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踏上台湾岛，还是在19年前的1993年，那是一个春天。我曾作为中国大陆留美学者的代表之一和季卫东先生（留日学者）、王友琴女士（留美学者）、齐海滨先生（留美学者）等一行六人应邀前往台湾大学参加学术讲座。当时，我们大概是持中国大陆护照踏上台湾岛的最早的一批大陆法律学人。
那天，我乘坐的美国联航航班在傍晚时分降落台北桃园机场。当客机在台北的夜空中盘旋时，我忍不住从飞机的舷窗向下不停地眺望，我实在对下面的这块灯火通亮的地方好奇极了。我当时心里一直在想，我马上就要降落的这个 —— 我从小就和大人们一起唱着歌“一定要去解放”的祖国宝岛台湾，到底是个什么样子？
幼年时，对台湾的印象，主要来自于地理课本中那一片像落叶形状的海上孤舟，也来自于历史课本上中国人同室操戈的多舛宿命，也来自于语文课本里对阿里山、日月潭的优美描述，也来自政治课本里对海峡那一边“暗无天日、水深火热”的愤怒控诉。
两岸关系解冻后，有人曾编过一个故事：十几年前大陆人到台湾访问，在台南一家餐馆吃火锅，老板娘听说他们来自中国大陆，惊讶得盘子几乎掉在地上：“你们怎么跟我们长得一样啊？”我怀疑这个故事可能是有人杜撰的。两岸之间的确有隔膜，但还不至于荒唐到如此地步。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台湾同胞已经可以来大陆探亲、观光以及投资经商，但大陆同胞还不能去台湾旅行。记得1986年夏天，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任教。一天下午，一位名叫王朔的作家朋友打电话给我，说他认识了一个台湾来的女学生，有意在中国学法律专业。他想把她带到我家里一起聊聊，希望我能给她一些入学指导。见面后我发现，王朔带来的这个台湾女孩子大致属于今天被称之为“文学粉丝”的王朔小说崇拜者，显然不太像是个能寒窗苦读枯燥八股法律书的人。第二天，我给王朔打电话开玩笑说：“你昨天带来的那个台湾女孩儿，我怎么看着有点形迹可疑啊！该不会是海峡对面派过来的女特务吧”？电话另一端传来王朔的笑声：“自当她是一特务，估计你我也没什么值钱的情报能卖给她吧”！后来，我发现，王朔在他后来的小说里用调侃的口吻数落着台湾同胞们：“回去跟你们李登辉说，好好在岛上过日子吧，别老想着三民主义统一中国。…… 就欠解放了你们，让你们吃饭也用粮票！”
上世纪90年代，大陆的经济状况正处于刚刚解决温饱的阶段，还远不如现在这样繁荣。台湾经济早在七十年代初就开始起飞，几乎比大陆提前进入现代化轨道近二十年。我们在1993年看到的台湾社会是相当富庶和繁荣的。我们一行人几乎不由自主地得出一个共识：自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渴望富庶、安乐生活的梦想，的确让住在海峡对面这个海岛上的人们最先实现了。
无论如何，这是一块与我们大陆地缘相近、血缘相亲、文缘相承、商缘相连、法缘相循的地方，或许是由于未有过大陆那般饱经“政治运动”摧残的苦痛经历，台湾总体上给人们的印象是，这边很好地保留与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这边更加“中国”。 中国传统文化习俗在台湾已是一种生活状态，尽管人们在电视节目里常看到政客们的“非理性表演”，但在普通民间，到处是优雅的人文环境、温暖的人文关怀，听着温柔的国语，看着谦和的神色，好像回到了古老的礼仪之邦。
不过，这个祥和富庶的海岛和我们习惯的祖国大陆比起来，实在是地域太狭小了。我们在旅行期间，不论是使用何种交通工具，不一会儿就见到了海边 —— 不能再往前走了。从台湾岛向海峡对岸眺望，两岸隔着一湾碧蓝的海峡。由于复杂的国内外政治原因，两岸在分离后各自建立了完全不同的社会，双方在很多方面既相符相映又隔膜疏离。台湾这个美丽的小岛承载了太多的缺憾和惆怅，历史留下的遗恨，让太多无辜的人们在默默承受着。
