泪湿天下
1978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人民日报文艺部副主任缪俊杰接到《诗刊》副主编柯岩电话，希望来她家里见一位朋友，有些事要谈。缪俊杰赶到柯岩家，只见一位三十出头的女士低着头坐在那里，眼里闪着泪花。
柯岩介绍说，她是陶铸的女儿，叫陶斯亮。“文化大革命”的过来人都知道“刘邓陶”，陶铸是“文革”高潮中被打倒的第三号人物，被江青的“中央文革”称为“中国最大的保皇派”，1969年死于流放地合肥，此时尚未平反。
柯岩告诉缪俊杰，陶斯亮写了一篇怀念父亲的文章，不知道人民日报敢不敢发表。陶斯亮噙着眼泪开始念信：
“爸，我在给您写信。
人们一定会奇怪：‘你的爸爸不是早就离开人间了吗?’是的，早在9年前，您就化成灰烬了，可是对我来说，您却从来没有死。我绝不相信像您这样的人会死!”
陶铸被迫害至死时，没有一个亲人在身边。陶斯亮每年在父亲的祭日，只能悄悄套个黑袖章，躲在无人处流泪祭奠。到了1978年，不断有陶铸生前的战友给陶斯亮和母亲曾志通风报信，说陈云等党内高层如何为陶铸仗义执言。陶斯亮开始到处投递材料、申诉冤情，同时她想到了党中央机关报。
对于陶铸的冤案，《人民日报》曾参与罗织罪名，1967年9月8日奉命刊登姚文元撰写、毛泽东审定的《评陶铸的两本书》，宣判陶铸是“漏网的大右派”、“修正主义者”、“反革命两面派”，让陶铸至死不得翻身。在“文革”后党中央一时难以作出正式平反决定的情况下，如能通过人民日报，倾诉受难者的悲惨故事，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还原冤案的事实真相，不失为一个曲折而有效的补救办法。
做医生的陶斯亮，在病历纸的反面开始给死去的父亲写信，字字血，声声泪。歌剧《白毛女》作者之一贺敬之的妻子柯岩流着眼泪，帮助她剪裁、润色了一整天。
缪俊杰被深深地打动了。他回到报社，直接向胡绩伟总编辑做了汇报。文艺部主任袁鹰也表示支持。胡绩伟私下请示了胡耀邦，这位中央组织部部长是1978年的政坛最忙碌的角色，操持全国形形色色冤假错案的批量平反昭雪工作，答复胡绩伟说：你们自己做主吧。尽管陶铸一案由毛泽东主席钦定，报社和文艺部两级领导还是抛开顾虑，一致同意尽快发表这封信。缪俊杰谈起这段往事，不无自豪地说：
“既然耀邦让我们自己定，我们就敢定!”
于是，胡绩伟拍板，副总编辑李庄签字发排。就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开会前一周，12月10日和11日，《人民日报》分两天连载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无数中国人听着广播、看着报纸，流下了感伤的眼泪。
普通民众惊讶地发现，在解放后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中，共产党高层竟然也跟自己和身边人群一样，落得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陶斯亮在信中记述了很多催人泪下的生活细节，比如软禁中的陶铸得知女儿恋爱，思前想后，给小伙子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受审查的情况和女儿的优缺点——
“您既怕说的分量不够将来我受委屈，又怕自己受审查的严重情况吓住了这位您还不了解的年青人。您长时间对自己的受屈从未呻吟过一声，可是，那天，您却怕因自己的处境而妨碍一对年青人的幸福，感到那样愤怒和痛苦。
信送走后，整天您焦躁不安，这天对您好像格外地长，直到我带来了回信。”
在得到小伙子对爱情忠贞不悔的明确答复后，陶铸兴奋得在屋里走来走去，想给未来的女婿准备点礼物：
“可已被抄了几次的家那还有什么东西?您翻了半天，才找到了一架旧半导体收音机和一个亚非作家会议发的手提包。
您想了想，觉得太少，又从自己身上脱下了那件穿了多年的毛衣，对我说：‘亮亮，再加上这件毛衣吧，虽说旧了些，但总是爸爸的心意。爸爸实在是再没什么可送你们了!’”
