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6期发布程恩富、丁军合着《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它五个主要原因论》一文。作为体制内人士，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程恩富先生能够保持住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本色，坚持社会主义的立场，应该说是值得称道的。但是，作为党和国家专门研究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心的主要领导人，仅仅如此显然是不够的。
社会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崭新而重要的课题，有着许许多多的问题和困难等待着克服和解决，有许许多多的理论与实践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予以科学的解释、合理的解决。我们整个的社会主义中国，都迫切希望党和政府花费大笔资金设立的专门理论研究机构：马克思主义研究院能够拿得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可以有效解决中国社会各种问题和困难的，可以正确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理论成果和指导思想、行动方案来。
然而，马克思主义研究院显然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改革开放30几年来，我们看不到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都干了些什么事情，那里的专家学者们都是些干什么吃的？与他们较高的待遇、悠闲的生活、崇高的地位、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权威形成鲜明对比的却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全面没落与低潮。当他们还在悠闲、自豪、自欺欺人的宣称中国仍是社会主义国家，极力以马克思的学术性语言论证党和政府的英明伟大之时，中国的十亿人民却挣扎在贫穷与失业、贫富差距、经济危机、腐败与犯罪、通货膨胀、资本剥削与压迫的资本主义深渊之中。
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可以初步从程恩富、丁军的《苏联剧变和解体深层次主要原因的系统分析--兼评其它五个主要原因论》一文中得到一点答案。
一、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认为：“苏联剧变、解体和苏共丧失执政地位，既有思想原因，又有组织原因，致命的政治性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
显然，在两位专家看来，苏东剧变的所谓“深层次的主要原因”只是几个偶然性事件导致的必然结果。
1、在思想领域，过分否定斯大林的错误、西方和平演变的策略，显然都是两个偶然性因素，而不是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一个是苏联领导人的偶然性错误思想导致其政治行为上的偶然错误；一个是西方领导人偶然高明的策略导致的苏联思想界偶然性的混乱。
而且，思想领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度否定斯大林、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能够生效的现象？两位专家没有明言。只是最后简单的指出：“在苏联党内外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显然，这种制度失效性因素才是苏联解体在思想领域中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程恩富、丁军等两位专家对苏联解体的这种真正深层次的制度性因素只是提一下而已，反而强调苏联解体的戈尔巴乔夫的叛国行为，强调西方高明的和平演变战略，这显然是一种本末倒置的，不求甚解的，得过且过行为。
两位作者的言外之意，就是和前苏联面临一样处境的中国，只要不要过分否定毛泽东，并注意防止西方和平演变，就可以保住自己的领导地位，就可以避免类似苏联解体事件的发生了。
如果事情真的那样简单就好了。问题是即使我们肯定而不是过分否定毛泽东，并有效防止西方的和平演变策略，我们就可以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吗？显然，不一定。我们要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的发生，在思想领域上，更主要的是要解决“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的问题。这种真正深层次主要问题不解决，即使肯定毛泽东也没有用，而西方和平演变却必然会成功。
“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才是中国思想领域的真正深层次问题，是一般性的、普遍性的问题；而“过分否定毛泽东、西方和平演变的影响”显然只是特殊性的问题。两个问题中，那一个重要是不言而喻的。而我们的两位专家先生这样本末倒置地分析和宣传苏联解体的原因，不知道会促进中国象苏联一样的解体，还是会阻止中国象苏联一样的解体？
对两位专家来说，似乎是解决深层次的“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太难了，所以不敢真正提出问题，以免把自己难倒。他无法拿出一套可以有效解释和解决中国社会“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的理论与方案来，所以他提出这样真正深层次问题对他来说必然是要损害自己的地位与权威的，是要得罪不喜欢社会主义事业的高层领导中的一部分领导的。
而且，似乎是更重要的，一直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理论界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就是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关键重大问题，有发言权的只能是中央领导层，其它的各层次所谓社会主义的理论人士只能解释领导人发明创造的所谓“理论”，却不能有所创新！有所创新就是不与党中央保持一致，就是大罪！我们的两位顶级社会主义专家可能充分了解到这一潜规则，决没有触碰到这一潜规则的意志。而这显然就是中国思想界存在深层次“思想理论较为僵化、宣传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显然缺乏民主性和有效性”问题的根本和关键。
