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0072，武汉市，武汉大学哲学学院）
摘 要：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哲学界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并在多个方面取得令人瞩目的成就。尤其是中国哲学研究的范式已逐渐从两军对战，转移到以中国经典诠释为基础、致力于探索中国哲学的真实内涵、意义世界的新的研究范式。目前的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但前瞻未来，中国哲学界将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等多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自1978年以来，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大发展的时期，也是大陆中国哲学界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重要阶段。古人以三十年为一世，中哲学界的同仁在这一世中取得的成就已经到了可以总结和需要总结的时候了。为此，张立文、陈来等教授已着了先鞭，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心态、资源和制度等方面作了总结。[1]本文拟就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界的成就与缺失、特别是研究范式的转移作一些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当然，我们首先要对“中国哲学”做出界说。按学科分类，过去称作“中国哲学史”的学科，现称为“中国哲学”。但使用“中国哲学”一词，又容易误会为指我国整个的哲学学科门类或一级学科。本文所指“中国哲学”一般指相当于今天所谓二级学科的“中国哲学”，但又不尽然。我们特别要说明的是，仅仅以知性的态度解析“中国哲学”是不够的，“中国哲学”至少有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作为意义世界的“中国哲学”，即意在发掘其中蕴含的终极意义、人生价值理念与境界，特别是其中蕴含的“天人之际”“性命之源”等中华文化的根源性，总体的或分别的“道”与“理”等，此即中华民族的精神信念、核心价值的层面，是活着的、流转的，在今天的世界与中国国民的社群人生中仍然起着安身立命积极作用的层面；第二个层面才是作为学科建制的或知识与学术层面的“中国哲学”，即可以断代或分门别类或个案地作学术性的研究并与外国哲学作比较研究的知识层面的内容，亦相当于海外中国学家或汉学家作为学术研究对象的“中国哲学”。
一、三个阶段与主要成就
我们不妨把这三十年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
第一阶段约为1978年至1990年。从1978年至1979年中外哲学史界著名的芜湖会议、太原会议开始，本专业研究进入复苏期。第一，以思想解放为背景，本时段中哲史界的主要倾向是摆脱受苏联日丹诺夫影响的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教条主义模式，批判“评法批儒”等引起的思想混乱，避开“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等政治话语，以黑格尔—马克思的“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哲学史观与列宁《哲学笔记》的有关论断为方法论主调，受哲学界“认识论”转向的影响，用“螺旋结构”、“历史圆圈”、“范畴研究”、“哲学史是认识史”等路数来重新架构或解读中国哲学，力图从泛政治化走向学术，虽不免新旧杂陈，却仍有不少振聋发聩之作。第二，这一阶段的另一重大背景为“文化热”，借助对外开放的机缘，在海内外学者共同推动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关系”的讨论高潮中，学界开始重新省视中国哲学的智慧，主潮虽是启蒙理性，形式多为宏观泛论或宏大述事，但仍有不少揭示中国哲学底蕴与特质的创新论著问世，令人耳目一新。以上两个脉络是并行且交叉的。前一脉络以冯契先生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展》及“智慧说”三部曲与萧萐父、李锦全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及萧先生的论著为代表。后一脉络以李泽厚先生的中国古代、近代、现代思想史论之三部曲及汤一介、庞朴先生的论著为代表。