一脉相承的文化却因政治的缘由隔开了一条海峡，这远比地理上的海峡阻挠来的严重的多。“盈盈海峡咫尺，两岸青山守望”。这句散文诗里，却隐藏着几许辛酸与无奈。但正如台北天空里淅淅沥沥的潮湿雨丝一样，很多地方都能让人感到一种淡淡的幽怨和悲情。
后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台湾给我留下的这种幽怨悲情气氛总是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我隐约觉得，海峡这边的台湾岛像是个早年离家出走的女人（所谓“离家出走”，意味着双方曾感情破裂，但一直没有去扯过正式的“离婚证”），大陆则像个彪悍的北方大汉。北方大汉一直希望对方能回心转意早点回家，但另一方总是觉得“大汉”既不够富有更不够“温柔”，—— 反正总是没有足够的魅力吸引“她”回来。这么多年，“她”也一直不敢提“扯离婚证”这码事儿，因为“她”对“大汉”的“火爆脾气”和“容忍底线”是心里有数的。
未来台海两岸之间关系到底会遵循何种轨迹来发展？一直充满令人忧心的悬念。值得欣慰的是，最近这些年里，随着两岸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加深和两岸人员往来的日益频繁，两岸人民的相互认知与日俱深，两岸交流和融合的趋势正在形成之中。
（二）
1993年春季，我们一行在台湾走马观花。
我们当时奇怪地发现，从现代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台北几乎是一个缺乏认真规划的陈旧城市。台湾的“总统府”还是日据时期留下的总督府。我们见到的台湾“立法院”和“行政院”的楼宇，其建筑规模几乎还没有大陆的一个普通县政府气派。台湾朋友私下告诉我们，自从国民党溃败到台湾岛后，老蒋内心其实一直还怀着“反攻大陆”的“一帘幽梦”，他从踏上台湾岛的那一天起，就没有想在这里长待。所以，本来可以用来建设台湾的大部分资金都用在了军事方面。
当时，台湾已经开放了党禁和报禁。在大街上不时能看到游行示威的队伍，有些游行示威者还来自南部的农会组织，据说游行组织者除了向游行参加者提供免费“便当”外，还另付现金若干。但整个社会并没有造成混乱，也没有发生什么暴力骚乱。我们生活在华人世界的人们，长期以来一直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担忧：中国人一旦采用了西方那种政党竞争式的政治民主，社会岂不会乱了套？台湾朋友说，最开始他们也有类似的担心。当初党禁报禁刚刚开放时，街头政治活动十分混乱，随便一个人提着一把椅子站在街头演讲，都会吸引成百上千的听众围观。不过，这种现象热闹了不到两个礼拜，围观旁听的人群便逐渐散去，几乎无需政府出手，民众就开始对这些纷繁杂乱的政治表演产生了淡漠感。其实，在一个开放、多元和自由的环境里，大家都挺忙的，最初的那阵热闹和新鲜过后，还有多少人闲着没事去街上听这些人滔滔不绝地说那些牢骚话呢？
台湾大学方面还专门安排我们一行在“立法院”里旁听了一次“质询”。我们隔着玻璃窗看到，当时的“行政院院长”连战出场时，面对不同角落的“委员们”连鞠三个大躬，显得异常谦卑。连战出身台湾名门望族，还是留美博士，此人内心其实相当自负和骄傲。可是，在威权体制式微后的台湾，他这样的人站在“立法委员”们面前，只好恭恭敬敬地忍受着“立法委员”们的质问和训斥。在一个打算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的地方，如果你想当官，对这些屈辱，除了忍耐，实在没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当时，台湾“立法院”里时常上演的“打斗”场面已经在世界闻名，以至于很多人都觉得台湾的民主其实就是个“笑话”， 包括电影明星成龙前两年还公开这么说过。