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专栏讲述，中国需要开放式权威主义，此篇讲述新权威主义需要什么约束。
中国庞大的人口、超越式的增长模式与前现代的国家体制，注定无法离开具有公信力的威权统治，不承认这一点就是一叶障目。硬币的另一面是，失去约束的威权将使中国经济出现不可逆转的风险，数年之后有可能爆发债务危机。
目前中国的威权统治缺乏事前约束与事中监督、事后追责，从什邡到启东的事件，从天津大火到北京大雨，显示公民社会与目前的管制体系形成了激烈的冲突。官员为了GDP、税收与地方政府利益平衡而决定上马大项目，却因决策程序封闭强横，缺乏民意支持而遭遇激烈抵制。由于缺乏正常的博弈平台，争论以最终以市民流血、市长上衣被脱、民众冲入行政大楼等极端方式收场。市长被脱衣，文明社会面子里子尽失，这种双输的结果，意味着中国博弈成本高昂，是社会危机闪线的警告信号灯。
目前是建立中国开族式权威主义的好时刻，也是关键时期，一旦错过，也许需要几十年才能弥补。
中国公民社会初现雏形，北京大雨后广渠门下的菊花，上海大火后的菊花，对公共财政的呼唤，对市长道歉的呼吁，是公民意识的自然流露，体制内的改革者可以与这股正义、理性的力量形成良性互动。笔者接触的很多人士都认为，在目前的阶段，相当于200年前的美国，与大宪章之后的英国，建立开放式威权体制的极端重要，改良共识取代了革命共识，切莫因改革迟误，把体制外精英从改良派逼成革命派。
体制内部分改革派已经做出明智的选择。广东乌坎事件是典型案例，证明公民的政治与经济权利受到尊重，政府与公民可以拥有理性博弈平台，事态不仅会向好的方向转变，更能形成经典案例，弥补中国社会的深层次裂痕。
具有现代文明意识的政治家，与僵化的政客，对社会演进的贡献截然不同。前者以强有力的威权统治、稳定的社会秩序、面向改革开放的胸襟，推动民生幸福与经济增长，以程序正义、公民意识，建立事前博弈平台。而后者则借口稳定，以封闭与狭隘的心态，将大部分资金投向取缔异己者的“伟大事业”，结果是导致异己者越来越多。
乌坎事件在后期有了根本性的转折，如果，体制能够保证在前期有利益博弈，双方坐下划定各自的利益与责任边界，由舆论、纪检机构、最后由独立的司法体系进行最后的救济，类似的事件根本不会发生。政府是关键时刻起作用的，而不是用来展示日常威仪的，当侨胞受辱、领土纠纷、产权被剥夺时，公民感受到政府的存在，进而感受法律的尊严。
即便是精英统治，失去制约之后也将走向独裁与专制，这是封闭、阿谀、强权必然导致的结果，不是什么英雄与狗熊的区别，华盛顿到了20世纪初的中国，也会变成独裁者。
公众舆论制约是成本最低的办法，不必担心公众舆论泥沙俱下，不必担心造假诽谤，众多的舆论互相箝制会让真相浮出水面，而游戏规则对政府与媒体一视同仁，同时，政府手中掌握着行政处罚的权力，诽谤政府是个高风险职业。在互联网时代，封闭信息、禁止本地媒体监督是愚蠢的，那意味着，将监管权让度给外地或者境外媒体，让度给公众信息平台。
强权需要约束，但体制内约束与政府天然脐带相连，难以起到独立的作用。近期的一则新闻是，为拯救经济，地方政府按捺不住了。从东部到中西部，地方版的4万亿投资计划陆续出台。