陶斯亮很快被逼远赴青海、甘肃，再也没有见到父亲一面。专案组给晚期癌症的陶铸和妻子两个选择：
夫妻同去合肥，与女儿断绝来往，因为陶铸的住处不能让人知道;
曾志不去合肥，可以与女儿来往，但必须与陶铸断绝联系。
面对如此残忍的选择，陶铸经过反复考虑后，对曾志说：
“我活不久了，你跟我去也帮不上忙，何苦再牺牲你?还是争取和亮亮在一起吧，现在不行，将来总还可能。
有你和亮亮在一起，我也放心了，我们只有她这一个女儿……”
陶铸从北京动身的那一刻，这对四十多年的夫妻彼此心里都明白到了最后的诀别——
“老夫妻竟然没有掉一滴泪。您由于不完全性肠梗阻已经几天没吃东西了，妈妈强颜欢笑地为您切了一片薄薄的面包。为了安慰她，您忍着巨痛一口口把面包强咽下去。每咽一口，您都要流一头汗呵……”
尽管到了生命的黄昏，陶铸还是沉着坚定地告诉专案组：
“我已经是油尽灯残的人，他们尽可随意给我做结论。但我是一个共产党员，我有权利保留自己的意见。我相信历史会对一切做出说明。”
历来以“钢铁炼成”自居的共产党员，在党的钢铁制裁下躯体变得不堪一击，内心却依然坚不可摧。陶铸孤身一人流放到合肥43天后，凄凉离世，骨灰也不知下落。
人民日报帮助一个高干子弟发出了鸣冤叫屈的信件，同时给沉沉苦海中的普通中国人带来了一线希望。报社收到一万多封读者来信，表达对受迫害的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同情和敬意，对“四人帮”等专制势力的极大愤慨，对平反一切冤假错案的强烈呼声。
网友“夜夜笙歌”1978年还是个中学生，在网上回忆同学们传阅陶斯亮文章的情形：
“整整一大版，看的同学大部分都哭了。我看了好几遍，看一遍哭一次。之前我也看过许多书许多报，里边有英雄人物，但都没有像这篇文章那样打动我的心。”
读者来信之多，陶斯亮在人民日报上公开作复《深深的感谢》，描述自己的心情——
“我就像是一个胸中积满了感情，忍不住对着苍天大地呼喊了一声的人，自己却被那从千山万壑反射出来的雷鸣般的回声惊呆了，我那一声呼唤与这天地间的轰鸣相比，只不过是一声小小的呐喊!”
一星期后，历史性的“三中全会”开幕，中央正式卸下陶铸、彭德怀尸骨上的枷锁，举行隆重的追悼会，全党和民间没有异议地一致赞同。
读过、听过陶斯亮这封信的人，从陶铸身上，看到了共产党员的磊落人格、“松树的风格”。陶铸蒙冤的原因很简单：不肯答应江青的要求，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生活会上，向刘少奇、邓小平打头炮。陶铸佩服邓小平的政治才干，“文革”前曾在党代会上公开说过：
“如果党内允许拜师的话，当主席的学生我不够格，但我愿拜邓小平为师。”
“文革”中陶铸悄悄对曾志表示：
“我讲这话，代表们都是听到的了，现在他落了难，我就翻脸朝他开炮?我做不出!”
在政治局生活会上，陶铸一杯接一杯喝茶，没有发言，结果自然是触怒了江青、毛泽东，1967年1月被突然打倒。
这是魑魅魍魉横行天下的时代，真正的共产党人用自由和生命谱写的一曲人间正气歌。张伟涛在2004年第12期《人物》杂志《陶斯亮：红色征程》一文中，提到曾志晚年的一个细节。陶斯亮和女儿阿妹到医院探望重病的曾志，突发奇想，提一个问题让每个人回答：
“如果让你再有第二次选择，你选什么样的男人?”
阿妹说：
“我会选个坏男孩儿!”
陶斯亮说：
“我会选个比较优秀的男人!”
姥姥曾志认真想了想，斩钉截铁地说：
“他首先要是个共产党员!”
