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我国当前的宏观经济面临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双重压力，两者都会在实体经济上反映出来。针对通货膨胀应该高度关注并采取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但不能反应过度。现阶段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到经济增长下行问题。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均衡，合适的宏观政策应该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均衡，选择一个合适的均衡点。我国近期根据宏观经济的走势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意味着将会释放出数量较大的流动性，而这些流动性应该重点流向实体经济。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以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经济体制为基础的。不能因为宏观调控而放慢市场化改革的步伐，尤其要支持实体经济领域民营经济的发展。
当前，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尤其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民营经济为甚。温州等地企业家的出走，中小企业融资严重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固然有国际经济下行带来的影响，但不能忽视的是自身的两个方面问题：一是长期实施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二是放慢了市场化改革的步伐。这两个方面问题对实体经济及其中的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是负面的，这也相应表明了准确判断宏观经济形势的重要性。
现在谈宏观经济，已经不能只单纯地观察国内经济形势，还要观察整个世界的经济形势。因为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国际经济形势如果发生大的恶化，再健康的经济体都会受到牵连。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世界经济全面下滑，到2009年5、6月份我国经济走势基本到底，然后慢慢回升，似乎呈V型；世界经济也表现出缓慢复苏的苗头。但从2011年上半年起，美欧又出现了新的问题，主要是美国债务危机、欧洲债务危机、美国信用评级下降。由此导致美欧经济从2011年二季度起，又出现第二轮探底。这样，整个世界经济走势已经不是V字型，可能出现W型走势。而现在还在底部运行，上升的通道尚未形成。可以预判，今后一个时期即使全球经济出现复苏，也只是在波动中弱复苏。
美国、欧洲之所以相继出现主权债务危机，直接原因是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时，这些国家政府均采用了凯恩斯主义的救市方式，比如，奥巴马政府投入了7000亿美元。到2010年，危机看似已经过去，但是，由于政府是靠借债来救市，在税收、财政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债由谁来还？于是，丹麦、希腊、西班牙、爱尔兰、意大利等国家，尤其是希腊都先后发生主权债务危机，并进一步向其他欧美国家蔓延。
欧美尤其是美国，一直是世界经济的火车头，火车头出问题了，整个世界经济就要受牵连。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不一样，中国经济增长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拉动，而美国经济主要靠消费拉动(有80%是靠消费拉动的)。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到现在，失业率一直很高，消费上不去，因此财政状况严重恶化。2011年5月美国政府又出现债务危机，联邦政府突破了法定债务上限。当年8月7日，奥巴马政府签署了提高债务上限的议案，看似问题解决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妥协的方案。因为后面有一个约束条件，就是要联邦政府通过减少开支来还债。这个方案实施以后，马上就产生了美债后危机。因为美国经济基本靠消费需求来拉动，财政支出减少，经济复苏就受到严重阻碍。提高债务上限以后，美国就要大印美钞，就等于美国启动了新一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这些举措对包括我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货币市场产生了负面影响。更为严重的是，随后国际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宣布把美国的主权信用评级从3A级降到2A+，而且把未来展望确定为负面。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丧失3A级的主权信用评级，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再次造成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产生巨大金融风暴，导致了全球的期货市场、货币市场、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的动荡。所有这些说明，这一轮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完全结束，还在延续深化。与此同时，美联储为了刺激经济宣布连续3年零利率。
