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是宋代大儒，集大成者，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影响最大的思想家。其思想学说从元代开始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远播海外，产生相当大的影响。他重整礼学，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的思辨方法尤其值得今人借鉴。今年是朱子诞辰八百八十周年。对朱子思想现代性的继承和发展，给当下再造礼乐文明，传统文化贞下起元、重焕生机创造了新的契机。
行动的儒学
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事件，它宣告，中华民族完成了人格上的站立；中国人民实现了国格上的站立；全体中国人实现了精神上的站立。但是，国家长期的经济落后依然像大山一样压得中国人抬不起头来。改革开放，终于使我们摆脱了贫穷和落后，中国的经济崛起终于实现了中华民族再一次的伟大站立。但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依赖于经济的复兴，还要依赖于文化的复兴，而经济的复兴必然会导致文化的复兴。在国家经济连续取得30年大踏步增长的今天，我们终于有可能来谈论复兴文化，来谈论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弘扬。
文化受益于经济。但是，文化又绝不是一个被动的因素，它在三个层面上支撑着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三个层面是:科学的层面、制度的层面和精神的层面。所以，经济和文化是互为因果的，文化的复兴有赖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又离不开文化的支撑。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的复兴，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复兴。
伴随着经济发展的步伐，中华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走过了十几年的路程。传统文化的复兴是从民间开始，从草根滋生的。从最早的儿童读经热，到一浪高过一浪的国学热；从百家讲坛的热播，到蒙学读物的畅销；从唐装汉服的流行到中医的被顶礼膜拜；从祭祀文化的复辟，到家谱、族谱编修之风的兴盛，无不说明了传统文化在民间的复兴已经有声有色而且方兴未艾。
以我的观察，经历十几年的艰难跋涉，现在传统文化的复兴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从文本到实践的阶段，一个从理论到践行的阶段。所以，我大胆提出一个新的概念:“行动的儒学”。《礼记》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篇章——《儒行篇》，讲述了儒学的理想人格，而它的重点是说，追求理想的人格不在于讲论，而在于笃行。
多年以来我们把儒学仅仅看成是文献，只看成是研究对象，从来没有想过其实儒学是应该践行的。我是学古典文献出身的，近二十多年来一直在从事朱子学的研究，但是这个道理——也就是儒家的思想学说是应该要去笃行的这个道理——是最近几年才悟出来的。我们在研究朱子的时候，往往把朱子看做一个形而上的思想家、哲学家，对他的文本进行纯理论的、纯学术的研究，但其实朱子不但是一个思想家和哲学家，也是一个社会实践家。他的很多思想和理论，包括他制定的礼仪制度，是供社会供民众实行的，这一点我们以前没有认识到。
朱子的“礼”
朱子是中古时期中国复兴儒学与行动儒学的最伟大和最成功的思想家，集理学之大成，构建了以性理学说为核心的形而上的理学体系。但是他同样关注与重视“天理”与“人心”的连结与过渡，重视“天理”对形而下的世俗社会的影响与干预。在他看来，儒家的礼仪就是把天理和人世间进行对接和过渡的最好方式。
朱子如此重视“礼”，自有他的深意。他把礼看做是对理的践履。如果理是知，那么，礼就是行。同时，他还强调了礼对人的约束作用。他认为，人只有“动必以礼”，才能“不背於道”。朱子强调内容与形式的结合，使内容与形式互为表里，这使他构建的理学体系成为一个严整和周密的系统，同时也使理学的理论起到了反哺社会、维护和规范社会秩序的作用。
1.在朱子看来，“礼”是对世俗社会影响和干预的最有力手段。“礼者，天理之节文，人事之仪则也。”他的学生兼女婿黄榦对此解释说:“盖自天高而地下，万物散殊，礼之制已存乎其中矣……人禀五常之性以生，则礼之体始具於有生之初。形而为恭敬辞逊，著而为威仪度数，则又皆人事之当然而不容已也。圣人因人情而制礼，既本於天理之正。隆古之世，习俗醇厚，亦安行於是理之中。世降俗末，人心邪僻，天理堙晦，於是始以礼为强世之具矣。”2.朱子全面考察了从北宋到南宋“礼”学理论、文献及社会实践的实际情况:
