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代，专靠游说的纵横家张仪曾和苏秦一起投师于精通捭阖之术的鬼谷子。学成之后，张仪便到各国游说。一次，在陪楚相喝酒时，楚相的一块玉璧不见了。众人怀疑张仪，说他贫穷，又德行不好，一定是他偷的。于是便不问青红皂白，捆起张仪，打了他几百鞭子。事后，张仪的妻子看到他那狼狈相，不禁叹息道：“你如果不去游说，哪能招来这场羞辱？”但张仪却对妻子说：“我的舌头还在吗？”他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在呢！”张仪这才如释重负道：“那就行了！”重视舌头就是重视论辩，其时论辩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一斑。
诡辩就产生于古代的论辩中。
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立，列国纷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革时代。随着古代奴隶制的崩溃和新兴封建制的出现，新的生产力和新的经济关系的诞生，兴盛了数百年的周朝典章制度，已无法挽回。以往的“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小雅·北山》）的局面，已名存实亡。“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的事实，被《诗经》形象地比喻为“高岸为谷，深谷为陵”（《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为了重新实现中国社会的有效管理，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们纷纷“思以其道易天下”。这样，现实的政治活动、军事活动、外交活动的需要，决定了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论辩、产生论辩的时代。为了政治、军事、外交、伦理等的需要，各种论辩者都在通过自己的谈说论辩来播其声、扬其道、释其理。通过谈说论辩的形式来辩明一定的道理，阐述一定的思想。
因此，诸子蜂起，百家争鸣，论辩成风，雄辩家层出不穷。他们或“率其群徒，辩其谈说”，或单枪匹马，纵横捭阖，在时代所赋予他们的舞台上，展现着自己的辩诘雄风。
于是，辩论的艺术在这种政治斗争和学术争鸣中，便有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从史书所记载的许多故事来看，当时一场论辩的胜负，往往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荣辱、一个决策的成败。于是，“朝聘会同，行人奉使，权宜专对，断章赋诗，战胜唇舌之间，增辉坛坫之上，小则系乎国家，大则动关天下”。我国成语宝库中就有许多成语是这种论辩典故的结晶，如“完璧归赵”“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等，不一而足。
但在这讲究论辩艺术的年代，有一些论辩家为了播己之声、扬己之道、释己之理，不惜采用各种游说手段，正理歪理一齐上，只要能说服就行。例如，张仪在秦国推行连横策略，苏秦则游说其他国家合纵抗秦。“苏张之口”成为后人对能言善辩者的形容词。
汉代陈亮曾说过：“乃至战国之际，强弱之相形，众寡之相倾，一时鲜廉寡耻之徒，往来乎其间，摇唇鼓舌，劫之以势，诱之以利，怒之以其所甚辱，趋之以其所甚欲，捭阖而钳制之，以苟一时之成事者，此无异于白昼而攫者也。盖其原起于鬼谷子，而成于仪（张仪）秦（苏秦）”。（《陈亮集·史传序·辩士传序》）《商君书·算地》则说：“谈说之士资在于口。”
即谈说论辩的人的本钱是一张能说会道的嘴。
另一方面，当时的社会大变革也造成一定的“名实是非相淆”，这也迫使思想家们开始围绕表述事物之“名”的性质、内容、相互关系等问题展开了辩论，并形成了专以辩论“名实”问题而著称的一个学派——名家。其代表人物有邓析、惠施、公孙龙。但在他们关于“名实”问题的论辩中，为了显示论辩技巧，他们经常进行一些奇特的论辩，如上述邓析的“两可之说”。惠施更是在对事物“名实”关系的分析中，提出了分析事物道理的十个命题，这就是“历物十事”：“至大无外，谓之大一；至小无内，谓之小一”；“无厚不可积也，其大千里”；“天与地卑，山与泽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南方无穷而有穷”；“今日适越而昔来”；“连环可解”；“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泛爱万物，天地一体也”。这些辩题在当时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是地地道道的诡辩，而惠施却“以此为大，观于天下而晓（启发，引导）辩者。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庄子·天下》）。
同时，惠施还与当时的“辩者”就二十一个辩题展开了激烈的论辩，这就是著名的“辩者二十一事”：“卵有毛”；“鸡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为羊”；
“马有卵”；“丁子（青蛙）有尾”；“火不热”；“山出（有）口”；“轮不蹍地”；“目不见”；“指不至，至不绝”；“龟长于蛇”；“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凿不围枘”；“飞鸟之景未尝动也”；“镞矢之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时”；“狗非犬”；“黄马骊牛三”；“白狗黑”；“孤驹未尝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对于这些奇谈怪论，“辩者以此与惠施相应，终身无穷”（《庄子·天下》）。
这些辩题，曾在当时社会引起很大轰动。惠施自命不凡地宣称：“天地其壮乎！”表明别人“辩”不倒他；虽然这些辩题用现在的眼光看，不乏一些真理性的东西，是在对常识的否定中，以奇谈怪论的形式曲折地表达了点滴的真理；虽然黑格尔也曾说过，常识是一个时代的思维方式，“其中包含着这个时代的一切偏见”；虽然这些论辩也从反面刺激了中国古代逻辑思想的研究；但是，当惠施“日以其智与人辩”“天下之辩者相与乐之”的时候，这些论辩显然也背离了讨论真理的论辩目的，故而鱼龙混杂，泥沙俱下，点滴的真理被诡辩掩盖了。
因此，庄子说这些论辩是“弱于德，强于物”，只能“饰人之心，易人之意，能胜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认为这些“辩者”是“存雄（雄心）而无术（道术）”（《庄子·天下》）。汉代陈亮则更批评他们说：“战国群谈聚议，妄为无类之言。彼固自知其不可而姑为戏玩一也。”（《习学记言序目》）再以后的人干脆把这些“辩者”的才智和辩术称为“小夫蛇鼠之智”（宋濂语），“千古奸邪之术”（卢绍弓语）。这些“戏玩”的“无类之言”的评价，很好地说明了这些辩题的性质。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也可叹为千古奇谈。
可见，“诡辩”在中国可谓是源远流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