在这一阶段，第一代学者冯友兰、吕澂、张岱年、王明、冯契、任继愈、石峻先生等老当益壮，在整个中国哲学的理解阐扬、儒释道的创造转化及培养人才方面堪称楷模。第二代学者朱伯崑、萧萐父、汤一介、庞朴、李泽厚、李锦全、张立文、潘富恩、卿希泰、余敦康、牟钟鉴、楼宇烈、杜继文、杨曾文、方立天、方克立、刘文英、蒙培元、陈俊民、崔大华先生等在各自领域中各有开拓与建树。
第二阶段约为1991年至2000年，相对而言是潜沉读书与走上学术性研究的时期，方法论与诠释方式多样化的时期，学问分途与个案研究为主的时期，进一步受到现代西方哲学各思潮的影响，与海内外中国学真正对话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前文所述的第二代学者非常活跃，笔耕不辍，同时涌现出了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第三代学者的代表人物陈来、杨国荣先生等崭露头角，创获尤多。陈来、杨国荣二先生著作等身，不仅在宋明理学方面有扛鼎之作，而且对从先秦到现代的整个中国哲学都有精到的研究，特别是他们有较好的西方哲学的背景与训练。
第三阶段为2001年至2008年，以社会层面的“国学热”与学术层面的“中国经典的现代诠释”为背景，重建“中国文化”的根源性与“中国哲学”学科的自主性或主体性的时期，逐步摆脱西方社会科学与哲学方法之束缚的时期，有思想的学术与有学术的思想相结合的时期，对“五四”以来相沿成习的、似是而非的诸多看法与思维定势予以拨乱反正、摧陷廓清的时期。这一阶段仍在继续着。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更加多元，中外哲学的交流更加立体化，研究更加精细，队伍不断扩大，新生力量逐渐增加，涌现出虎虎而有生气的“可畏”的第四代学者。
不少学术机构在继承中创新，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武汉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南京大学、华东师大、南开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大、中央民族大学、厦门大学、苏州大学、陕西师大等的相关机构已成为中国哲学研究的重镇。目前已有二十多个中国哲学学科的博士点，集聚和培养了大批后继人才。
30年来，各层次、各专题的中国哲学学术会议频频召开，儒佛道藏等经典的资料性的整理工作深入展开，各断代各流派相当多的重要哲学家的全集或资料长编或年谱、学案等陆续被整理出版，学者们发表、出版了大量学术论文、专著，研究成果的数量和质量都较过去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学术争鸣、研讨、交流日益频繁，中外哲学与宗教间的对话逐渐加强。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陈荣捷、劳思光、余英时、傅伟勋、杜维明、成中英、刘述先、陈鼓应、安乐哲的学术成果，在本学科都有较大影响。
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具有很强的问题意识与方法论自觉，做到了中外互动、古今会通。不少学者第一手资料的功夫扎实，重视海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研究前史，在此基础上提出创新性见解并给予详实地分析、论证，十分可喜。研究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不再在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上“扎堆”，而是从多个维度，从东亚及世界的历史背景上展开，重视断代、思潮、流派、地域、师承、人物的多样性，例如研讨历史上属东亚或中国的二三流的哲学流派或人物（这些流派或人物有的也很了不起，而且在历史上很有影响，但近百年来少有人专门深入研究过）。
各个时段的人物与哲学问题的研究都有许多成就，相比较而言，传统哲学与当代、经与经学、佛教、道家与道教、宋明理学、现当代新儒学、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从政治哲学的视域研究中国哲学等，已成为热门或显学。
1、传统哲学与当代
中华民族及其文化在数千年里形成了自己的精神系统、信念信仰、终极关怀、思考与行为方式、伦理生活秩序、价值理念、审美情趣。这些东西固然随时更化，不断变迁，但是，仍然有其一以贯之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融合起来且可大可久的根据。中国传统哲学从来就是多元多样的。儒家、道家、墨家及诸子百家，道教、佛教及中华各民族历史的上层、下层的各种文化及诸流派，作为文化资源都是瑰宝，在今天都有其价值与意义。