听了老人的回答，陶斯亮母女俩大笑不止。可是曾志没笑，曾志是个从不说笑话的人。
共产党员!对于今天喜欢“坏男孩儿”和“疯狂女友”的青年男女有点不可思议，但它的的确确是一代共产党员被毁灭、被扭曲的人格魔力。
解救“阎王”
1978年，老革命家陆定一的儿子陆德找到人民日报第一副总编秦川，递上一份信《申诉父母冤情和请求两位老人出狱》。
陆定一，中共“七大”选出的三十几位中央委员中唯一的大学毕业生(周恩来等人大学肄业)，担任中宣部长20年之久。人民日报的社论必须经他签字才能发表，报纸排版要从夜里2点开始，因此陆定一的作息时间与人民日报基本同步，经常熬到深夜2时把社论审阅完才入寝。“文革”一来，毛泽东对如此勤勉敬业的陆定一和他领导的中宣部作出结论：
“中宣部包庇坏人，压制左派，是个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
毛泽东的话如雷霆万钧，陆定一在劫难逃，加上神经失常的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说林彪夫人叶群“生活作风败坏”一事，陆定一全家几乎被一网打尽。陆定一及长子陆德，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及其母亲、二妹、三妹、四妹均被捕入狱，全家总刑期达56年!
秦川五六十年代在中宣部当处长时，陆定一是部长。秦川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劳动期间骨瘦如材，陆定一见了心疼：
“秦川同志，你有病，你要回来!”
从此，秦川结束下放劳动，在家待业。“文革”高潮期间，秦川在工人体育场批斗“彭罗陆杨”大会上，远远看见陆定一挂着牌子挨斗，一副惨不忍睹的模样。陆定一被软禁3年、监狱10年、绝食3次、批斗八九十次。对于毛泽东比划笑谈的批斗大会，他在给中央的信中是这样描述的：
“每次站五六个小时……又立正，又低头，汗出如雨，浸透棉衣，腰部瘫痪，无人两边架就不能行走。”
在绝境中，陆定一清醒地意识到要活下去，必须找到释放压力的办法。在秦城监狱的单身牢房里，他经常高唱京剧《空城记》、《甘露寺》，逼迫自己开怀大笑，虽然蹲了十几年监狱，却未失去说话的功能。悲愤难抑时，陆定一就大声嘶喊：
“毛主席呀，我什么问题也没有呀!”
“文革”末年，1975年11月中央政治局开会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但保留“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内奸嫌疑”3顶政治帽子，“永远开除党籍”。自身难保的邓小平提议陆定一“还是留在党内”，没有被政治局接受。没想到，政治局的决定传到监狱，无锡书香门第出身的陆定一跟彭德怀元帅一样的铮铮铁骨，拒绝在处理决定上签字认罪。于是，陆定一夫妇继续留在秦城。
毛泽东病逝、“四人帮”倒台后，陆定一向专案组提起申诉：
陆定一：我要看有关开除我的党籍的文件，这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
专案组：这个文件，全国任何人都可以看，只有地富反坏右和你，不能看。
陆定一：向华主席申诉，是我的权利，符合党章的。
专案组：开除你的党籍的决议，是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毛主席圈过的，不准申诉。
秦川读着陆德申诉信，想起“文革”前中宣部的岁月，十分伤感，更是义愤填膺。当年“阎王”保护了“小鬼”，今天“小鬼”也要奋力解救“阎王”。秦川顶住“毛主席圈过”的压力，力排众议，将陆德的信批发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特刊”，赶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前，送给中央领导和在京的中央委员。
在胡耀邦主持下，中组部作出“解放”陆定一的决定。12月2日，中组部、公安部两位副部长驱车来到复兴医院监狱病室，告诉陆定一，中央将为他平反。陆定一一板一眼地追问：
“能为我平反，这不简单，不简单啊!我的案子该叫冤案吧?”
两位副部长同声答曰：
“是错案。”
陆定一这才长叹一声，结束了13年的监禁，重见天日。
陆定一出狱后，秦川去他家探望。严慰冰的妹妹把一条纱巾套在秦川脖子上，动情地说：
“我们全家人都感谢你!”
一会儿，陆定一回家，握着秦川的手，彼此都激动得说不出话来。秦川清楚地记得那天也是陆定一首次见到睽违十多年的女儿小瑞，老人端详着女儿，用手抚摸着她的一双长辫子，眼里饱噙着眼泪说：
“长大了，长大了!”