美国主权债务危机和信用评级下降弱化了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期，对中国的影响是明显的。首先是降低了中国持有的美国国债的价值。我们的外汇储备是3万亿美元，有2/3买的是美国国债。美国经济增长预期下降后，国债价值下降，我国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的财务价值收益下降是显然的。其次是由于美元贬值，以美元计价的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如石油、矿石、粮食价格飙升。在中国现阶段的经济发展需要大量进口这些战略性大宗商品，这就增加了我国输入型通货膨胀的压力。再次是造成了人民币对美元进一步升值的格局。美国自身经济出毛病，他们把责任归咎于中国，理由是我们对美国是进出口为出超，是顺差，美国是逆差。他们认为，中国人把美国人的饭碗端掉了，造成美国人失业，所以他们要逼人民币升值。人民币升值就是美元贬值。其结果是我国的外汇储备缩水，增加我国出口成本。最后是欧美主权债务危机的蔓延表明欧美都将进入新一轮的紧缩周期，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外需进一步缩小，冲击了我国的实体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我国经济增长。
以上影响因素归结起来，就是一方面通过输入型通货膨胀影响我国的宏观经济，另一方面通过外需的下降影响我国的经济增长。这些都集中影响我国的实体经济。
二、国内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下行的双重压力
2008年爆发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国经济到2009年6、7月份就基本上走出了危机，进入了后危机阶段，此后一直到2011年一季度经济复苏开始显现，且增长速度较快，但是从二季度起，不仅通货膨胀压力明显加大，而且经济增长率也出现下降。对此需要判断的是，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下行这两个压力哪个更为严重，这牵涉到宏观调控政策的重点确定。
我国的CPI从2011年1月以来一直居高不下，直至当年8月份达到6.5%，9月还在6%以上，虽然10月回落到5.5%，直到2012年5月起才明显回落。在此以前的相当长的时期中，人们对处于高位的物价尤为关注，直到2012年上半年我国的宏观调控政策一直把反通货膨胀放在首位。
通货膨胀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需求拉动型；二是成本推进型；三是输入型通货膨胀。我国这一次通货膨胀的类型是混合型的，就是说，此次通胀是由投资需求膨胀，过多的流动性，物流成本过大，农产品价格上涨，以及国际市场商品价格上涨、美元贬值等多种原因造成的。我们怎么来判断这次通胀压力的严重程度？很多人说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应该采取严厉的反通货膨胀政策。我认为这有点反应过度。例如，2011年我国连续提高银行准备金率，并开始提高银行利息，实行非常严厉的紧缩银根政策。虽然起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成本也很大，其基本原因是后危机阶段经济增长的压力更大。
就经济增长率来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除了拿出4万亿政府投资来救市外，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和以高铁为标志的公共设施建设，对较快的走出危机也起了明显的积极作用。但是紧接着的后危机阶段，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不足。面对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国家调控房地产市场，房地产投资处于低迷状态；一些一线城市限制汽车牌号，也使汽车市场受到影响；高铁建设也已经放慢。这意味着原来推动经济复苏的动力明显衰减。只有政府安排的保障房和经济适用房建设方面的投资可能还能带动经济增长。投资带不动，消费呢？尽管我们已经明确由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转向消费拉动型经济增长，但在现实中这种转变还没有实现，消费需求并没有明显的扩大，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并不大。再看出口，受美债、欧债危机的影响，外需明显不足。这些影响从我国的经济增长率上反映出来。2008年1～3季度为10.6%，2009年1～3季度降到8.2%，到2010年1～3季度提高到10.6%，2011年1～3季度又降到9.1%，又到了一个新的低点。更为严重的是，到2012年中期经济增长率又进一步降到新的低位，即降至8%以下。
经济增长率实质是实体经济增长率。研究导致我国经济增长率进入下行区间的原因，固然有外部经济的严重影响，但不可忽视的主观原因是：对宏观经济研判的失误，导致了宏观紧缩力度过大。一般认为5%的CPI是警戒线，我认为过去可能是这样，但现在不完全如此。主要是人们对5%的CPI的反应程度没有过去那么敏感。首先看恩格尔系数，指的是食品消费占收入比重。过去我们恩格尔系数有百分之四十几，那时人们对通货膨胀反应非常敏感。而现在这个指数下降到百分之三十几。相应的，老百姓对通货膨胀压力的灵敏度就不像过去那么高。从现象上看，过去几次通货膨胀压力一出现，大家就去商店抢购，这一次没有严重的抢购现象。其次是资本市场发展起来以后，人们关注的不仅是商品市场上的生活品价格，更为关注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市场)的资产价格，如现在炒股的人很多，大家似乎更加关注股票市场的价格，这就明显转移了人们对市场的关注度。
