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在与哲学界同仁交流的过程中，我听到了一些意见，归纳起来有两类。其一是质疑“中国哲学现代形态”这一提法的必要性。有些人认为，哲学分八个二级学科，尤其是中、西、马三足鼎立，很有必要，不能用一个“形态”把它们统在一起。他们担心，提出统一的哲学形态将会回到过去用意识形态禁锢思想的老路上去；或者认为，“哲学形态”只是一种无用的宏大叙事而已，不利于哲学研究的专业化、职业化。其二是认为，在现代中国根本不可能有一个统一的哲学形态，中、西、马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体系，根本不可能融会贯通。在我看来，有不同意见是正常的、有益的。工程、技术领域的计划尚且需要可行性报告，哲学上的方案岂能没有论证呢？哲学上的可行性报告通常称为“可能性条件”的论证。本文拟对“可能性条件”(conditions of possibility)问题加以讨论。我之所以借用这个康德的术语，并不是因为康德哲学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有什么特殊重要性，只是因为上述不同意见是针对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的。
我们赞成康德关于“可能性条件”论证的前提，即不是从抽象的概念出发，而是从现实存在的思想出发。这个论证有这样一个逻辑形式：～p→～q，q/∴p。其中，q是某一思想系统，p是q赖以存在的条件，从q业已存在的事实出发，就可以肯定p的真实性。
关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可能性条件的讨论，以肯定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现实存在为前提。首先必须肯定，中国哲学现代形态不是空中楼阁，也不是未来目标，而是近百年来哲学在中国造就的事实。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中国哲学开始从古代形态向现代形态转变。与古代形态相比，中国哲学的现代形态的表达主要是现代汉语，而不是古代汉语；其内容主要是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结合，而不限于散见在经、史、子、集古籍之中的传统思想。后者在中国哲学现代形态之中被转变为中国哲学史这门世界性的现代学术。
中国哲学史的创建者参照、借鉴了西方哲学的方法和理论，使这门学科从一开始就具备了中西兼备、史论结合的学术品格，奠定了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印度哲学并立的三大哲学传统的格局；同时，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引进也受到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这既包括金岳霖的“道论”、冯友兰的“新理学”、贺麟的“新儒学”等，在中国古代哲学的“旧瓶”里注入现代西方哲学的“新酒”，也包括张岱年、侯外庐等自觉地用唯物辩证法梳理中国哲学的古代史料。这些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其实就是综合马克思主义哲学、外国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产物。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新生的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被中止，取而代之的是苏联教科书体系和日丹诺夫的“两军对阵”模式。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哲学事业繁荣发展，但由于学科壁垒的分割，中、西、马三大哲学领域从“一体两翼”发展到“三足鼎立”，人们习惯于在各自的“二级学科”内发表成果，竟遗忘了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集中、西、马于一身的历史事实。温故而知新，今天回顾创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成功经验，可以帮助我们沿着前辈开创的方向，自觉地推进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建设。
过去，哲学被简单地等同为意识形态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西哲学的关系于是被归结为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封建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这样的理解和做法不但曾经中断过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也在现实中继续阻碍中、西、马哲学的沟通和交流。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哲学不等于政治意识形态。恩格斯的原话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在这里，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越来越错综复杂，越来越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了。”①他又说：“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②，“国家总的说来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③。这些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哲学与政治属于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有直接联系，哲学远离经济基础，通过复杂的中介与经济保持着间接的、模糊的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化是哲学与经济、政治的中介，如马克思所说，哲学是“文化的活的灵魂”④。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是“五四”之后的新文化的“活的灵魂”，并通过中国现代文化这个中介与政治、经济发生联系。
哲学由于与文化的直接联系而具有学术取向，由于与政治、经济的间接联系而具有意识形态取向。过去片面地把哲学等同为意识形态，导致了把学术批判混同为政治斗争的做法。现在，仍有把中、西、马哲学等同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做法。比如，以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思想为由，拒绝承认中西哲学与马哲的平等地位，唯恐学术上的争鸣和平等对话会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丧失主导地位。又如，不甘心传统文化学术研究的“冷落”，要把儒学“提升”为儒教的国家意识形态。再比如，不甘心西学研究的“寂寞”，要把自由主义或其他西方政治哲学派别当作解决中国社会政治问题的良药验方。鉴于哲学的意识形态化已经并正在阻碍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发展，适当淡化意识形态，强调中、西、马哲学与中国现代文化的直接联系，有利于加强三者在学术讨论基础上的交流对话。中国现代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社会主义文化中相互适应部分的有机结合，能够为中国哲学现代形态提供共同的主题、话语和精神取向。
