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991 年 3 月 17 日全苏公投仍有高达 76%民众支持保留共同国家。但不到 9个月之后，别洛韦日森林声明即宣布苏联终止存在。假如在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分离主义者的目的就不会达到。“8•19”事件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上。而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引发的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是苏联解体的另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制约苏共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它实际上处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而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
【关键词】苏联解体 “8•19”事件 联邦制 原因
这个问题被提起的次数非常多。可以大胆地认为：大多数俄国人，还有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很多民众都怀恋这个已不复存在的伟大国家。
从 1991 年 3 月 17 日 76%参加全苏公投的人表示支持保留苏联，到同年12月8件、特别是返回莫斯科后与叶利钦进行的令人屈辱的接触后，戈尔巴乔夫，这个原本就从未展现过坚强意志的人，被击垮了。
那个时候，对公投的问题，“您认为，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更新后的平等主权共和国的联邦（其中，各民族人民的权利和自由将得到充分保障）加以保留是必须的吗？”有不少人愿意给予正面的回答。经苏联最高苏维埃讨论通过的这一表述，把保留我们生活了70 年的国家的必要性与对它进行重大改革结合在一起。但是，别洛韦日密谋 13 天后，在阿拉木图，11个原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还是签署了声明，支持别洛韦日协议，宣布成立没有任何共同机构（立宪、行政和司法机构）的独立国家联合体。
为什么这一切发生得如此之快并且如此之顺利？一大批历史学家和政论家认为，原因在于吓坏了无数人的八月事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试图将国家权力夺取到自己的手中。这样的解释有一定的根据。社会上绝大部分人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视为会让国家倒退到集权制度的人，并正确地认为，为了保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不会考虑推出结构性改革措施。
克格勃、军队和军工综合体的领导人，加上其他一些代表人物试图夺取政权的做法，自然促进了苏联的瓦解。人们时常引用吉尔吉斯总统А•阿卡耶夫（А.А.Акаев）的话：“根据来自莫斯科的阴谋家们的命令，比什凯克郊外的卫戍部队在给坦克发动机加热，这时，还能有什么主权？”
政变期间，8 月 24 日通过的乌克兰独立法令被提交给乌议会。法令起首句是：“鉴于 1991 年8月19日在苏联发生的政变所引起的威胁到乌克兰的致命危险……”但是，就像呈现出来的情形告诉我们的那样，政变更多是起了雷管的作用：先前的发展方式挖了苏联的墙角。
既然我谈到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我想反驳那些认为是阴谋家们和戈尔巴乔夫一起上演了一场戏的人。这绝对与实际发生的一切不相符合。当由昔日的亲密战友组成的一个代表团来到戈尔巴乔夫度假的佛罗斯，要求他加入到他们的行列并宣布在国内实行紧急状态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了。当然，他可以坚持要和他们一起返回莫斯科，召开最高苏维埃，但戈尔巴乔夫没有采取这一冒险的步骤。或许，谨慎占了上风，因为他担心受到对自己的肉体迫害。