根据以上分析，我认为，当前的通货膨胀确实较为严重，应该高度关注并采取适度的宏观调控政策，但不能反应过度，需要把握好调控的力度。否则，直接影响的是实体经济。
三、宏观调控政策的目标是宏观均衡
我国这一轮发生的通货膨胀所处阶段有特殊性。一般的通货膨胀，都是发生在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经济过热，就要宏观调控，反通货膨胀。但这一次通货膨胀发生在后危机阶段，也就是危机过后的经济走出低谷刚刚回升的时候。本来经济刚刚开始复苏，需要继续保留适度扩张的财政货币政策刺激复苏。但是，面对通胀，扩张性的宏观政策不得不退出，要采取紧缩性政策，这就使经济复苏缺乏宏观政策的强力支持。［1］
本来在商品市场出现通货膨胀时，资本市场的资产是消化流动性的大头。但是，面对过高的房地产价格，国家需要调控房地产市场，再加上股票市场又长期低迷，资本市场难以起到消化流动性的作用。按照“十二五”规划要求，我们需要普遍较快增加居民收入，通过扩大居民消费需求来拉动经济增长，但是为了防止收入－物价的轮番上涨，一时难以启动普遍增加居民收入的措施，也就无法以扩大消费需求来消化流动性。
以上就是这次反通货膨胀遇到的困难。其后果为：一是通胀压力可能还要持续一段时间；二是经济增长缺乏强大推动力。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认为需要正确评价宏观调控政策。
我国这一轮紧缩信贷实际上是从调控房地产市场开始的，紧接着就是反通胀。先是连续提高准备金率，后来又连续提高利息率。两者相互配合，银根越收越紧。就紧缩银根两大措施来说，提高准备金率和提高利息率，这两种手段有着不同的功能。提高准备金率，基本上属于计划性的，而提高利息率是一种市场性的，影响市场行为。利率提高，消费者就增加储蓄，减少消费，但是企业还贷压力更大。因此，经济学家一般是建议慎用提高利率手段①。一段时期我国准备金率连着提高几次后又连续提高利息率，看起来是解决储蓄者的负利率问题，但同时也增加了企业的利率负担。在此宏观背景下，企业面临双重压力：一是信贷规模控制以后贷不到钱；二是利率提高以后企业还不起钱。这二方面都会严重影响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
在肯定宏观调控政策的正面效应的同时，必须注意其负面效应。根据菲利普斯曲线，通货膨胀和失业率是一个反比的关系，通货膨胀高，失业率低；反之失业率则高。把通货膨胀降下来，失业率会升高。两者都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
一般说来，反通货膨胀的谈判能力强于反失业。原因是通货膨胀一来，人人有份，包括官员和其他有谈判能力的人。而失业是部分人受害，失业者不会是官员和有谈判能力的人。所以通货膨胀一产生，人人反对，而对失业问题关注的却相对不够。岂不知就业率实际上就是经济增长率，失业率高不仅反映经济增长率下降，同时也意味着失业者的生活水平下降。因此，宏观政策不能只偏向一个指标。就如凯恩斯的专著名就叫《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样，宏观政策有三个指标，既关注货币问题，又要关注利息和就业问题。任何一个经济政策都有正效应，也有负效应，问题是怎么把握好，把负效应降到最低。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失业率提高、增长率下降、中小企业融资困难。这同样应成为宏观调控所要解决的问题，不能单纯地为了反通货膨胀而任凭失业率提高。
宏观经济学的精髓在于均衡，合适的宏观政策应该是在保持经济增长和控制通货膨胀之间找到均衡，选择一个合适的均衡点。就是说，既不可能无通货膨胀，也不可能无失业率，只能是在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之间寻求均衡点。具体到现阶段的宏观政策目标，
就是要在保障低收入者的一定生活水平前提下适度通货膨胀。就是说，就业是民生之本，允许适度的通货膨胀率，就是要保证必要的就业率，同时注意到低收入者的恩格尔系数是比较高的，需要给他们提供必要的物价补贴。
凯恩斯有句名言，我只管现在，不管未来。就是说，宏观经济状况和宏观调控政策都是属于短期的。宏观政策不管是紧还是松都不应持续很长的时间。现在我国这一轮宏观调控已经见效，从2011年9月份起CPI开始回落，房地产价格也出现下降的迹象。如果紧缩政策持续很长时间就会产生明显的负面效应，这种宏观政策就要及时调整。这种宏观政策调整由于以下两个方面原因显得更为紧迫。一是现在世界经济危机没有过去，外需严重不足，就必须要扩大内需，我们应该采取扩大内需的政策；二是在经济尚未复苏的背景下，如果紧缩性政策力度过大，经济增长可能出现停滞，甚至可能产生滞胀问题，对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破坏性。当前的宏观政策固然仍然要以反通货膨胀为主攻方向，但短期政策不能影响长期发展。房地产价格的宏观调控不能误伤实体经济中的中小企业。
现在，宏观调控政策开始调整，涉及两个方面。一是货币政策由紧缩转向稳健，适当放松紧缩银根的力度；二是财政政策由稳健转向积极，也就是以宽松的财政政策进行供给调节。增加供给的财政政策手段主要是减税，如增值税减税就可以大大降低企业负担，调动企业增加供给的积极性；对中小企业减税也就可以在减轻其负担的基础上增强其活力。而且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具有不同的功能，货币政策进行总量控制，财政政策进行结构调整。
我国近期根据宏观经济的走势将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紧缩的货币政策转向稳健的货币政策，意味着将会释放出数量较大的流动性，这些流动性应该重点流向实体经济。积极的财政政策也是这样。国家提供的各种减税和刺激供给的政策重点也应放在实体经济领域，努力为实体经济中的企业减轻负担，为实体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特别是可以通过税收等途径将投机性经济的一部份收益转向支持实体经济。
