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可奈何花落去？
有理想的人很多，理想化的人也很多。有学者提出，先行司法改革，再行政治改革，这样的话，司法机制将会提供一个争议解决平台，以确保政治改革不会无序化。这是一种理想的路径，但显然是一个穷孩子梦想娶女明星了。中共中央设立中央司法改革委员会多年，但是，这多年来，司法改革没有前进，反而倒退明显。
在肖扬任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的十年（1998年-2008年），最高法联合其他司法部门推动建立了司法考试制度，规定除院长之外的所有新任法官，必须具有司法资格，同时，对检察官也有同一要求。这是法官、检察官职业化启动的标志性工程。这一时期，还启动了宪法司法化尝试，最高法院首次引用宪法，对教育权进行了解释，如果高层允许按照这个模式下去，最高法院将拥有宪法解释权，所谓的JUDICIAL REVIEW （司法审查）的道路。当时的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还公开在人民法院报撰文，认为，中国的宪法司法化可以走美国的道路。2006年，最高法院行政庭副庭长也公开撰文，认为最高法院如应当适用宪法而不适用宪法，是一种违背其法定职责，达到一定程度就是违宪。如今只是六年过去，这种声音，已是空谷足音。转折点在新的政法委书记和新的首席大法官上任之后，可见一个人，或者几个人对我国司法的影响是多大！
在中央政法委秘书长的位置调到最高法院当院长，王胜俊院长没有任何法律教育、法官职业背景，在他上任之后不久，就开始推动在正常司法考试之外，设立了小司考，即给西部地区的现任法官、检察官等，开设了一次有照顾性质的法外司法考试，2009年通过率为73.7%以上，实际上是针对无法通过司法考试C证的司法人员，（C证通过分数已经比正常司法考试分数线低几十分），送一个司法考试证书，其理由是为了稳定中西部的政法队伍。但是，后来这个小司考普及到全国，严重削弱了司法人员职业化的入门标准。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废除了宪法司法化的上述最高法院批复，同时，最高法院的任何司法解释将送全国人大备案，全国人大再次重申，解释宪法的禁脔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此阶段，黄松有被调查，并以贪腐被判无期徒刑。肖扬时期设立的法官职业化、独立性的一些藩篱，在这五年被逆转，司法要求能动，要求大调节，法官要求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最终，法院的地位急剧下降，司法腐败更加严重，由此产生的上访人数剧增。
在人权关系非常密切的刑事诉讼领域，政法委召集法院和检察、公安等侦查机关联合开会，在案子尚未审判之前，定调，导致审查起诉、审判流于形式。人权和财产权在无法制衡的公权面前，不堪一击。重庆一段期间，冤狱遍地，可堪成为“典范”。
司法制度整体上缺乏中立性，是一个事实，谁也无法将司法制度，去党化。自共和国建立新的司法体制以来，每一个司法机关内部都有党委，地方党委领导这些司法机关的党委。在财务上、法官升迁上，完全可以掌控。这些一方面实现了党的领导，令一方面也成为地方党委干扰司法的源头。对党领导立法之后，是否需要领导执法，理论上值得探讨。如果宏观上不改革司法机构的外部环境，微观上不改革法院的案件分配制度，判决请示制度，法官、检察官不独立等，那么苏联式的司法，依然没有改革其本质，制定最多最完善的法律，也无法得到执行，这和现实的社会经济状况不相协调。
目前，社会上，相信关系的，远多于法律。如果说，民众对司法不再信任，一旦开始政治改革，由于司法不中立，即便有选举纠纷等纷争，司法的判决，绝对不会被反对者认可，司法的权威性不存在，希望通过有序的方式解决将来的政治纷争，可能性极小。这就意味着不稳定，但是，中国改革开放这么多年来，制定了大量的法律制度，培养了很多数量的法律人才，社会对司法质量改进的提高有很大的期盼，这些基础的存在，是司法仍可以向上提升的本钱，可谓花落春犹在。
二，花落春犹在
从近期看，如锐意改革，在不改变党领导司法的原则下，依然能极大地改进司法质量，如对现行的司法人员进行精简，配备一定助理人员；财务、人事由中央直属；检察院起诉和侦查分离，废除劳教；保证犯罪嫌疑人沉默权；全程录像录音以控制大量的刑讯逼供；将纪委的权限纳入司法审查等。这些都是在一党制下能够完成的，但是，对权力都是很大的限制，需要执政者极大的自制力。简述如下：
司法地方化，已经是老生常谈。因为地方政府、党委控制了公检法的所有人力和财力，因此，法院几乎完全依附于地方政府党委，这几乎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因此，必须让司法机关中央化，或者分地方法院和中央法院，在司法未能完全独立时，至少独立于地方政府党委，中央直接领导，就可以极大程度避免重庆过去几年的冤案。
其次，法院、检察院人员普通化庸俗化，就是，很多不够资质的司法人员，或者是普通的人掌握人的生死大权，自由与否，司法官员无论是中国古代，还是法治国家，一般应该是法律人中的精英，因为其掌握了巨大的权力。而中国的公务员式、普通化式的司法人员制度，纯属苏联制造。因此，需要提高司法人员的素质，并同时提高待遇和自由裁量权，在诉讼爆炸的当下，配备足够的人员给法官、检察官，以留住精英，并发回其作用。
