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发表南方谈话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全退”。按他自己的说法，已经是“一位退休老人”。但是，正如他在请求全退致中央政治局的信中所说的：“作为一个为共产主义事业和国家的独立、统一、建设、改革事业奋斗了几十年的老党员和老公民，我的生命是属于党、属于国家的。退下来以后，我将继续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又如他在会见参加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同志时的讲话中说的：“我虽然离开了军队。并且退休了，但我还是关注我们党的事业，关注国家的事业，关注军队的前景。”
作为这种继续忠于和关注的集中表现，就是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最后一部分的17篇谈话，包括同党中央和地方领导人的谈话，还包括同采访的外国领导人和华裔学者，企业家的谈话，淡了许多关于国际形势和国内发展的战略思想，最重要最系统的则是这篇有深刻理论和政治内涵、对新时期历史发展具有划阶段意义的南方谈话。
毛泽东1957年关于不再当下届国家主席一事，在陈叔通、黄炎培的一封信件上，有几段批语和注文。他说：“此事去年在北戴河已在几十人的会上讲过，大家认为可行。并且谈到党的主席，也认为将来适当时机可行，只是暂时还不可行。”“刘、周、朱、陈、邓、彭真阅，请小平印发全体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党的全体八届全国代表，各省市区党委及全国人大代表所有代表及政协委员。”陈、黄两人对毛同民主党派人士淡及的此事是期期以为不可的。毛则坚持这个意见，党中央也同意这个意见。针对陈、黄信中所说“集体领导中突出的个人威信、仍是维系全国人民的重要一环”。毛泽东注：“我仍存在，维系人心的个人威信不会因不连任而有所减弱，”毛泽东还说：不任国家主席，便于“集中精力研究一些重要问题(例如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以中共主席或政治局委员资格，在必要时我仍可以做主题报告)”。从这些批语看来，1956年党的八大修改党章，规定“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时候，可以设立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一人”，就是为此作准备的。后来，不再任国家主席的事按毛泽东的意见办了，由于情况和想法的变化，毛泽东在党的主席任上终其一生。但是。毛泽东关于可以不任国家主席，甚至也可以不任党的主席。仅以政治局委员的资格也可以对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意见，这个政治设想是很富于创见的。
邓小平则更进一步。他全退了，连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不当了。他以一个“退休老人”的资格，在他认为有必要的时候，仍然对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发表了系统的意见，凭的是什么？凭的是他作为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所拥有的崇高的个人威信和丰富的政治经验，凭的是他与时俱进的理论创新，凭的是他对国际国内形势观察的敏锐和深刻，凭的是他对国际国内战略主张的新颖和正确。
一个“退休老人”的主张，要成为党的主张，当然必须经过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各级组织。南方谈话整理成稿后，中共中央认为很重要，在党内印发了“中共中央文件”。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我国改革和发展的若干重大问题，公开发表消息，也就是发表了中共中央对邓小平南方谈话精神表示赞同的正式意见。由中共中央的正式意见，再变成党的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指导方针，“东风吹来满眼春”，全党全中国人民受到极大的鼓舞，改革和发展出现奔腾澎湃的崭新局面。
记得我们几个人在一篇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文章中说过：
一篇谈话，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的谈话；
一个大会，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
—部著作，现在出版的新一卷《邓小平文选》。
三件大事，连为一体，已经、正在并且必将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应该说，这不只是几个人的观察和评价，它代表了当时许多人的观察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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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四大，是怎样评价南方谈话的呢?
最有实质性的一句话就是：“以邓小平同志的谈话和今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十四大以后，通常的说法，就是：以邓小平同志的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新的阶段的特点是什么?
1997年初，南方谈话发表五周年，中央党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中心召开座谈会。这个会要不要开，是听到过不同议论的，我们坚决地开了。我作了一个发言，是个人发言，也有代表中心发言的意思。题目是《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国改革发展新阶段》，作了四点概括：从总体特征上说，这是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新阶段；从发展水平上说，这是实现翻两番，走近小康社会的新阶段；从深化改革上说，这是明确目标，加快向社会主义市插经济转变的新阶段；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这是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沦的旗帜．奋勇前进的新阶段。
这个会是1月21日开的，没有想到2月19日邓小平同志与世长辞。这篇纪念南方谈话五周年的文章，就作为纪念邓小平逝世的文章发表了。
1997华9月，召开了的党的十五大。十五大最重要的贡献，是提出了“邓小平理论”这一科学概念，并把它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一起，作为党的指导思想写进党章。其实，这个概念在十四大时已经呼之欲出，只是由于邓小平同志还健在，所以还没有用这个概念，用的还是叙述性的浯言：“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逝世后，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并以此为特点而载入党的史册。
十五大报告说：“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风波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这是比照着对第一个宣言书的评价来写的。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实际上是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被十五大评价为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这里讲了两个历史关头，都是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讲了两个划历史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辟了在改革开放中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把新时期的历史推进到新阶段。
十五大报告对南方淡话的评价，深刻而准确，它是经过从南方谈话到十五大五年多历史实践的检验而作出来的，又经过从十五大到现在将近五年的实践面证明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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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五大结束的时候，我们又写过一篇文章。在回顾了前两个重大历史关头以后，说：邓小平逝世，领导我们开拓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路的伟大历史人物不在了，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党面临又一个重大历史关头。在这个关头，后继的人们怎样确定自己的方向，这是需要由党的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向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郑重地作出回答的问题。在国际上，注意中国发展的各种各样的人们，也都在观察邓小平逝世后中国的走向，有些人担心，有些人则希望中国转向，转到这个方向或者那个方向。国内情况也是如此。正是在国内外议论纷纭面前。十五大坚定地明确地向全党、向全国人民、也向全世界回答了中国的走向：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不动摇，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什么压力，什么风险，都不动摇。坚定不移地走邓小平领导我们开辟的、又在南方谈话中指引我们坚持和发展的新路。所谓“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所谓“我自岿然不动”，这就是给人们以强烈印象的十五大的精神状态。
