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后10年堪称我国近代史上最为复杂的历史时段之一，也是最值得深入研究的历史时段之一。一旦无意中割裂历史本身某些基本的因果联系，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之论就在所难免。适当考察清皇朝在“新政”第一阶段(1901—1905)所陷入的某些困境，或许有助于对“新政”第二阶段(1905—1911)最终为辛亥革命所取代的历史必然性与合理性的理解。从历史的因果联系中体念历史的辩证法，也许比超时空地设想“新政”的美好前景和埋怨辛亥革命不该发生等言论要实在些，也可信些。
“新政”伊始，固然较之“洋务运动”更能体现清朝统治者学习西方的决心与实效，更具有社会转型的架式和色彩，但是，主持“新政”的清政府却深感困难重重，怨声载道。应该说，人类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革都难免受到来自正、反两方面的攻击和社会阻力。激进者往往斥改革为肤浅，批评改革者敷衍或骗人，缺乏诚意;顽固守旧者则詈骂改革为不成体统，埋怨改革者轻信浮言、孟浪和轻率。慈禧所把持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尴尬情状尤为突出，其主要表现在:
第一，社会各阶层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普遍持不信任态度，信誉很糟。一场成功的改革需要一流的政治家主持其间，慈禧在国人心目中却只是一个擅玩小聪明，擅操宫廷政变的权利狂。王照说她“但知权利，绝无政见”〔1〕，陈夔龙说她只看重“利害切身”〔2〕，所说的都是一个意思。
大凡统治者的改革都是在自身统治秩序难以正常维持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其改革动机与目的无一不是旨在维护自身的统治和既得利益，与此相反的例证是不存在的。以往的论著多拿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做文章，得出慈禧一伙人缺乏改革诚意，纯属欺骗等结论，充其量轻描淡写地提一下某些“新政”措施的“客观作用”，其说服力似嫌不够。大凡成功的改革能更好地维护改革者的统治，使改革者如愿以偿;失败的改革则使改革者事与愿违。改革者的动机与目的并不决定改革的成败，后者主要取决于改革者的能力与具体操作技巧，以及客观历史环境与条件。改革者改得如何，往往决定改革的结局;而改革者对自身的统治与利益最终维护得如何，又往往取决于改革的结局，这也属于历史的辩证法。
戊戌年间由亲政的光绪帝主持的变法运动曾使举国上下一致欢呼，庚子之后由恢复“听政”的慈禧主持的“新政”却使国人普遍持观望和怀疑态度，二者是如此因时而异和因人而异，这才是一个实质性的问题。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时任美洲四国出使大臣的张荫棠在一封奏折中提到:“戊戌变法，新机一开，耸动邻邦之观听，外人与吾国商民遇者，握手称庆，望中邦之将为强国。遭拳乱而机一窒，贻误军国之罪魁终于就戮。两宫回銮复行新政，国是既定。”〔3〕张荫棠不好明说， “新政”的主持者慈禧太后就是在镇压中外所望的戊戌变法，并且遭惹庚子之祸后才回头开始所谓“新政”的，她才是“贻误军国”的真正罪魁。由一个镇压变法运动的刽子手来主持新一轮的变法，其变法动机与效果自然就易遭国人怀疑，臣民以变戏法的舞台表演和政治招术视之，或感到滑稽和别扭，或为之厌倦，胸怀疑虑，均属情理之中。而20世纪初年的中国局势已经不是一个翻云覆雨的拙劣皇朝所能随便左右的了。“义和团的失败使它丧尽面子”〔4〕， 加上慈禧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占用海军经费修颐和园等丑恶历史与下诏罪己并不彻底等现实因素，都决定了慈禧所主持的关于“新政”的政治动员是十分有限的。