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从哲学层面来讲，无用之“用”，既可以指科学知识的用途，但是科学知识本身是没有实用之处的，有用的只是技术；还可以指存在普遍道理但脱离具体事物的哲学，可是由于它脱离具体事物，所以是无用的，又由于它是普遍道理，所以是无所不用的。
其实，哲学本身为我们揭示了这种“无用之大用”：说它“无用”，是由于哲学本身与具体的知识或者是技术不同，它无法解决具体问题；说它有“大用”，是由于哲学领域里的智慧探究与智慧之境，都是由对知行过程的普遍规范，不断体现在个体和类的层面，引向真善美的统一。
所以说，“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这句话并不是狡辩，实际上属于经验之谈。
区别“有用”与“无用”，只不过是按照人的经验和习惯对事物所做出的种类划分，并非基于事物所存在的本质规律。
从真正意义上来讲，“有用”是人对宇宙万物自然本性的干涉，让它们符合人的意愿进行运动、变化与发展；而“无用”则是人不对一切客观事物进行干涉，让它们以所固有的本质属性进行运动、变化与发展。
如此看来，所谓“有用”就是有用于人，无用于事物本身；“无用”则是有用于事物本身，却无用于人。因此庄子提出“以道观物”，从本质上讲，万物都存在可利用的一面，只不过利用的对象不同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