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所说的“反思”不同于一般的认知，是一种高级的理性思维形式，是一种对象性的认知形式，即能把认知对象置于既有的、流行的、被动接受而来或基于个人狭隘经验的思维逻辑之外进行独立的、冷静的和带有批判性、穿透性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的上述特性并不是绝对的，一个阶段的反思往往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的反思的对象，但是就是这种相对的批判思维却最有助于对于反思对象的本质的认识。1949年后，由于对外封闭导致的与外部思想的隔绝和拒绝，由于长期而有效的思想改造，由于对异端思想的持续性打击，由于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强有力的灌输，由于个人崇拜造神运动的开展，公开的思想尤其1957年“反右”之后逐渐销声匿迹，有反思性的思想活动基本转入地下。加之由于思想资源的贫乏，能对当时自己所置身其中的中国的历史进程进行超越性的反思的人并不是很多，在这极少数人中，由于丰富的阅历，鲜明的个性，良好的知识结构和思维品质，强烈的认知内驱等因素，顾准成为最突出、最有思想力的一位。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他对自己所亲历的中国历史进程尤其是政治民主化的顿挫进行了持久不懈的冷静观察和反思，他的许多思想现在看来都极具启发性。
一、 中央党校时期（1955-1956）
顾准对“斯大林主义”的关注和反思开始于1955-1956年的中央党校学习时期。这是他第二次进入中央党校，第一次是1943年他到延安中央党校接受整风改造。据顾准自述，因为有以前的这次经历，他这次本来是“想要申诉委屈和解决问题”的，但是因为学校当局“不接收学员提出的任何问题的申诉”，顾准只得打消这个念头，安心随班听课。[1]顾准认为自己获得了一个可以系统学习和思考的机会，并深感“我们的思想界还是非常贫乏的”[2]，决定在这里开始思想上的新探索。除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政治经济学，他还开始大量地阅读历史书籍，形成了“读史”的习惯[3]。通过学习和思考，他认识到“理解问题是要有历史观点的，没有牢骚”；“就一定要眼界开阔了，才能正确理解问题，将来也能好好处事对人”[4]，同时，要形成“完整的历史观点”[5]和“严格的历史眼光”。他说：“读历史就不是无用的。严格的历史眼光，会大大提高客观冷静的成分。……近在当时，和远去几十年，历史常常要重写，而且一定是愈写愈接近于客观的真实”。[6]历史地看问题，追求完整的历史观点和严格的历史眼光，后来成为顾准思想最突出的特征，也是他常常比其他人更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做出深刻的、富于预见性的认识。
1956年初，苏共“二十大”召开，对斯大林的历史问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给当时正在学习苏联的中国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苏联的新动向引起了顾准对一系列问题尤其是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问题的思考，而在这些方面建国以来的有许多教训，顾准都有切身的体验，并且认为这些教训造成在一定程度上都与苏联斯大林体制的影响有关。他开始反思斯大林体制下的个人崇拜现象，他说：“长期以来，在个人崇拜气氛下宣传的结果，造成了一种偶像观念。……我们辩证唯物主义者反对陈腐教条，但实际在提倡以读经态度来读马列主义著作。”一切当前的工作，“都被‘钦定’的大批规律所淹没，所谓理论工作，就是这个规律那个规律如何运用，学风至于如此，再不改变，将与僧侣主义何异！”他认为这种状况的造成与社会发展程度低、“文化不普及”有关：“我们现在文化基础实在还是不深不厚的，因此偶像主义自然是有市场的”。“历史地来看，这又是不足为怪的，这也正表示了历史的辩证法。四十年来，赖有高度的组织性纪律性才取得了胜利”，但是现在到了必须着手解决的时候。[7]在顾准看来，“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翻案，从目前的客观生活来说，可以断定是这一年学习期间中重大变化的最后一次。”[8]他乐观地期望，这是对于历史上以往社会主义运动教训的总结，由于有了苏联的教训，中国的社会主义将会总得更加顺畅，避免苏联的老路。