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论著对以往论著斥“新政”为“假维新”、“伪变法”之说提出异议与批评，所论大都不乏说服力。而“假维新”之说，原本最先出自反清志士陈天华之手笔，他是为激励国人投入暴力反清斗争而立论的。他说:清廷“见从前守旧的惹出祸来，才敷衍行了一段新政，不过是掩饰人的耳目”，“……还有那，假维新，主张立宪，略畛域，讲服重，胡汉一堂。”〔5 〕视“新政”为“假维新”而竭力抨击者绝非止于陈天华这样的反清文豪。戊戌政变的漏网之鱼梁启超也曾以“伪维新”、“伪改革”等词句相讥。奉张之洞之命派往日本的湖北留日学生监督钱恂致函好友汪康年时也不乏愤世之言。面对庚子之变后日趋严重的东北危机，他函告汪氏:“以此数千里之地，数百万蠢悍之民，委之于数十百满洲极贪虐之官之手，试问能三年无事乎?此三年后，俄力愈增，我力愈微(必每年输数十百万金于满洲地)。彼时，俄再索地，将何以处之?总之，新政必无望，要此东三省何用?”〔6〕他甚至还说:“目下所谓上谕者，仍是狗屁大话。”〔7〕此时此刻慈禧之流的政治威信就可想而知了。有了钱恂这一句“狗屁大话”，数年后由钱氏的同乡——浙江反清志士所撰写的那份《革命协会章程》斥清廷的上谕为“狗屁的上谕”，还有钱氏的好友章太炎稍后那句训斥皇帝的“国骂”——“载tián@①小丑，未辨菽麦”之出台，都不足为怪了。
第二，失去许多改革机遇之后于万般无奈之下才启动的“新政”，不仅在政治上感到被动，而且经济上也困难重重，出现某些恶性循环。
据宣统二年编制的预算统计，清政府于1899年的财政赤字即达1,300余万两，1910年却增至8,000万两左右。“新政”的计划不可谓不庞大，改革的速度也不可谓不快，但各省除了摊付巨额赔款、债款、上缴宫廷挥霍等款外，练新军也好，办实业也好，兴学堂、派留学也好，还有各地办警政、地方自治、各类调查与选举，样样需费，而且非有巨额投入不可。对于连支付赔款与借款都不堪重负的清皇朝来说，经费问题就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根据36镇的编练计划估算，每年需花费5400万两以上，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才9000万两左右，编练计划就只能大打折扣。结果除袁世凯的北洋6镇和福建、 吉林两省基本上完成编练任务外，其余各省或有名无实，或减少计划。浙江号称已建成一镇，实际上官兵还不满5,000人，不足定额的一半。袁世凯所编练的北洋6镇之所以比较顺利， 除了同袁氏的积极努力分不开之外，还因为北洋军有拱卫京师之名义，可以依赖户部向各省摊饷。故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8〕
由于经费不够，有的学堂也是空有其名。有位外国人曾说道:“尝见中国北部某城，其广袤仅与吾英典地域相峙，乃五六年间，所谓学堂骤达二十七所，初、高等两等小学外，如农业，如法律，如陆军，如巡警，如女子，固无不应有尽有。乃办理之法，无一适宜，曾无几时，相继闭歇，其硕果仅存者，亦只余五六所而已”〔9〕。 河南开封的经济与文化、教育在全国都不能算是落后的，而1906年年底的《盛京时报》刊文称，该地每所小学堂的就读人数仅有4—5人〔10〕。
清皇朝既要被迫推行新政，又无力解决经费困难，唯一的办法是除敷衍某些“新政”措施走过场外，就是继续敲榨人民，不断加重旧税，增设新税。其名目之多，手段之苟，人民怨声之大，都是举世罕见的。以厘金为例，原本作为权宜之计的厘金岁入总额到清朝末年已接近田赋总数，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所谓“值百抽厘”早已成了一句空话，所征货类实际上少则数百种，多则千余种。统治者不思惩治腐败，带头勒紧裤带，度过难关，而是一味巧立名目，还继续从中捞一把，下层人民忍无可忍，只好奋起抗争。诚如胡思敬所说:“无政事则财用不足，不节流而急急开源，适便于小人行私，上下皆受其害。”〔11〕清政府因积贫积弱而被迫推行“新政”，因推行“新政”而增加摊派与苛榨，因苛榨而激起下层人民的接连反抗，或毁厘卡、击警局，甚至冲捣学堂，既带来社会的动荡，使外部社会环境不利于“新政”，又增加了“新政”的异己力量。
