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贵州省代表团全体会议时，阐述了一系列重要思想，他讲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还是文化软实力，这事关精气神的凝聚，我们要坚定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最根本的还要加一个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历来有很强的文化自豪感，只是到了鸦片战争时期，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文化自信被严重损害。鸦片战争之所以惨痛，是因为它打掉了一些中国人的自信，而1949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率领下站起来，这首先是从精神上、心灵上站起来，是重建了中国人民万众一心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培育“光明史观” 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
我在《五百年谁来著史》一书中，曾提到过“光明史观”和“阴暗史观”的问题。近代以来，在关于中国历史的叙述中，无疑存在着强烈的“自我卑劣化”的倾向，这种“阴暗史观”影响深远，如“奴性史学”、“礼教吃人说”、国民劣根性批判、全盘西化、废除汉字说……总之，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种族统统不行。其间虽然也有陈寅恪、钱穆这样的史学大师，出而为中华文明辩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以“动之以情”和“独善其身”的方式，与“阴暗史观”进行消极抗争。
历史和传统中有光明，也有黑暗，关键是你不能眼里只是盯着黑暗，尼采的《历史的利弊》(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时翻译为《历史的用途和滥用》)是极透彻的文章，他说一切伟大的民族都必须懂得“积极健忘”的道理，因为一个伟大的民族，不但要懂得“保存生活”，更要有能力“创造生活”，而为了创造新生活，就必须丢掉历史的负担，特别是忘掉那些黑暗，告别阴暗心理。
有人说，美国人性格中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他们是尼采“积极健忘”论的彻底实践者。美国的大法官Steven Holmes有一名言：美国性格最健康之处，在于他们都遗忘了几乎所有的开国国父都是奴隶主这个事实，而专注于国父们是自由民主的奠基人。如果美国的史观是阴暗的，那么，美国的小学课本里一定是说华盛顿是个恶霸奴隶主，但美国偏偏不这么做，在美国的历史叙述里，几乎他们的每一任总统都伟大光荣正确，美国性格的这一点，起码值得我们思考。
桑巴特说过，美国人的自信，是建立在美国富强的基础上，尽管美国的富强，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以武力和金融的方式掠夺世界的基础上，那是一种不道义的富强。而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富强是完全建立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基础上的，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种富强是道义的富强，是王道与富强的结合，但是在某些人那里，中国依然还是一无是处，可见这些人尽管在物质上富起来了，但在精神上、心灵上依然还是奴隶。
习总书记在两会讨论时还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今天，我们不仅要坚定“三个自信”，也要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去其糟粕、留其精华，增强文化自信。王阳明的心学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也是增强中国人文化自信的切入点之一。这已经不是习近平首次讲解王阳明了，早在2011年，习近平视察贵州大学和学生们交流的时候就表露过对王阳明历史作用的肯定。
拿王阳明来说，他生于明宪宗成化八年，卒于嘉靖七年，即1473年—1520年，享年五十七岁，并不长寿，但他一生却横跨了1500年世界史的大转折时代，更处于明代最重要的历史转折时期，这个历史时期很重要。因为从那时起，历史就不再是哪几个人主宰的历史，人类历史开始进入到由千百万人的行动共同创造的历史，进入到东西方互相碰撞造成的世界史，置身于这样的历史中，人生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呢？这样的历史有没有规律可循呢？这样的历史是大历史。习总书记讲王阳明，他首先是要我们自觉地去面对这样的大历史，思考在这样的大历史中，一个人应该怎样生活，怎样行动。
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改革和改造
习总书记多次深刻阐释过治理的问题。与一般的政治学研究者讲治理不同，习总书记所讲解的治理，重点固然是治国理政，但却绝不仅仅是指治国理政，绝不仅仅是指财政、税收、司法、军事等这些富强之道，不仅包括治国与治事，更包括“治心”和价值观的培育。而这就是王道，王者，往也，政者，正也。与天地同心，与百姓同德，虽千万人吾往矣，这就是王道，是人间正道，这才是大政治。习总书记所讲解的政治和治理，就是这样的大政治。
实际上历代政治家都有所谓千古一叹，这就是：“变制度易、变人心难。”“治事容易治心难”。我们一定要知道：“制度改革”是一个问题，而“人的改造”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王阳明不但是制度改革家，且更是从改造思想和“人心”的角度去思考制度改革和改造，因此，他非但是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更是伟大的思想家，这样的人物在历史上绝不多见，习近平总书记之所以肯定王阳明，就是因为我们也正在一个全面深化改革的历史阶段，而这就需要我们有定力，需要王阳明所谓“我心光明”，“我心光明”，就是把心思凝聚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长远利益、根本利益之上，一切从这个根本利益、根本大局去考虑我们的选择，规范我们的行动。