三十年来，大多数研究者们逐渐扬弃了清末直至文革期间，我国大陆流行的“文化决定论”与妄自菲薄、视自家文化如粪土、把传统与现代绝然对立起来的看法，重视对传统哲学资源的客观理解与评价，以同情地理解的态度，发掘中华人文精神的内在价值，阐发、调动这些内在价值，使之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发挥健康、积极的作用。学者们十分注意挖掘传统哲学的当代价值，以多元开放的心态，对传统哲学作创造性的转化。
2、经与经学的研究
五经或十三经研究的复兴是近30年中国学术界最为重要的事件。经是中国文化的根，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经与经学当然是中国哲学乃至中国经典之最重要的内容。
《书经》、《诗经》、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周易》、《春秋》经及其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四书》等经典中包含了中国哲学本体论与形上学，中国古代宗教、哲学、道德、社会、伦理、政治、历史的最根本的理念与架构，是中华文明的精华所在与源头活水。对有的单经的细节的研究，现在还处在准备（尤其是人才准备）阶段，但经与经学研究的全面复兴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近30年来，《易》学、《礼》学、《四书》学已得到长足的发展，出现了不少专家、专著（尤其是博士论文）、研究机构或刊物（辑刊）。
3、佛教研究
随着与海内外哲学、宗教学界交往的日益频繁，30年来的佛教研究不断深入发展。在佛教典籍的整理编纂方面，由任继愈先生担任负责人的卷帙浩繁的《中华大藏经》（正编）已经出版，续编正在加紧编纂中。佛教史研究成就斐然，有关中国佛教及其重要流派（如唯识、天台、华严、禅、三论、净土等）的通史或断代史研究与有关佛教重要思想人物的研究之专著、专论层出不穷，学者们注意了包括敦煌卷子与日本等地新材料的运用，与西方、印度、东亚佛教学者的联系日益增多。有关地方佛教史的研究越来越受到重视，藏传佛教、西藏密宗是新的热点。佛教经典及诠释史、佛教哲学理论与组织制度、中印佛学比较、佛教中国化过程、佛教人生哲学与伦理学、佛学与中国文化及现代生活世界的关系研究，是这一领域的新的重心。
4、道家与道教研究
有关道家老子、庄子、列子、文子、稷下道家、战国与汉代黄老道家及《淮南子》之文本诠释、哲学解析、个案研究和比较研究，竹简本、帛书本与传世本《老子》、《文子》研究，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研究等，尤其是关于道家形上学、自然哲学、修养论与政治哲学的研究不断深化，成果非常丰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出现道家道教文化研究热以来，有关道教各教派、道教全史及断代史或著名人物的系统研究逐步展开，全真道研究成为道教流派研究的热点。学者们重点探讨道教教义并予以现代阐释。从学科交叉和实际应用的层面上展开研究，是道教研究的新趋势，例如学者们分别从宇宙论与人生哲学、音乐、医学、科技、养生、气功，或管理学、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学等学科来发掘道家道教的文化资源。中国道协组织专家进行的令人瞩目的《道藏》点校本重大项目即将完成，这将成为道家道教文化研究和传播的重要里程碑。
5、宋明理学研究
宋明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重要地位，乃是因为它是儒释道三教长期碰撞、融合而重建的哲学，呈现出了比汉唐时期更高更精致的精神形态与哲学义理，特别是它的形上学、境界论与工夫论。而且它在很长的历史时段对东亚史与世界史带来深刻的影响。30年来，学者们对宋学、宋元明学术与理学的关系，宋学与汉学（清学）的关系，宋明理学的范畴、哲学体系、理论特色，学术人物与学术群体，地域、派别、师承谱系和学术流变等都有十分深入的讨论。关于宋明理学与社会政事、教育师道的关系，理学的民间化及其与书院史、乡约的关系，宋明儒家知识人的政治社会作为，明清之际新哲学的兴起等，也日益受到学界重视。由于宋明儒学的复杂面相和思想成就，它与佛家、道家、经史文学、科学、商业、社会、政治、法律等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宋明理学在朝鲜、日本、越南等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民间传播及当地朱子学、阳明学及其后学的复杂性，宋明思想的东亚影响、不同走向以及与当时西学的结合，都已成为重要的考察对象或研究内容。在一定意义上，宋明儒学本身所具有的现代性还需要重新探讨，对元代学术的研究还应加强。
6、现当代新儒学研究