只是，我们那天在“立法院”旁听时，“很遗憾”地没有看到这类场景。不过，我们仔细想想，其实这些“立法委员们”就是在里面往死里打，最惨也不过就是打死几个立法委员。回顾中国千百年同族操戈的多舛命运，只要不同的党派别带着人们打到大街上或大山里去，大概已经算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了。
很有趣的是，有些“立法委员”们还喜欢在发言时专门开一些我们看来“很不严肃”的玩笑。比如，当时台湾为了整治大企业垄断市场和防止不正当竞争行为，特别设立了一个专门委员会——“公平交易委员会”。有个“立法委员”对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效率表示不满，在质询时称它为“公交会”，还故意开玩笑说，这个“公交会”自从成立以来，除了忙着从“济南（妓男的谐音）路”搬到了“南昌（男娼的谐音）街”以外，一事无成，应该彻底检讨。当场搞得人们哭笑不得。
也许当时来台湾访问的大陆人甚少，在参观台北故宫时，当时的故宫院长秦孝仪先生还（曾任蒋介石的秘书）专门在门口等候我们的到来。台湾的国立故宫博物馆珍藏的宝贝，还是着实让我们吓了一跳。这都是些我们闻所未闻、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玉灿珠光、金镶东珠朝冠顶、白玉锦荔枝、翡翠白玉白菜、雕塑核舟……，多为孤品、绝品，还有《清明上河图》的真迹。馆员介绍说，蒋介石当年从大陆一共带来2972箱国宝，65万件文物，这里展出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其它的都埋在后面的山洞里，一年四季用恒温“侍候”着这些国宝，展品每三个月轮换一次。
我们一行后来还去了南部的花莲县。当地的县长晚上专门设宴欢迎我们。这位县长外表长得大腹便便、大头大脑，说起话来笑容满面。我很快联想到早年在大陆看过的一个名叫《停战以后》的电影，讲的是1946年国共停战谈判时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故事，里面有个讲一口天津话的胖子演员扮演国民党县长，外貌上酷似眼前这位花莲县县长。我在向县长敬酒时开玩笑地说：“您一看就像是个县长。”在场的大陆同行们估计都看过这个电影，听罢都笑了起来。满脸堆笑的县长则蒙在鼓里，无论如何他也猜不出我们笑声中的含义。
一个花莲县当地的监狱典狱长也参加了宴会。他在饭桌上发牢骚说：“每当一个案件发生后，媒体们都在追捧正在破案的警察们，恨不能马上抓获犯罪嫌疑人，然后重重地严惩他们。可是一旦嫌犯被抓获后，媒体又开始对警方和监狱方百般挑剔，生怕这些犯人遭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他还说：“台湾监狱里的服刑犯人，生活待遇很不错，每天大米白面随便吃，也经常有荤菜吃，监狱方还为他们提供四季服装。我自己小时候家里穷，上中学前几乎没穿过鞋子。这些犯人倒是在里面吃得好穿的也不错”。
我们在高雄的一个公园里参观时，遇到一个在公园里推三轮车买烤香肠的台湾老兵。他告诉我们，他老家在江苏徐州，49年随败军来到台湾。两年前回大陆家乡探亲，回到台湾后，一想起家乡贫穷的样子，心里就很觉得难过。他让我们回大陆时一定要告诉那些掌权的“长官们”，无论如何，还是不要“共产”，应当让老百姓拥有私有财产。我们问他：“你在台湾这些年，有多少私有财产”。他说，他靠做小生意辛苦赚钱，在城里和乡间都有房子，衣食早就无忧。因为身体还结实，在家里坐不住，每天喜欢推车在公园里卖烤香肠消磨时间。
