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近翻译出版的《21世纪的大学》是一本在多层次上发人深思的书。作者詹姆斯.杜德斯达执教密西根大学多年并曾任该校校长达8年。他在书中以丰富而可信的事实和极具概括力的文字总结了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发展历程，全面介绍了这一体系、特别在其中居领导地位的研究型大学的特征、功能和贡献，与此同时，以强烈的危机意识对美国大学在新时代面临的问题及其种种可能的前景进行了前瞻性的预测和分析。其间，传递的大学理念尤具意义。
美国大学有着对美国的机遇和要求作出积极回应的传统，美国高等教育体系在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多样性就是在积极回应美国社会需求过程中形成的。在回应19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中，重量级公立大学的出现丰富和扩大了高等教育体系，为社会提供了更广泛的教育机会。二战结束后，国家需要为数千万退伍军人提供发展自我和重建生活的条件，适时颁布的《退伍军人适应法》使高等教育面对前所未有的巨大需求。美国大学调整了结构，规模和数量迅速扩大，学校种类和办学形式更加多样，在满足新需求的同时逐渐形成现在这样在体制上公、私立学校并存共荣，教育目标上从精英教育到大众化职业培训等可供选择的丰富多彩的高等教育模式。除办学模式多样，作者还着重谈及美国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中教师和学生在种族、国家、文化、性别、观点、意见等诸方面的多样性。
两个意义上的多样性造就了美国高等教育的特殊优势。多样性使人们不必在接受什么样教育的问题上无可选择，而是提供了广泛选择余地。这一点当然重要，但作者的阐释中还有两点特别值得重视。一是多样性有利于开发从未充分利用的全人类的才能和经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保护和发展多样性乃是大学开发人类潜能这一根本使命的内在要求。二是由多样性师生群体提供的不同的文化视角、教育经验和思想观念有利于学生形成多维的思考方式、通过交流达致共识以及容忍分歧和异类的精神素养，这不单关乎对更广泛、深入的人类智慧的利用，而且关乎民主的命运。可以说，对于美国大学，多样性承载了卓越和民主两大目标。对这在现实中往往发生冲突的两大目标的追求贯注于美国大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之中，也贯注于美国大学的教育环节之中。
这种性质的追求不仅表现于此。美国大学既要执守大学作为社会的独立批评者这一传统角色，又把服务于社会，积极回应社会需求的职责加诸自身；要审视、评判所处世界，又要顺应社会变革需要……。其实这与大学历来兼有的人类知识和价值的坚守者、传承者与创新、变革的推动者的双重角色和功能是一致的。只不过，美国大学多侧面地体现和创造性地发挥了大学本性上具有的纳彼此矛盾的角色、功能或目标于一身的能力。而这些角色、职责或使命之间内在的紧张，成为激发美国大学不断彰显自身巨大潜力的重要因素。
二．大学，不仅是富国之本
无论美国从农业为主的国家经由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巨人，还是二战后发展为超级强国，美国大学都发挥了关键性作用。其中，几十所研究型大学的作用异常杰出。这批大学卓越的知识创新能力使美国成为当今世界各种基础科学和知识的最主要来源国；在美国经济中，它们既是“经济增长的引擎”，也是“国民经济王冠上的宝石”；对于美国社会面对的种种棘手问题，则是提供解决方案的最重要的智力库。这类贡献证明了美国高等教育巨大的功利性价值。其中，对于国民经济，作者的一个表述非常精准：“大学：富国之本”。