这是30年前没有的领域。学界对现当代新儒学思潮和人物及其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活跃了关于文化、思想、学术的思考并提出了诸多问题。第一、跳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二元对峙的模式，并由此反省现代性，重新思考东亚精神文明与东亚现代化的关系，现代性中的传统、现代性的多元倾向和从民族自身资源中开发出自己的现代性的问题。第二、促进了跨文化比较、对话和融合，有助于“文明对话”，
发挥“文化中国”的作用。文明对话与沟通如何可能呢？首先是民族文化精神的自觉自识。如果某种非西方文明或所有的非西方文明失掉了本己性，成为强势文明的附庸，恰恰使文明对话成为不可能之事。第三、努力参与“全球伦理”的建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有助于国家间、宗教间、民族间、社群间、个体间的相互尊重，彼此理解与沟通。儒家的“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信”等核心价值观具有现代意义，在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建构上亦有发展的空间。第四、就道德勇气、担当精神、友爱、宽容、人格独立与尊严等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而言，就民主政治所需要的公共空间、道德社群而言，儒学可以与现代民主，与自由主义相沟通。第五、从精神信念、存在体验的层面肯定儒学具有宗教性和超越性。中华人文精神完全可以与西学、与现代文明相配合，因而求得人文与宗教、与科技、与自然调适上遂的健康发展。
7、出土简帛中的哲学思想研究
王国维先生有“二重证据法”之说，即地下材料与传世文献的相互印证。1990年代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的楚竹书，其哲学思想非常丰富，尤其关于孔门七十子、战国儒道等诸子百家的资料弥足珍贵。1970年代出土的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湖南长沙马王堆汉简与帛书、河北定州八角廊汉简，学术价值颇丰。以上简帛文献是研究先秦两汉诸家学说之流变、先秦两汉中国人之宇宙观念与伦理思想的宝贵资源。在与海内外文字学、考古学、历史学与简帛学等学者的切磋中，哲学界极为重视这些新材料与检视这些新材料的新方法，出现了不少学术成果，丰富了经、子之学的研究。
另外，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天星观楚简、江陵九店楚墓、江陵张家山汉简、荆门包山楚简等，有很多关于当时民间信仰及官方法律文书的文字。2006年，湖北的考古专家又在云梦发掘出一批汉简，基本上是法律文书，与睡虎地、张家山的材料相呼应与补充，而且还有类似《说苑》一类的书。我国有深厚的法律文化传统，值得我们重视，历史上观念、制度与民间习俗的相互联系及其具体内容，也应是哲学史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这意味着我们日益重视价值观念的生成及其与日常生活的联系。
中国古代的社会政治论总是与中国古代的天道论及人道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目前哲学界非常重视中国政治哲学的研究，尤其是以西方政治哲学、正义理论来分析研讨之。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与传统主义的对话，社会结构的变迁与社会秩序的重建，政治与法律问题的凸显，现代政治学、伦理学的挑战，都激发了本学科同仁去加强对中国古典政治哲学的疏理与阐释。当然，西方政治哲学不只是公共政策问题，更重要的是认同问题与制度问题。民族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
中国古典政治哲学不仅仅重视价值或古人所谓的“义理”，而且重视公正有效的社会政治、法律之制度架构或制度建设。可以说，典章制度、各类文书即使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哲学”，但典章制度之学也一直是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这些在儒家经典以及后来的大量史料或文献中可以得到印证。中国古代哲人的政治观念与制度追求，历代政治哲学思潮尤其是明清与民国时期的政治哲学思潮的产生、发展及其变迁与影响，现代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与中国古代政治观念的差异、会通、超越等，这些都已成为学界的难点问题，富有挑战性。
二、研究范式的转移
与本时期所取得的具体成就相比，三十年来中国哲学研究范式的转移则具有更为重大的意义。