我与各位分享一些我个人获得的印象，因为我自己也得以参与到后来的事件中。我和••巴卡津（В.В.Бакатин）是苏联安全委员会中反对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的极少数人中的两个。8 月 21 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И.С.西拉耶夫（И.С.Силаев）给我们打电话，建议坐俄罗斯飞机去佛罗斯见戈尔巴乔夫。坦克开始从莫斯科的大街上撤走，显然，政变告吹了。比我们乘坐的俄罗斯飞机（同机还有А•В•鲁茨科伊（А.В.Руцкой）、Н•В•费多罗夫（Н.В.Федоров）以及军官和冲锋枪手们）稍早一点抵达佛罗斯的，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小组成员，他们显然是决定来请求戈尔巴乔夫原谅的，不然，很难解释他们此行的动机。我们几乎是与他们同时从机场到戈尔巴乔夫别墅的。到此刻，政变彻底破产了。总统与外界的所有联系方式都得到了恢复，他立即开始发布命令，要求加强对克里姆林宫的保卫，采取其他措施，维护莫斯科的安全。
戈尔巴乔夫高兴地接待了我们，同时坚决拒绝会见阴谋分子。他只对А•И•卢基扬诺夫（А.И.Лукьянов）是例外。他俩的谈话是当着我的面进行的——我想出去，但戈尔巴乔夫留住了我。此前，我从没见过他如此暴怒：“你为什么不立即召开苏联最高苏维埃？你，一个我信任的人，（从戈尔巴乔夫嘴里迸出一句骂人的话），怎么会和政变分子搞在一起？谈话结束了。出去，等待自己的结局吧”。也是在那儿，在佛罗斯，戈尔巴乔夫下令逮捕А•В•克留奇科夫（В.А.Крючков），他是坐我们的飞机回莫斯科的，不过已经是被军官们押解了。
当我们和戈尔巴乔夫会面的时候，他的夫人赖莎•马克西莫娃（РаисаМаксимовна），扶着楼梯的把手，慢慢地从别墅的二楼走下来。几天的强制性隔离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脸变得消瘦了，下眼泡肿起。
我们和戈尔巴乔夫一起飞回莫斯科，两个小时一直在说话。他不可能装，我也不是那种容易受骗上当的人……
八月政变在我国的历史中起了恶劣的作用。事变前，只有立陶宛和格鲁吉亚宣布独立。事变后，其余的共和国都群起而效之，大多数是立刻宣布独立的。如果采取果敢的措施，能够制止这一浪潮吗？政变的破产直观地显示了：谁想原封不动地保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是没有前途的。但是，是否还有可能保留一个共同的国家，而12 个原来的加盟共和国能以另外一种身份存在其中（关于波罗的海三国已经不谈了——最高苏维埃正式承认它们退出苏联）呢？
М•С•戈尔巴乔夫有各种错误，但我相信，他还是希望通过签署联盟协议来达到上述目的的。可是，建议各加盟共和国签署一个保留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而不是一个一般的政治性协议的时间错失了。我知道，在回顾历史过程时，用“假如发生了什么”这一表述法是不合适的。但是，假如在赞成保留共同国家的公投举行以后，不是采取建立主权国家联盟的方针，而是循序渐进地建立一个“软”联邦，一开始仅限于建议签订建立共同经济空间的协议，这样的话，分离主义分子就不会赢。这样的想法曾一度在社会上酝酿。我保留的档案材料里，有1991 年 4 月 16 日在 М•С•戈尔巴乔夫处开会的记录。在波罗的海三国人民代表中颇有影响力的爱沙尼亚经济学家М•Л•布龙施泰因（М.Л.Бронштейн）说，在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严重对立的情况下，需要区分确定经济协议和政治协议签署的时间。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在沃伦别墅的“座谈”。当时参加的人有ѕѕ沙塔林（С.С.Шаталин）、А•Н•雅科夫列夫（А.Н.Яковлев）、В•А•梅德韦杰夫（В.А.Медведев）、А•С•切尔尼亚耶夫（А.С.Черняев）、Г•Х•沙赫纳扎罗夫（Г.Х.Шахназаров）、Е•Г•雅辛（Е.Г.Ясин）等。一组人起草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上的总统报告。让我负责权力部分。我建议М•С•戈尔巴乔夫在现阶段将问题归结到与各加盟共和国签署统一经济空间协议上。
谈话时在场者中，许多人都支持这一想法。М•С•戈尔巴乔夫没有立刻否定这一建议，但第二天说，“不合适”。“为什么？”我问道。“那样的话，各加盟共和国将只停留在经济协议上，而不想签署已经准备好的联盟协议，大家都声明同意联盟协议”，戈尔巴乔夫说。没有考虑到各加盟共和国的现实立场以及这样一个事实：在保留统一经济空间的情况下，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跨各共和国的机构——使用共同货币，会出现统一的中央银行；施行共同的关税政策和实践，会出现统一的关税机构，等等。一部分一部分地解决在苏联空间保留共同国家的问题未能得到实现，而放置在苏联下面的有爆炸危险的“炸弹”则开始发生作用，这些“炸弹”有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内政外交的、战略和局势行动的。
