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打开近现代思想史，在许多最杰出的思想家中仔细地寻觅，我们会看到一系列闪烁着天才般炫目光辉的名字：康德、马克思、弗洛伊德、胡塞尔、柏格森、卢卡奇、维特根斯坦、伯林、霍克海默、马尔库塞、阿多尔诺、弗洛姆、波普尔、哈耶克、斯特劳斯──近现代的思想天空如果缺少了这些人，即使不陷入黑暗，也将黯淡许多。而不管这些人的思想造成了何种政治经济和社会心理的后果，他们之间又是如何的相互区别甚至相互敌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犹太人。
犹太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耻辱与苦难的历史。这个原本居住在西亚两河流域的古老民族，在公元前一千年左右曾在巴勒斯坦建立过统一王国。但随着王国的分裂和相继被灭，他们的噩梦开始了。在埃及的被奴役构成了他们遥远而痛苦的回忆。而在中世纪的排犹浪潮中，他们甚至被基督徒描绘成畸形的人，是罪恶和下贱的化身。“排犹”成了一种“主义”，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集中营里被屠杀的600万犹太人的血泪控诉，它才在欧洲，以及整个世界的“良心发现”中被唾弃。随着1948年以色列的建国，犹太人终于再次拥了自己的国家。而在今天，已经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敢于忽视犹太人的存在了。
让我们感到惊叹的是，尽管犹太人的灾难是如此的罕见，他们却向世界贡献出了那么多举足轻重的思想家。他们像被风吹散的树叶那样散居于世界各地，然而独特的宗教信仰、语言文字和生活习俗却顽强地保留了下来。即使他们已经从“隔都”里走出，融入了当地社会，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犹太教里的教诲仍然或隐或现地回响在大多数人的心中。作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宗教，犹太教的经书《旧约圣经》的诫命构成了犹太人存在的一种属性，以致即使是在流亡生涯中，他们也保持着自己精神世界的完整。信仰所产生的力量是无法低估的。犹太人自认为是上帝的选民，因此没有什么能够征服他们，当整个世界沉沦的时候，他们必须对人类的救赎担起责任。这种宗教上的“救世情结”几乎成了犹太思想家的思想的原型，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阐释着这样的精神谱系。
在摩西时代，犹太人的救世情结表现为对自身命运的责任。而耶酥时代则是以人类的宗教救赎为指向的。随着他们流散于世界各地，他们成了“世界公民”，“救世”思想由此向真正具有普涉性的深度和广度延伸。中世纪后，随着人类理性的再次觉醒，宗教、神话故事已经终结，犹太人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进入哲学思想领域，以康德为标志，产生了震惊世界的“头脑风暴”。在我们今天看来，无论是社会制度，文明秩序，还是许多人的价值观念，背后都可以看到某个思想家的思想的幽灵。正如那位写诗的犹太人海涅所说的，那些冥思苦想的哲人终会产生出“雷霆万钧的力量”。康德真正开启了一个全新的时代，他的认识论和普遍主义义务伦理学构成了现代社会的许多规范和准则、依据和基础的最终秘密。这个只有一米六的小个子犹太人，无可争辩地成为近现代社会的“先知”。
康德的时代是欧洲启蒙运动时代。“启蒙”的一个结果是人类权利意识的苏醒，以及理性向自然界的开掘。资本主义由此获得其思想支持和技术依赖，其向下滚动的车轮获得了强大的势能。工业革命使欧洲的面貌焕然一新，民族国家的建立渐渐地使封建制度趋于崩溃。以海外殖民地人民的斑斑血泪、本国工人农民的被剥削为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机器疯狂地轰鸣。在血汗工厂里，工人以超强度的劳动和极为微薄的工资控诉着这种野蛮剥削的非人本性。到19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罪恶仍然在刺激整个社会的神经，终于激起了马克思的强烈抗议。这位出生在德国的大胡子犹太人每一次嘶哑的呐喊都像是刺向资本主义机体的一把利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使脑满肠肥的欧洲资产阶级肝胆俱裂。埋葬这样一个吃人制度的设想使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从“批判的武器”向“武器的批判”跃升的长征。69年后，资本主义制度以马克思主义的名义终于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俄国被粉碎。马克思成为其思想对世界影响最大的“千年第一人”。
马克思的思想针对的是“社会”，对具体的非阶级属性的个人本身并没有多大兴趣。而在欧洲，一直到19世纪末，维多利亚时代的性禁忌都在折磨着人们。人们在向自然和社会的探索上已经走得很远，但却很难走进自己神秘莫测的内心。尽管许多神经病和精神病的症状已经鲜明地提出了心理和精神的问题，但人们只能加以外在现象的描述，或神秘主义的臆想。弗洛伊德的出现根本性地改变了这一局面。这位出生在德语国家奥地利的犹太人在1900发表的《梦的解析》，就像它诞生的年份标明20世纪的开端那样，以科学的态度和有效的分析宣告了一个探索人类心灵世界的时代的开始。从此以后，许多折磨人的精神疾病都可以用精神分析来加以分析和治疗了。这是一颗敏感的心灵，通过《文明与不满》的言说，弗洛伊德揭示了一个秘密：“文明社会”是一个人类无法摆脱的“致病情境”。它使精神分析不仅风靡整个20世纪，而且唤起了人们对犹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的回忆。
