仲恺即偕工团军部长施卜赴韶，向孙文请示”如何进行戡乱[34]；蒋介石也电请孙“集中驻韶兵力，南下平乱”[35]；黄埔军校的学生大队，则“全体决议出发广州作战，誓与反革命商团军拼个你死我活”[36]。孙中山从中吸取了力量，于10日当天电令胡省长及各军总司令谓：商团“叛迹显露，万难再事姑息，生死关头，惟有当机立断”进行平叛[37]。次日，他指派由国共两党要员廖仲恺、许崇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等组成“革命委员会”，并自兼会长，聘鲍罗廷为顾问；同时又令留守韶关后方的湘军一部、吴铁城之警卫军及粤军张民达师等，星夜班师赶回广州勘乱。10月14日，孙中山令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职权，以廖仲恺为秘书佐之；又令在商团军“未平靖期内，所有黄埔陆军军官学校、飞机队、甲车队、工团军、农民自卫军、陆军讲武堂、滇军干部学校、兵工厂卫队、警卫军，统归蒋介石指挥，以廖仲恺为监督，谭平山副之”；并强调“收缴商团枪枝刻不容缓，务于二十四点内办理完竣，以免后患”[38]。胡奉命后马上宣布解散商团各机关。廖、蒋两人则令军校学生第二、三队出发广州市参与平叛。广州商团军即刻瓦解，陈廉伯等一手制造的反政府叛乱迅被荡平。16日，商团代理团长李颂韶向政府请求“缴械赎罪”，18日广州罢市各店先后开门复业；19日，驻佛山的滇军解散了佛山商团。至此，孙中山及其革命政府取得了平定商团叛乱的彻底胜利。
对于黄埔军校在平定广州商团叛乱中所作出的贡献，中外人士屡有记述予以肯定。军校师生在后来忆及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情形时说：当时“镇压商团叛乱，是在国共合作之下以廖仲恺为中心，执行孙中山的命令来进行的”；“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黄埔军校学生第一次上战场，大家很勇敢，首战打出了军威。”[39]苏联首席军事顾问加伦将军则谓：“在商团叛乱期间，黄埔军校在广州政治舞台上首次亮相，毫不含糊地要求政府解除商团武装，……学员们主动做好了战斗准备”；“军校虽然人数不多，但却成了政府军的核心，革命党人纷纷集合在它的周围，而且黄埔军校率先奋起抗击商团军。”[40]这些忆述绝非虚言！
历史事实还证明，黄埔军校师生参与平定商团叛乱，是其在实战中锻炼成长的一个重要阶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学员在刚刚经历过平叛战斗的锻炼与考验之后，于10月19日顺利毕业分发见习，其中的一些人很快就成为军校教导团的领导骨干。而师生们日夜守护的被扣团械及在平叛中所缴获的胜利品，则成为这期间黄埔军校教导团组建的主要武器来源之一。有人在叙及这事时指出：“本校于一九二四年九月开始成立教导团，同时继续招生……迅速的扩充，没有足够的武器是不行的。所用枪械的主要来源有两端：1.即平定商团叛乱时缴获的长短枪约九千余枝；2.从苏联购运来的武器……”[41]显然，这次黄埔军校参与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胜利，不仅为教导团的成立准备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和干部条件，而且还为它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特别是充足的武器。就在这次平叛胜利后不久的11、12月间，黄埔军校的第一、二两个教导团相继正式成立。
三、领导与支持军校教导团在东征中首扬军威
廖仲恺是广州革命政府第一次出师东征陈炯明叛部的重要组织者。作为黄埔军校的党代表，其曾努力从政治领导和后勤保障两个方面，支持东征右路军的攻坚主力———军校教导团及学生队等，在东征的各次战斗中大扬军威与屡建奇功。
广州革命政府在平定商团叛乱后虽进一步获得了稳定，但其处境仍岌岌可危。叛将陈炯明率部退到东江一带负隅顽抗，防线布置到了东莞石龙附近，时刻梦想打回广州城。陈在孙中山于1924年11月中旬北上后，将“进犯广州、统一军队、统一指挥的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上”，并于12月下旬致电广州总商会，宣称已就任“救粤军总司令”，“决定发动攻势解放广州，……呼吁商会予以支持和协助”[42]。此后，陈部叛军拟分兵3路进犯广州。
在陈炯明部的进犯面前，廖仲恺力主出兵讨伐，以保卫广州根据地。他作为是次东征的主要决策人之一，力促广州革命政府军事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兵分3路东征陈炯明的决定：“以杨希闵之滇军任左路，向河源、老隆进军；许崇智之粤军为右路，由淡水、平山直趋海丰、陆丰；刘震寰之桂军为中路，围攻惠州。”[43]黄埔军校当时坚决请缨要求参加东征战斗。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即循其所请，令两个教导团及学生队等加入右翼作战，并命蒋介石任东征右路军总指挥。1925年1月31日，黄埔教导团官兵及学生队等在校内大操场上举行誓师典礼后，随即出师东征，分向莞城、石龙、常平一线进击。