7月26号，长沙市宣布，2012年重大推介项目195个，总投资额达8292亿元，包括总投资3748亿元的“四十”重大项目“十大片区建设”、“十大基础设施”、“十大中心镇”和“十大产业项目”，涉及民生、综合交通体系、城市设施体系、新型城市化布局、产业发展等领域。人们关注，长沙市2011年全年地方财政总收入668.11亿元，这意味着长沙需要动用12.4年的全部财政收入，才能满足投资资金所需。而声称将投资3万亿元发展旅游文化产业的贵州省2011年的财政收入只有1330亿元，需要动用22.56年的贵州省全部财经收入，才能满足投资所需。
熟悉国情者一看便知，这轮大干快上是经济压力下的产物。问题是，钱从何来，往何处去，受谁监督。地方财政无法弥补资金黑洞，债务融资成为最大选项，发债不行找银行，银行不行找信托，信托不行找民资。坏帐急剧增加让金融界增强了警惕，此前曾任职某大型信托公司的朋友告知，他们对地方政府信用担保的信托项目已经非常警惕，因为信用注水成份极大，而地方政府目前负债率已经不低，目前殚精竭虑拆东墙补西墙，如果不进行体制改革，真正放开民资，地方版投资计划根本就是无源之水。
人们更担心的是，政府投资失去了控制，这只要从贵阳等各地政府美仑美奂的行政大楼就可见一斑。投资不要说缺乏全民参与，连特有的体制内的审批与约束机制，因为利益关系，或者因为经济压力，体制内的约束常常无法见效。发改委曾因留有计委的影子饱受诟病，地方政府纷纷推出本地大规模的投资项目，发改委保持着古怪的缄默，在审批的项目中没有地方政府所宣称的项目的影子，而粗钢生产、电解铝产量在压力下，依然处于恶性的产能过剩之中。中国经济的顽疾产能过剩，就是地方经济攀比、体制内的审批博弈、以及缺乏市场约束的必然结果。
法律是最后的底线。当一个强权者，或者强权群体，权力大到足以突破一切禁止，最后的界限就是独立的法律，突破法律的界限，必然引发不可思议的混乱。强权也罢，威权也好，市场边界也好，产权界定也好，没有独立的法律，一切都是空谈。反过来说，一切都能暂时不独立，但法律必须独立。
中国需要真正的精英统治与威权统治，威胁威权统治最可怕的有两条，子宫红利与欠缺公民意识。
所谓子宫红利，按照巴菲特所说就是选择了正确的国家与正确的家庭降生，按照中国古人的说法，就是投对了胎。而欠缺公民意识，指官员在所有的选项中，用最野蛮、离公民社会最远的统治办法刺激民众的神经，导致局面恶化。
子宫红利不是精英统治与威权统治，而是精英统治的对立面，是血统世袭，根本无法遴选出精英人士。网络上公务员、官员选聘特招名单风行一时，如2011年2月初，山东省新泰市（县级市）新提拔6名副局长，1名法院副院长，7人中有6名是80年代出生，最年轻的只有23岁；广东东源县法院院长亲自主持党组会议同意不经过考试就录取自己的智障儿子为公职人员，受质疑辞退儿子接受批评教育。海南临高县教育局任85后为教育局副局长，面对舆论有内幕的质疑，处于舆论漩涡中心的临高县组织部以及县教育局照样坦然面对毫无愧责。20出头即任职局长、处长，是对精英统治最好的瓦解之术。因子宫红利升官者无法累积起必要的社会公信力，无法构筑起威权统治体系。社会出现双重裂缝，公众需要公开透明的体制，需要民主选举，而某些地方正在悄然恢复世袭制，裂缝撕裂了社会。
而官员欠缺公民意识，就会用青天或者酷吏的傲慢处理政务，用刚性的维稳办法解决社会经济问题，不尊重民意，不尊重程序，动辄以“敌对势力”煽动“一小撮不明真相者”为说辞，用刚性手段维稳，实际上制造了更大的社会分裂，直至局面不可收拾。
简言之，百年以降，中国走到了十字路口，走得不好，出现皇族内阁，出现袁世凯，而后火烧赵家楼。走得好，出现开明强人，与独立法律与公民意识相辅相承，让现在成为未来百年中兴的转捩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