有一批人力图把苏联破产的原因归结为改革时期的失败。包括有人提出这样的论据：戈尔巴乔夫掌权之前，苏联在 GDP总量上仅次于美国。与此同时，他们却不说明，我们的GDP，根据官方统计，几乎只有美国的一半。В•М•库得罗夫（В.М.Кудров）教授（杰出的学者，我与他在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一起工作了多年）证实，即使按官方数据，在国民收入、工业生产、资本投入方面，苏美间的比例状况，在80 年代初就要比以前差。此外，库得罗夫写道：“第一，苏联中央统计局有意识地将苏美在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总量上的比例提高了一倍。事实上，上世纪 70—80年代，这一比例正好相应的是 30%和40%……第二，有意识地提高了苏联的经济增长速度——也是一倍。第三，在苏联中央统计局发布的材料中，军费开支数额被极大地降低，而居民实际收入、谷物收成和人均肉类消费等的统计数据则被极大地提高了”。
导致苏联垮台的深层次经济原因，体现在行政管理体系的结构性危机上。苏联时期取得了很多的成就——苏联成了工业大国，开发了西西伯利亚最丰富的石油产地（直到今天，俄罗斯的石油也是从这些地方开采来的），实现了飞向宇宙，在核导弹方面与美国平起平坐。这一切都是在这样一种行政管理经济模式下取得的：它能够集中起国家被动员起来的力量和所有的潜力，建设完成这些重要的突破性工程。苏联的高等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全面普及中等教育载入了宪法，职业技术培训体系得到发展。全国人民都在阅读，在学习。但同时，一系列满足人民日常需求的领域却走向衰弱。放眼望去，到处物品匮乏，商店货柜空空如也。这一切发生在人们觉得困难是应该可以被克服的时候，因为那样的年代已经成为过去：为了实现诸如国家工业化这样的重要目标，乡村遭到破坏，农庄庄员处于没有权利的境地——他们没有护照，不能离开给他们规定的工作地点。而真正的重建国家（二战期间，她经历了可怕的牺牲和毁坏）的英雄壮举也已成为过去。人民经受住了这一切，指望这样艰难的道路能通向幸福的未来。而这一未来没有到来……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性质相符的时候，生产力会更为快速和有效地发展。按理，这样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曾在苏联确立。但是，与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显然相矛盾的，是苏联累进的落后：在非军事领域利用高科技成果方面、在劳动生产率增长方面、在人民生活水平方面（这表现得最不正常）都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
是否想过改革经济模式，以克服这一落后局面呢？改革阶段，注意力曾集中在为此采取的措施上。1987年通过了苏联《国家企业法》，它开拓了在国家所有权领域生产活动主体通向独立经营、自负盈亏和自筹资金的道路。
1988年通过的《苏联合作社法》被赋予特别的意义。苏联最好的经济学家之一С•А•西塔良（С.А.Ситарян）是该法律起草委员会的主任，也是他向政治局作汇报的——这一点起了积极的作用。“没有公开地说，要有私人所有制，但是表达了在发展国家所有制的同时还要开始发展合作社所有制的想法，这是一个打破国家所有制是掌握国家资源唯一形式的重要尝试”，希塔良是这样描述苏联经济学家中进步分子的心情的。
改革时期，另一个建议采取的变化是从总产量指标转向实现产量指标、转向作为生产动力的利润核算。
从不能教条主义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学说出发，
并且考虑到当时在苏联有一批人正是根据“理论”来反对发展合作社，我在发表于《真理报》上的文章中写道：“在行政命令的经济模式条件下，这一角色（合作社——普里马科夫注）要么几乎被否定，要么沦为次要的、辅助的。在这种情况下，甚至作出理论上的结论：必须逐步压缩合作社所有制，确立国家所有制一种形式，国家所有制据称是确定社会主义社会性质的唯一标尺……甚至像集体农庄这样一些生产合作社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生产的独立性，丧失了合作社的性质，演化成国营企业的一种变体”。