在这个世界上，许多理论或许可以不考虑心理真实而实现其逻辑上的自洽，但严格来讲，在心理上不能成立的理论，在实践上是必须打折扣的。任何社会条件的改变如果不能带来心理和精神结构上的相应改变，那么建基其上的“上层建筑”将摇摇欲坠。这一点已经通过20世纪初西欧无产阶级革命的失败得到了充分的说明。俄国与西欧革命的不同命运给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以深深的刺激。一种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逻辑已遭到质疑。匈牙利的犹太人卢卡奇为此写了一本名为《历史与阶级意识》的书。1955年，这本书被法国人梅劳－庞蒂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正是这个犹太人的离经不叛道引出了一个笼统地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整个20世纪几乎将资本主义的五脏六腑掏个干净的庞大的思想家群体。在这个如乌合之众般的思想家群里，最有名，同时批判也最为彻底的是一个叫“法兰克福学派”的学术团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是犹太人。
1923年2月3日，由一个叫做弗里克斯.韦尔的德国犹太人出资，最初由同是犹太人的霍克海默、波洛克等组织的学术研究机构“社会研究所”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成立。其后，同是犹太人的马尔库塞、弗洛姆、阿多尔诺、本雅明等纷纷加入，法兰克福学派，这个在整个20世纪影响极大的左翼学派由此诞生。这些出生于中产或资产阶级家庭的富人子弟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意识形态奴役，发出了他们对堕落人心和病态社会进行“救赎”的最强音。霍克海默的《批判理论》和马尔库塞的《哲学与批判理论》的发表使“批判理论”成为他们的理论的别名。这些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学科的协作研究，其全部指向都在于资本主义社会控制术的隐秘的暴政。几十年的批判呐喊，使这些思想家的经典著作成为破译“现代文明”秘密的“解码器”。20世纪60年代西方爆发青年造反运动，而思想家已经老去。70年代末，马尔库塞接受英国BBC记者的采访，再一次透露了“批判理论”背后的“救世情结”的玄机。如果历史与未来具有同构的逻辑，那么，它将烙下这一代犹太人的集体记忆。
如果说左翼的犹太人曾让资产阶级心惊胆战，那么，与之相抗衡的，从来也不缺乏犹太人。这些分属于左右阵营的犹太人对世界的影响是如此之深，他们之间思想对抗背后的制度对抗的特征是如此的明显，以致让我们不得不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这些较量背后实际上就是犹太人之间的头脑，以及指向不同方向的“救世情结”的较量。如果说资本主义的罪恶激起了左翼犹太人的批判，那么当欺世盗名的“社会主义”以极权主义的形式出现时，哈耶克、波普尔等犹太人照样毫不客气。无论是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还是哈耶克对集体主义、计划经济的否证，在其理论上都以标榜避免人类“通往奴役之路”为旨归。而这些，近乎是像马克思那样的“救世情结”的另一套逻辑的演绎。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对象层面上面对不同的问题使他们的批判都具有一定程度的合理性。但追求自洽的思想却不可能不涉及整体，从而都在合理性中表现出了一定程度的不合理性。这种“相互否证”的错觉是犹太人给我们所设的一个思维陷阱。“单向度的人”只能掉进这样的陷阱──真正领会犹太人这种思想的魅力，只属于独立思考的人们。
时代精神总是在历史中不断地旋转，同时也在思想家的思维结构中不停地变换。当20世纪前半叶世界向左转时，人们没有想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世界已经开始了向右的偏离。东欧解体、苏联剧变，世界终于加快了向右剧转的步伐。激进已经遭到唾弃，人们选择了保守。一个此前一直沉默、并被美国学界所不屑的犹太人终于成了耀眼的明星。他就是斯特劳斯。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背后，就是这位犹太人向古希腊的政治哲学的回归。这位犹太人的“救世情结”与左派和自由派都有很大不同，那就是认为“现代性”是祸根，他要将人们从政治哲学上拉回到那已经逝去的、异常遥远的年代。“现代派”的犹太人不管是左是右，看起来都像是一丘之貉了。至今我们仍然不知道，这位犹太人的思想还要造成多大的影响，而这些影响背后的一切，又会将这个世界带向何方。犹太人，至今他们仍然以其在世界上的各个领域所占据的地位而让世界震惊。但是，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民族的通过流播已经成为世界的。不管犹太人的“救世情结”又将以怎样的思想出现，在这点上我们的等待才刚刚开始，但从思想本身来说，我们已经无需等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