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研究三十年来的成果，用“空前繁荣”四个字来形容大概不算夸张，它在中国史学领域内是相当突出的。
这三十年中，每隔十年举行的纪念辛亥革命70、80、90周年的大型学术讨论会，成为史学界公认的学术盛会，有人数众多的海内外学者参加。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所编上世纪80年代《辛亥革命史论文索引》，收录这十年间发表的论文篇目2400多篇。据《辛亥革命研究动态》统计，90年代在这方面发表的论文约4400篇。这些年出版了数以百计有关辛亥革命的历史资料和研究著作，台湾、香港等地的研究工作也取得引人注目的成果。
成果不仅表现在数量方面，辛亥革命研究不断走向深入同样有目共睹：在对这场革命运动发生、发展、胜利和失败全过程的研究越来越细化的同时，研究领域和视野越来越宽广，对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经济、海内外立宪派的活动、清朝统治集团的状况、西方列强的对华态度以及辛亥革命对中国社会变化产生的深远影响等研究，都达到了相当深度。许多新的研究方法和视角被引入这个领域。
历史巨变 承前启后
那么，怎样把辛亥革命研究继续推向前进？我们需要更深入地把辛亥革命放在近代中国特别是20世纪中国社会嬗变的大背景下来考察。
大家都知道，20世纪的中国社会正处在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剧烈转型期，处在从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转变中，经历了中华民族从苦难深重、濒临灭亡走向重创辉煌的历程。这个过程决不是一步就能达到的，而是有起有伏。在这个起起伏伏的进程中有三次称得上“历史性巨大变化”，那就是结束几千年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到来。
能称得上“历史性巨大变化”的，当然不只是某个孤立事件，它总是经历了长期的酝酿准备，是中国社会和内外环境发展到某个阶段的产物，又在许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状况和人们的思想观念，对中国社会下一步发展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史学研究从来特别重视对过程的考察，探索历史的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这个过程总是复杂的，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在充满矛盾中行进。辛亥革命80周年和90周年时举行的两次学术讨论会规定的主题，一次是“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一次是“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都不是把辛亥革命看做孤立事件，而是把它看做“近代中国”或“二十世纪的中国”整个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来进行考察。
政治史同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的关系
推翻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辛亥革命，首先是一次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政治事件。在历史发展中，经济是基础，思想文化往往直接支配着人们的行动，但政治事件对历史产生的巨大作用无论如何是不能被忽视的。记得在一次南京举行的学术讨论会上，来自台北的“中研院”院士张玉法教授在大会上有个发言，大意说：我是比较多研究政治史的，近年来政治史似乎不太吃香了，这次我提供的论文特地选择近代山东青岛工业的发展作为题目。但一研究起来，德占时期、中国收回后、日本占领时期、抗战胜利后，青岛的工业状况都有显然的不同。政治一变，经济跟着就变；政治一变，文化跟着也变。张先生这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事实确实是这样，八年抗日战争期间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同抗战爆发以前和以后显然不一样，“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和文化状况同它以前和以后显然也很不一样。因此，在史学领域内，对历次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包括对辛亥革命全过程的深入研究在内），始终是占有重要地位的重大课题。并不因为提倡重视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的研究，就可以忽视政治史的研究。