我想提醒诸位的是，《真理报》是苏联共产党的机关报，发表在上面的文章反映的是官方路线。在那个阶段，官方路线是运用“合作社”法，改革苏联的生产机制。许多人指望，著名学者参与经济改革将会促进跨越式的成功，但他们等来的是失望。成立了由Л•И•阿巴尔金（Л.И.Абалкин）和ѕѕ沙塔林（С.С.Шаталин）领导的小组，提出了一系列有意思的经济改革思想。但是，法规中的原则以及阿巴尔金和沙塔林小组提出的重要建议都没有得到落实。如果它们得以实施，应该能带来市场竞争、与国家调节机制并列的市场调节机制和经济自由。戈尔巴乔夫动摇着，他受到左右夹攻——右边指责他“改革力度不够”，左边指责他“让出社会主义阵地”。
与此同时，现实生活要求快速作出决定，通过活跃农业生产、贸易、服务来加快经济增长，为改善居民福利创造条件。这些任务没有完成。经济改革的努力进入了死胡同：如果工业的命令式调控受到动摇的话，那它并没有带来急剧的变化——这些变化能导致在大中型工业中、尤其是市场竞争中国家和私人的合作。
从国家预算里大量扣款加重了经济形势的恶化，平庸的反酗酒运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些客观原因——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悲剧性事故、亚美尼亚的可怕地震和改革阶段正好遭遇的石油价格剧烈下跌等，从70 年代开始，苏联已经坐到了“石油针尖”上。
不能不谈到的是，不仅在后来的改革时期，而且，在此之前，在斯大林去世以后，就曾试图寻找到方法，走出行政命令经济模式的危机。但是，每一次的尝试都不成功。1965年，与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А•Н•柯西金（А.Н.Косыгин）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改革无果而终。1968年，事实上放弃了将企业的经济刺激、工人对生产效益增长的兴趣和把利润作为最重要的经济标准等摆到首位的做法。
柯西金改革是客观形势——此前Н•С•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时期经济改革失败——发展的结果。在赫鲁晓夫当政的最后几年，“上头”就开始了摆脱唯意志论经济政策的斗争，其高潮是建立国民经济委员会、集体农庄国有化、在地方上将党的机构分为管理工业的和管理农业的两部分。1962年9月9日，《真理报》刊登了哈尔科夫大学教授Е•Г•利别尔曼（Е.Г.Либерман）的文章，标题很有特点：《计划、利润、奖金》。文章立刻引起了国内外的注意。不仅如此，在国外，利别尔曼被称作是后来1965 年柯西金改革的真正设计者，在国外的文献中，甚至出现了苏联经济“利别尔曼化”的术语。
这篇文章出现的时候，我正好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我清楚地记得，在发表之前，对中央发来的、指示要将其扩展为文章的利别尔曼致苏共中央的报告，作了多大的加工。可以大胆地确认，这篇文章出现在《真理报》上，正是因为中央政治局——国家最高领导机构——中的一部分人坚持这样的观点：必须为统一计划补充运用刺激企业和工人的方法。利别尔曼本人也证实了这一点，几年后，我和他在开罗相遇，他在那儿任《真理报》记者。
在苏联经济改革方面，我们显然是不走运的。主要是那些与当政者为加强自身权力而进行的内部政治斗争有关的主观因素导致了改革的收缩。政治局中的保守派，首先是Н•В•波德戈尔内（Н.В.Подгорный）和Н•А•吉洪诺夫（Н.А.Тихонов），极端仇视柯西金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又火上浇油。Н•Н•伊纳泽姆采夫（Н.Н.Иноземцев）当时和Л•И•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很接近。他告诉我，总书记担心“布拉格之春”对我国的影响，因而在态度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联坦克开进布拉格之前，勃列日涅夫对伊纳泽姆采夫说：“尼古拉，咱俩是前线战士——要坚决地打破经济上的枷锁”。后来的谈话，用伊纳泽姆采夫的话来说，就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了。勃列日涅夫在任命吉洪诺夫代替柯西金出任部长会议主席时说的那句话很有名：“现在我对我们的经济很放心”。
但是，能使人放心的理由很少。柯西金改革遭遇收缩以后，苏联科技进步迟缓了，企业设备的磨损加大，劳动和技术纪律恶化，经济增长速度放慢。