廖仲恺在积极参与制定东征作战计划的同时，又竭力从政治上和军需与民众协助等方面，力保校军能顺利东征讨陈。在政治方面，他耐心地做好团结友军的工作，将谭延闿和程潜将军为首的湘军、朱培德将军的滇军和以总司令许崇智为首的粤军部队，牢牢地吸引到政府方面，让他们各自为守护后方或出师东征出力；为提高校军与参战粤军的战斗力，他让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率政工人员随军出征，沿途对兵士、群众进行政治宣传等工作，并拟订出《党代表条例》，以加强教导团的党代表力量及提高其权威；他还与蒋介石一道发布了《实行〈革命军连坐法〉令》、《禁止军士扰民令》及《劝逆归顺布告》等，以进一步加强东征右路军的军纪，收万人一心齐力之效，并同时瓦解敌人的军心与士气。另方面，廖仲恺又在后方力任军饷、军需之筹措。如在校军出发前，他要加伦将军尽快支付苏方拖欠军校的“一笔两万八千元的款项”，且又“自己掏了六万元”[44]，从而保证了教导团等能顺利出征；在东征期间，他接到蒋介石自前线发来的“军势紧张，款项奇绌”之告急电后，马上设法以经费饷糈接济右路军。他还尽心尽力地安置好前方归来的伤病员，并抽空亲携钱物赴潮汕前敌劳军。这就从物资上保证东征军能克敌制胜。此外，廖仲恺还为组织民众援助东征军，做了大量的有效工作。如他曾指派黄埔生李劳工“潜回海陆丰，号召该处农民为革命军援应”，并进而“将东江的工人、农民和商民组织起来”；他“又在广州征求东江籍的工人为运输队及侦探等，藉免(军队)拉夫骚扰市民，又得熟悉情形及接近下层民众者，为之向导和呼应”[45]。事实证明，正是廖从多方面保证了东征陈逆的计划得以实现。
东征联军自1925年2月上旬展开攻势后不久，负担中、左两路的桂、滇军各部即无意东进，而徘徊于增城、博罗一带，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任务几全由右路军来承担。当时的东征右路军是由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和学生队，及粤军张民达师、许济独立旅、陈铭枢旅等部组成的，其东进的主攻任务则多由黄埔教导团来担任。可以说，黄埔校军是首次东征军主力的核心。第一次东征主要打了3次恶仗：即是淡水之役、棉湖会战及攻占兴宁。这几仗都是以教导团为主攻力量打胜的。自黄埔校军于2月15日取得了攻占淡水城的胜利后，右路军即从此一路长驱东进：教导第一、二团于20日进至平山、白茫花，27日又攻下海丰县城；后右路东征军遂兵分两路向普宁、潮州方向及陆丰、汕头方向挺进，并于3月上旬先后克复潮汕各属，完成了原定的东征讨贼作战任务。
就在这期间，原与左翼滇军相持的7000多敌人，从3月10日起分由横队渡、上栅、河婆等地向鲤湖、棉湖进犯，妄图袭击黄埔校军之侧背。林虎当时叫嚷说：什么黄埔学生军，你看我“杀他个片甲不留”[46]。面对严峻的态势，蒋介石决定由“教导第一团任正面，第二团任左翼，粤军第七旅任右翼”，迎战敌人。13日上午9时许，教导一团在棉湖河南乡以千余之众御数千之敌：“第一、三营前仆后继、伤亡过半”，“何(应钦)团长急令总预备队长刘峙，挥学兵连反搏数次，并命炮兵队猛射，始击退敌大股。苦战至正午，许旅始赶到，加入于第三营阵地”；“午后二时，第二团亦加入激战，……旋复绕鲤湖出击”。林部逆敌因“背腹受敌”，“始沮退”[47]。在当时战况极为险恶的情势下，日前刚抵汕头劳军的党代表廖仲恺，也“亲督役夫搬运弹药”，并激励广大官兵浴血苦战[48]，校军等最后终于获得这次反击战的胜利。当晚他在红湖宿营时，又与蒋介石等商研下步作战计划，到深夜3时许才休息。此战过后，加伦将军在祝捷会上称颂教导一团官兵说：“如此奋勇的军队媲美欧战，在世界上是很少的，……真不愧为革命军。”[49]廖仲恺也在3月16日的河婆讲话中，高度赞扬黄埔校军“自出征以来，打了很多胜仗”，特别是棉湖一役以少抗众，打退敌人“十几次冲锋”，“这样子的勇敢真算是空前之举”，“这样的精神在革命军中是独一无二的了！”他还希望全军“更加努力，赶快扫除敌人，……实行三民主义！”[50]在廖党代表的勉励关怀下，黄埔校军等继续乘胜前进：教导团继19日克五华后，又于20日占领兴宁县城。24日后，教导团再与粤军陈铭枢旅等克梅州各地，将陈炯明余部逐出了广东。第一次东征至此取得了最后的胜利。
黄埔教导团在第一次东征中，以“三千同志之军，死伤几达三分之一”的代价[51]，打出了军威。它每仗必胜的原因，不排除有武器装备(尤其是新式大炮)方面的优势，但其真正靠的却是广大将士的英勇牺牲精神———这与廖党代表领导主持的军校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是分不开的。黄埔校军在历经东征血和火的考验后壮大了自身的队伍———随着敌部归降及俘获大批敌人，蒋介石在校军克复梅县后，即调第一团官长17人回黄埔，训练新兵成立一补充团。就在东征胜利后，4月13日，国民党中央根据军校党代表廖仲恺的提议，成立了由教导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任旅长的党军第一旅，旋又组建由钱大钧任团长的教导第三团。廖与蒋介石当时分任党军之党代表、司令官。黄埔党军已在战火的洗礼中成一劲旅。
