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说：灵魂本来就属于上天的精灵，“那时它追随神，无视我们现在称做存在的东西，只昂首于真正的存在”，所以它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具备一切知识。灵魂后来坠入了肉体，依附于了躯体，因此而遗忘了一切。
那么，如此高贵的灵魂是如何堕落到肉体之中的呢？
柏拉图用一个神话故事对此作出了解释。
他说，当年宙斯率领众神去赴宴，次等的神和灵魂跟随在后面。装载着他们的马车由一些顽劣的马拉着，驭马者也缺乏高超的技艺，在经过陡峭天路时失去了对马的控制，被顽劣的马拽落在地上。灵魂就这样被折断了翅膀，不能上升到天上的理念领域，最后只得附于肉体作为暂居之地。
这个神话以隐喻的方式暗示，灵魂是一些不纯粹的理念，包含着向往身体的因素（“顽劣的马”），灵魂和身体的结合，虽然是一种堕落，但却是符合灵魂状况的堕落，具有某种必然性。灵魂在未跌落之前，对理念领域有所观照，包含着天赋的知识。灵魂在附着身体之后，由于身体的干扰或者“污染”，忘记了过去曾经观照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只有经过适当的训练灵魂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东西。因此，回忆的过程也就是学习的过程。只有通过学习，它才能回忆起曾经见过的理念。
柏拉图说：回忆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由观看、触摸或其他感觉来引起，尤其是观看。
因此，虽然我们不可能通过感觉经验来认识理念，但是认识理念却又必须依靠感觉经验。换言之，感觉在对理念的回忆中具有某种诱导的作用。灵魂对理念的回忆，分为突发与渐进两种形式。突发形式表现为疯狂，那是一种忘我的直观状态。当灵魂看到尘世的美，便回忆起真正的美，它感到翅膀正在生长并且急欲展翅高飞，把下方的一切置之度外，全然不顾，于是被世人认作疯狂。
其实这是最高级的最佳状态，爱美的人分有这种疯狂，便被叫做钟爱者。渐进形式表现为理性的进展。它的步骤是这样的：“从显而易见的美开始，继而为了最高的美而上升，就像在梯子的阶上一样，从一进到二，从二进到所有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美的制度到美的学问，最后从学问到那支研究美自身的科学，最终知道美的本质”。
柏拉图是西方理智主义的集大成者。
但他的灵魂回忆说，却是要通过“疯狂”来拯救人类。而“疯狂”，是靠一种神秘的直观实现的。具有讽刺性的是，直观，恰恰是对理智的背离。就这样，当理智走到了尽头，无法为信仰提供支撑时，最终导向了神秘主义。我们前面说的毕达哥拉斯，这里的柏拉图，还有后来的黑格尔，都是以理性思辨著称的哲学大师。可是，他们却都在自己学说的影响下集体走向了疯狂。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要到西方人的思维模式中寻找。
在西方，理性总是通过逻辑推理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只要前提正确，论证过程严谨，得出的结论肯定就是正确的。因此，在西方，和数学一起发展起来的还有逻辑学。当西方历史上第一位数学家欧几里德在创建几何学体系的时候，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也在着手创建他的逻辑学体系，专心致志地研究三段论式的推理。数学和逻辑学的联姻，造就了西方人的狂妄，他们天真地认为，自己已经掌握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阿基米德有一句名言说：“给我一个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地球。”康德比阿基米德更狂妄：“给我支点，我能撬起整个宇宙！”
这就是西方人的线形因果思维。我们如果有机会去听一听西方人说话，就会发现他们的句式几乎都是“因为……，所以……”，逻辑性极强。正是这种思维使得西方产生了科学。但是，但这种思维模式里有一个无法克服的致命缺陷：支点在哪里？我们去什么地方获取这个支点呢？这个支点又怎么证明是确定可靠的呢？正如我们盖房子，地基如果没有夯实，上面无论修建的多么牢固，早晚还是会坍塌的。还有，其他的结论都是从支点推论出来的，但支点本身却无法推论出来，我们只能认为支点的正确性是不言自明的，预先给定的。
比如，在几何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公理，就是“平行线永远都不会相交”。这个公理就无法证明，我们只能认为它就是公理，是什么时候都不会出错的。但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这一点。因为我们只是现在看到它们没有相交，但平行线无限延伸下去是否会相交，我们的经验不能保证，也无法去验证，到最后只能由上帝来保证了。
就这样，在西方的理性思维模式里，上帝就像幽灵一样渗透到科学理论的角角落落。没有上帝，西方所谓宏大的科学大厦就面临坍塌。原因就在于这个支点。上帝要来保证这个支点的正确和恰当。一旦支点受到了怀疑，科学大厦就会立即坍塌。
就这样，理性走到尽头，自然而然地转向了信仰。而科学传统，也最终屈服于神秘主义的宗教传统。这个命运，好像是无法逃脱的。因为上帝根本就无法认识，唯有通过神秘的体验才能去亲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