当时关于这些，知道得并不多，但 Ю•В•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即将采取措施实施经济改革。在当选为苏联共产党总书记之后，他请来中央书记Н•И•雷日科夫（Н.И.Рыжков）、М•С•戈尔巴乔夫和В•И•多尔吉赫（В.И.Долгих），要求他们起草改革国家经济机制的建议。一些经济学家也被请来参与这项工作。工作组提出的综合性建议包括最大限度地发展企业生产自主，不仅在农业领域、而且在工业领域发展经济的合作社成分，将国民经济管理机构的重点从生产活动转向经济活动。Ю•В•.安德罗波夫批准了结论性文件，当时，他已经住院了。他希望与工作组会面。但会见未能进行——Ю•В•安德罗波夫去世了。С•А•西塔良写道：“我现在确信，假如那时就开始实施我们的经济改革建议，那国家的命运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但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
自然，每次改革在进行的时候也都会暴露出自身的不足，这次改革在开始之前和进行过程中也是这样。但是，通过定向消除这些不足和耗费以逐步摆脱行政命令模式的情况没有发生。
我不希望人们把我当作这样一个人：不仅看不到我国在苏维埃时期取得的成就（这样的人不多，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我国人民被迫付出的代价上），同时否定苏联经济模式的正面性，首先是计划、工业政策、国家控制经济机制的能力。所有这一切（在没有进行任何使之适应市场条件的尝试的情况下）都被新自由主义者在90 年代上半期错误地抛弃了。
我也理解，构建这种或者那种苏联经济模式的可能性都是有极限的。国家是在被敌对势力包围的条件下发展的——这是事实，而且，我并不认为，我们是造成敌对情势的主要原因，尽管我们自己也曾对此推波助澜。结果，生产能力、技术潜力、预算投资的大部分都用于装备军队。到最后，肩负着确保人们生机活力的生产和服务领域的发展也大受影响。同时，国家经济事实上处于孤立隔绝状态，靠自给自足发展——与西方国家的贸易降到最低，这极大地减少了通过竞争来获得科技进步的成果。只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苏联经济才进入半开放状态，不过，主要是靠与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联系。
纯粹的人的因素也表现出来了，特别是在“铁幕”倒塌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去国外旅行，与来我国的人交往，对商品——包括必需品——始终匮乏的不满在增长。影子经济在扩大。杰出的讽刺演员阿尔卡季•拉伊金（Аркадий Райкин）出色地诠释了“匮乏”主题，在演出中展现了“社会中最受尊重的人”——商店经理的形象：与他结识、特别是与他发展友谊，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重要性。
苏联公民对经济状况的不满符合分离主义者的利益——许多人相信他们：情况不断恶化，原因是俄罗斯联邦利用其他加盟共和国的自然资源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这种说法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特别有市场。各加盟共和国获得独立以后，现实生活表明，这种观点与事实是如何地大相径庭——从所有指标来看，俄罗斯的经济状况要比新的主权国家好得多。2008年，俄罗斯人均 GDP 是乌克兰的 3 倍、摩尔达维亚的 6.6 倍，是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和塔吉克斯坦的 11—16 倍。
1990年，格鲁吉亚电视台对我进行了采访。播出后，我的许多第比利斯朋友感到疑惑，甚至因我下面的话而责备我：“我知道，你们有极其出色的经济学家，让他们预测一下‘独立的’格鲁吉亚的贸易和支付的平衡，计算出国家对主要能源、原料、金属、食品的需求，让他们看看，这些需求中有多少是通过内部资源得到满足的，还必须花费多少钱按世界价格来购买其余的部分。如果还要加上维持武装力量、政府部门和海外机构的费用，还有用于教育、文化、发展社会领域的必须的开销呢？”但愿人们不会责备我说，我曾经或者现在还反对格鲁吉亚独立。这里讲的，只是对在统一经济空间中存在着为格鲁吉亚带来的好处的清醒评价。在这一空间里，俄罗斯能够起中心作用。