四、促勉黄埔校军在讨平滇桂军叛乱中建树新功
在廖仲恺的领导、勖勉与支持下，党军第一旅在回师广州戡定滇、桂军叛乱的战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军校入伍生团则在此战中出奇制胜，并为恢复广州的治安秩序出了大力。黄埔校军在革命政府组织的这次平叛斗争中再立新功。
廖仲恺早就同滇、桂军头目杨希闵和刘震寰展开过斗争，他是这次讨平滇、桂军叛乱的重要决策者和领导人。杨、刘两人自1922年“白马会盟”表示拥护孙中山，并趁讨伐陈炯明之机率部进入广东以来，实“无意革命，凡孙先生教令，悉阳奉阴违，日惟为暴于民，以敛财自肥”[52]，祸害广东民众。廖仲恺为统一广东财政和舒解民困，一直同他们纵恿部队霸占财政及截留税饷的不法行为进行力所能及的斗争。孙中山于1925年3月12日病逝后，滇系军阀头子唐继尧迫不及待地于18日就任副元帅职，完全暴露出他“毛遂自荐要做孙中山的继任者”，独霸西南为王的野心[53]。早怀二心的杨希闵与刘震寰于4月初，同唐订立了一项“在广州发动政变的秘密协议”，从此积极参加了拥唐为西南盟主、妄图以之取代广州革命政府的阴谋活动。他俩于5月中下旬在香港参加完密谋颠覆革命政府的黑会后，即将滇唐之间谍———云南兵站总监马自祥接来羊城公开活动，同时又大肆调防军队占据要津，公然发出了“把广东从共产党手中解放出来”的狂叫[54]。广州革命政府当时面临着被内部滇、桂军阀颠覆的严重危机。
在这场军阀叛乱的危机面前，作为政府首脑的胡汉民仍一味姑息养奸，根本没有讨伐杨、刘的决心。廖仲恺在加伦、蒋介石等的协助及共产党人支持下，承担起了粉碎唐继尧及杨希闵、刘震寰等颠覆阴谋的决策重任。他当时曾向加伦将军提出：“胡汉民是个傻瓜和懦夫”，在对付滇、桂军的问题上，“我们必须搞一套计划，强迫胡汉民执行。”[55]为此，他几次和加伦、蒋介石同赴汕头，与许崇智等人商定回师平叛计划。在4月28日的汕头会议上，廖仲恺指出：“广州作为政治与财政根据地，要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黄埔党军必须为此而战。这一意见最后获得与会者的支持，于是会议作出决定：以武力保卫广州，黄埔党军和部分粤军回师歼灭滇、桂军；统一的作战计划由蒋介石、许崇智制定，政治宣传则归廖仲恺负责经办。就这样，讨平杨、刘叛乱的战略计划，在廖的提议并主持下基本上定了出来。
汕头会议之后，廖仲恺立即赶回广州进行平叛准备工作。他一方面在中共党员协助下部署并开展了宣传攻势，以从政治上瓦解和打击滇、桂军阀的叛乱阴谋。另方面，他又几次与加伦一道去说服各总司令及军长等，使他们坚信打败滇军是完全有把握的。在滇、桂军阀拒绝发表反对唐继尧通电、公然抢夺新进款项、私占兵工厂和各机关———进一步露出其叛变野心后，廖仲恺即于5月9日督促革命政府正式作出了武力平叛的决定。在他的推动下，政府首脑及各军总司令和军长正式通过平叛作战方案的重要军事会议，于5月13日在汕头召集。这次会议决定：政府军从东、西、南、北4个方向围歼株守在广州的滇、桂军；以蒋介石指挥的、由党军和部分粤军组成的东路军为攻打滇军的主力，其余各路的兵力重新部署和集结，均以东路军为转移，待东路军回师抵达广州时，再向叛军发动总攻击。
5月21日，蒋介石按照汕头会议的决定，令东路军各部同时由潮梅拔队回师广州。为阻止敌人调兵遣将，廖仲恺在6月2日以工人部长名义任命刘尔崧、杨殷等共产党人为特派员，发动粤汉、广九、广三铁路工人及广州的轮渡、邮务工人等同时罢工，使杨、刘叛兵的运输瘫痪、通讯中断，进退失据，只能困守广州坐以待毙。他随后又令军校政治部撰印出宣传品16种，交由航空队散发，以鼓舞本军士气和涣散敌人军心。滇、桂军从6日开始寻衅，珠江两岸战火交织；次日，胡汉民代表政府通电讨伐杨希闵和刘震寰部，宣布“政府对于此等叛军，已有严重处分及周密之布置，将士用命，人心愤发，预料旬日以内必可荡平”[56]。10日，东征回师各部分左中右3路总攻广州城。次日拂晓，黄埔军校之卫士队、甲车队编为一个营出发，集结在敦和、桂田一带；留校之学生军一部则协同海军由鱼珠向石牌车站挺进；由总队长张治中率领的军校入伍生队3个营，亦从赤岗塔、猎德附近渡河，向东山进发援应。12日晨，正当党军第一旅和警卫军等在瘦狗岭与白云山之间同滇军血战之时，已占据猎德炮台的入伍生团，利用飞鹰舰上一门“七五生山炮”向敌人阵地发炮，“一个炮弹射进了广九路车站(有说是石牌车站———引者)赵成梁的司令部。赵成梁正在那里同杨希闵吃饭，炮弹开花，把赵成梁炸掉了半边，死了。杨希闵虽然没有受伤，但在这样的突变情势之下，也就无心恋战”而躲进了沙面租界[57]。滇军因此很快就完全溃败瓦解了。滇军败北后，原不过4000多人的桂军也在西村被全部缴械，只有刘震寰等跑了。为祸广东几年的滇、桂军，在黄埔党军及入伍生队等的打击下几乎全军覆灭，只有少量滇军逃到江西投靠了北军方本仁。