但是，只注重对重大政治事件的研究而忽视其他方面，确实远远不够。社会生活内容异常丰富，有许多侧面。这些不同侧面又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如果不能把重大政治事件同当时国内外环境和社会结构、民众心理嬗变的复杂大背景联系起来考察，如果不能对导致政治事件发生的社会原因作出深入的解释，便不能对事件为什么会这样发展而不是那样发展有深刻的理解，对历史的叙述也不能更有血有肉。
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重大政治事件的历史资料通常还比较集中，而社会结构和民众心理嬗变的资料往往散见在浩如烟海的大量报刊、档案、文集、回忆史料中。陈垣先生以前说，研究古代史时对史料的掌握要做到“竭泽而渔”。而从事近现代史研究时，面对的史料不是“泽”而是“海”，再勤奋的学者也往往有“望洋兴叹”之感。要从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清头绪，经过综合分析和比较研究，再现出一幅当年社会状况和民众心理嬗变的宏观图景，谈何容易。它需要时间，需要经历一个积累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特别是它的初期，出现“碎片化”和“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现象是不能过于苛责的。但这毕竟只是过程的起点，研究者心目中总还得悬着力求逐步还原宏观历史全貌的目标，怀着若干需要寻求答案的问题。问题越重要，越受到更多人关心，答案越建立在扎实可靠的基础上，取得的成绩就越大。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提纲挈领地说明唐代政治史中几个关键性问题，至今研究唐史的学者，谁也不能绕过它而前进。这才是大师风范，令人钦羡。
从事某些个案的具体研究自然是需要的，永远是史学领域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如果太多人长期停留在这一步，或者过分热心于探讨一些很细小的问题，使它处于史学研究的主流地位，确实也容易流于琐碎，脱离历史整体；甚至会以偏概全，看起来引证了不少资料，其实却夸大了历史进程中一些次要的现象，对重大的历史问题得出未必正确的结论来。
重视“中间分子”
还有一个有关的问题：胡乔木和胡绳两位曾多次强调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时要重视“中间分子”的问题。事实上，在各个时期始终坚定地站在进步或反动立场的人总是少数，中间分子却是多数。他们平时在政治上比较沉默，当历史大动荡时又容易摇摆不定。常常在革命高潮时左派多，革命低潮时右派多，其实他们中的大多数原是摇摆不定的中间分子。而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人心向背大变动，很大程度上正是取决于这些人数众多的中间分子态度的变化。我们对人物研究的重点常常只放在居于斗争双方前列的那些著名人物身上，对直接影响大局变动的中间分子状态谈得很少。研究这个重要时期的历史，如果面对大多数人的生活和思想状况很少谈到，无论如何总是一个缺憾。这可能也是今后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当然，这些“中间分子”看起来比较平凡，有关记录比较少，但有心人如果选择他们中一些有代表性的人留下的日记、书信、文集等作为典型剖析，加以综合，仍可得知大概。除了个人以外，各个不同的社会集团在这个时期的状态和他们地位的升降变迁也是值得研究的。
与此同时，我们的史学论著中写得多的往往是重大历史事件高潮时的情况。高潮自然是重要的，值得浓墨重彩地写，但对高潮到来前如何一步步酝酿又并不那么显眼的变化注意得不够。拿五四运动为例，一般书籍和文章中对五月四日当天的集会、游行以至“火烧赵家楼”等情节都有详细的叙述，但对这以前人数众多的学生、市民的思想以至生活状况，他们对待巴黎和会问题的心理状态的逐步演变等讲得比较少，而高潮的到来很大程度上正是由这些最初并不显眼的变化一步一步积累起来、到特定历史条件下形成大爆发的。套用哲学语言来说：谈得多的是它发生质变时如何实现飞跃，而对导致这种质变到来的渐进的量变过程研究得不够。这同样是需要加强的。
中国国土辽阔，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很不平衡，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民众心理以至风俗习尚的差别很大。这些年来，对各省在辛亥革命时期的状况已有不少研究论文或专著，这样的研究进一步做深做细还有不少空间，而对这些不同地区加以比较，分析它们各自的特点，再进行综合研究，更有许多工作要做。
总之，辛亥革命的研究远不是已经差不多了。这是一个富矿，有待进一步发掘的矿藏还很多很多。至于我们这样年龄的史学工作者，可以说只是一些过渡时期的人。要讨论对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我们大概只能侧重于“回顾”，对“展望”虽然可以发表些感想，却未必再能做多少事，这一切只能寄厚望于比我们年轻的史学工作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