有些人类似于《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这些人不是没有能力，而是自己的小算盘太多，这种人的心就不够光明，他们不是从我们伟大事业的根本利益、长远利益出发，而是处处从显示自己的能力出发，图一时之快，逞一时之勇，求一己之私欲，非但不能动心忍性，反而张狂失态，结果是机关算尽太聪明，反倒误了卿卿性命。
也有的人类似于薛宝钗，他们不是从大局出发，不是从历史出发考虑问题，而是从个人的名声考虑问题，为了自己的“清誉”和名声，为了“邀名”而放弃原则、失掉基本立场，做什么开明绅士，这样的人，他们的心也不够光明。
从人的改造、从治心入手思考政治和社会改革问题，以今天惯常采用的西洋流行说法而言，这就是从“道德法则”去思考社会政治问题，这是人类现代转化的重要标志，而这恰恰也就是王阳明在古代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过程中起到的作用。故从世界史的角度看，王阳明思想的地位，与康德哲学在西洋的地位恰恰是不相伯仲的。
康德曾经说：人类的行动、人类的历史是“合目的的”，尽管我们不能通过经验和知性去证明这个假定。“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同样也是一个不能证明的假定，不过，整个人类科学发展，却都是建立在上述假定的基础之上。这亦是说：倘如我们放弃了“物质世界是有秩序的”这个假定、放弃了这个前提，一切科学探索都将丧失合法性。同样的，如果放弃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人类历史也就成了疯人院里的故事。因此，王阳明的“天理”和“知行合一”，与康德的“灿烂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其实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从人心、从人的改造出发思考社会和政治改革的问题，只不过康德生活的时代，已经相当于中国的乾隆时代，即康德的学说和思想能力，比照王阳明而言是后发的。
使政治实践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从这个角度看去，“去人欲，存天理”的“去”字，其实也就是康德所谓“三大批判”的“批判”，“批判”是两字，“去”是一字，意思相同。不同的只是：康德的“批判”主要是通过纸上推演，而王阳明的“去”则更强调事上磨炼而已。故王阳明说：“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怎么叫作“百死千难”?廷杖四十、万里流放贵州龙场驿，舍生忘死平定朱辰濠叛乱，只手扶起明社稷，这是生活中的“百死千难”，情感和思想在困厄抑郁的剧烈矛盾中不断突进，这是精神上的“百死千难”。从这个意义上说，“为人民服务”，就是把一己之生，看作为千百万人修行。它使政治工作建立在信仰的基础上。
近代以来，人们服膺这样的看法：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故政治家、改革家中有崇高信仰者是不多的，道与术、王道与富强、正义与权力、知与行的冲突，这方才是研究政治史的人首先必须面对的课题。而王阳明的政治实践与他的信仰是一体的，即他的政治实践是有信仰基础的，而对于已经沦为“公务员”的现代“从政者”而言，乃至对于现代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而言，重新思考王阳明很是有意义的。
什么是“自由”?现代人已经把“自由”彻底庸俗化了，自由成了“自由放任”。而以“批判”来祛除、摆脱个人经验乃至个人利益束缚，方可达“自由”之境，这就是康德所谓“实践理性批判”的主旨，这是康德对于“自由”的定义。而通过艰难困苦，经历千难万险，事上磨炼，方才能够勘破名利色相，方才能够破除生死的关口，达到舍生忘死、为至公天理而奋斗的人格，这也便是王阳明和康德所说的“自由”境界。而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辛又出发，破除自我功利的束缚、实现“小我”与浩瀚的星空与先验的道德法则的合一，这也就是启蒙，启蒙也就是王阳明所谓的“去人欲，存天理”。如果我们把“天理”理解为宇宙的秩序和人类行动的合目的性，那么王阳明的“致良知”与康德所说“启蒙”便是一个意思，须知：法只能治人身，而不能治人心，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不是攻人身，而是修人心。而倘如后儒那般将“天理”附会为三纲五常，那么这自然就是歪曲了王阳明，而如果像现代中国人一般，把“启蒙”理解为跟着西方庸俗思潮起舞，那就更低估了中国思想的原发创造力，那更是不着边际。
我们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我们绝不割裂马克思主义与一切人类优秀遗产之间的血肉联系，作为历史唯物主义者，我们并不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从天上掉下来的。面对着千百万人在彼此冲突的世界舞台上创造的大历史，马克思像一切人类圣贤那样，坚信着人类历史是有规律的，坚信着“我心光明”和人间正道，马克思认为，那些自己投身于历史之中，那些把一人之心修成千万人之心的人，是光明的人。
实现自我与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合一，这就是知行合一，达到这样境地的人物，便是宇宙秩序和历史目的的体现者，也就是我们所谓“圣人”。而这样的政治家，乃是第一流的、或者说是最彻底的政治家，他们是有信仰的行动者。
面对这样的大时代、大历史，我们怎样抛弃一己之私，自觉投入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洪流之中，做一个与千百万人同心同德的“我心光明”的人，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
（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