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经济持续低迷，日本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地位的削弱，却促使其在其他国际事务上以高调姿态的形式变相出现，不能不令人眩惑于其所谓“普通国家”化的华丽转身。于是，日本“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社会右倾化”，乃至“警惕军国主义复活苗头”等舆论开始明显增强。与此同时，经济萧条的长期化，使此前有效支撑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系统运转失灵。随着基于新自由主义的制度改革的深入，社会流动性呈上升趋势。而那些陷于被过剩的流动性带来的不安中的人们，出于某种自我保护的弱者本能心态，又在政治上与新保守主义同调，更加剧了日本社会的右倾化。
在这个过程中，“右翼”成了一个被媒体反复提及的关键词，对其作为“增量”的趋势性描述，常常被作为判断日本社会右倾、保守化程度的一个重要指标。如此判断在社会学、政治学上成立与否，另当别论。到底何为“右翼”，它从何而来，呈何种生态，政治诉求是什么，发展走向如何，等等，对这些问题从来少有提及，更鲜见理性、认真的学理性检讨。充斥耳边的，净是“保守”、“民族主义”、“民粹”、“右倾”等便易而空洞的道德批判和价值判断，其本来面目反而有在话语泡沫中湮没无形的危险。
右翼思想的起源
在从幕末到所谓“大东亚战争”终结的近百年中，右翼思想对日本的国家道路确实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那么，究竟什么是“右翼”呢？日本三省堂出版的权威的《战后史大事典》关于右翼的定义是：“一般指极端的国家主义，但很难下明确的定义。源于法国革命时期，当时从议长的角度看，右手一侧是保守的吉伦特党，故对于革命来说，右翼被视为反革命或反动。可以被称为近代革命的反命题。后来，左翼被看作是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右翼与之相对，代表为帝国主义权力服务的势力，如法西斯即被看成广义的右翼。”这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右翼的定义。这里，右翼的概念扩大到思潮或思想，即“主义”。
就日本而言，多数情况下，国家的权力操纵在部分为政者和官僚手中，他们既非左翼，也非右翼，而是在左右两极间寻求平衡的自由主义政客集团。正如战前日本的统治者不是右翼一样，战后统治日本的，也不是左翼。虽然具体到某一个特定时期，有可能呈现偏左或偏右的倾向，但整体而言，日本的左右翼与欧美政治光谱中的“左”、“右”是有区别的。如果硬要作一个类比的话，以法国为例，日本“右翼”并非与左翼轮流执政的传统右翼政党，而大致相当于极右翼的国民阵线（以勒庞为代表）。
那么，何为日本“右翼”呢？著名右翼作家三岛由纪夫在《林房雄论》中指出：“所谓右翼，不是思想问题，它纯粹是一个感情问题。”思想史学者松本健一则说：“给右翼下定义实际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与左翼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相互关联，即二者相抗衡，并随时代发展而变迁。”如幕末维新时期，左翼表现为开化、欧化主义；右翼表现为攘夷；明治中期，左翼主张民权，右翼主张国权……而到战后，右翼的表达空间日益狭小，很大程度上是作为“反左翼”而存在。
战后日本最富代表性的政治学者之——桥川文三在其著作《民族主义——神话和逻辑》中，对民族主义原理和构造的分析，对我们理解右翼思想的来源颇有帮助。首先，桥川对爱国主义（Patriotism）和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边界作了明确的界定：相对于“作为人永远的情感的一种非历史性实际存在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是在“特定历史阶段中形成的一定的政治教义”。而什么叫“特定历史阶段”呢？
桥川把探究的视野投向“国学”开始形成的江户中期，发现近代民族主义的广泛发育是在幕末时期。人们一般以为，美国佩利率领的“黑船”舰队来袭所唤起的对欧美列强的危机意识，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形成有决定性影响。但桥川在这种外因之上，更加看重幕末时期形成的平等思想。认为后者才是酿成日本民族主义的主要原动力。
为什么江户时代的封建统治者对民族主义抱有敌意和警惕呢？因为他们的生活全靠起源于中世纪的土地支配及与之相伴的特权来支撑，所以不仅以对中央集权的淡漠、消极来抵制民族主义，而且为了维护区别于一般民众的等级身份制，断不会轻易应对旨在否定出身歧视的民族主义“平准化”要求。桥川指出，对体制一方来说，对“狡猾的夷狄”的警惕与对底层民众的疑惑其实是一枚铜币的两面。以水户学（在水户藩形成的追求日本固有传统的学问，对幕末时期的尊王攘夷运动发生了深远影响，成为后来明治维新的原动力之一）为中心的攘夷思想，在提倡旨在维持既成的身份秩序、封建制度的所谓“神州拥护”这点上，逐渐与以“国民平等”为前提的民族主义主张拉开了距离。