其一，古礼佚失及毁弃情况比较严重，有宋一代，完整保留下来的古礼经书已经很少。“臣闻之，六经之道同归，而礼乐之用为急。遭秦灭学礼乐先坏，汉晋以来，诸儒补辑，竟无全书，其颇存者，《三礼》而已。”(《朱子全书》卷十四《乞修三礼劄子》)
其二，北宋时期制定的几部重要礼书如《政和五礼新仪》、《淳熙编类祭祀仪式》、《中兴礼书》等也因兵火而散失。
其三，由于时代的变迁，古礼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现实生活的需要，很难施行。
3.针对这种情况，朱子从两方面着手，对古礼进行改造与重建:一方面，加强学术研究，对现存古礼进行文献学的整理与研究，其最主要的成果就是《仪礼经传通解》和《绍熙州县释奠仪图》。另一方面，在现存古礼的基础上编修新的礼书并颁布施行，而《家礼》就是其经典的代表之作。
4.朱子也着手编修新礼书，对此他也有十分缜密的思考。归纳起来他的编修方针有如下要点:
其一，“因其大体之不可变者而少加损益于其间。”就是说，新编之礼必须遵循古礼之不可变更的大原则:“且是要理会大本大原。”(《御纂朱子全书》卷三十八)这个大原则就是“谨名分，崇敬爱”。
其二，但又不能因循古制，尤其不能拘泥于细枝末节:“某尝说使有圣王复兴为今日礼，怕必不能悉如古制，今且要得大纲是，若其小处，亦难尽用”，“今若只去零零碎碎理会，些小不济事，如今若考究礼经，须是一一自着考究教定。”(《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其三，略浮文，务本实:“古礼繁缛，后人於礼日益疏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礼，亦恐情文不相称，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礼中删修，令有节文、制数、等威足矣。”(《朱子语类》卷八十四)其四，与时俱进:“礼，时为大。使圣贤有作，必不一切从古之礼。疑只是以古礼减杀，从今世俗之礼。”(《朱子语类》卷八十四)。
从朱子对古礼的改造和重建中我们可以看出，朱子对待传统的做法是:继承传统而不拘泥于传统。对待传统，朱子怀着一种敬畏的热爱，他高度认同传统的价值，并以承传传统为己任。我们来看朱子思想的展开，他所依傍的主要是传统的儒家经典文献，而他展开思想的主要方式则主要是“述而不作”。“述”，实质上就是借用传统的思想与理论资料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是传统的延伸，而不是另起炉灶。这证明，他的方法论与他的理论基础是一致的，这是“道统”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但是继承传统并不是拘泥于传统。传统在朱子那里是活的、发展的和开放的。朱子思想的展开是以传统的经典文献为依归的，但是，这种展开并不是重复传统，复制传统，而是用新的理念、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对传统的经典作出全新的与时俱进的诠释。朱子的高明之处在于他决不纠缠于对过去思想资料的评判和争论，而是高屋建瓴地用新方法新观念对传统和经典作重新解释。当然，这种新解是以对文本的全面理解和把握为基础的，是言之有理和有说服力的。这要以博学和通达为背景。
由此出发，我在研究《朱子家礼》时就想，朱子的家礼、宋代的家礼，这样传统的东西到现在还有没有生命力？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可能恢复它？我思考的第二个问题:当今中国社会西风盛行，西俗泛滥，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还有自己的礼，包括婚礼。现在青年人结婚都采取了西式的婚礼，而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自己的婚礼。中国的婚礼是非常典雅的，它的内涵是非常深刻的。在这样的社会风气下，我们有没有可能通过推行传统儒家的礼仪挑战西俗的泛滥，并借这个机会实现中国文化的自我救赎？
当年朱子在改造《仪礼经传通解》时写成了《朱子家礼》，有一个学生问他:“我们在把古礼拿来施行的时候，是不是要一一地按照古礼来做？”朱子是这样来回答他的:“不可能，我们不可能一一地按照古礼来做。古礼有很多我们现在已经行不通了。若干年以后，那时候的人也不可能按照我们宋代的礼来实行。”他已经预见到，将来我们也是要对他的礼进行改造，让他的礼适应我们的社会的。
试以婚礼为例。《朱子婚礼》以《仪礼——士婚礼》为基本文献予以改造。其改造的基本方法为:
一、精简程序:如删除了《仪礼》中的“问名”、“纳吉”、“醴宾”、“请期”、“飨送者”等。
二、归并:如将《仪礼》中的“妇至”，归并入“亲迎”；将“妇见”、“醴妇”、“妇馈”、“飨妇”归并入“妇见舅姑”；将“祭行”、“奠菜”归并入“庙见”。
三、精简程式:《仪礼》中的各项程序中有许多非常繁缛的程式，有的重复，有的迂阔，有的不合时宜，朱子予以大刀阔斧地删汰，使程式简洁、易行、可行。
四、新增了部分程序及程式。新增的程序为“议婚”；新增的程式为“告於祠堂”。这两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增加，它们使“婚礼之本”更加突出而易于执行。