五、扶助党军在反帝烽火中扩成国民革命第一军
党军讨平杨、刘叛乱的胜利有利于其自身队伍的迅速成长。它在平叛后即从滇军降卒中挑选部分精壮，以黄埔师生为骨干，于6月16日组建了军校教导第四团，以刘尧宸为团长。同一天，党军第一旅扩充为党军第一师，以何应钦任师长。在廖仲恺的领导、关怀与支持下，该师甫成立就投身于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并在这场战斗中经受考验后，进而迅速壮大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
1925年6月19日，广州和香港爆发了应援上海“五卅惨案”的省港大罢工斗争。6月23日，广州在东校场举行了10万多人的“援助沪案”反帝大会。党军师长何应钦奉命率该师官兵及入伍生等800余人参加这次会议。廖仲恺亲自与会，并以国民党中央代表身份担任大会主席，在会上发表演说。大会通过了国民党关于迅速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宣言。与会者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大游行。当队伍行进到沙基时，遭到了沙面租界之英、法军队开枪扫射。“黄埔军在遭机枪射击时镇定自若，为掩护人群，他们分散开来，并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开枪还击”[58]；约上午11时许，入伍生排长谢力虎奉命“传达廖党代表命令说：革命政府对英、法帝国主义的暴行，已向他们提出严重抗议，将采取其他有效方式制裁；要大家避免牺牲，撤出沙基，以免增加更多伤亡”[59]。直到这时党军官兵才遵令撤走回营。
在这次英、法沙面当局制造的“沙基惨案”中，关于游行群众和党军、入伍生的伤亡人数，众说歧异。经笔者比对核实各种资料及其所列名单后可以认定，游行的工农兵大众在沙基惨案中共死难56人，其中大部分是党军和入伍生———共占30人；而伤者的具体人数则难于确定。他们都牺牲得英勇壮烈，如党军战士刘着陆(录)在重伤后视死如归，仍对何香凝率领前去救护他的队员说：“为国而死，虽死无憾！今吾伤重已无希望，君等可速往救其轻者。”[60]这是何等的豪言壮语！黄埔党军与军校入伍生用自己的鲜血，为省港大罢工的反帝斗争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在廖仲恺等的努力推动下，广州大元帅大本营于1925年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采取委员会的集体领导体制。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廖仲恺担任了国民政府委员、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长等职。他在任内大力整顿全省的财政税收，以裕政饷两费，并提议“以五分之四的收入用作军费”，由“军委会主席及财政部长对财政现状及分配比例，提出详细报告”[61]。加伦将军当时指出：成立军事委员会“实施统筹办法对黄埔军有利”，因为“经费及武器的分配，以及部队扩充和改编方案，这均属于军事委员会职权范围以内的事”；廖党代表作为军委会委员之一，“负责监督和指导供应部，从而使要害部门得以控制在党的手中，并且也有利于黄埔军”[62]。廖仲恺自7月3日兼任军委会委员后，多次提请该委员会讨论议决军校政治训练、军委会政治部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的军额、军饷及名称等问题；并对黄埔军校与党军的扩充问题极为关心：他在7月10日的中央执委会第94次会议上，“提议派汪精卫为党立陆军军官军校政治部主任，派周恩来为党军第一师党代表、包惠僧为党军第一师第三团党代表，均获通过”。他于该月14日担任黄埔军校新开办的政治班教员，这个班旨在“训练政治人才，由各军各校选二百人，加以政治训练教育，以备将来担负各军队之党代表”[63]。在一个多月里，其于百忙之中四五次抽空到黄埔军校公干，或为学员们讲授《帝国主义侵略史》课程。总之，廖仲恺这期间注意大力扶持黄埔军校发展及其党军的成长壮大。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先后两次提出，黄埔党军拟组建两个师，约一万人。在廖党代表的关怀支持下，党军第二师的组建工作已在8月上中旬着手进行，校军教导第五团遂因此而于17日正式成立，由蒋鼎文任团长。同一天，有廖仲恺出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第48次会议决定：“以党军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蒋介石为军长。”[64]这离廖先生8月20日遇刺殉职，仅隔了两天。而在他牺牲的头七纪念日———27日，由党军扩建起来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即正式成立。