继而，幕末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先驱者吉田松阴力倡“新的人间观”和“忠诚论”，主张在虔敬天皇的同时，对女性和底层人，对“部落民”也要“无差别地抱有热烈的人间共感”，以所谓“一君万民”的超越性天皇观，批判封建幕藩体制，其影响逐渐溢出水户学的范围，为近代民族主义的生成开创了道路。桥川认为，正是松阴的思想，使日本诞生了新的国家（Nation），同时也构成了近代日本右翼思想的基础和来源。
因此，原本右翼思想是包含了对明治国家的批判要素的，决不是单纯的国家主义文本。因为从古代日本发现了天皇统治的“平等社会”，所以从根本上放弃设计主义的政治构想，从而祈愿“一君万民”的美丽乌托邦得以呈现眼前，这就是“右翼”。而恰恰是其中某些非合理、非政治性的姿态，构成对明治国家的激进批判，坐下了引发后来一连串士族叛乱和自由民权运动及农本主义运动的动因。
回到三省堂版《战后史大事典》，它在厘清“右翼”概念的基础上，对“日本右翼”是如此定义的：“日本的右翼与民权运动是孪生兄弟，是作为对明治藩阀政府的统治的抵抗者而产生的。”通常，人们比较注意右翼的保守、国粹的一面，即其反民权、重国权的一面，但实际上，“孪生兄弟”的描述，则表明他们之间即使对立，也拥有共同思想渊源的共生关系。
需要强调的是，在日本的政治光谱中，“右翼”与“保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作为极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的表达，“理想的过去”（特别是古代社会）成为前者政治叙述中预设的前提，以为回溯到过去，便能实现一个理想社会，根本否定基于人类理性的政治设计的可能性，主张一切交给形而上学的超越性之力，以实现“理想秩序”，有很强的乌托邦色彩；而后者则把当下看成是永远的过渡期，力求通过渐进式改革来谋求秩序和稳定。其对实现所谓“理想社会”是完全断念的，只是在若干相互纠缠的价值中，维持平衡，推进共识的形成。而民族主义，未必被他们看成是原初的永恒价值，只是作为特定政治共同体的一员，接受并重视其意志表达而已。
形形色色的右翼
日本右翼，不同的团体，政治诉求不同，形成时期各异，组织结构、行为方式也不尽相同，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很难作“一勺烩”式的概括。如果打破纵向时间关系，从组织特征出发，大体说来，大致可分为观念右翼、组织右翼、行动右翼及“新右翼”。前三者为战前就已然存在的传统右翼，“新右翼”为战后70年代出现的新生代。不同的右翼之间，不排除组织上的承袭、交叉，也不乏内讧与相互的攻讦、批判。但作为影响日本政治的一股极端保守势力，由于其组织、动员方式的准军事化色彩及行动的暴力化倾向，虽然受到包括执政者在内的主流社会的警惕，但影响力始终存在。这与“右翼”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及社会思潮，其思想特征及部分政治诉求与社会底层人们的精神状态有相当程度的契合是分不开的。它对政治及社会政策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改宪，二是排外。
择其要而言之，日本右翼的谱系大致分为：战前，玄洋社—黑龙会—革新右翼-原理日本社；战后，盾之会、一水会等“新右翼”。
作为日本右翼的鼻祖，“玄洋社”由1878年成立的“向阳社”改称、发展而来，其灵魂人物为右翼的宗师头山满（1855~1944年）。其成立的规约有三条：拥戴皇室、热爱日本、坚决维护人民的权利。
第一条不仅是玄洋社的最基本原则，也是所有日本右翼最重要的原则立场。第三条中的“人民的权利”原为“人民的主权”，后被警察指出该措词与“天皇的大权”相抵触，于是改为“权利”。第二条的“热爱日本”是有明确政治诉求的：因为玄洋社成立时，日本国内正围绕列强强加的不平等条约进行艰苦的斗争，这条的宗旨是在“热爱日本”的口号下强调“国权”，维护日本的国际地位。明治维新后，由于受西方自由平等思想的影响，日本在亚洲各国中率先意识到这一问题，出于其维护自身“国权”的需要，玄洋社也以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民族独立的支持者面目出现，客观上对后者有积极作用。这也是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与头山满等东洋右翼活动家一度过从甚密，并接受后者政治资助的主要原因。
但是，玄洋社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首先是站在“尊皇”的立场上，其背后是日本主义的“神的国家”。因此，从本质上说，其对不平等条约的反对，无非是国粹主义框架下的排外主义使然。在这种情况下，对第二条中“民权”的维护，其实不过是装饰而已，因为在皇权与国权并重的前提下，所谓“民权”只能是空话，更遑论日本以外的、其他亚洲国家的民权。