毫无疑问，苏联解体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中央与各加盟共和国关系的危机。它是由国家结构中长期缺乏联邦制而引起的。В•И•列宁（В.И.Ленин）不是从一开始，而是在他罹患绝症前的最后几年才明确地站在反对建立单一制国家的人一边的。这从他的信中可以看出：其中不仅有对一批中央领导人（而且，一般来说，是非俄罗斯族的）对待“民族共和国人”的沙文主义态度的批评，而且明确强调联邦制。接下去，“展示式的”、“橱窗式的”的联邦制方针取得了胜利，这种联邦制反映在一部接一部的宪法中。但实际上建立起来的是完全集中的、单一制的国家。加盟共和国只是被宣布为是拥有主权的、自治的。而事实上，一切或者几乎一切都听命于莫斯科。
不应该否认，苏维埃时期为发展各民族的文学、艺术、电影、戏剧、教育和卫生创造了条件。各加盟共和国知识分子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地方上，科学、工业得到发展。但一切都是由中央领导的。甚至在加盟共和国建设这个或者那个企业这样的问题，也常常不是从经济合理性的角度、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讨论决定的。在这方面，在鲁斯塔维（格鲁吉亚）建钢铁公司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矿石也好、能产焦炭的煤也好，都不得不从很远的地方运来。但钢铁公司的建立能在“小资产阶级”占大多数的共和国里培育并巩固起真正的工人阶级队伍。
中央还制定并发出必须无条件执行的干部政策。如果加盟共和国的一号人物，就像现在所说的，是“主体民族”的代表，那么共和国党中央的第二书记就都是由从莫斯科派出的“总督”担任。有时中央也派第一书记：卡加诺维奇（Каганович）、随后是梅尔尼科夫（Мельников）被派往乌克兰，勃列日涅夫先是被派往摩尔达维亚，随后去哈萨克斯坦，等等。“主体民族”人物一般不在加盟共和国克格勃的领导岗位上任职。但是，党的机构和克格勃是各加盟共和国实际上的主人，这一点谁都清楚。还有什么可说的，不光是主席，就是共和国政府成员、国内大企业领导，都是由莫斯科任命的。事实上，稍微重要一点的任命，都要和中央商量。
这样的政策一直持续到改革时期。例如，1986年，Օ科尔宾（Г.В.Колбин）被推举担任哈萨克斯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科尔宾当时任乌里扬诺夫州委书记，此前与哈萨克斯坦没有任何关系。Н•А•纳扎尔巴耶夫在回忆录中写道：“说实话，没什么可讨论的，我们中没有人了解他。所有的人都陷入到某种被催眠的状态。党中央全会也是在这样一种中了魔法般的状态下进行的，全会过程用了18分钟。所有的人都举手赞成，科尔宾成了第一书记。盲目听从中央综合症、战时心理综合症（‘我们——只是党的战士’）又占了上风。谁也没有想过后果，而后果很快就显现了”。
当地居民举行了群众游行和集会，反对对科尔宾的任命。为了阻止游行和集会，当局出动了军队。
议会“联邦垂直线”事实上是怎样运作的呢？每个共和国都有苏共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下发的、以来自莫斯科的工作人员代替加盟共和国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候选人的调配名额（任命候选人与纯形式上的代表选举是一致的）。例如，当决定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应该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后，
我就由吉尔吉斯选出了。完全可以理解，差额候选人是没有的。
俄罗斯也开始加入到“自主大游行”当中是理所当然的。要独立，反对消融在联盟里的心情，又加上了要在自己的领土上团结在自己的管理机构下的愿望。当自己的广袤地区——非黑土地带、外乌拉尔、远东——陷于经济衰退的时候，俄罗斯还依然作为供应者——俄罗斯民众对此的不满也在不小的程度上表现出来。
我记得在政治局讨论这些问题时的情形。首先听到的是这样一种担忧：俄罗斯的分离会削弱、可能还会摧毁苏联赖以存在的“俄罗斯核心”。这是现实的威胁。但是，那些被加盟共和国“主权化”扯动的、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里传播的情绪也是现实的。成立俄罗斯共产党的问题成为中心问题之一。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除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以外，尽管是形式上的，都有自己的共产党，是苏联共产党的一员。