第三，法院、检察院内部不够独立，司法机关内部行政化，审案子的法官无法定案。检察官也一样。法院的审判委员会，检察院的检察委员会，都是不审案子，不看材料，最终却能定案的“神仙”，实际上，许多人根本就不关心案子中被告人的命运，只关心院长的脸色。因此，要修改法律，让检察官、法官独立，他们也是党员，党要信任他们，毕竟他们才是望闻问切的人，而且，错了也容易追责，而审委会，检委会是无人承担责任的。
第四，法院弱势。现在反贪腐的案子背后是纪委、检察院，法院根本无力去顶住纪委、检察院的压力。同样，公安局也比法院强势，很多公安局长的党内地位高于法院院长，更毋庸说法官。这三者手里都有刀把子，有侦查权，可以抓人，现实中，法官也会害怕被查处，即便你够清白，但是，刑讯逼供，可以无中生有。
第五，检察院侦查和起诉不分开，自己侦查、自己审查起诉，没有制约。因此，司法改革一直有人提议将检察院的侦查功能剥离，但是遭到检察机关的强力反对，现在，非但没有虚弱，实际上应该是加强了。在党的领导下，诉、侦分开是没有理论障碍的，只有现实部门利益的障碍。如果检察院只有审查起诉了，他们才能真正其制约作用。
第六，废除公安手里劳教的权力。公安是社会中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机构，而且，这些年从严治警也有一定成就，但是，把没有什么限制的权力，交给公安手里，难免导致滥用，在重庆，发一条微博，QQ聊天都能被劳教，就是极端例子。其他地方，无非是程度不同而已。
第七，要尽力限制目前仍大规模存在的刑讯逼供，公安系统仍存在肉刑，检察院、纪委存在长时间不让睡觉，罚站等变相刑讯。实际上，只有规定，一旦被强制起来，就应该有录像，这是非常容易实现限制刑讯发生，关键是看执政者是否有决心，民众也得承受，一些可能的“罪犯”被放走，这是法治社会的必须，赵作海，佘祥林，哪个冤案不是刑讯出来的。
第八，限制纪委的权力，纪委目前是我国反腐败的主要力量，但纪委几乎不受法律约束。废除纪委来说，目前不现实，但纪委的权力要受司法的限制。现实中的做法是，纪委反腐败的案子，存在大量的不让睡觉的变相刑讯，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根本没有审查的利益冲动，反而是一起联合纪委办案，因为在检察阶段刑讯逼供已经受到一些法律规制，因此，就前移到纪委阶段，因为纪委不受法律制约，湖州吴兴区法院的判决甚至明说，纪委阶段不受刑诉法的制约。现代司法判决说，纪委高于法律，恐怕也不只有这家法院。
第九，政法委，这个话题，太多的人讲过。政法委的存在，最关键的因素是削弱了或者废除了公检法之间的制衡，刑诉法规定的互相制约，在协调下，变为大三长会议，最后审查起诉，审判流于形式。因此，政法委的改革，也是非常关键。
因此，在一党领导下，司法改革仍有巨大空间，关键是执政党是否有决心把自己的活动，严格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有外部制约，事实上在党章、宪法中都有明确的规定。但是，这种规定，需要制度和机构设置才能落实。没有外部制约，如同只有交通规则，而没有交警。
三，千万和春住
通常来说，司法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闸门。司法的失守，对社会正义的打击是非常大的。《曹刿论战》中讲到：公曰：“余听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断之。”对曰：“是则可矣。知夫苟中心图民，智虽弗及，必将至焉。”，只要司法公正在，民心仍可用。目前，虽然司法弊端很多，但是，法律人心中，乃至民众心中，对司法改革的期望、路径仍颇多期待。即便是新加坡模式，其司法质量参照西方模式中的主要成分打造，但仍有自己的特色，为新加坡的金融中心、仲裁中心，提供了很大的支持。就近期而言，要留住民众对司法改革的信心，就要通过一定的司法改革来实现。
清龚自珍认为“世有三等”，即所谓“治世”、“乱世”、“衰世”，而“三等之世皆观其才”。即朝野的人才决定了是什么样的世道。“衰世”时从外表上看“类治世”，而从实质上看，则“左无才相，右无才吏；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而对才人、才士，即被不才之人”戮其能忧心、能愤心、能思虑心、能作为心、能有廉耻心、能无渣滓心“。此时，离乱世不远，民间”一啸百吟“，”有大高音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引自余世存文）。清史墨迹未干，兴亡殷鉴未远。返照当下，朝中，以摆平就是水平，搞定就是稳定，没事就是本事。对在野人士发表写批评意见，轻则施压，重则入罪。坦白说，现在朝野都在关心稳定，本身就表明不稳定的可能性很大。
改革的时机是有限的，时机一过，沉疴无药，无人能挽狂澜于既倒，但在危机来临前有所准备，时机来临时把握住，顺势而为，方显英雄本色。司法改革，花开花落，进进退退，但流年虚度。如果在春天没有播种，秋天来临时，我们会面临荒芜的大地。因此，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财经》年刊文章《胎动：中国未来十年展望 上 第八、九部分》