但美国大学不仅是富国之本，也不仅有上述其他功利性价值，它们更是维护美国民主制度和民主原则的至关重要的因素。机会平等是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为每个公民提供接受大学教育的机会的目标早在杜鲁门时期就确立下来，1952年杜鲁门政府提出：每一个高中毕业生都应该有机会接受大学教育。美国高等教育对民主社会的机会平等、社会正义的要求作了有力应答，一直把扩大教育机会作为主题，到现在，已经约三分之二的高中生毕业生有机会进入大学。民主制度同人类珍视的自由、人权一样，并非一经确立就可以一劳永逸，而是必须以不断的努力来保护。民主制度的巩固、延续和发展，需要有愿意而且有能力为之努力的高素质公民。像独立判断力、自治能力、批判性思维、尊重异见、以对话方式解决分歧的习惯以及对一切未经检验的体系、信仰、观念进行审视的能力等，都是作一个民主社会负责任的公民应具备的素养。大学本质上是追求真理的民主机构，它的教学和学术探索活动内在的就需要激发和鼓励独立判断、批判性思维、理性对话等精神。而美国大学独有的多样性、超乎世界其他国家大学的自治程度，特别是对大学传统的学术自由的坚守以及自觉地把为民主社会培养公民纳入基本职能，使美国大学成为培育公民民主素养的沃土。而且如前所述，美国大学最重要的社会角色之一是独立审视者、批评者，它们在各种问题上表达异议的倾向本身就对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果说大学发挥教育职能的成果是源源不断为社会输送作为国家最宝贵财富的人才和民主社会中负责任的公民，那么，大学承担的独立审视者批评者这一传统角色使大学的存在本身构成民主国家的矫正器。
这后一方面的意义是经济尺度或任何别的功利性尺度都无法估量的。
三．学术自由，“大学的生存之本”
不论大学要成为富国之本，还是充当民主基地，或者要成功地承担起所有充满张力的大学职能和使命，都有赖于学术自由这一大学核心价值。
由中世纪大学奠定的学术自由传统，意味着学术探讨不受国家、宗教和利益集团的限制，不受政治的、宗教的派别之争和形形色色利害冲突支配。所以，学术自由为师生提供了一个中立的空间，使他们可以在摆脱外界干扰和压力的条件下对自己感兴趣的问题进行无偏见的、开放性的讨论和研究。这种自由探索是个人通往精神上、智力上成熟之路，也是人类发现真理之路。大学的知识创新能力和引领价值更新的活力都寄于学术自由的传统之上。没有学术自由，大学所有功能的发挥便都失去根基，即使大学形骸保留了下来，也是有名无实，而且往往沦为愚民工具，系统地灌输偏见，对人的精神起封闭、扭曲作用。
核心价值历久不变，经历了时间的考验，一旦背离，后果是灾难性的。作者以学术自由乃“大学的生存之本”，为它作了强有力辩护。这个生存之本，要靠大学的自治传统来保护，也要靠广大师生的自觉实践来维系和体现，学术自由的实践除了坚持教与学和研究诸环节上的自由、开放，作者特别提出，必须把无论在课堂上、研究中或公众论坛上保护不同观点和意见的表达作为一项基本义务，并主张招聘不安分的教师，使人们对“制造麻烦”变得宽容。
大学是独立的自治机构，但并非与世隔绝的封闭体。与外界的种种关系中，与政府的关系最可能影响学术自由，所以特别引起警惕。知识进步需要政府支持和赞助，政府得直接面对的经济、国防、社会医疗等等问题则离不开大学的智力资源。这使美国大学与政府之间有一种合作关系。但大学对政府的作为谨慎地守着一些界限，要求于政府的一是经费支持，联邦政府对于大多数大学来说，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能够负担得起大学费用；二是保护“探究的自由”，这个问题上，美国学界和社会有一个共识，它被视为不证自明的原则：政府须“承认科学的进步来自‘自由的知识分子自由的行动’，他们被解释未知的好奇心所指引，研究自己选择的课题”。政府超出这些作用范围，就可能危及学术自由而不可接受了。
四．变革与坚守