知道了这一潜规则，知道了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院长的理论研究与写作的局限和目的，就知道为什么他们无法取得真正的研究成果，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为什么会全面没落而甚至要垮台失败了！
2、组织方面：戈尔巴乔夫任用了许多“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从而为政治上的‘改向’奠定了组织和干部这一重要基础”。显然，这也是一个偶然性、表面性因素，而非“深层次主要原因”。
首先，我们得承认，戈尔巴乔夫改革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他也想为国家为人民走出一个富裕、光明的道路。他之所以要改革，之所以要任用一些看似“反党反社会主义或立场模糊”的干部，也是因为原来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引起人民的极大不满。苏联自身的问题，加上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泛滥，他不顺应民心，他不任用一些在人民看来有新气象的干部，他就无法取得人民的支持。就像当初中国的改革一样，戈尔巴乔夫也不得不改革，不改革只有死路一条。自列宁以来，在干部任用上积累起来的弊端，正是人民对国家和社会不满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戈尔巴乔夫既想通过任用一些拥有新思想干部而部分地获得人民的认可，也不想彻底改变这种制度而消灭自己的权力地位。
因此，“提拔和重用了大批非马克思主义干部，而存在严重弊端的组织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同样只是一个外在的、被动的因素，是苏联解体的非深层次主要原因。苏联的组织体制和机制掌握在领导层手中，因此苏联的组织体制问题以及相应的干部问题，都根源于另一个根本的社会原因：就是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不能有效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且上上下下的人们都并不知道实现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其它更好的选择，因此改革成为一种共识，在改革的要求之下，戈尔巴乔夫及其一大批非马克思主义领导干部上台才成为可能，从而苏联的解体也才成为可能。并不是前苏联的领导人不想改变其干部选任制度，而根源于其更根本的政治经济制度，领导人们根本就没有办法改，改不了，也不想改。
戈尔巴乔夫当然也可以采取另外一种更为科学合理的改革措施，任用一些真正坚持社会主义立场的，可以有效解决当时苏联各种社会问题的干部，从而挽救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他不知道除了资本主义外，还有什么别的措施能够把苏联这个病夫拯救起来，也没有什么更好的干部可以帮他实现这一点。
在大部分干部已经官僚化的前提下，任何一个新的领导人要想成功成为党中央的领导人，就必须依靠这些已经官僚化了的干部的支持。这些干部们不支持改革干部选任制度，这种干部选任制度就不可能改变。任何一个领导都是靠下属或同事的支持才能成功上任的，让他们实质性改革干部选任制度，把自己赶走，那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在今日中国也是一样。
与此同时，通过党内民主实现领导干部的优秀化、纯洁化也几乎是行不通的。因为党内少数人的民主毫无意义，而全党所有党员一人一票的真正党内民主却因受到党内少数有权者的阻碍而根本无法实行。而且，在官员普遍官僚化的前提下，有多少真正的共产党员还不一定，因为共产党员的产生办法本身就有问题。在现有共产党员的产生制度下，只有那些溜须拍马、为了个人利益而刻意钻营的家伙才能入党。只有由广大工农无产阶级人民群众公开推选出的共产党员，才具有真正共产党员的本色，才是健康的、经得起考验的共产党员。
因此，程恩富等两位马克思主义高级专家在苏联解体上提出的组织方面的所谓深层次因素，并不是主要原因，也不是深层次的，而只是外在表面的原因。在这些表面现象之下，还有真正深层次的苏联政治经济体制问题。我们总结苏联解体的原因，避免中国重蹈苏联解体的覆辙，显然不能只是从表面现象上看问题，不能只是做一些表面工作，而更应该吸取一些深层次的经验，做一些深层次的工作与改革才行。
今日中国的情形与前苏联的差不多，组织体制和机制也差不多，我们中国也没有多少真正坚持社会主义事业立场的干部。与前苏联不同的是，我们的党中央领导人，主要是邓小平同志比较开明，虽然认识到传统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些不足和缺陷，但仍然认为社会主义的目标方向是正确的，只是一些做法不够科学而已，从而没有放弃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并通过搁置争议，改革开放，放手发展私有经济，在实践中逐步摸索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方式实现了中国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争得了一定民心。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制度虽然通过改革开放暂时度过了垮台与解体的难关，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主要是发展私有经济的结果，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些理论与做法并没有多少实质性的改变，那些马克思主义专家学者们也没有对社会主义的不足与缺陷做深入探讨和研究改正，社会主义事业在人民群众中仍然缺乏足够的支持，中国仍然存在重蹈苏联覆辙的危机和危险。
显然，避免中国重蹈苏联覆辙，不能仅仅在领导干部中做工作。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党和政府，特别是那些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机构，必须对传统社会主义进行认真的思考和总结，从而补足社会主义制度上的缺陷和不足，有效解决社会上的各种问题和矛盾，才能使党和政府、社会主义事业真正挽回失去的民心，才能真正可以避免苏联解体事件在中国社会的发生。
3、在政治层面上，“苏共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这显然与苏联解体的组织层面的原因是一个问题，都是偶然的、表面上的事情。
问题是不止苏联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解体，而是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也一同解体。这显然不是这些国家的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所能解释得了的。这么重大的事情，参与其中的人数是如此的众多，群众运动是如此广泛，不可能只是领导集团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那么简单。一定这些社会主义国家所共同遵守实行的社会主义社会制度本身存在某种共同的问题，才可能导致这些相同社会制度国家的同时解体。这种潜藏在这些类似事件背后的相同原因，才是具有一般性、普遍性意义的，真正深层次的主要原因。