陆定一复出后的第一篇文章《怀念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1979年3月8日在《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同时发表。在当时连林彪、“四人帮”所作所为“左”“右”属性都没有明确界定的情况下，陆定一在党内较早指出：自“大跃进”到“文革”结束，中共实际上形成了一条左倾路线。文章中的这句话引起中央有些领导人的不满：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彭德怀同志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的‘意见书’，是正确的。错误的不是彭德怀同志，而是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
刊出前一天晚上，陆定一特意打来电话嘱咐：
“秦川同志，这篇文章你一个字也不要改。”
“反对彭德怀同志的人”，直接指向毛泽东。老部长敢写，秦川就敢发。早在提出“社会主义总路线”时就认定毛泽东“偏激”的秦川胸有成竹，相信陆定一的“反左”见解站得住脚，非议传来也就一笑置之。
晚年的陆定一回顾中共七十多年的曲折历史，认为真正的“路线斗争”只有两次。一次是王明路线，一次是“文化大革命”。两次的特点都是政治上的极左主张，
加上组织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毛泽东对王明的做法不以为然，在延安整风时主张对犯了错误的同志“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没想到“文革”中他自己也搞起“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来。秦川说：
“这是陆定一从全党、全民族，包括他个人的惨痛经历中总结出的带血的教训。”
神藏鬼伏
“文革”后党内流传陈云的3句话：
“毛泽东是人不是神，刘少奇是人不是鬼，康生是鬼不是人。”
神、鬼、人，三者的大逆转，高度凝练地概括了“文革”前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的大彻大悟。人民日报社胡绩伟、秦川、李庄、王若水等人，这些普通而优秀的党员，普通而优秀的公民，从自己和同志、同胞几十年政治运动的辛酸苦涩中咀嚼回味，率先发出了神、鬼、人拨乱反正的呼声。
胡绩伟得知邓小平复出后在军队一次会议上说：
“缔造我们军队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党，是很多同志。”
人民日报下决心从版面做起，取缔个人崇拜。领袖照片不再发整版，也不发通栏;取消报头的“毛主席语录”，减少文章中引用的毛主席语录。过去文章中的领袖语录都要改排黑体字以示尊崇，人民日报多次给中央口头汇报或打报告，建议废止，都未获同意。到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邓小平副主席表态说，他的讲话里引述毛主席的话不要排黑体字，人民日报才找到由头，一举废弃了这种“神化”版面。
王若水副总编更是到理论务虚会上慷慨陈辞《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教训是个人崇拜》，尖锐指出“文革”灾难与领导人的个人品质有关，振聋发聩。
1979年春天，中年医生王敏清带着一篇怀念父亲王世英的手稿，找到人民日报，指名道姓求见李庄。两人此前并不相识，只是因为听说李庄在“文革”中靠边站，才心生信任。这年1月24日中央为王世英等几位老同志举行追悼会，邓小平副主席亲自主持。王世英只是中央监察委员会的一名普通委员，为什么享有如此哀荣?他长期从事情报、军运和统战工作，不仅熟悉党外斗争，对党内倾轧的真相也知根知底。手稿开宗明义第一句话就是：
“我的爸爸被窃取中央文革领导大权的那个‘理论权威’和叛徒江青一伙残酷迫害致死已11年了。”
疾恶如仇的王世英，与这个“理论权威”康生斗争了30年!当年在延安，他以年轻人的全副革命热情，向党中央揭发了江青和康生的“丑陋历史与罪恶行径”，带头在揭发材料上征集签名，按手印。在康生主导的“整风”“审干”中，多少人被打成“特务”，王世英挺身而出对许多好同志“用脑袋和党籍担保”，让康生恨恨不已：
“世英你有几个脑袋?!”