美国大学以卓越的贡献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机构。对这一事实，作者在《21世纪的大学》中提供了相当集中而有力的证明，但丝毫没有陶醉于美国大学光荣的过去和辉煌的现在，相反，字里行间流露出很深焦虑。使这位在一个世界一流大学任校长多年且成绩斐然的学者产生深刻焦虑的种种问题是非常前沿的。他极其敏锐地看到，知识时代的来临使大学面临诸多困扰和严峻考验，迫使高等教育必须变革。变革，才是作者讨论的主题。知识时代，大学学历将成为寻求工作的最低门槛，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将“不能参与知识时代的竞争——事实上，是在知识时代生存”。这个背景下，至少有两个原因使“为公民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教育和培训已经成为民主国家的义务，无论公民什么时候、在哪里、需要如何，国家都应为他们提供终身的、高质量的并可负担得起的教育服务”。其一，作者一再强调“美国承担不起浪费人才的代价”；其二，对个体生命的关注以及公平、正义是民主国家不可背离的原则。然而，如此异乎寻常的教育需求与有限的高等教育资源之间存在巨大缺口。这成了大学要面对的基本现实。另一不能回避的现实是海啸般的市场力量对大学的冲击。此外，政府通过科研项目上的经费控制越来越多地介入大学事务，还有各种政治力量对大学的入侵，而公立大学的校董事会由社区各政治派别竞选产生使政治入侵的问题特别严重……。如果说需求与资源的基本矛盾意味着大学的变革不可避免，那么市场压力、政府的经费控制、政治力量的入侵对学术自由以及基于学术自由的大学品质的威胁则极大增加了变革的艰巨性和变革前途的不可预测性。
作者清醒看到，主要通过高等教育资源重组来解决教育供求矛盾的变革将不可避免地要由市场来推动，加之政府的干预欲、各种政治的或社会力量的压力，如果听任这些力量摆布，大学前景将非常黯淡。例如市场力量，作者承认市场促进竞争，可以优化资源组合。但如果仅由市场力量决定高等教育的未来，市场的逐利倾向将使由市场驱动的变革、改组导致一切都可以谈判、交易而诱使师生放弃对学术自由的尊重，造成“由最低质量标准支配一切的学术荒漠”。不仅如此，还会加深社会上已出现对高等教育的狭隘认识，把它看作由市场价值决定的个人利益。这势必导致两大恶果。一是损及大学保存文化、培养民主社会的公民的职责，二是产生排斥现象，背离机会平等、社会正义的原则——尽管作者说的排斥并非诸如招生环节上以预设的政策性不公外加高学费与乱收费齐头并进而人为制造的排斥，而是指按质论价的市场规则使绝大部分人与传统大学的优质教育无缘，而被迫转入“基于媒体的、标准化的”教育活动。——所有这些，都是不可接受的，但却是极可能发生的。
鉴于此，作者对种种可能的变革前景的分析，重心始终在由市场推动的重组中保存大学最重要的传统价值和特征，坚守大学的目标、使命。为此，主张大学必须主动进行变革而不是被动顺应；在变革中确认不变的职责和标准，并遵循一个基本原则：所有变革应与大学的本质需要一致，有利于保持作为大学核心价值的学术自由。由是，据我看，虽然作者反复称变革是他的主题，但真正的主题应是在不可避免的变革来临之际，如何主动变革，避免不可接受的变革方式和结果，同时变挑战为机遇，争取开拓更辉煌的前景。
我不认为作者已经提出了有效方案，但他预见了问题，看到了辉煌背后的危机，提出了变革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比什么都重要。知晓问题，才谈得上正视；直面危机，可以促使变革；变革中有所遵循有所执守，大学才能面对任何外力作用始终保持稳定流向。
中国大学的问题与作者讨论的美国大学问题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但这并不意味着作者的关注对我们来说过于“奢侈”，相反，这本书提供的参照系能使我们更清醒地认识中国大学的现状。意义不仅于此，始终贯通在作者思考和分析问题之中的那些基本理念可以带给我们的启示也许更具根本性，如：受过教育的人和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批判性思维——是国家的财富，高等教育机会向一切公民开放，没有得到充分代表的人群的权利，大学具有与公民有关的广泛目标等。
2005年4月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