程恩富、丁军等两位马克思主义专家不去研究探讨这个潜藏在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却在这里埋怨戈尔巴乔夫等国家领导集团背叛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显然有点不太高明、不负责任的，有点误导事实，故意隐瞒事情真相的嫌疑。这颇象中国现在的政府，面对中国社会存在的一些问题，不是去勇敢面对和解决，却总是粉饰太平，单纯管理和压制，从不去从根本上以科学合理的社会制度来杜绝这些问题的产生。
谈到苏联领导集体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背叛，程恩富、丁军先生不得不谈到这种背叛事件产生后的一个制度问题，就是“高度集权和缺乏约束的传统政治体制和机制又难以及时有效地予以消除”。显然，这才刚刚涉及到一点点深层次问题。然而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原因，不仅在于高度集权与缺乏约束的政治体制，更在于高度集权与缺乏约束的经济体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经济基础上的失败，上层建筑也是不可能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的。
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先生似乎并不想深入探讨这种真正深层次问题，因为这种真正深层次的问题是他自己也没有办法面对和解决的。这种苦差使，这种吃力不讨好，还有可能得罪上层领导的事情，显然是他们这种高级地位的专家学者们所不乐意去做的。
二、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写作此文的一个目的，就是要分清苏联解体的主次原因，
并特意把“传统模式必然论”，“人民群众抛弃论”划作“非主要原因”的行列。至于其它几种非主要原因，都只是一些陪衬而已。
毫无疑问，两位专家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强调：“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人民群众抛弃苏联的社会主义体制也不是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言外之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整体上是好的，“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
作为体制内左派人士，在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局势复杂、危险的情况下，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先生显然是想以此来一定程度上挽回人民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信心，固守或强化国有经济的地位，从而支持已经脆弱不堪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残存的一点社会主义制度。
两位专家先生的愿望是好的，也是非常必要的。然而他们无论对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的认识，还是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都是非常肤浅和不够诚实的。这种让人感觉避重就轻，粉饰太平，掩盖自身主要矛盾和不足，忽视社会主义主要问题的所谓系统分析，不但不足以说服人民，反而让人民感觉可笑和轻视，加深了人民对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满和无能印象。
1、传统模式必然论
第一个问题：“传统的斯大林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
当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先生认为“这一根本制度模式比一切资本主义根本制度模式要先进和优越，因而取得了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上的重大成就，改变了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制度一统世界的格局。不过，它排斥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因而存在严重弊端，出现重大失误。尽管这些弊端和错误比历史上和现实中的资本主义模式要小，但仍然必须认真反思、深刻批判和全面改革”的时候，是否认识到，戈尔巴乔夫就是想实现“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以克服和解决这一模式的这种弊端时，这一模式才被彻底摧毁的？
显然，斯大林的这种社会主义模式，经不起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的考验，在整个社会的多样化、民主化、市场化的浪潮中被淘汰，被人民抛弃！
现在的中国也面临这种危机，中国也在进行着这种“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毫无疑问，如果共产党仍然不能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真正问题所在，而只是象程恩富、丁军两位专家这样得过且过、避重就轻、遮掩矛盾，不敢和无能面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根本问题，那么中国式的“苏联解体”将是迟早、必然的事情，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危机就不可能得到任何有效的解决甚至缓解。
可笑的是，两位专家先生竟然拿社会主义中国的继续存在来证明这种“斯大林模式或改良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不会“必然导致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难道他写作此文的目的不是为了避免中国重蹈前苏联解体的覆辙吗？不是想延续中国仅存的一点社会主义因素吗？不知道中国也正面临与苏联解体一样的危机与困难吗？他以需要挽救生命的社会主义中国的仍旧存在，来证明中国仍在坚持的导致苏联解体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正确，岂不可笑？