国内的反应，尤其是毛的《论十大关系》的发表，也确实激发了他探索的激情。关于现实问题，他重点考虑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问题，他认为源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目前那一套规律是独断的，缺乏继承性的，没有逻辑上严整性的”。[9]“这个思想体系，与以道德规范式的规律吹嘘，粉饰太平的理论来描写社会主义经济，在哲学体系上是一贯的，这是独断主义式的唯心主义”。[10]基于这方面的思考，他后来写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长文，几十年后因此被誉为主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一人。
在社会历史方面，他的思想走得更远。他说：“二十次代表大会又何曾仅止批评了斯大林。只要是打开大门，放进清新空气来，一切问题都要重新估价”。他列出的重新估价的有第二国际以及倍倍儿、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甚至列宁的历史功过。他认定“问题是现在归根到底是人民群众的时代，文化与科学只是是愈来愈普及了，童话的市场是在缩小中的”，并强调：“谁还要企图以只手掩盖天下耳目，并且企图甚至在身前把纪念碑、历史、传记全部钦定好，那真是天大的笑话！”[11]无疑，在这时的顾准看来，斯大林主义不但在苏联失势，在中国也很难有市场了。他也确实是这样认为的：“中国之避免教条主义毛病一定比苏联走得要快些。原因是苏联走在前面，而我们的年青一代，经历的革命事变多、丰富，我们的历史知识的过程是更短的。”[12]他也看到了解决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问题的高难度。他说：“个人崇拜这个问题好解决，法制问题不好解决。帝俄和中国一样，是一个极端野蛮落后的国家，斯大林统治的三十年，是国家鼎盛发展的三十年。发展，不能归功于斯大林，但发展却助长了粗暴的统治，形成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吗……提供了一个发展斯大林式统治的沃壤，思想上则是绝对主义代替了辩证法。”[13]他感慨道：“仅仅看到用野蛮办法在一个野蛮国家里实现文明，这还是多么不能满足啊！” “现在绝对主义推翻了”，“历史总是公平的，千万人造成的历史，不会允许上面涂上污秽的东西的。真理万岁！”[14]
随着苏联历史上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揭露和平反，顾准的思想也随之涌动，他说：“历史的改写的结果，会使事情真相彻底大白的。”“待历史真相更为明白的时候，不管历史上还不会（也不该）全部取消这个人（指斯大林），可是这个人将会变成有功的，同时也是一个万恶的人”。[15]
当然，顾准的上述很多观点是不能公诸于众的，乐观的期待在现实中也不断碰壁，使“待罪之身”的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心态以应对那些被他理论地判处了死刑的现象：“历史经验与时代特点这二点应该大大教育了我，今后是随遇而安，并且还要敢说、敢笑、敢骂。当然要老成一些。因为中国到底还有中国的时代特点也”。[16]所谓时代特点，其实就是指还没能告别斯大林式统治及其所形成一系列的生活方式与准则。
在党校的后期，他花了相当的时间研读《斯大林全集》，指出：“读这些东西，有一个很大的好处，就是练习自己来判断事物……样样事情都要自己学习去判断。这就是读历史的好处”。
在听了罗瑞卿关于肃反问题的报告后，顾准在1956年4月29日的日记中总结道：要“自觉地了解到这么一个大国，没有若干切实的民主制度的保障，允许政策上的批评，听令阴暗面发展到官僚主义化，绝对主义化的程度”；应“一方面承认领袖的作用，一方面承认不论哪一个领袖，包括马克思在内，都不是圣人，其论断既不能保证全无错误，又不能保证垂之万世而皆准”；应把反对意见与创造性思想活动联系起来，“不把无产阶级专政僵死地发展下去”。[18]中共在苏共二十大后对一些历史问题的检讨给顾准原来的乐观期待提供了一些佐证，使他更加相信“毛泽东同志确实是接受了中国的历史遗产，运用了马列主义，拒绝了斯大林横暴的干涉与置中国革命于附庸地位的错误态度，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结束了那说不完的混乱，而且在思想文化上也把中国恢复了他自己原有的高度……只是应该有一个愿望，就是曾经跟过斯大林主义一小段，或者曾经自我陶醉过几天，希望以后永远不要再有。”[19]
二、第一次“右派”下放时期（1958-1961）