当然，淡化意识形态不等于忽略意识形态，哲学与政治之间的联系虽然是间接的，但却是不可分割的。但是，承认马克思主义是当今中国的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与中西哲学相对立。这是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的意识形态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哲学的创造性发展，得益于中国哲学的现代研究（否则马克思主义哲学难以中国化），得益于西方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否则马克思主义难以哲学化）。在此意义上，应该肯定中国哲学现代形态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贡献。
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话语体系是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现代汉语中的哲学词汇，很大一部分来自日文，是日本人在19世纪末把西方哲学术语翻译成汉字的词汇时创造出来的。⑤从西语到汉语的翻译，实际上是中西哲学和语言的“双向格义”，不但用西语格中国传统哲学，而且用汉语格西方哲学。比如，把“metaphysics”翻译为“形而上学”，用西方哲学的超越精神理解中国传统哲学的“体用”关系，是“以西格中”的一个例子。而“以中格西”的例子，是用“有”、“存在”和“是”翻译西文的“Being”（以英文为例），不同的汉语词汇揭示了隐藏在“Being”概念中的歧义。“双向格义”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中西哲学有着相同或相似的话题、概念和思想。如冯友兰所说：“我发现，向来认为是东方哲学的东西在西方哲学史里也有，向来认为是西方哲学的东西在东方哲学史里也有。我发现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问题。”⑥
在汉译西方哲学原著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以中西“双向格义”为特征的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是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共同语言，不但对翻译、介绍、理解和研究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也是研究中国传统哲学不可或缺的语言媒介。那种认为中、西、马哲学是三种不同的话语体系的观点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把“话语体系”理解为说话的方式，首先就不符合语言使用的事实。现在的中国哲学界都在使用现代汉语，在现代汉语之外，中国人没有什么独立的“哲学话语体系”。其次，如果把不同的“话语体系”理解为不同的理论观点，那么这种观点也不符合中国学术界的现实。因为有着共同语言的理论观点，不管有多少分歧，都可以相互理解，由此产生不同观点之间的争论。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哲学史的现代研究是“西化”的产物，是西方哲学对中国传统思想的曲解和宰制。这种观点不理解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是以汉语与西语的哲学词汇对应关系为基础，这种对应关系不是“以西解中”或“汉话胡说”，而是中西之间的“双向格义”。持这种观点的人要恢复“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如果这意味着完全使用古汉语表述中国哲学，那是不现实的。只有熊十力作过这样的尝试，他用古文写成《新唯识论》。如果“原汁原味”意味着古人的思想实质，那是不可能的。现代新儒家作过这样的尝试，但他们经过现代汉语的哲学解释而发现的“古人的思想实质”，实际上不过是现代解释者自己的意向和理念。
马克思指出，任何人只能“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⑦。现代汉语是创造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既定条件之一，我们只能在这样的语言基础上说哲学、想哲学。而且，使用现代汉语的哲学话语，不但成功地引进和移植了中国现代社会需要的西方哲学思想，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而且把中国哲学史推向世界。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抛开如此成功使用的话语，异想天开地使用什么“以中解中”、“以古解今”的“古学话语”，否则就真的要患“失语症”了。
从全局谈论和把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确实是宏大叙事，但古今中外，哪一种哲学形态没有宏大叙事？哪一种哲学的宏大叙事没有细致入微的思考呢？利奥塔把后现代思想定义为“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他所说的“宏大叙事”，包括“精神辩证法，意义解释学，理性或劳动的主体，以及财富创造的解放”等等。⑧如果没有法国启蒙学者和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人专门的哲学研究和细致的理论分析，它们如何能够成为改造世界的宏大叙事呢？反之，后现代主义提倡的区域化和微观研究，难道就没有宏大叙事的预设吗？后现代主义提出的反启蒙、反现代性的口号和断言就不是宏大叙事吗？
《中庸》中“致广大而尽精微”一句，道出了哲学理论中两个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宏大叙事，细微研究就是没有主旨的盲目；没有细微研究，宏大叙事就是言之无物的空话。任何一个学哲学的学生都知道小题大做、微言大义的道理，没有必要担心提倡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大道理将会削弱哲学的专业化水平。在我看来，需要担心的倒是另外的倾向，这就是，专业化研究变成史料的堆砌，过度细致的琐屑分析导致思想的支离破碎，旁征博引他人观点代替了研究者的自我判断，越分越细的专业分工瓦解了学术共同体的凝聚精神。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切题的宏大叙事未尝没有“先立其为大”的导向作用。
建设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面临的真正问题还不是如何达到“大”与“小”、“博”与“专”、“思想”与“学问”的平衡，而是要有博古通今、论从史出的主题。现在人们仍在讨论的一些主题，如“中体西用”的问题、中西文化差异的问题、“科玄之争”的问题，在中国哲学现代形态的草创期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对中、西、马哲学作了几十年的深入、全面的研究之后，中国哲学现代形态需要有更高专业水平的新主题。这些年，哲学界的讨论形成了一些热点问题，但这些问题往往局限在某个二级学科内部，我们还缺乏能引起各学科的学者普遍关注和广泛参与的主题。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哲学形态都是经过主题化阶段而成熟的。主题化一方面把不同学科方向的专业知识集中到一个焦点上，产生收敛效应；另一方面又开拓新的认识领域，扩大和深化研究范围和背景条件，并留下有待解决的疑准，提出新问题，为哲学界集中力量攻克准关准备了条件，具有发散效应。而收敛和发散之间的张力，正是推动哲学在主题化的争议和辩论中前进的动力。
【注释】
①②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250、2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⑤参见井上哲次郎等：《哲学字汇》，第3版，东京，丸善株式会社，1912；第1版，1881；第2版，1884。
⑥冯友兰：《三松堂全集》，第1卷，第307页，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1。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⑧利奥塔：《后现代的知识状况》，见王岳川等编：《后现代主义与美学》，第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