第三，“康乾盛世”之后的统治阶级原本就已十分腐败，“新政”不但不曾整饬腐败问题，反而使它变本加厉，贪官趁机再捞，既增添“新政”的难度，也败坏“新政”的形象。
“上梁不正下梁歪”可谓不刊之论。威凌光绪帝之上的慈禧就是一个妇孺皆知的腐败者。慈禧的70寿庆来临时，她阳示停止庆祝活动，拒收寿礼，暗中则照收不误。京师内外“相率以进，两宫深为嘉纳。始而督抚中不过袁、岑、端三帅，旋即有周玉帅、陆春帅、如吕大臣，莫不争先恐后”。受礼期间，内监照例向进献者索费，“为上所闻，严饬禁止，并传谕各贡均由内务府大臣呈进”，一片乌烟瘴气。吏部尚书世续挖空心思，“于正贡之外加贡……据说，写了一万两零星银票，约数百张，用黄封封呈。奏云:此乃奴才代爷预备零赏之需”，因而“颇得慈欢”〔12〕。清廷一边高喊整饬吏治，一边贿赂公行，依然故我。如果说有何新的变化，那就是以麻将赌博之风盛行于此时，遍及全国。庆亲王奕kuāng@②的贪鄙循私是朝野咸知的公开之秘密，他虽屡经参劾，却因慈禧庇护，俨然一不倒翁。工于心计的袁世凯拼命弄钱，一半用之于宫中打点，一半留以自家享乐，并不亏待自己。熟稔官场内幕的胡思敬深知袁世凯一伙奢侈无度，他说:“大抵国愈穷则愈奢，愈奢则官常愈败。传闻袁世凯侍姬甚众，每幸一姬，辄赏赐金珠多品。吃余烟卷抛弃在地，仆人拾之，转鬻洋行改造，获利不下数千。端方移任时，所蓄玩好书画碑帖数十车，运之不尽。前云南矿务大臣唐炯、今外务部侍郎唐绍仪，肴馔之丰，每膳必杀双鸡双鹜，具鲜肉多筋，金华腿一具，取其汁以供烹调，骨肉尽弃去，亦暴殄甚矣。”〔13〕
统治者的无度挥霍，无一不是以权势得之，“赃物累累”，份份榨诸百姓。诚如梁启超1910年上载涛书中所指出的:“夫使其弊徒在新政之不能举办，犹可言也，而最危险者，乃在假新政之名，而日日juān@③人民之脂膏以自肥。数年以来，各省所兴种种杂捐，名目猥繁，为古今中外所未闻，人民之直接间接受其荼毒者，至于不可纪极。”〔14〕更令人费解的是，即使某些所谓“忠孝节烈之名”，亦“以权势得之”〔15〕，其腐败之厉，可想而知。
第四，清朝统治者能否驾驭和消化“新政”的有关成果，并且有计划地纳入不断推进的改革轨道中，成为深化改革的一种动力，而不至于成为统治者的对立物，也许这是最为关键的一着，否则，其结果必然是“走错房间”和种瓜得豆。
先拿新军来说，既然新军属于颇具早期现代化素质的新式国家机器，它能否始终如一地同一个腐朽皇朝保持一致而不发生脱节现象，这还是一个未知数。况且，各省新军从筹饷募兵，到训练成军，多由地方督抚直接负责，较之曾国藩的湘军、李鸿章的淮军似乎有更普遍的地方独立性，中央政府所能直接控制的财权与军权已十分有限，各省新军在皇朝政治危机到来的关键时候能否始终如一地听从中央调遣，在较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各省督抚对中央的态度，尤其取决于清皇朝对各省督抚的政治威慑力与控制力。另外，既然新军要求士兵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那些既年轻又不乏出洋留学经历或接受国内新式学堂教育的反清志士可望正中下怀，从而乔装打入新军。他们一旦走进营伍，又很容易在既年轻又有一定文化的同伍者中宣传反清思想，甚至组织反清团体。象吴禄贞那样带着传奇般的反清履历而手握镇统兵权的高级将领固然罕如凤毛麟角，但同属留日学生出身或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中下级新军军官就比较普遍，他们对历史发展潮流、国家政局与皇朝的腐败都比旧军官看得更清楚，其中有的已开始将效忠国家同效忠皇朝两个并非同一的概念适当区别开来。因而，当反清革命的高潮到来时，欲期他们把自己的前途在末日皇朝身上下赌注，死心塌地同清朝当局站在同一战壕作战，那是很困难的。他们至少可以先持冷静观望态度，然后决定行止。