听王朔讲过一个段子：他去台湾访问时，也在公园里遇到一个国民党老兵。他们问这位老兵是否回大陆探过亲。老兵回答说：“不想回去”。王朔问他，为什么不回去看看？这位老兵回答说：“不好意思回去。当年那场仗没打好，后来让大陆同胞们受苦了”。
据说，凤凰卫视在一个访谈节目里曾采访过一个被美军释放后回国的志愿军战俘。作为战俘，他回国后遭遇到关押审查、开除军籍党籍、发配回乡劳改等不公正待遇。当记者问他：“回想起自己经历的这些，你后悔吗？”他沉思后回答说，不后悔。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后悔？”他回答说，因为我们去帮朝鲜金日成打仗，结果把解放台湾的事儿给耽误了。少死了不少中国人，留下了台湾，还是值得的。
我们在访问台湾“海基会”时，还看到海基会会长辜振甫先生正在会议室里被一群男女记者们紧紧缠着不放。我们和当时刚刚升任“海基会”秘书长的许惠佑先生的交谈十分融洽。许先生早年毕业于台湾法律系，读博士时曾师从著名民法学者王泽鉴教授。大家都是法律界的同行，交谈时十分投缘。记得我们当时问许：“大陆已经开放了台湾同胞到大陆探亲、观光和经商，为什么台湾到现在还不准许大陆人民来台湾旅行？你们到底怕什么呢？”
许苦笑着告诉我们：“说实话，因为你们大陆实在太大了！人太多了！一旦我们完全放开，这台北市大街小巷里迎面走来的人们，谁能搞清楚他是大陆来的还是台湾本地的？”
仔细一想，此话也不无道理。假如真的完全放开大陆民众对台旅游，每天送过去几十万人，“解放台湾”宏伟大业不就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吗！
（三）
2008年5月中旬，我应台湾台北市和台中市律师公会的邀请，分别在台北和台中市举办讲座。此时，距离我第一次访问台湾，整整相隔15年的时间。
光阴似箭，斗转星移，物是人非，中国大陆和台湾这些年的变化之大简直让人难以置信。15年前来台北的时候，
我们和台湾法律学术界的朋友探讨的还是刚刚结束的“汪辜会谈”后两岸交往中的种种充满悲观变数的可能性问题；今天，我和台湾法律实务界的朋友们汇聚一堂所谈论的，已经是种种充满乐观前景的现实性问题了，比如，大陆同胞如何来台湾观光旅游？台湾同胞如何去中国大陆参加司法考试？台湾法律界人士如何在大陆从事法律业务？等等。这些事实本身，已经释放出了太多的不言而喻的情理和结论。
1949年，在中共完成建国大业的时刻，有相当一批法律职业人随国民党逃逸到台湾孤岛。那批法律人，开始在台湾惨淡经营，但还可以残喘为生。我这次在访问台湾期间，在台北的龙山寺一家旧书店里买到一本法律旧课本，是孟剑平先生在1954年台北出版的《民法原理》。由于印刷和装帧简陋粗糙，我已经不忍轻易打开翻看，因为每翻一页，均可能严重破损。当年台湾法律人的艰辛岁月，可见一斑。
有趣的是，在蒋家父子几十年的军管统治下，1927-1937间建立的民国法统基本保留下来了，并成为台湾在全球化潮流中经贸快速发展的重要砥柱。我曾和台湾法律界朋友开玩笑说，台湾后来经济起飞并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得益于老蒋带到台湾岛上三件宝贝：一批人才、一船黄金和一本六法全书。
1949年后，大陆废除了国民党的“六法全书”。旧的法统被废除，新的法律制度（尽管少得可怜）曾被砸烂。中国的法治进程在中国大地上一直厄运不断，其中充满了无法言喻的宿命。今天看来，对国民党以及西方国家的法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给后来的司法改革和法制建设带来的消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六法全书”中一些民事和刑事法律规范及先进合理的诉讼程序等，主要是近代中国一批法律学者历尽艰辛制定和积累起来的，它们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法治文明的共同成果。事实上，后来内地改革开放时期的立法中，立法部门和学者们不约而同地参考了“六法全书”的有关内容。