四、宏观调控的市场化改革基础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下使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调节作用。这意味着有效的宏观调控必须是以市场化改革所形成的经济体制为基础的，宏观调控不能破坏市场机制的正常运行。
2008年以来，为了抵御世界金融危机和欧美债务危机的影响，同时又根据国内反通胀和调控房地产价格的需要，国家宏观调控的力度明显加大，尤其是较长时间的紧缩银根。在宏观调控达到预期目标的同时产生了市场化改革放慢，甚至出现倒退的负面效应。最为明显的是民营经济发展的困难明显加大，尤其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民营经济，不仅融资困难，而且融资成本高。民营经济所感觉到的“国进民退”问题，不在于国家对民营经济的政策和态度发生了改变，而在于民营经济在同其他经济的比较中感觉其经营环境恶化。
一是与国有企业尤其是垄断领域的国有企业的经营环境比较，融资没有国有企业方便，融资成本比国有企业高得多，进入某些领域受到的限制比国有企业多，但其承担的责任不比国有企业小。正因为如此，民营企业家近期普遍信心不足。主要不在于对经济形势缺乏信心，更为重要的是对我国发展市场经济的体制和政策信心不足。最近国内外媒体关于《中国人富不起来》的讨论有很多。主要反映是民营经济做大后，资本、财产外流，甚至民营企业家直接出走。
二是与虚拟经济的投机性盈利比较，尽管虚拟经济实际上是投机性经济，且运行存在风险，但其依靠投机实现暴富对实体经济的刺激很大。这样，客观上造成的影响是，搞实体经济不如“玩”虚拟经济富得快，经营实体经济雇佣的员工多，相应的负担重、责任大。比较的结果是，不少民营企业家把从实体经济赚到的钱投到虚拟经济，富二代不愿从事实体经济。现在虽然民间资本较多，但不愿进入实体经济，不愿意投资实体经济。这是很危险的。一个国家的发展最终还是要靠实体经济。虚拟经济只能起润滑和助力的作用，中国决不可能靠搞虚拟经济富裕强大起来。
去年年底温州出现民企老板出走事件，民间高利贷泛滥，民企债务链断裂等问题已经暴露出改革停滞不前的严重后果。［2］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20周年，在纪念小平南巡20周年的日子里，中央重申深化改革的决心，强调以改革破解发展的难题，并明确扩大民营经济进入的领域包括进入垄断领域。这些重大举措表明我国今后一个时期的改革不只是在行政、社会等重点领域深化改革，还会继续巩固和深化经济领域的改革，增强经济的活力。基于此，当前特别要依靠深化改革来增强发展民营经济的信心，尤其是在实体经济领域中的民营经济。明确采取相应的支持实体经济领域的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着力打破市场垄断。民营经济的活力来自市场。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在于公平竞争。造就好其与国有企业的公平环境就是对民营经济发展的重大支持。在市场充分作用的条件下，企业与其他企业平等获取资源。为此，一方面需要克服民营经济进入市场和从金融等方面获取资源的各种歧视性条件，另一方面需要克服市场垄断问题。现在各个方面对垄断部门反映非常强烈，例如，垄断价格，垄断收入，以及垄断部门的服务质量问题，都需要在体制和政策上得到解决。
第二，着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这需要制度和政策保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是简单的收入分配问题，而是明确现阶段推动发展的新动力。民营企业经营者基本上属于中等收入者，在国外即中产阶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很大程度上靠财富效应，尤其是其财产收入的效应。现在买股票被套住，买房子被贬值，甚至办企业要借高利贷，这种状况如果长期下去，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目标不可能实现。因此，需要提振资本市场信心，对财产性收入给予充分的保护，对财富的积累给予制度保证和保护。
第三，加强对民营经济的积极引导。现在民营经济的问题还有缺乏引导的问题，尤其是在产业发展方向上。国家对民营经济不能完全放任，让它自生自灭。主动积极的引导实际上就真正把民营经济当做是自己的经济。就是说，对民营经济不只是放开，还要对其引导和扶持。
总的来说，民营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看起来是微观问题，但实际上是宏观经济问题，也是实体经济问题。从根本上解决此问题涉及对民营经济的认识和坚持改革方向问题。发展民营经济是我国建立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标志性成果，民营经济在我国的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不可替代。无论是在理论上和政策上都不能以为支持民营经济就是削弱公有制经济。有了这些认识，民营经济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得到更大的发展空间。
注释
①201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克里斯托弗·西姆斯关于宏观经济学中有关因果关系的西姆斯的模型说明经济如何受经济政策的暂时性变化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该模型检验中央银行加息对经济产生的影响，发现：加息后通胀通常需1－2年才下降，但经济增长率会在较短时间内降低，并需大约2年才能恢复到先前水平。
参考文献
［1］肖姗，张璐.南京完全有可能建设金融中心［N］.南京日报，2011－0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