再拿实业建设来说，工商业在本质上属于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专制统治的异化物。历代专制皇朝之所以鄙视工商、严控工商和压抑工商，咸以重农抑商为国策，而且还“教化”出重义取利的价值观念与行为规范，应该说是事出有因，并非纯属统治者的愚昧或个人偏见所致。已故经济学家王亚南在研究中国历代官僚政治之后大致精辟地指出:“商品经济成分的逐渐增进，商工业比重对农业的逐渐加大，以往为配合农本主义与农业社会组织而被利用作统治工具的纲常教义、宗法秩序以及有关旧社会维系的一切法制思想体系，或则变为具文，或则失其作用，而使那已经根本发生动摇的封建官僚体制更无法支持。然而更关重要的还是在另一方面，市民阶级由于商品经济或新式工商业发展而逐渐显露头角，他们的经济活动愈向前发展，自然要愈益感到专制官僚主义的束缚与压迫;他们在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发生的太平天国变乱中，虽还因没有形成足够主动的力量，而使那次变乱仍不能不止于农民的民族的性质，
但在此后辛亥革命当中，他们的主导力量便表现得非常明白了。”〔16〕
新政期间，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力量有了比较明显的增长，资本家阶级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阶级和社会群体以商会与市场为纽带而基本形成，那么，作为典型商品经济的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还要求有更多的自由空间，而经济上的自由发展又必须以政治上的自由和民主为保障，光靠高高在上的皇朝恩赐还远远不够，而且还不乏随意性和可塑性，没有比资本家阶级自身参与政权更令人放心。对于以精打细算为职业特征的新生资产阶级来说，此中道理也是无师自通的。基于此，他们借助于日俄战争对中国朝野的强烈刺激，有感于孙中山领导的一次又一次反清暴力斗争对清皇朝政治命运的预示与挑战，有感于启蒙思想家梁启超站在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蓝图与激进的民主立宪制蓝图变动区间的阵阵政治呼喊，正式提出了关于深化“新政”内容，切实实行君主立宪制的政治要求。如果说戊戌维新思潮兴起期间，这种政治要求还只能仰仗思想激进的康有为一伙爱国书生为之奔走呼号，先声夺人，那么，此时此刻已今非昔比。既然拥资上百万甚至上千万的资本家都已出现，他们的羽毛开始变得相对丰满起来，他们已经可以由自己直截了然地向当权者提出既利于自己，也利于皇朝，更利于国家的政治要求了〔17〕。 尤其是自1904年5月开始，状元出身的资本家张謇几乎就没有闲着，为君主立宪制而四处奔走联络。他先是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魏光焘代撰《拟请立宪奏稿》，继而受张之洞之托，北上联络直隶总督袁世凯，资本家阶级之于清朝政治体制改革阶级主体意识已开始向世人露脸了。
教育体制改革的结局与影响尤其值得注意。“新政”期间的教育体制改革使中国近代教育在早期现代化的道路上迈出了非同小可的一步，但它也未必有利于维护清皇朝的专制统治。
从社会变革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1905年废除科举制的决定无疑是革命性的”，这不仅“因为它体现出中国不加批判地就从经典标准转到了外国标准”〔18〕，而且因为它加剧了传统社会结构的分解与转型，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教育改革本身。但对于一个百孔千疮的清皇朝来说，用迅速扩大留学生派遣规模与普设新式学堂的办法来填补因科举制的废除所出现的传统教育体系的空白面，这未必是一种好事。因此，L·T·怀特的分析显得更加深刻:“随着科举制的废除，整个社会失去了作为自己特色的制度。……终止科举制度的行动，斩断了2000多年来经过许多步骤而加起来的社会整合制度的要基。这个行动逐渐呈现出来的事与愿违的后果，远比推行这一改革的士大夫在1905年所明显预见到的那引进后果来得严重，舵手在获得一个新的罗盘以前就抛弃了旧的，遂使社会之船驶入一个盲目漂流的时代。”〔19〕