廖仲恺殉国后，黄埔军校官兵及党军将士隆重地举行了追悼廖党代表大会。蒋介石在讲话中，高度称赞了廖先生对军校与党军的贡献。他指出：“先生积二十年之经验，知非先有为人民奋斗之武力，进而以武力为人民所有，则革命将终于无成，乃襄赞总理手创本校”；“他的精神是集中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及党军的身上，……一年以来，学子成业，党军成师，皆赖先生之殷勤教诲、辛苦经营。”他又说：“我们的党军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党军能够在东江打胜了反革命军队陈炯明，回省来又打倒假革命军队杨希闵、刘震寰，使我们的革命根基稳固。这又是从哪里来的？可以说是一个人奋斗而来的。这个人是谁？就是我们廖党代表。所以廖党代表是我们党军的慈母，……他对我党军的官兵，真是尽心尽力，无微不至，如同看待家里子弟一样。”[65]史实也的确是这样的：廖仲恺不仅是黄埔校军———党军的主要缔造者，而且还是积极引领与大力扶助党军在革命奋斗中不断发展壮大的杰出领导人。
注释：
[1]《廖仲恺陈秋霖同志殉难周月纪念册》，广州追悼廖仲恺陈秋霖大会1925年9月印行，第2页。
[2]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室编：《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24页。
[3]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68页。
[4]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584页。
[5][6]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1卷，第170，304页。
[7][苏]卡尔图诺娃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第73页。
[8]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44页。
[9]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第588、611页。
[10]《叶剑英元帅谈孙中山先生的建军思想和大无畏精神》，上海《文汇报》1956年11月10日。
[11]转见陈以沛等主编：《黄埔军校史料(1924-1947)》续编，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03页。
[12]陈予欢：《初露锋芒———黄埔军校第一期生研究》，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13页。
[13][21][22]尚明轩等编：《双清文集》上卷，第584，605，735、749页。
[14]转见蒋建农：《邓演达与军队政治工作的创建》，《纵横》2002年第11期。
[15]毛思诚：《民国十五年以前之蒋介石先生》第8册，1937年石印线装本，第59页。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1页。
[17]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342页。
[18]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77页。
[19]中山大学历史系孙中山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6卷，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9页。
[20]广东省社科院历史所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0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292，292-293页。
[23]《廖仲恺陈秋霖同志殉难周月纪念册》，第2页。
[24]广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州文史资料》第7辑，广州：1963年印行，第59页。
[25]《广东扣械潮》卷4，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印行，第16、12页。
[26]《广东扣械潮》卷2，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印行，第42页。
[27]广东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第8辑，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187页。