五、与时俱进，吸纳了民间婚俗的部分内容，如“铺房”，如“言定”。
经过朱子的改造，其婚礼的主要程序为七项:议婚、纳彩、纳币、亲迎、妇见舅姑、庙见、婿见妇之父母。
朱子作《家礼》，是其将“天理”与人间对接的一个重要尝试，是其将形而上的理学思想世俗化的一次社会实验。可惜《家礼》一书刚写成便因失窃而失传，直至朱子去世才重新露面。所以，《家礼》成书以后是否在社会上实行过，现在还无足够的史料予以印证。但是，朱子去世以后，《家礼》一书复出，立即被大量传抄、翻刻，可以证明，它已经很快地被社会、被民间、被官方所接受。但是，由于史料匮乏(这种草根类的民俗文化，很少受到官方与文人的重视)我们依然无法确证其在民间实行的具体情况。庆幸的是，近年在徽州发现的一本家族史志——《茗洲吴氏家典》，为我们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茗洲吴氏家典》是一本记载清代徽州府休宁县虞芮乡趋化里茗洲村吴氏家族世传“家典”的著作。作者吴翟，字青羽，号介石。吴氏乃休宁世族大家。《家典》撰写成书先后经历过九至十代人的酝酿与努力(刘梦芙《茗洲吴氏家典点校前言》)，直至吴翟定稿成书，时在康熙五十二年。由此可知，吴氏家典在吴氏族中实行当有百年之久。
《家典》基本是对《朱子家礼》的演绎与发挥，故窦容恂在其《序》中说:“《家典》发明《家礼》，参义门郑氏规条，以无失紫阳本旨，且阐其义，醇而不杂。”李应乾序曰:“大要以朱子为宗旨，而旁及於近世诸大儒之书。”详考《家典－婚礼仪节》，与朱子婚礼完全重合，《家典》只是做了一些非常具体的内容发挥与补充，如“昏书”、“告文”的具体撰写格式，拜、跪的具体程式，同时增补了各种仪式的座位及器物陈设的位置图。其对《家礼》唯一有创意的补充是，在进行合卺礼时，要歌唱《关雎》及《思齐》二首诗。
《家典》的发现，有理由使我们相信，在从明至清的一个长时期里，《家礼》曾在民间广泛施行。朱子的社会实验是由社会大众完成的，其结果则是成功的。
2009年12月，我对《朱子家礼》又作了一次大胆的社会实验，实验的目的是为了求证:一、时至今日《朱子家礼》是否仍有生命力；二、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中华传统社会礼俗被全盘西化的社会现实，代表本土文化和传统的儒家婚俗，是否可以对全盘西化发起一次挑战，以寻得中华文化自我救赎的一席之地。根据朱子编修《家礼》的成功经验，我尝试对《朱子家礼》“婚礼”作现代化的改造。改造的原则如下:
1.大本大原严格遵循朱子之教而不敢稍有违背。
2.删繁就简，尽量使繁缛的仪式、程式能符合当代人的生活节奏与心理习惯。
3.尽可能地吸取西式婚礼的精华，为我所用，使之融入中华古典式婚俗之中。
4.使朱子婚礼的现代版具有较强的可观赏性。
1.现代版婚礼对朱子婚礼进行浓缩处理，把原本应该发生在几天、几个月的各项典礼仪式集中到一个晚上来展示。故现代版将朱子原版的“议婚”、“纳彩”等七个程序压缩为“纳彩”、“纳币”、“亲迎”三个程序。其中又以“亲迎”为重点，故又将“醮子礼”与“纳雁礼”插入其中。
2.强调告于祠堂(祖宗)及新人父母在婚礼中的主导作用，以示中式传统婚礼与西式婚礼的不同之处。告于祖宗所释放出来的信息是:婚姻不仅是男女双方两个人的事，而且是两个家庭、两个家族之间的事，一对男女结为夫妻，就意味着必须对这个家庭、这个家族负起传承传统和可持续发展的责任。
3.西式婚礼有证婚人制度，中华则无此传统。故现代版保留了交换婚书的仪式，象征着一种契约和保证。同时现代版吸取民间拜天地、拜祖宗、拜父母、夫妻对拜的习俗，以示中华传统以天地、祖宗、父母为证婚人，更显庄重与意蕴高远。
4.亲迎礼中，除了告于祖宗外，突出了醮子礼，使父母之命在大庭广众之中得到确认，同时也是新人对父母、家庭、族群和配偶的责任所做的承诺得到确认。
5.亲迎礼中，突出了纳雁礼，这是为了宣示婚姻阴阳和顺和忠贞不二的古训。当然，这一仪式，也使得婚礼的观赏性得到加强。
6.亲迎礼中，新增了行交杯礼，即古礼中的合卺礼。此礼乃是为了匡正当下婚礼流行之西俗所谓“交杯酒”而设。西俗所谓交杯酒不伦不类，考无出典，实乃恶俗。由于交杯酒具有较强的观赏性与象征意义，所以我遍考群籍，从《东京梦华录》中检出北宋民俗中交杯酒之典式，将之复活。现在的交杯合卺之礼既不离古，更典雅也更名实相副，其观赏性与象征意义得到充分体现。
7.现代版吸取了西式婚礼中拥抱、亲吻的内容，并以此为全部仪式的终结之点，迎合了现代年轻人的习俗，并将典礼推向高潮。
2009年12月5日，我以犬子朱祁为实验对象，在上海西郊宾馆举行了一场现代版的朱子婚礼。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尤其是在年轻人中引起极大反响。这场婚礼的成功说明，时至今日，朱子婚礼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的复活是可能和可以预期的。中华传统的礼俗文化，完全可以在现代化的进程中、在西俗铺天盖地的压迫下找到自己的位置和发展的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