“一个足够稳固且人民大众并不期望解体的体制在短短数年间突然崩溃”，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这种体制并不稳固，也没有得到人民的支持。否则，历史，还是人民创造的吗？我们的两位马克思主义高级专家自己是否真正地吸取了这“中间的教训”？
为了保持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为了国家的繁荣与统一，中国应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但是，要想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就必须对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予以有效科学的完善和发展，使之可以有效解决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才行。否则，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在“思想文化领域的多样化、政治领域的民主化和经济领域的市场化”中被淘汰，被人民抛弃。
第二个问题，“传统的计划经济模式必然导致苏联剧变和解体吗？”
在判断一种经济模式是否优越之前，我们需要明确衡量标准问题。是可以实现高速经济发展的模式优越，还是可以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最大化改善优越？答案很明显，我们是要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最优化。我国的宪法就规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目标和要求。而且，这种人民生活水平的改善，显然不止是物质财富上的改善，更是人民政治、文化、环境、个性生活上的改善。
那么，斯大林时代的高速经济增长又有何价值和意义呢？只是可以领导世界，并和美国争夺世界霸权吗？毛泽东时代的大跃进又是为了什么？如果共产主义不能为人民的生活带来美满和幸福，那是共产主义吗？因此，可以实现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却不能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有效改善的国有计划经济决不是优越的。况且，在社会经济的稳定与发展上，私有市场经济并不比国有计划经济差，日本和台湾、韩国、德国的经济发展远比中国快速有效得多。国有计划经济的实施结果是人民的普遍贫穷和缺乏自由，而私有市场经济至少能使一部分少数人富裕起来。
显然，国有计划经济甚至不如私有市场经济有效合理，不如资本主义私有市场经经济更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和生活需要，才是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和最大不足，才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深层次主要原因。
国有计划经济的无效性，早已被中国在改革开放中有关国有企业改革的实践证明了。许许多多的研究人员发展，只要企业的所有者是国家，那么任何改革措施都无法使国有企业的生产行为合理化、正常化、有效化。在实践中，无论怎样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国有企业都无法正常良好的生产与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传统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存在如此严重的问题，传统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又怎能不也弊端重重呢？
可是，以程恩富为代表的中国党内左派人士为何还顽固坚守国有经济的思想和思路呢？除了权贵化，成为既得利益阶层，不想改革的解释之外，就只有愚昧二字可以解释了。他们根本就无法解释和解决传统社会主义存在的这些问题，根本拿不出可以解决问题的正确理论、方针与方案来。他们除了逃避，就只能装作不知，并以胡搅蛮缠的方式来延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
实际上，国有计划经济根本就不是社会主义的生产方式，它的本质不但不是社会主义的，反而是资本主义雇佣性质的。它不但不能实现任何社会主义的目标理想，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甚至根本就是社会主义所要扬弃的对象，是无产阶级人民所要革命的对象。
依据社会主义原理，资本主义社会的缺点弊端根源于雇佣生产方式，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这种雇佣生产方式，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建立一种由劳动者占有和管理自己生产劳动的联合生产方式。而在国有计划经济的生产方式下，劳动者只有在被国家任用或雇用时才能参加社会生产，一切都要在国家的计划安排管理下进行，人民要听党的话，要服从党组织的安排，干得好就拿到一点工资形式的收入，干得不好就被“开除”。这显然是一种资本主义的雇佣劳动，而不是社会主义的联合劳动，只不过雇主不是私人而是国家而已。国有企业归国家而不是归企业劳动者所有，这本身就表明国有计划经济是一种资本主义按资分配的生产方式，而不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生产方式。
与此同时，与传统社会主义的要求恰恰相反，实际上，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不但不是社会主义所要反对的，反而是实现社会主义必须的手段，是实现无产阶级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实现自身自由与解放的根本方式。因为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是人民日常生产与生活的必须，没有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就谈不上任何的自由与解放。而私有财产、市场经济，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并不矛盾也不冲突，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应是一种以私有财产为目标和纽带的市场经济，只不过其中没有了雇佣生产劳动关系而已。