全国解放后，王世英在山西省委和中央监委的岗位上，参与平反了不少冤案和错案，保护和解放了许多被诬陷的好同志。这更激起了康生的仇恨。“文革”一开始，康生跑到中央监委“指导运动”，给王世英劈头盖脑扣上“大牛鬼蛇神”、“老反革命”、“大叛徒”、“大特务”、“坏人”等一大堆帽子。
此后的情节就像好莱坞黑道惊险大片了，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党内某些晦涩不为人知的悬疑，文稿写道：
“1967年春天的一个晚上，爸爸严肃、激动地对我说：‘在我死以前，很想见总理!有些事，现在知道的人不多了……。’
“听到这里，我的眼泪止不住滚滚而下。同时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便立即给敬爱的周总理写了一封信。此后，每当有人敲门，爸爸总是立刻挺起身子问道：‘谁?!是总理派人来了吗?’”
不幸的是，周恩来根本没有看到这封信，而王世英却被隔离审查，病情恶化住进日坛医院，也不让亲属看望。儿女们得知他有时要去放射科接受治疗，就商定轮流去医院走廊“值班”，期待着父亲的偶然出现。不论刮风下雪，从不间断。终于有一天，王敏清在通往放射科的走廊上，遇见了坐在两个押送人员推车上的父亲——
“为了不影响爸爸以后的放射治疗，我不敢暴露，更不敢上前说话，只得装作路人，呆呆地等待爸爸走过来。为了怕爸爸看出我的伤心，增加他的难过和烦恼，我强忍着夺眶而出的眼泪，并极力用勉强的微笑迎接他。
爸爸离我近了，更近了。爸爸不愧为老一辈革命家，他完全理解这一切，他镇定地挺直身躯坐在推车上，安详地看着我，并微微向我点点头。”
这是王世英与家人的最后一面。他像那个被毒杀的俄罗斯前间谍亚历山大·利特维年科，孤寂而神秘地死去：穿着一身破旧单衣，张着嘴，睁着眼，后头部陈旧的血迹把白床单染上了一层淡淡的铁锈色……死后也不让保留骨灰。
家人只得在骨灰盒里，放进王世英生前戴过的一副眼镜，还有他1962年痛斥康生的一首诗：
“阿谀奉迎，蚁附蜂拥。
自为得计，终将败行。
无耻之徒，众目岂容。
踏尸进阶，爬高跌重。
历史自造，无法改正。”
王世英用职业特工的敏锐，最早看出康生的“蚁附蜂拥”“踏尸进阶”的丑恶，以生命为代价，一再呼吁亲爱的党多加警惕防范。但王世英平反时，还无法公开追究迫害人，因为康生死后还戴着“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光荣的反修战士”3顶桂冠。
李庄与王敏清商定，全文回避康生的名字，只说“那个理论权威”，虽然读者一眼就能看穿说的是谁。考虑到文章有些内容是“人所未言”，李庄未同报社其他负责人商量，准备个人承担责任，9月24日安排见报。
出乎意料的是，在越来越多的冤案被揭露出来后，已经没有人敢于公开为这个已故中央副主席辩护。李庄还接到不少老同志的鼓励电话。大约一年以后，1980年10月，党中央决定开除康生、谢富治党籍，撤回悼词。
通天大案
神鬼各归其位，人民日报开始琢磨为“文革”天字第一号大案刘少奇案件促成翻案。好一条贵州汉子秦川，艺高人胆大!当王光美还关在秦城监狱的时候，秦川就示意刘少奇的子女，争取为父亲平反。
刘少奇的儿子刘源写了一封申诉信，到人民日报找到秦川，秦川领着他到胡绩伟办公室，一起讨论为刘少奇平反的可能性。秦川和胡绩伟一道对刘源的申诉信提出了一些意见，由秦川当面指导他如何修改。改好以后，秦川即批发报社《情况汇报·特刊》报送中央。
据胡绩伟在回忆录中所言：
“这份材料对中央下决心为少奇平反起了推动作用。”
在中央下决心之前，秦川和胡绩伟还玩了一个“小动作”，影印出版延安时期的《整风文献》，因为里面有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秦川跑了几家图书馆，都没有找到延安原版《整风文献》，最后在中宣部图书馆发现了1949年新华书店重印本。人民日报偷偷影印发往全国各地。党内同志奔走相告，看来少奇同志的冤案很快就要平反了!