“范式”的概念和理论，是由美国著名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在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中系统阐述的。范式指常规科学所赖以运作的理论基础和实践规范，是从事某一科学的研究者群体所共同遵从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
改革开放以前的30年里，中国哲学学科受苏联哲学的影响，遵循的主要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军对战的研究范式。这种两军对战的研究范式源于日丹诺夫在1947年苏联哲学界召开的关于亚历山大洛夫所著《西欧哲学史》一书讨论会上的发言。日丹诺夫在发言中提出：“哲学史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斗争的历史。”这显然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教条化理解，是对马克思主义精神的歪曲。
在这一范式的影响下，中国哲学上的所有思想家，都必须要贴上“唯物主义”、“唯心主义”、“辩证法”、“形而上学”的标签；并武断地认为唯物主义哲学代表的是农民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等社会进步力量，唯心主义则代表奴隶主阶级或大地主阶级等腐朽落后的反动力量；主张对任何哲学家的思想都要划定阶级属性，追溯其阶级背景，把阶级斗争的分析贯彻于整个哲学史的研究过程中。
这一范式在解释中国哲学问题时遇到了极大的困境，它不能客观真实地反映中国哲学的原貌，造成了对哲学史上大量哲学家思想的误解、歪曲，不利于中国哲学的健康发展。
改革开放就是要打开国门，自信地与海外交往。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陆中国哲学界与港台和海外学术界的交流也日渐频繁，人们思想不断解放，眼界不断打开，这种“削足适履”式的生搬硬套越来越让学界无法忍受。
“实事求是”是改革开放的理论基石。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看，就会发现中国传统哲学有着天、地、人、物、我之间的相互感通、整体和谐、动态圆融的观念与智慧。华夏族群长期的生存体验形成了我们对于宇宙世界的独特的觉识、“观法”和特殊的信仰与信念，那就是坚信人与天地万物是一个整体，天人、物我、主客、身心之间不是彼此隔碍的，即打破了天道与性命之间的隔阂，打破了人与超自然、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内在自我的隔膜，肯定彼此的对话、包涵、相依相待、相成相济。与这种宇宙观念相联系的是宽容、平和的心态，有弹性的、动态统一式的中庸平衡的方法论。中国传统哲学中亦有一种自然生机主义与生命创造的意识，把宇宙创进不息的精神赋予人类。中国哲学的境界追求，把自然宇宙、道德世界与艺术天地整合起来，把充实的生命与空灵的意境结合起来。中国哲学特别是汉民族哲学中有着异于西方的语言、逻辑、认识理论，有自己的符号系统与言、象、意之辩，这是与汉语自身的特性有联系的。以象为中介，经验直观地把握、领会对象之全体或底蕴的思维方式，有赖于以身“体”之，即身心交感地“体悟”。这种“知”、“感”、“悟”是体验之知，感同身受，与形身融在一起。我们要超越西方一般认识论的框架、结构、范畴的束缚，发掘反归约主义、扬弃线性推理的“中国理性”、“中国认识论”的特色。中国传统的经学、子学、玄学、佛学、理学、考据学等都有自己的方法，这些方法也需要深入地疏理、继承。总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与学科范式，需要在与西方哲学相比照、相对话的过程中建构。我们当然需要自觉自识与自信，中国哲学的智慧决不亚于西方，但民族精神的自我认同与创造性转化的工作又不能太急躁。
我们对于中国传统哲学自身的特性及治中国哲学的方法学，仍在摸索之中。我们应有自觉自识，发掘中华民族原创性的智慧与古已有之的治学方法，予以创造性转化。目前我们特别要强调“中国哲学”学科的自立性或自主性。时至今日，中国哲学靠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或以西方哲学的某家某派的理论与方法对中国哲学的史料任意地“梳妆打扮”、“削足适履”的状况已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另一方面，现象学、解释学给我们提供了新的视域与方法。30年来，有关中国经典诠释学方面的讨论更加深入，傅伟勋的“创造的诠释学”、黄俊杰以孟子为中心的“经典诠释学”、汤一介创建“中国解释学”的构想、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等，都有启迪新思的作用。有关文本、概念、范畴的解读、整理的方法则需进一步结合中国哲学文本的特性，避免牵强附会和削足适履。我们应力图发掘中国哲学之不同于西方哲学的特性与价值，力图改变依傍、移植、临摹西方哲学的状况，但中西哲学的交流互渗已是不刊的事实，且也有助于逐步发现“中国哲学”的奥秘。“中国哲学”学科的生存与发展，必须保持世界性与本土化之间的必要的张力。包括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也需要借鉴欧美日本，当然不是照搬，而是避免自说自话。