1957年反右运动兴起，顾准被打成右派，先后被下放到河北赞皇、河南商城、北京清河等地农村劳动改造。当时他关于中国可以避免斯大林主义泛滥的乐观期待逐渐化为泡影，时值三年严重困难时期，他又眼见了斯大林主义给民众和国家带来的深重灾难。这时的顾准，用他自己的话说，“处身群众之中，不在势力圈内”，却用“既批判，而又保持坚定不移的立场”来要求自己[20]，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继续着自己的历史思考。
在赞皇时，情势尚好。顾准在1 959年初短暂回京，其间的许多思考基于这一时期的印象。他关注了苏南的冲突。一方面他认为“超过实利观点来看历史进程，南斯拉夫是错了。因为要促进人类的进步，唯一可用的力量只是这个社会主义的体系，无论其中有多么大的黑暗面”[21]；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南斯拉夫是勇敢的。无论如何，存在这个因素，总推动着历史前进”。因为在他看来，南斯拉夫毕竟在寻求超越斯大林体制的本国社会主义道路，在政治民主方面较苏联有进步，“社会主义者无一个高度发展的民主机构，怎么能胜过资本主义而令人向往？”[22]他开始关注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方面，而他自己“的社会观只能是人本主义的”，他这里的“人本主义”是相对于“信仰论”而言的。他指出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局限，认为前者“的公式不足以解释全部历史，比如中国大跃进的动力它就无法解释”，而后者带有宗教气味的目的论世界图式“前门拒绝形而上学，却从后门把形而上学的范畴一一偷运进来”；他们对马克思的解释脱离了马克思的初衷，马克思“至多不过是信仰人类”，“信仰人类可以允许建立学派。宗教式的信仰，就要建立异端裁判所了”。[23]他又说：“绝对主义——专制主义，原是与辩证唯物主义有血缘关系的东西。这是不可以忍受的东西。”顾准所服膺的“经验主义”在这一时期开始在头脑中明确形成。他说：“我信任人类的不断进步，我注目现世，不信有什么地上天国。……我注意经验的归纳，不信从经验方面无根据的对未来的预言。”[24]
懂经济的顾准看到了大跃进所带来的“严重不平衡局面”，但是最初他还认为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代价，局面尚在中央掌控之中，未来“经过初步配套，达到初步平衡，以一个年率20%的生产增长的一个长期计划结束大跃进，掩护认识不足行动错误，到那时候，毛先生也许会急流勇退，藉葆令誉了吧。”到时，政治空气也将发生大变。[25]
1959年3月，顾准被下放到饥荒最严重的河南商城县的农场，经受了高强度的劳动锻炼，并“有幸”亲历并记录了“三面红旗”给农村带来的无以言表的人道灾难和人性扭曲。他所预言避免的斯大林主义在中国再度成为严酷的事实。他敏锐地认识到了这一点：“1958年春出现的情况，曾使毛害怕，因此企图Return to 1957。但如此做法，必然否定大跃进、总路线与人民公社。二者兼顾，此路不通。加以外来的刺激，于是决定走Stalinism的道路到底。而Stalinism在中国是有生命力的。”[26]
中央对经济问题实行政治解决，再三强调政治挂帅。对此顾准说：“London Times 对政治挂帅的诠释是正确的，即由离开经济手段而用政治手段实现经济目的的，都属于政治挂帅。惜政治挂帅全部适用的范围仅限于农村，城市不仅不实行，相反，还要维持一个比较过得去的货币经济的外观，而农村之、盛行政治挂帅还是服务于此一目的。”[27]
这一时期，顾准对斯大林主义三致其意。他说：“中国的大跃进，其实是在匈牙利事变之后，再一次告诉落后国家，建设工业的Stalinism的实质到底是什么。它起了一个反面教员的作用”。“国内形势是，清了党，意见一致，指挥统一，上下贯彻愈迅速，舆论愈一致，但是假话愈多，集中营愈多。这种局面，愈是苦战的时间长，愈是要逐步推进”。[28]“细细辨察，虽然国庆建筑与哀鸿遍地同时并举，人们对此联想还并不多。这证明Stalinism在中国还有生命力。”[29]“Stalinism总（终）究还有生命力，这是可悲的，但同时也是可喜的，若没有一定的宗教情绪，某些崇高的情绪，在知识水平低下的人们中间是不容易产生的”。[30]“从这里看，不仅证明了Stalinism的活力，
也证明了宣传与教育的力量。”“应该承认，Stalinism是今天的时代主潮，我必须充分懂得这一点，以此为根据来决定我的行动。同时也应该记录到历史中去。”[31]