胡绩伟特意给胡耀邦送了一本，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买了一台影印的机器，为了试一试这个机器的效能，我特别选了《整风文献》，印出来的效果很好，比延安时期的老版本漂亮多了。”
胡耀邦看了目录，把《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翻了翻，高兴地说：
“你真鬼!”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斩获，就是拿下国家主席刘少奇。现在要撬动这个“通天大案”，谈何容易!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党内同志为此煞费苦心。
胡耀邦的中组部首先为王光美平反，1979年初把在秦城监狱囚禁了12年的王光美接到中组部翠明庄招待所。招待所服务员李红记得第一次见到王光美那天，她还穿着黑色的狱衣，花白头发已经过肩，但气质非常好。王光美没有任何行李和洗漱用品，却急切地说：
“请给我笔和纸，麻烦你尽快帮我借支笔，多拿些纸来。”
王光美急于为屈死的丈夫呼吁。秦川编发了王光美写的申诉材料，直接送到胡耀邦手里，再由耀邦批转给中央领导。与此同时，人民日报与中组部配合默契，利用公开报道为刘少奇夫人恢复名誉。1月28日，人民日报春节联欢晚会的报道让全国读者眼前一亮：
“王光美同志也带着她的孩子们参加了今天的晚会。在二楼游艺厅里，她和大会堂的服务员以及许多老熟人亲切交谈。王光美同志高兴地说：‘这是12年来我第一次和人民一起过春节。能和人民在一起，我非常高兴。’”
经过几十年“阶级斗争”的凶神恶煞，第一次度过这样宁静祥和的节日，全国读者跟王光美一道长出了一口气。
中央为刘少奇平反的工作在艰难而顽强地推进。据中共党史出版社《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熊志勇编著)披露：
“邓小平、陈云、叶剑英、李先念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同华国锋、汪东兴面对面地进行了交锋。邓小平等人对不理解和抵制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阻挠为刘少奇平反的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在6名常委中，4：2的格局，明显使华、汪陷于孤立和被动。尽管如此，汪东兴仍然坚持自己的错误立场。
在这种情况下，常委中有人提出建议：如果汪东兴等人觉得无法与政治局其他人合作共事，倒不如痛痛快快地辞职!
作为会议主持人的华国锋见状便明确表态，同意为刘少奇平反……”
接着，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推翻了八届十二中全会的决议，为刘少奇正式平反!在胡耀邦的直接安排下，人民日报闻风而动，接连发表署名“新华社记者”的3篇文章：
《工人阶级一位勇敢的战士——刘少奇同志在1925年》
《在反帝斗争中建立功勋——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七年》
《满洲省委的卓越领导者——刘少奇同志在一九二九年》
3篇文章用确凿的事实，为刘少奇摘掉3顶骇人听的“帽子”——内奸、工贼、叛徒。据《再生中国——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前前后后》一书说，在中国科协“二大”会议期间，胡耀邦在休息大厅与华国锋聊天：
“华主席，关于少奇同志那三篇文章怎么样啊?”胡耀邦问。
“好，好，很好!”华国锋脸上堆着笑容。
“林彪、‘四人帮’控制舆论大权，批了少奇同志整整十多年，发表了数百万、上千万篇文章，我们只用3篇文章就把他们彻底推倒了。”胡耀邦的语调有些激动。
华国锋听罢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
在陈云为第一书记的中纪委、人民日报等党内强大呼声的压力下，坚持维护“前任首长”的华国锋已经无力回天。
1980年5月16日，发动“文化大革命”的《5·16通知》14周年之际，人民日报为刘少奇平反发表社论，公开承认这是“我党历史上最大的冤案”，是“我们党所犯的一项严重错误”。社论郑重指出：
“根本不存在一条以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总头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不存在一个以刘少奇同志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不存在一批以刘少奇同志为‘最大’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这才是历史的真相。”
这篇经政治局常委会审定的社论，宣布4个“不存在”，使得发动“文革”的前提成为“莫须有”。评论部主任范荣康起草的送审稿中原来还有一段话：
“刘少奇这个司令部早就只剩下‘光杆司令’。现在刘少奇同志的冤案平反了，所谓‘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的最后幻影也就消失无余了。”
一位常委在审查社论时提出删去，认为这样的结论应该由中央出面以某种形式郑重发表。看来彻底否定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只是时间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