固然，清皇朝公布的《奏定学堂章程》仍以忠君和尊孔为先，强调“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还规定学生每日读经的时数与字数，学堂仍设君主牌位与孔丘牌位，而问题在于，既然要求“中学堂以上各堂必勤习洋文”，既然要求“参考西国政治法律宜看全文”，承认“外国之所以富强者，良由于事事皆有政治法律也”，既然要求“各种科学同时并讲”〔20〕，既然对中外差距耳闻目睹，怀抱切肤之痛的留学生纷纷归国，那么，对于那些易于接受新思想、新事物的青年学生来说，所谓“不准予闻不干己事;不准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不准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不准充报馆主笔及访事人;不准私自购稗官小说谬报逆书;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赴他人党会”〔21〕等条规，只能吓唬那些地处偏僻，风气未开之区的青年学生。即使是在参与制订上述禁令的张之洞身边，他所自鸣得意的武昌两湖书院和文普通学堂就曾是培养第一流的反清革命家黄兴和宋教仁的摇篮。黄兴还是由湖北当局选派留学日本的。宋教仁在武昌文普通学堂求学期间，就读完了被称作“鄂省学堂……人人秘手一册，递相传播，皆欲奋起”的反清读物《革命军》、《猛回头》和《警世钟》〔22〕，常与同窗好友田桐等人倡谈时事，交流反清思想。留日归来的吴禄贞担任武昌文普通学堂教习期间，更是以学堂为基地，撒播暴力反清的思想火种。后来，他的名字就同湖北反清革命运动的光荣历史紧密相连。
清皇朝连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都无法一一牢笼之，欲期出洋留学生成批地培养成效忠清廷的奴才，那就如同“蜀道之难”了。留学生中象曹汝霖、金邦平那样公开的效忠者只是极少数。况且，曹氏等人也并非传统专制政体的吹鼓手和殉道者，而是君主立宪纲领的呼应者和清廷预备立宪的敦促者。年轻学子无论是受官方外派，还是自费出洋，大都怀抱报效国家之念，潜心探索救国之道。当他们目睹日本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达，国力强盛，中外差距越拉越远的严峻事实时上下求索，左右对比，一致认为君主专制主义乃导致祖国积贫积弱的总根源。他们要么希望清皇朝尽快着手政治体制改革，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么主张通过暴力把君主专制制度连同清皇朝一同粉碎，以民主立宪制重建家园。梁启超也算是明人不说暗话，他在1902年就提醒“当道者”:“欲闭关，则宜闭之于举国无一洋人之时;欲窒新说，则宜窒之于举国无一思想之际。而今晚矣!诸君欲行伪改革，而不能不求人才相助也，于是乎派学生于外国。凡人之思想，莫患夫长困于本社会，苟使之入他社会而与之相习，则虽中下之材，其思想亦必一变，今吾青年之在海外者已千余人矣。拔十得五，则其力已足动全国之思想界而有余。”〔23〕
改革是时势所迫，不改不行。改革使腐朽的清朝统治者困难重重，不乏风险。这也是一种两难抉择。“然当过去已去、将来未来之际，最为人生狼狈不堪之境遇。譬有千年老屋，非更新之，不可复居。然欲更新之，不可不先权弃其旧者。当旧者已破、新者未成之顷，往往瓦砾狼藉，器物播散，其现象之苍凉，有十倍于从前焉。寻常之人，观目前之小害，不察后此之大利，或出死力以尼其进行;即一二稍有识者，或胆力不足，长虑xì@④顾，而不敢轻于一发。此前古各国，所以进步少而退步多也。故必有大刀阔斧之力，乃能收筚路蓝缕之功。必有雷霆万钧之能，乃能造鸿鹄千里之势。若是者，舍冒险末由。”〔24〕这是在逃钦犯梁启超出的主意，也是清朝统治者别无选择之途。“新政”的最终结局究竟如何，将主要取决于清朝统治者在稍后的政治体制改革即“预备立宪”中，拿出诚意和魄力来刷新自己的形象，取信于民，取信于社会，一同渡过难关。