在新近关于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检讨中，我们提出中国哲学绝不是排它的，不需借鉴的，不考虑中外哲学实事上已存在与发展着的创造性融会的。果如此，那就成了“自说自话”，不可能与其它类型的哲学对话与沟通。“中国哲学”学科的完善与发展，仍然离不开中外哲学的多方面的更加广泛深入的交流、对话与沟通。今天，我们的解释学处境是在中外古今之间，故针对“以西释中”回到所谓“以中释中”的理路、提法，都是不妥当的，其“中”、“西”都是流动的、变化着的。
人类凡是有传统的文明与宗教，无不以“爱”立教，儒家以“仁爱”立教及其普世价值与当代意义更加为人们重视。梁启超的“新民说”发表的时候，中国积贫积弱，欧风美雨，坚船利炮，列强宰割，中国社会解体，中国文化处于危机之中。开发民智的启蒙无疑具有伟大意义。但随之而来，全盘西化成为主潮，中国百事不如人成为主调，“文化决定论”成为思维定势，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成了替罪羊。清末民初以来，对自家文明传统的非理性的践踏、毁辱成为主潮。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需要重新检讨。例如，关于“公”与“私”、“公德”与“私德”、“人治”与“法治”的习见，我们还要下功夫去澄清。
改革开放30年来最重要的范式转换，是对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之心态与立场的变化。多数中国人不再持仇恨、斗争或贬低中国文化的立场，心态逐渐健康起来。当然也不排斥有的人仍然持“全盘西化”的观念与文革大批判心态。今天，中国崛起，文化自觉显得更为重要。我们拿什么走上世界，拿什么建构自家的文明与精神家园？现在，我们到了扬弃启蒙，发掘自家文明精华的时代了！
以“仁爱”为中心的“仁、义、礼、智、信”核心价值系统的重建，以“温良恭俭让”为教养主调的新的礼乐文明的提倡，对健康法治社会的形成，对科学发展观的贯彻与和谐社会的建构，对中国的长治久安，尤为重要。文明教养，养育心、性、情、才，对现代性与文明对话，极有意义。无论是过去的宣扬仇恨，从亲情仇恨始，达至全社会人人自危；还是今天的放任利欲，彻上彻下的声色犬马及自我中心，不顾他人；都是有缺失的，对国民，特别是青少年、子孙辈之性情、心理的健康发展和中国文化的传承，危害太大。如要真正接纳西方的优良传统与正价值等，要真正走上健康的现代化，不可能没有文化认同、伦理共识与终极关怀，而这主要在中国哲学文化的资源中，需要我们做调适工作！由于百年来中国哲学资源遭到太多的误解与践踏，故在一定的意义上，我们不妨说：中国哲学资源可能提供给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索，无论怎么估价都不会过高。
三、问题与前景
第一，学科间交叉、对话不够。由于学科体制分科太细的毛病与从业者学养的限制，文史哲之间、中西马之间、儒释道之间显得壁垒森严，各说各话，甚至相互贬损。因此，学者们宜打开门户、加强彼此的沟通理解。学科间的交叉、互动与整合显得格外重要。以西方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王树人、张祥龙先生对中国哲学的研究成果，常常给人以新的启示。
第二，学术品质与水平，对古典的研读能力的下降。由于当前学科评价体系的问题等所带来的泡沫及学风的问题，导致论著的数量猛增但学术规范失序，出现了不少的平庸、人云亦云、水平低下之作，有的论著充满新的名词概念但与所论问题不沾边。相比较而言，博士学位论文的品质相对好一些，但近年来博硕士生的培养质量呈现下滑的态势，值得我们警惕。学术品质是学术研究的生命线。更为根本的还是要下功夫对中国哲学第一手资料的整理、研读，要提高研究者的古文字水平与古文献训诂的能力，首先要识字、断句，把原文与注笺一字一句读懂，要提倡经典会读，下力培养一代一代学者对原著原典的解读能力。从国家民族之长远发展来看，需要一代一代地培养国学的通专人才，对这些人才的培养需要从娃娃抓起，夯实基础，适当背诵。需要从小学与经史子集的素养的角度，而不是急功近利地从所谓某一个二级学科的角度来培养后学。
第三，现实向度不够。虽然我们不能苛求理论、历史的研究专家们及其研究都必须与现代生活密切结合，但我们仍希望大部分学者增强时代感、现实关怀与参与意识。例如，从理论与实际的结合上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可持续发展与和谐社会建构过程中，
中国哲学的参与及其地位与作用的问题，在文化自觉与文化重建过程中如何指导与提升民众对中国经典的学习需求问题等，都迫切需要专家们的参与。