顾准还探讨了这个体制会不会自下而上崩溃的问题。他的结论是不会。因为，在他看来，一方面“农民中确无能人，……何况整风反右，加上反右倾鼓干劲，把仅属于萌芽状态的农民代言人禁锢起来，或者大洗脑筋。农民自己是做不了什么事的”；另一方面，“国家这个统治机构，从农民中选拔了大批人当连长、营长、会计、医生、技术员、高中生。统治阶级愈善于自被统治阶级中选拔人参加统治集团，他的统治愈是稳固”，而公安户籍体制、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又很有效地避免了逃窜犯之类的不稳定因素，“所以这个体制是崩裂不了的。禁锢与思想统制愈甚，裴多菲俱乐部出现的可能性愈小，统治维持下去的可能性愈大。”[32]但是，即使在这样的情势之下，顾准仍然对体制的未来做出乐观的预见：“世界形势，决不容Stalinism在中国复活。”[33]“这个剿灭人口的向地球宣战的战役……不会长期继续下去，结果必将以坦率、开明、宽恕、人道主义、文明的方向来代替目前的用说谎、专制、严刑峻法、无限制的斗争、黑暗的办法来完成历史的使命。”[34]
1960年3月，顾准在北京，他这样总结自己对社会主义民主的想法：“这一二月来，愈来愈觉得，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靠爆炸式的改革做不到，而且后果也不好。四年来的历史发展似乎在走另一条路——自然演化。没有共产主义的地上天国，矛盾永远存在，斗争永远存在，而斗争的方式，那老一套的‘正确错误’的绝对论维持不下去了。不同意见的人们必定要组成不同的社团，发展的结果必定是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度。……当经济发展濒临高速度与集中化时，Hamilton的联邦主义，Stalin的个人独裁都不免出现。然而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高度集中势不可能长期维持，精雕细刻的发挥生产潜力成为迫切的要求，群众的智慧要发生作用，任何事情也就不能在顷刻之间获得定论，自由争论，长期的政治斗争就成为继续发展的生命力。这时候，没有民主主义怎么办！”在这里，他把斯大林主义作为社会主义在不成熟的上升时期的产物，在它还在中国肆虐的时候就宣告它终将退出历史舞台，并对它的代替品设想为社会集团化基础上的多党政治。
三、“文革”时期（1966-1974）
顾准曾预测中国“政治空气的大改变将从1965年以后开始”[35]，事实证明他低估了斯大林主义在中国的生命力。
三年严重困难之后，中共进行政策调整，确实出现过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顾准也得以一度恢复在经济所的研究工作。但是阶级斗争、政治运动却并没有因此停歇，而且在1964年后又紧锣密鼓地开展起来。1965年，顾准再度被划为右派，受到专政。不久“文革”爆发，顾准本人及其家庭跟国家一起遭受了巨大的不幸和考验。但是也是在这一时期，顾准以巨大的毅力坚持不懈地阅读和思考，并结出了丰硕的成果。
顾准“文革”以前的思考现在留下来的主要是他的日记，不免支离破碎。而“文革”中的思考虽然包罗万象，但是却有着鲜明的统一主题——即“娜拉走后怎样”的问题。“文革”发生说明他以前的思考不到你没有过时，而且需要更全面和深入的探索。
顾准在“文革”中的思想成果主要有三种，一是从1966年到1968年，他在广泛阅读的同时做了大量的读书笔记，分为“历史笔记”、“西方经济学笔记”和“马恩全集笔记”，后来收入了《顾准笔记》。这些笔记不是简单的摘记，而且包含了顾准大量的思想笔记，为我们提供了顾准如何进行目的性阅读思考的生动标本，从中可以窥见他的诸多真知灼见的由来。一种是在希腊史阅读的基础上撰写的《希腊城邦制度——读希腊史笔记》，写这本书的初衷不只是了解西方文明源头的状况，更在于追究中国和西方之所以不同的历史根源。第三种是“文革”后期与其弟的通信，后来被整理为《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小册子，并与《希腊城邦制度》等一起收录进《顾准文集》和《顾准文稿》。《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虽然并非为发表而写的文章，但是他建立在顾准二十年的反思的基础之上，厚积薄发，也有相当的系统性，所以可以视作顾准晚年反思的总结。