俄罗斯则没有，因为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总是担心（并非没有原因），俄罗斯共产党的成立，会导致另一个中心的出现，而这个中心，无疑会与苏共中央平起平坐，或者将后者置于次要地位。正是“在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里建立一个与苏共中央平行的中心”成了苏联时期最可怕的罪名之一。对1949-1950年间捏造出来的“列宁格勒事件”所牵涉到的人——列宁格勒市的党政领导，就提出了这样的指控。对季诺维也夫（Зиновьев）和加米涅夫（Каменев）的审判也与此有关。过去，这样的指控都是无中生有。但这次，为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而发生的运动成了现实——它眼看着在扩大并且开始获得组织形式。在这样的情况下怎么办？对立是无用的。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中央候补书记，包括我在内（当选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的
И•К•波洛兹科夫（И.К.Полозков）后来也写到过这一点）都赞成正式支持建立俄共的主张。也有人不同意，但是支持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人取得了胜利。中央政治局没有反对大多数党员群众的意志，但这在客观上加强了苏联国内的离心倾向。不过在当时，其他的解决办法确实没有。
这时出现了俄罗斯的另一个中心，以Б•Н•叶利钦为首，他确定的目标是：先在越来越无组织的苏联的框架内、然后则是在没有苏联的情况下，通过俄罗斯成为主权国家，最终获得权力。叶利钦赢得了争取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的斗争，随后成为俄罗斯第一任总统。1990年6 月12 日，
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国家主权的声明，声明中强调俄罗斯联邦法律优先于苏联法律。
从这一刻起，考虑到俄罗斯在苏联经济和政治中的真正地位，可以现实地说，国内存在着两个中心。我能够举出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1991 年 8 月 22日夜里，从佛罗斯回来后，就在机场上，戈尔巴乔夫点了几个人的名字，其中包括我，说早上9点在克里姆林宫里等我们。我们急急地集合在一起，首先讨论国防部和国家安全委员会领导人人选。选择了苏联武装力量总参谋长М•А•莫伊谢耶夫（М.А.Моисеев）和克格勃副主席Л•В•舍巴尔辛（Л.В.Шебаршин）。这两人都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关系，也不参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的对立。舍巴尔辛领导侦查部门，知识丰富，有经验和智慧。总而言之，候选人是合适的，戈尔巴乔夫也认可了。但是，后来知道，只过了一昼夜，情况就变了。因为，叶利钦（照理，对此他是没有任何权力的）任命了其他人。戈尔巴乔夫同意了。
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的私人关系，因为一些“信任的联系”稍稍得以缓和，但产生的负面影响越来越大。双方圈子里有影响的人物加重了两人间的不和。这一切都是在党（它是把苏联团结为一个整体的力量）的作用衰退的背景下发生的。我敢肯定，即使在1990 年 3 月 14日苏联宪法第六条（“苏联社会的领导和管理力量，其政治体系、国家和社会机构的核心是苏联共产党”）被取消以后，苏共也能起这样的作用。但是，保留苏共作为确保苏联统一的机制，其必要的条件是党本身的民主化。而民主化也会导致思想多元化和多党制。
在民主化条件下，苏共在全苏多党制的天地里依然能够成为主要力量。这是有重要基础的。在改革时期，要求苏共民主化的表述出现在党的文件中，包括第 19次党代表会议的决议。但是，为了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中做到这一点，需要打破对党员基本群体的束缚，坚决废除存在了几十年的体系，该体系依仗党的机构的无限权势，将党的纪律解释为不可以表达未被党的文件或领导人奉为准则的想法。制约党民主化的主要力量是党的机关，在斯大林时期，它实际上位于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之上。Л•А•奥尼科夫（Л.А.Оников）在党中央工作了30年，对党内生活了如指掌。他说，选举出来的党的机构成员有时接触不到机密文件的内容，但机关工作人员却能看到。党的机关这种居于首要地位的现象，不仅出现在党的区委、市委、州委，还涉及到中央委员会成员。例如，“真理报”主编А•М•鲁缅采夫（А.М.Румянцев）将自己一篇纪念出版日的文章初稿寄给中央委员会（根据章程，作为中央委员，他有权在中央委员会机关刊物“真理报”上发表文章）后，收到了信使转来的中央总书记助理所作的重大的内容上的修改。鲁缅采夫撤下了已经排好的文章，并就此给中央写了一封怒气冲冲的信。很快，他便被从“真理报”调往科学院了。