作为国家专门聘请的栋梁，日理万机、德高望重的马克思主义学院的院长、博士后导师等的程恩富专家们显然是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去研究这些真正深层次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的。虽然私有财产和市场经济早已成为中国人民和社会正常发展与进步必不可少的客观现实和需要，也是传统社会主义理论所明确反对的事物，然而由共产党政府供养的成千上万的拥有崇高地位和极高待遇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专家学者们对此根本就置之不理，仿佛这与他们毫无关系一样。而当共产党政权因传统社会主义理论而面临生存危机之时，他们却只是避重就轻，胡搅蛮缠，不顾人民的反感与厌恶，仍旧拿出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老一套，强称国有计划经济不是最坏的，“是各有利弊的，其互相转换取决于决策者的选择和主导思想”的。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可以由领导者随意转换，那岂不是天下大乱了？
难能可贵的是这些马克思主义权威们也不得不承认国有计划经济存在一定的弊端，虽然他们并不知道传统社会主义的国有计划经济生产方式为什么会存在弊端，存在怎样的弊端，马克思主义怎样科学对待、解释和认识这些弊端，以及怎样以社会主义的方式克服与解决这些弊端。更难能可贵的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合理合法行，虽然他们也并不知道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到底应是一种怎样的内在联系。
他们的优点在于紧密跟随和支持党中央中的左派思想，缺点是他们只是充当一种跟屁虫、应声虫的角色，却从不对党中央的政策措施提出符合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原理要求的，真正可以帮助党中央解决实际问题，可以使党中央度过一个又一个难关的政策咨询方案来。党中央只是以这些跟屁虫、应声虫为自己的决策咨询专家、理论智库，又怎能拿得出可以真正解决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改革与发展方案呢？
2、人民群众抛弃论
对于人民群众抛弃论的争议其实是没有意义的，要不是程恩富等两位专家在这里的胡搅蛮缠，故意颠倒是非黑白，这根本就无需任何笔墨。
人民群众的抛弃，当然是苏联解体的深层次主要原因。因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创造者，是一切历史事件的主要当事人。如果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或默认，象苏联解体这样大的社会性、群众性事件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相当部分共产党员包括党的领导干部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甚至以权谋私，共产党不是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而是成了少数特权阶层特殊利益的忠实代表，社会主义事业失去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支持和拥护”，这种论述是正确的。并不是说共产党不想当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只是其错误的国有计划经济方式导致人民的利益无法实现，导致国家和社会的掌权者严重脱离人民群众，成为了与人民对立的特殊利益阶层。在人民的利益无法实现，而掌权者形成特殊利益阶层的情况下，人民群众又怎会支持这种社会制度呢？人民的反对是理所当然的。
戈尔巴乔夫的上台就体现了人民的这种不满。不论是谁，不论领导人的产生有多么不透明和独裁，没有人民的支持任何人都是难以成为国家和社会的领导人的。而且，没有人民的支持或默认，戈尔巴乔夫再怎么坏，他也是难以转变国家和社会的根本政治经济制度的。
如果说“苏共不是被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抛弃的，而是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领导集团及其追随者一步步抛弃的”，那么在今天，在俄罗斯实行多党民主选举的今天，在选举国家领导人时，为何共产党仅仅有一成多一点的选民支持？谁能说普京的上台和共产党仅仅13％的支持率反应的是虚假的民意？
苏联的解体，受到一些人的抵制是必然的。总会有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和少有的有识之士的反抗的，这并不表明当初的人民是普遍反对苏联解体的。人民群众只是人民群众而已，注重的只是个人感受，而无需对国家和社会的未来有深刻的理论知识和认识。苏联的解体，的确是个悲剧，但应该受到指责的，是那些自我标榜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者的专家学者们，而不是人民群众。戈尔巴乔夫及其腐败变质的干部、西方的和平演变是苏联解体的直接因素，但这些因素得以产生和发挥作用，难道不是其思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不能有效解决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从而导致整个社会对社会主义失去信心的必然结果？显然，正是由于苏联的类似于程恩富、丁军之类的党内社会主义专家们的无知与官僚，使社会主义在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得不到有效克服和解决，使社会主义制度丧失学术、舆论与道德的制高点，无法满足人民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导致社会主义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导致苏联解体事件的发生。
当今中国，根源于传统社会主义的无效，人民群众也并不完全支持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人民希望社会主义能够为其实现富裕生活，真正实现其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人民得到的除了普遍贫穷，就是巨大的贫富差距。在此前提下，我们的党和政府还能指望人民群众的继续支持吗？
如果程恩富、丁军是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者，坚信走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才能发展中国、造福于人民，那么他们就应该把原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没能有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的原因找出来，把原社会主义制度为什么会招致人民不满的原因找出来，并拿出切实可行的改革计划和方案来。只有这样才能解决我们社会的各种问题与弊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得到人民的支持，中国才能得以真正避免重蹈苏联解体的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