[28]广东省社科院历史研究室编：《廖仲恺集》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201-204页。
[29][3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北京：档案出版社，1992年，第229，247页。
[30][32][34]《广东扣械潮》卷1，香港《华字日报》社，1924年印行，第18，58、101、82，86页。
[31]广东省政协学习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广东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1卷，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51页。
[33][38]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026，2032-2033页。
[36]《广东前敌通讯》，《向导》第110期。
[37]谭延闿编：《总理遗墨》第2辑，1930年影印本。
[39][41]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4年，第122-123、219，257页。
[40][42]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第657-658，647页。
[43]陈福霖等编：《廖仲恺年谱》，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第292、322-323页。
[44][苏]卡尔图诺娃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85、87页。
[45]啸仙：《怎样纪念廖先生》，《广州民国日报》1926年8月20日。
[46]转引自中国人民大学中国革命史教研室编：《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7年，第89页。
[47][4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20-322，323页。
[48]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1辑，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78年，第274页。
[50]《廖仲恺先生训练官兵演讲集》，广州：1925年，第19-20页。
[5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348页。
[52]《廖仲恺先生传略》，《黄埔潮》第5期，第3页。
[53]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64、666页。
[54][苏]切列潘诺夫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22、239页。
[55][苏]卡尔图诺娃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69页。
[56]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11辑，总第1713页。
[57]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135、92页。
[58]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2，第697页。
[59]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第311-312页。
[60]钱义璋编：《沙基痛史》，1925年7-8月初印，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年再版，第17页。
[61]陈福霖等编：《廖仲恺年谱》，第352页。
[62][苏]卡尔图诺娃着，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翻译室译：《加伦在中国(1924-1927)》，第198-199页。
[63][64]陈福霖等编：《廖仲恺年谱》，第346-347，360页。
[6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蒋介石年谱初稿》，第411、42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