在改革已经开始之后，中央组织党务工作部还试图把一份最高苏维埃各委员会领导人的推荐名单硬塞给作为苏共中央委员的我（我当时担任最高苏维埃联盟院主席）。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做的。
当对于党内事务进行民调成为可能以后，苏共中央属下的社会科学院在 1989 年5月举进行了一次劳动群众的问卷调查。超过三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怀疑党能进行自身改革。73%的共产党员认为，在党的机关里，绝大多数工作人员的品质和才能都是中等和低下的，而正是他们在管理着党的事务。各级机关人员都担心，党的民主化不仅会使他们失去发号施令的权力，还会使他们失去他们享受的特权，所以他们反对党的民主化，并在总体上反对社会改革。
而戈尔巴乔夫则怕触动已经形成的党的机制。28大上实现的组建苏共中央政治局的新原则成为唯一的“创新”：政治局成员中的主要部分由各加盟共和国党的领导人组成。显然，党的领导的权力下放被看作是顺应时代的表现，这一时代的特征是各共和国的独立。然而，按担任职务原则组建党的最高机构的做法削弱着党作为国家统一者的作用。
1990 年 1月，“苏共中的民主平台”建立起来了，它支持党内的重大改革。但结果发现，这一平台不仅在党的机关中没有根基（这可以理解），在党员群众中也没有根基，党员群众距自我组织还很远。存在了半年多一点时间后，“民主平台”退出苏共，还是没有达到宣布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失去由宪法保障的社会主要角色的地位之后，党无法通过民主途径再次获得这一地位。事实上，苏共并未准备好认同在党内存在着思想观点不同、但同样追求改革的力量，认同党外的政治多元化。新的思想基础的缺失也负面地显现出来了，无法用“带有民主特征的社会主义”一类的箴言来代替这一基础。
党的队伍，特别是在党的最后一次代表大会即 28大以后开始瓦解。后来，戈尔巴乔夫承认，没有坚决地进行苏共民主化是个错误。他也拒绝对党进行划分，从中区分出“改革派”成员——200 万至 300 万人。
外部力量在苏联解体中起了什么样的作用？我和许多人一样，在生活中遭遇过美国削弱、动摇苏联的企图。其他一些国家也曾酝酿过类似的目标。但是，一个核大国的衰颓未必合它们的意——这个大国以打破稳定或者在几个脱离苏联的原加盟共和国的土地上保留核武器相威胁。要知道，这一切都可能在苏联解体的情况下发生。对这种前景的担忧令我国的许多敌人却步。
同时，在帮助苏联走出经济困境方面，西方甚至“连手指头都没有动一下”。困难至极的经济形势在很大程度上注定了苏联的解体。1991 年7月，我作为“夏尔巴人”出席了在伦敦举行的“七国集团”会议。各国元首和各自的“夏尔巴人”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们隔开，讨论的记录只得由我和其他“夏尔巴人”自己来做。我觉得，“七国集团”方面的讨论是事先设计好的，善意是无疑的。完成制定“限制战略性进攻武器条约”后的狂喜和为此对戈尔巴乔夫和布什的祝贺，对苏联遇到困难的同情，对戈尔巴乔夫的赞扬语非常到位。但是，没有关于对苏联进行大规模经济支持的谈话。而且，美国和它的伙伴们显然都没有想过要讨论这件事。然而要知道，许多人的多少希望与此相联啊……
我想用杰出的俄罗斯作家А•И•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的话来结束这篇关于苏联解体的文章。索尔仁尼琴，自然是很难被认为会对共产主义和苏联式的集权实践怀有好感的。他说：“一直觉得：哪一天苏联瓦解，将会是多大的喜悦啊！可结果弄出了这样可怕的瓦解，以至于没有喜悦可言。这样郁闷地看着屏幕”。（贝文力 译）
本文为普里马科夫 2011 年 5 月付印的新著 Мысли вслух (М.： Российская газета. 2011)第四章(Почему скончался СССР？)。经作者授权，由《俄罗斯研究》独家中文发表。来源: 《俄罗斯研究》2011年第5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