“黑龙会”其实是玄洋社的衍生组织，1901年由玄洋社成员内田良平（1874~1937年）创立，头山满为总顾问，以赤裸裸的国家主义为理论基础，发行机关刊物《黑龙》，是战前“大亚细亚主义”的始作俑者，也是在实践上走得最远者。“黑龙会”的名称本身，即包含跨越中俄国界黑龙江之意，表明“大洋的日本”将取代“大陆的俄罗斯”，剑指中国满蒙的战略野心。
上个世纪20年代，一方面是经过“大正民主”，言论空间相对开放，日本有如一个思想实验室，各种时兴的社会思潮轮番登场，尤其是俄国的“十月革命”和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与日本国内形势发生深层互动，这些社会动荡导致右翼思潮的变化和右翼组织的分化、重组；另一方面，一战后的经济恐慌加上关东大地震，使日本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左翼舆论对政府及其导致贫困化的政策的批判升级，矛头开始指向政治家、财阀等特权阶级，甚至出现了针对这些人的恐怖性攻击活动。这种情况下，右翼的政治议题也发生变化，开始从国际问题转型为国内问题，出现被称为“革新右翼”的新动向。其中，最有代表性者为朝日平吾的个人恐怖主义与北一辉的国家改造主义。
前者把社会贫困的原因归结为存在一个把大众应平等享受的幸福剥夺了的特权阶级，于是通过恐怖暗杀的“锄奸”活动谋求恢复平等，实现社会正义，并亲自践行了对安田财阀创始人安田善次郎的暗杀；后者则以长达八卷的《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系统表达了其国家社会主义的主张，被当时的右翼分子奉若神明，成为二、三十年代指导右翼的行动纲领，影响力不下于希特勒的《我的奋斗》。在这个过程中，日本议会政治日益捉襟见肘，军部专政色彩与日俱浓，整个国家迅速滑向军国主义。
正当“革新右翼”风头正健之时，1933年，另一位右翼思想家蓑田胸喜在其著作《学术维新原理日本》中，对北一辉的“社会改造”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认为“社会改造”纯属无稽之谈，因为社会的元素是人和人心，无法改造，从而打出了以“日本国民生活”为出发点的“原理日本”论，主张对“作为宿愿之力的日本意志的复归”。旋即成立“原理日本社”，并发行机关刊物《原理日本》，被看成是对“革新右翼”的反动。随着“2·26”事件的失败，北一辉等“革新右翼”被肃清，原理日本社得以强化。1938年，《原理日本》的忠实读者荒木贞夫就任近卫内阁的文部大臣，“原理日本”的理论被体制化。进而，被认为“反国体”的帝国大学教授遭到整肃。
至此，幕末时期以来一直充当体制批判急先锋的“右翼的逻辑”变成“体制的逻辑”，完全失去了对现实政治批判的锋芒与契机。“大东亚战争”爆发之后，连存在意义本身也丧失殆尽了。
战后，由于美国对日民主化改造的不彻底性，特别是基于“冷战”战略需要的占领政策的首鼠两端的转型，导致右翼势力在日本社会迅速复活。战后右翼的一个重要政治诉求，是“反YP体制”（即雅尔塔、波茨坦体制），认为YP体制破坏了日本的历史传统，使日本陷入到“万劫不复”的深渊，必须予以彻底粉碎。
从关系上说，战后右翼中的绝大多数是战前右翼的因袭。战后右翼中最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新右翼”的登场。而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盾之会”和“一水会”。
前者是名作家三岛由纪夫于1969年创立的文化右翼组织，成员多为三岛文学的青年学生“粉丝”。之所以称“盾之会”，意为要成为保卫天皇的盾牌。这支被称为“世界最小军队”（起初40余名，后发展至90余名）的组织，实际上是三岛的私家武装，完全听命于三岛。他利用自己名作家的社会声望，与自卫队组织建立联系，让自己的私兵接受自卫队的正规军事训练，并对会员约法三章：涵养军人精神、磨炼军事知识及领会军事技术。
三岛是一名狂热的文化保皇派，创造出了令人致幻的迷宫般小说美学，具有极强的行动性。1970年11月25日，三岛率领5名盾之会成员闯入东京自卫队营地，绑架驻地总监，发动了一场小型政变。三岛在千余名自卫队官兵的面前发表了8分钟演讲，并散发檄文，呼吁改正宪法，号召官兵们“决起”。“听众”无动于衷，还以哄笑和怒吼。三岛感到失望之极，当场以古时武士的方式切腹自戕。
这个事件是一个隐喻，给一味陶醉于经济高增长神话中的日本社会以强烈的刺激。翌日的《朝日新闻》发表社评指出：“……三岛由纪夫以魔术师般的语言制造了一个虚幻的世界，仅此还不满足，还要让他的世界在当今实现，其核心依然是战前‘天皇归一的日本民族’这一空幻的大虚构……他的政治哲学里只有天皇和贵族，绝没有民众。他对暴力的认可，说明他不接受民主主义理念的傲慢精神，而民众在他的自我表现欲里不过是个小道具而已。”可以说，这种声音代表了战后民主国家主流社会的批判态度。
但是，同年12月11日，右翼团体在东京丰岛公会堂公然为三岛举行公祭——“忧国忌”，参加者逾5000人。此后每年11月25日（即三岛忌日），右翼们都要集会纪念。另一个“新右翼”中坚组织“一水会”就是在三岛事件的“激励”下诞生的，会长铃木邦男是追随三岛一同慷慨赴死的森田必胜在早稻田大学的同学。所以，某种意义上，也许正是三岛之死，“唤醒”了右翼们此前萎靡的“武士精神”，也未可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