第四，面向世界的能力尚待加强。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研究的国际化尽管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对话与交流能力仍需加强，除专家之间的对话，纠正海外学者长期以来的一些误解与错谬外，包括让外国（不仅指西方）民间了解中国哲学经典与智慧等工作，都有很大的空间。除了与西方、东亚的交流之外，还应加强与南亚、中东、非洲、南美洲的交流。应该推动政府设立基金或奖学金，鼓励外国青少年来中国学习传统中国文化、语言与哲学。
第五，问题意识和理论深度还有待提升。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因此对中国哲学史料或经典的诠释，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而且不能只停留在思潮、个案等材料的研究中，要提升其中的哲学理论与问题系统，重视中国哲学自身的内在理路、精神、气韵、情采，中国哲学理论与问题的建构，揭示中国哲学的精义、特性。
第六，关于少数民族的哲学与古代科学中的哲学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我们研究的主要是汉语或汉族的哲学史，当然这本身即是历史上中华各民族间与文化间融合的产物。少数民族哲学表现了中华民族这个民族主体的多样性。我们应当充分尊重与重视不同时期蒙、藏、维、回、彝、苗、土家等民族哲学与宗教的特色，下力气搜集、整理、研究各民族哲学的资料，培养少数民族哲学史研究专家，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还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科技典籍和天、地、数、农、医与乐律学的重大成就与特性，历代科学思想中的哲学问题，古代科学与思维方式的关系等。
中国哲学或中国哲学史当然不同于中国学术史、中国思想史，其研究范围、对象与方法有区别。中国哲学更重视哲学形上学与哲学问题的讨论。但另一方面，中国哲学研究者并不排斥对社会、制度的理解与民间社会的关怀，这种关怀与对哲学理念的关怀相辅相成。因此我们非常注意历史上哲学思潮的民间性与社会影响。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空间较大，我们对传统社会的了解还相当教条化。例如，费孝通先生的“差序格局”论，有一个适用的范围，但现在无条件地普遍使用，不利于我们对中国传统社会的深入理解。中国古代知识人的理念与古代制度的关系，除了他们对专制制度的疏离、排拒、反抗之外，似乎还应当看到知识人在传统社会的有人性的制度建构中的积极作用，这涉及到有益于民众权益与百姓私人空间的保护等问题。对中华制度文明，我们还太陌生，认识极为肤浅，缺乏多学科交叉的深入研究，包括土地、赋税与经田界，养老恤孤、救荒赈灾等对社会贫弱者的关爱，教育考试与文官制度中给予农家与平民子弟受教育权与参与政治权的机会保证，中华伦理法系有关容隐制度对隐私权的保护，监察制度，契约文书中涉及的民商法律等，都有很多宝贵的历史经验与合理层面，可以成为现代制度的资源，予以创造性转化。这也是中国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
我们的任务是彰明中国哲学之为中国哲学的自身的哲学问题、精神、方法、范畴、特点、风格与传统，深度建构、阐发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哲学思维发展史，体现中国人的哲学智慧、超越境界、身心修炼、言说论辩的特色及其与欧洲、印度等哲学智慧的不同及世界上几大哲学传统在中华文化区的碰撞与交融。
瞻望未来，我们预计中国哲学界将会在中国哲学学科主体性的确立，中国经典诠释的多样性，中国哲学范畴、命题与精神、智慧的准确把握，西方哲学的中国化与中国哲学的世界化，中国哲学的创造性转化，中国哲学智慧对现代化的参与及对人类社会的贡献等方面继续取得重要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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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详见陈来：《中国哲学研究三十年回顾（1978--2007）》，《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张立文、段海宝：《中国哲学三十年来的回顾与展望》，《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3期。
（原载《哲学研究》2008年9月第9期，第60—65页，该刊有删节，这是全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