顾准的思想的一个鲜明特点是立意深远，正如他自己所说：“历史的探索，对于立志为人类服务的人来说，从来都是服务于改革当前的现实，和规划未来的方向的”。[36]顾准亲历了斯大林专制主义在中国的肆虐，但他不是简单地诉诸对哪一个人或哪一种制度的控诉，而是用冷静的、宽阔的历史眼光和方法去探求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和可能的突围途径。为此，他最终把视野放到了古今中外的范围，在最受成见和意识形态束缚的时代最大程度上克服成见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对东西方文明的特性、资本主义兴起的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机制、近代革命的类型、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社会主义民主的可能途径等等重大问题做出了自己的解答。他的关于西方海上文明、中国史官文化、经验主义和多元主义、科学精神、抛弃终极目的、反对权威主义等的论述，至今还闪耀着智慧和良知的光辉。在一篇文章中，他提到了斯大林，不过这次是引用他的好话：“人类，或人类中的一个民族，决不是当代的政治权威有权僭妄地以为可以充任其全权代表的。Stalin 说过一句好话，希特勒来了又去了，德国民族是永存的。这句话，对任何一个民族都是适合的。”[37]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再一次提到了斯大林，不过他不针对斯大林个人：“革命家本身最初都是民主主义者。可是，革命家如果树立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达到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Stalin是残暴的，不过，也许他之残暴，并不100%是为了个人权力，而是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为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38]
顾准晚年一直在关注着苏联和东欧的发展状况。1971年初，他对波兰哥穆尔卡倒台一事评价道：“波兰的教训，也是苏联和东欧其他国家的教训。一个民族，抛弃了建国的理想主义，单纯从物质力量上追求超级大国的地位，企图用军事优势来支配他国，而且长期用大炮代替牛油，用悬殊之极的报酬制度来‘吸引’达到这一目标的Brain，这确实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国家。”[39]
同年8月，顾准又做了关于十年来苏联经济的总体思考，指出：“他们的经济是有发展的，但是，这依然是备战经济体制下的发展，而且是一种极其笨拙的、悉索献赋以供军备的那种发展，一句话，Stalinism的经济体制，对于他们已经积重难返，成了不治之症了。”[40]又说：“这种笨拙窒息的体制的关键是中央集权。……我想，在看得见的将来，这个看来都难受的体制，还是会歪歪斜斜地向前走，……而且，只要她还是积极扩张的超级大国，没有任何迹象显出这个体制无法维持下去。对付她的办法只有一个，挡住她，一步一步地把她推回去，瓦解她的国外体系，同时在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生活水平上超过她……促进她内部的变化，来推翻这个令人窒息的制度，并且最终能使这个历史的怪物‘开化’起来”。[41]这些判断虽是直接针对苏联的，目的却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受纷繁复杂、变动不居的国内外环境和个人生活等因素的影响，顾准的思想中不免有这样那样的矛盾和波动，但是他始终没有放弃“新局面开始前，沉默自全，跟着走，记录历史，使这个时期的真相能为后世所知” [42]的努力，而且以自己和自己所经历和身处的历史为对象，做了最冷静的解剖和反思。顾准晚年总结自己的思想历程的时候说过这样两段耐人寻味的话，抄录在此，以结本文：
“人要有想像力，那千真万确的是对的。没有想象力，我们年轻时哪里会有革命？还不是庸庸碌碌做一个小市民？不过，当我们经历多一点，年纪大一点，诗意逐步转为散文说理的时候，就得分析分析想象力了。……当我愈来愈走向经验主义的时候，我面对的是把理想主义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我面对它所需的勇气，说的再少，也不亚于我年青时候走上革命道路所需的勇气。这样，我曾经有过的，失却信仰的思想危机也就过去了。”[43]
“今天，当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革命的理想主义转变成保守的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我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来源: 民国春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