这个“我”，就是我们党，就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
十五大报告结束语高瞻远瞩地讲准备迎接风险，十五大以后的将近五年中，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从容应对和战胜来自国内和国外的、来自自然界和来自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一系列风险，有系统地提出和解决农业和农村发展、国有企业改革、第十个五年计划和西部开发问题，宣布邓小平规划的第二步发展战略已经实现，从2001年开始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这是新时期历史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为新时期的第一个阶段，从南方谈话和十四大到20世纪结束为第二个阶段。
在进入新世纪新阶段的第一年，为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江泽民同志又发表了一篇极重要的讲话。这篇“七一”讲话，全面总结了党的奋斗业绩和基本经验，系统论述了“三个代表”思想的深刻内涵和精神实质，提出了按照“三个代表”要求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继续为实现党的基本路线而奋斗的历史任务。
所以说，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和“七一”讲话这三篇纲领性文件，是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实践中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地发展邓小平理论的重大成果和集中体现，是继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勇气，面对时代和实践发展中出现的新情况，研究和解决新问题，提出和探索新结论的新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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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有一个重要提法。就是：中国要警惕右、主要是防止“左”。
江泽民在十四大报告中重申了这个意思，并且论述得更丰满了。首先是强调了讨论问题的范围：“在党内特别是领导干部中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不是超范围的、不问对象的泛泛而谈。其次是依据南方谈话又丰满了南方谈话对“左”和右的表现的论述：“右的表现主要是否定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甚至制造政治动乱。‘左’的表现主要是否定改革开放，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甚至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影响和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其三是丰满了南方谈话对“左“的历史和影响的论述：“在建设社会主义的进程中，从一九五七年起的二十年间出现的错误，主要都是‘左’。改革开放要探索和开辟新的道路，突破束缚生产力发展的体制和观念，阻力主要来自‘左’。”其四是提出了应该注意的界限：“对思想认识问题和工作实践中的不同意见以至偏差，要实事求是地具体分析，不要随意说成是政治倾向上的‘左’和右。”
十五大报告也重申了这一思想。
“七一’讲话在字面上没有重申而是在精神上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在新世纪来临的时候，根据时代和历史发展的需要，提出和探讨了那么多人们普遍关心和感到困扰的实际的政治和理论问题，表现了多么大的打破思想束缚的理论创新的勇气！而且从原则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提出三个“自觉解放”；“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表现了多么大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勇气！
特别是十五届六中全会的《决定》，在文字上也重申了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显然是联系到对“七一”讲话的反映，是基于我们必须拿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不断开拓前进，否则只有死路一条的认识，《决定》上还有一句话颇有新意：“在新的形势下，‘左’和右都会有新的表现。”所以说，这是有新的针对性的重申。《决定》中的这些话，对于我们了解“七一”讲话的精神，是点睛之笔。
“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这也是《决定》中重申的、我们党常讲的话。要讲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能只讲一条战线。要全面估量形势，不能只作片面的估量。要讲辩证法，不要搞形而上学。有“左”当然要反“左”，有右当然要反右!难道有了“左”可以不去反“左”，有了右可以不去反右?或者没有“左”却要去反“左”，没有右却要去反右?
但是，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是同“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连在一起说的。
“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第一，有地域的特指，是指中国，不是任何国家；第二，有历史过程的特指，是指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不是任何历史过程；第三，是总体战略指导上的估计，不是对一时一事的估计，也不是对任何时候任何事件下主要错误倾向的固定估计。对特定时候特定事件下的实际情况来具体分析和判定的。不能设想，这种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的问题，可以不问具体情况，而由一个永恒的公式来判定。
但是，可以当作永恒固定公式来套用的估计是没有的，也不能有。暂略估计却不能没有。它不是平空而来的。它是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的总结中来的。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说：“‘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这里说我们党的历史，第一，包括民主革命时期。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犯过错误，“左”的右的都有，但危害时间最长的是“左”。第二，包括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前20年间，主要错误都是“左”，“文化大革命”十年是极左。是不是还包括改革开放的历史时期?也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就是纠“左”、纠“两个凡是”开篇的。其间有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有动乱，都是右；但从战略估计上说，从党的几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估计来说，从“七一”讲话和十五届六中全会的估计来说，还是“中国要警惕右，但要防止‘左’”。
在新世纪、新阶段开始的历史关头，重申这个战略估计，是很重要的。有这个估计和没有这个估计，很不一样。有了这个战略估计，可以帮助我们的同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同志，在复杂的形势下，在战略上保持头脑清醒，保持在马克思主义方向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精神状态，在新世纪新的发展阶段了奋勇前进。
《中共党史研究》(京)2002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