毫无疑问，政治体制的改革是最令专制统治者头痛的事，也是他们最不情愿的事。它意味着要改到专制统治者自己头上，要在权与利两个方面向人民作出前所未有的让步，甚至需要作出某种牺牲。其中并没有什么十分复杂的理论问题，主要取决于专制统治者的决心、态度以及具体操作方法。“预备立宪”的具体操作将如何，资本家阶级与新士绅、新知识分子乃至部分新军官兵或拭目以待，或热心鞭策，以孙中山为首的反清志士则为了杜绝君主制的存在而频频向专制皇朝发起了武装进攻，试图通过暴力来完成近代政治革命的历史使命。
注释:
〔1〕王照《方家园杂咏纪事》。
〔2〕陈夔龙《梦蕉亭杂记》。
〔3〕《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60页。
〔4〕赖德烈:《中国人:他们的历史和文化》，转引自《外国资产阶级是怎样看待中国历史的》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208页。
〔5〕陈天华《猛回头》，《陈天华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35页。
〔6〕〔7〕《汪康年师友书札》(三)，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013、3012页。
〔8〕《清朝续文献通考》，卷219，第9658页。
〔9〕《论中国学务》，《外交报》第273期。
〔10〕《请看四五名学生之学堂》，《盛京时报》1906年12月23日。
〔11〕〔13〕〔14〕胡思敬《国闻备乘》。
〔12〕陶湘致盛宣怀函，1904年11月至12月，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4—19页。
〔15〕梁启超《上涛贝勒书》，《近代十大家尺牍》，转引自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05页。
〔16〕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55页。
〔17〕还在1900年1月，当慈禧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⑤为“大阿哥”，为废除光绪帝做准备的消息传到江南时，上海电报局总办经元善等人就通电表示反对，签名者多达1231人。他们还发表“布告各省会启”，提出“如朝廷不理，则请我诸工商通行罢市集议”。(《己亥建储纪事本末》，《清议报全编》卷21)其架式与份量已非1895年“公车上书”的实际场面可比。
〔18〕〔19〕[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3、335—336页。怀特先生还说，必须把1905年“看作是比辛亥革命更加重要的转折点”，科举制的废除，“这一变革对于政治结构的重要意义与1949年共产党人的胜利难分高下”，此论显然还值得斟酌。
〔20〕〔21〕《奏定学堂章程》。
〔22〕居正《梅川日记》。
〔23〕梁启超《敬告当道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一》，第32页。
〔24〕梁启超《过渡时代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30—31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氵右加恬
@②原字为匡右加力
@③原字为月右加俊的右半部
@④原字为谷右加阝
@⑤原字为亻右加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