记得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78级校友徐建律师曾回忆说，著名民法学者佟柔老师在1982年时给他们的毕业致辞中说过一段令人难忘的话。佟先生对同学们说：“你们马上就要毕业了，就要离开学校了。以前你们在学校里是有老师的，但毕业后就没有老师了。在学校里，老师会告诉你们去读什么书，毕业以后就需要你们自己去找书看了。你们应该去看什么书呢？如果可能，希望你们能去看看过去旧中国的《六法全书》，这些东西台湾还在用。我相信，中国是早晚要搞商品经济的”。这段话，今天听来还是令人振聋发聩。
在台湾现行的法律体系中，与内地最为接近的，当属民商法律制度。我这次在台湾访问时，经台湾元照法律出版集团的万董事长引荐，有幸见到台湾著名的近代法律史专家黄源胜教授。记得我们在一起游览阳明山时，黄教授认真地对我说：“说句老实话，实际上三民主义统一不了中国，但是民法能统一中国”。我当时也引申了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一句话说“大概幸福的私法（民法）都是相似的，但不幸的公法（比如宪法、刑法）就各有各的不幸”。此言不虚，在国内法学界，那些从事民商法研究的法学教授们，从外表上看，似乎的确比那些从事宪法、行政法和刑法的教授们要显得幸福一些。
我在台湾结束讲座时，正逢台湾领导人换届。5月20日那天上午，我在位于台北市中心的西门町函舍酒店里几乎足不出户，从头到尾在观看马英九和陈水扁在“总统府”内交接仪式的实况转播。
只见陈水扁先是在门口迎接马英九，然后一本正经地向马介绍“总统府”内各个房间的情况。还听见陈细心地告诉马，有一个房间的窗门有些问题，此前曾有可疑之人撬动过，你来了以后注意修缮一下，等等。让人感到不同政敌间也不乏“温情脉脉”。接着，马英九又回过头来送陈水扁到门口，二人握手道别。当马英九转身回来的一瞬间，在那些“总统府”普通公务员的人群里突然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在电视里看到，这些人的笑容和掌声都是充满真诚的。
有趣的是，就在播放“总统交接仪式”的过程中，电视节目里插播了几条新闻。一条是关于“马大姐辞职”。马大姐即马英九的大姐，人称“马大姐”，马英九入主“总统府”的当天，“马大姐”宣布辞去在一家企业的董事职务。接着一条新闻是“马英九夫人周美青”宣布辞去在一家公司里的经理职务。家里有人当了“总统”，天下的好处总不能都得，同时瓜田李下也为了避嫌。看来，在一个有制衡和监督的体制里，为了社会公平，官员们的亲属们也不得不如此。
更有趣的是，就在陈水扁离开“总统府”半个小时后（或许他的车队还在回家的路上），台湾“最高警察署”特侦组马上宣布陈水扁为被告 —— 因为此时陈水扁已经失去了“刑事豁免权。两年前，一个70后的台湾人廖信忠写了一本书叫《我们台湾这些年》。他在书中用轻松的笔调告诉大陆读者：你们知道吗？我们台湾这些年变化好大哦 —— 国民党倒台了，台湾人民选举了，陈水扁上台了。N年后，我们又把自己选出的总统送到监狱里去了，国民党又执政了。政党轮替而已啦，台湾人日子过得还好啦！
离开台湾时，我在台北桃园机场的礼品商店里买到了一个类似麻将牌形状的钥匙链，白色光滑的胶木上面用红蓝色分别写着“九万”二字 —— 代表着“马英九和萧万长”二人。看到今天的台湾人对最高领导人“如此不恭敬”，令人捧腹的同时，亦令人深思。
注：此文是由作者为《法制日报-法治周末》撰写的三篇连载专栏稿汇集而成，在爱思想网发表的是未删节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